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的思考

    摘 要：文章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理论联系实际问题来源于何、本质如何”、“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理论要不要‘联系实际、怎样‘联系实际”和“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被视为脱离实际的原因何在”问题谈了作者的思考和认识。

    关键词：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这个话题是档案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在档案学术界历数十年而不衰，众多知名档案学者如傅荣校[1]、陈永生[2]、罗力[3]、傅华[4]、吴玫[5]等纷纷撰文发表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理论联系实际”问题谈点个人思考和认识，不当之处，敬祈斧正。

    1思考之一：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理论联系实际”问题来源于何、本质如何

    1.1 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的来源。要探究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的来源，首先要弄清楚“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的来源，这恐怕要追溯到1942年我党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1942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6]这一段话被认为是对理论联系实际思想科学内涵的经典论述。“理论联系实际”在当时是作为“反对照搬照抄、本本主义”的指导思想提出来的，也就是要求灵活、有效地应用理论，讲求实际效果。笔者认為，一部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通常包括辅助理论（是一个由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组成的逻辑体系，是一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和典型例题（是根据由辅助理论对事物的典型现象进行解释、用以指导其他现象解释的例题的集合）两部分。从毛泽东同志论述“理论联系实际”这个问题的上下文看，他强调不能照搬马列经典作家的论述和苏联的经验，要多研究中国的情况，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规律性，上升为理论认识，其实质是要求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辅助理论而不能照搬典型例题。可见，这其中的“理论”只是相当于科学理论体系中的典型例题，在此后至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以及各种决议中，使用“理论联系实际”这一短语的场合，强调的都是这一点。因此，笔者认为，从科学理论研究的角度看，“理论联系实际”提出的初衷并不涉及辅助理论的研究，而只是涉及使用辅助理论解题的范围，严格来说并不是辅助理论研究的内容；后来由于学术政治化的时代背景，“理论联系实际”被引入到理论研究（其中当然也包括档案学理论研究）中，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实际上起到的是“促进发展应用技术、束缚基础理论深入研究”的作用。

    1.2 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本质。要探究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本质，首先要弄清楚基础理论研究中“理论联系实际”的本质。正如上文所述，如果按照“理论联系实际”提出的原意，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确实不存在“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因为还没有有效的理论可以作为解题的依据。这可能就是档案界有人认为“理论联系实际”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是一个“伪问题”的来由。那么，如果抛开“理论联系实际”提出的原意，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有没有强调“理论研究必须联系实际”的需要呢？笔者认为，确定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有否“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要首先确定“理论联系实际”的所指。笔者认为，这里的“理论”所指的就是基础理论研究。这里的“实际”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实践的条件，即使用实践方法的基础，是现象；二是指实践中遇到的情况，也是现象。这里的“联系”主要是指实践的方法和步骤，即运用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在解题过程中形成的方法、公式定律和步骤。因此，所谓的基础理论研究的“理论联系实际”问题，实质上是要求基础理论研究所产生的理论能够在解题过程中形成方法、公式定律和步骤。同理，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所指的就是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实际”也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档案工作实践的条件即使用档案工作实践方法的基础，二是指档案工作实践中遇到的情况；“联系”主要是指档案工作实践的方法和步骤，即运用档案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在解决档案工作实际问题过程中形成的方法、公式定律和步骤。简言之，笔者认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本质，就是要求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所产生的档案学基础理论能够在解决档案工作实际问题过程中形成方法、公式定律和步骤。

    2 思考之二：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理论”要不要“联系实际”、怎样“联系实际”

    2.1 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理论”要不要“联系实际”。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理论联系实际”对基础理论研究来说是不是一个完全不恰当的要求，如果是，那么，基础理论就不存在“理论脱离实际”问题，反之，则存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确定这个问题在科学理论研究中的性质。笔者认为，“理论联系实际”作为一种对理论研究的要求，实际上是一个理论评价的问题。因此，基础理论研究是否存在“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就转换成了在科学理论评价中是否存在与“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相联系的理论评价标准的问题。在科学哲学中，对于理论的评价有多种不同的看法，笔者比较赞同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看法，即评价科学理论是否进步的客观性指标是：是否具有精确性（在该理论的范围内从理论导出的结论应表明同现有观察试验的结果相符）、自恰性（不仅理论内部自恰，而且与相关理论自恰）、广泛性（其结论应该能解释与预期更多的现象、定律或分支理论）、简明性（以简明的方式表述丰富的内容，给现象以秩序）、成效性（应能形成大量的新的研究成果，解释新的现象与已知现象之间的前所未有的关系）。[7]可见，“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主要对应于精确性、广泛性和成效性这三个标准。因为基础理论还不是直接改造世界的步骤，因此，“联系实际”的要求对于理论来说，至少可分为三层含义：①从理论导出的结论应表明同现有现象相符合；②理论推导出来的结果应该可以解释更多的现象和已有的定律或分支理论；③理论推导出来的结果可以指导认识此领域的更多新现象及其现象之间的新关系，并能指导实践使用这些关系。但是，具体到实践的方法和步骤，即要求运用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在解题过程中形成的方法、公式定律和步骤，而不是基础理论研究的范围。不过，上述第③层含义，是产生实践的方法和步骤的基础。没有第③层功能的理论，不可能产生指导实践的方法和步骤。因此，“理论联系实际”所提出的理论评价要求是并无不恰当之处。即基础理论研究，是可以存在“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的。可见，“理论联系实际”作为一种理论评价要求，也可以成为一种指导理论建设的方向。因此，从理论评价的角度看，“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并不是与基础理论建设毫不相干。“基础理论不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的看法，至多只有抽象的意义。这样，如果认为基础理论的成果没有精确解释已有现象、不能解释更多的现象和已有的理论、不能指导在新现象之下发展实践，指责基础理论研究“理论脱离实际”也就理直气壮了。同理，“理论联系实际”作为一种理论评价要求，并不是与档案学基础理论建设毫不相干，它可以成为一种指导档案学基础理论建设的方向。笔者认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联系实际”的要求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来说，至少可分为三层含义：①从档案学基础理论导出的结论应表明同现有档案工作实践现象相符合；②档案学基础理论推导出来的结果应该可以解释更多的档案工作实践现象和已有的档案学定律或分支理论；③档案学基础理论推导出来的结果可以指导认识档案学领域的更多新现象及其现象之间的新关系，并能指导档案工作实践使用这些关系。

    2.2 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理论”怎样“联系实际”。上述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联系实际”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的要求的三层含义，前两层比较容易理解，第三层“③档案学基础理论推导出来的结果可以指导认识档案学领域的更多新现象及其现象之间的新关系，并能指导档案工作实践使用这些关系”在科学理论中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这要联系到档案学学科体系结构来看。一般认为，档案学是由理论档案学、技术档案学和应用档案学三个门类构成，三者之间具有发展关系的横向循环结构，即由理论档案学——技术档案学——应用档案学——档案工作实践，或是反向上升发展关系。[8]理论档案学主要以研究档案学基础理论为主，运用比较和抽象等科学方法探索档案学领域的发展变化的规律，其研究成果通常表现为概念体系及其关系。技术档案学的主要任务是：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对档案学理论与档案工作实践进行研究和改造，从而形成本学科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专门技术，为档案学得以独立于学科之林提供現实基础。而档案学基础理论成果具有成效性的标志之一，就是可以为已有的技术档案学提供新的发展思路或者提出发展本学科新的技术科学的思路。应用档案学的主要任务是在改造档案学领域和档案工作实践的过程中，应用档案学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同时融合其他学科的原理和专业技术，从而形成符合档案学发展规律和档案工作实践要求的档案学应用理论。从以上讨论可知，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就是要求档案学基础理论能够对档案工作实际情况做出精确的解释和判断，并且能够提出有效的发展本学科技术科学的思路。

    3 思考之三：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被视为脱离实际的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被视为脱离实际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档案学基础理论中“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的认识流于表面。具体表现为：对档案学基础理论中“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不求甚解，不作深入细致的理论分析，缺少对“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的理性思考，似乎某些论述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全然不考虑政治话语与理论话语的区别，使得对“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的争论陷入了表现政治正确或者政治批判的怪圈，长期以来，找不到与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接轨的具体方式，形成了对“理论联系实际”的争论恰恰脱离了档案学学科理论研究之实际的“奇景”。

    其二，在档案学基础理论建设中缺乏对科学评价标准的自觉运用，导致大量不能精确解释已有档案工作实践现象与不能包含更多已被公认的档案学基础理论成果及档案工作实践新现象的研究成果的出现。另外，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移植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时，只是解释已有的现象，缺乏对方法的创造性运用，形成了“词语创新式”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理论成果。又或者认为档案工作实践现象的理论解释，学科会自动完成，不屑于解释已有的档案工作实践现象，导致大量没有体系的观点的反复争鸣，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始终在低层重复。殊不知新的档案学基础理论就是反复解释被旧的档案学基础理论解释过的现象，并且在解释中寻找和体现创新的思路。

    其三，档案学基础理论成果张力不够，没有能够形成延伸到技术档案学和应用档案学的理论逻辑，因此，也就无法产生指导技术档案学和应用档案学发展的新思路，变成了纯粹的现象解释理论。

    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被视为脱离实际的原因，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赘述。由于笔者能力水平所限，本文只是触及了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理论联系实际”问题，而这一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愿对此问题有兴趣的档案界同仁共同深入分析探究这一问题，从而逐渐解决档案学基础理论中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推进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傅荣校.论理论与实践的相对脱离[J].中国档案，1995（1）.

    [2]陈永生.论档案学基础研究的联系实际问题[J].山西档案，1996（4）.

    [3]罗力.档案学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原因[J].山西档案，1994，（5）

    [4]傅华.理论与实践：为什么不统一[J].中国档案，1994（1）.

    [5]吴玫，王振银.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与结合[J].中国档案，1995（2）.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1～815.

    [7]舒炜光，邱仁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评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22.

    [8]管先海.对档案学理论研究价值取向的理性思考[J].档案管理，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