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兵团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谭斌 于峰
[摘要]本文利用“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兵团部分调查数据，从可能潜在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若干因素，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兵团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现状。研究发现，提高城镇化水平、改善经济状况、改善居住条件、加强对非组织老人的关爱、减少孤独感、提供老年人之间互助的条件、消除对现有住房的产权顾虑及为在疆外有子女的老人提供子女探视便捷性均有助于提升兵团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相比于其他地区，兵团老年人在家庭经济决策方面似乎更加民主。
[关键词]兵团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D66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18）03—0041—08
[作者简介]谭斌，男，石河子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于峰，女，新疆兵团老龄办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兵团城镇化进程中的老龄化问题。
一、研究背景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提出“到2018年率先在西北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兵团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组织，肩负着稳疆兴疆、屯垦戍边的重大使命，兵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着十分深远的特殊意义，且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要想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必须统筹协调好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特别是处理好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是保持兵团社会自身稳定、履行好兵团使命并保持兵团各项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据统计，兵团每年大约有1万多人进入老年行列，兵团老龄化程度将会不断加深。2013年，兵团总人口约261.4万人，6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46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先于全国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入老龄化社會。从老龄人口年龄结构来看，兵团与同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情况正好相反，高龄老年人占据较大比重（图1），这意味着兵团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必须同时面临老龄化问题的现实挑战，几乎没有缓冲期。因此，重视研究老龄化问题，对于兵团来说已刻不容缓。
本文试图以“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兵团数据为依据，以兵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背景，以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为视角，对兵团老龄化方面的问题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二、文献概述
近年来，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针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生活满意度是指每个人在生活各方面所产生的一种需求和愿望，当这种需求和愿望得到满足时，将会产生一种主观上的满意程度，这种主观上的满意程度可以作为测定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陶国枢（1998）认为生活满意度也是测定老年人生活质量与生活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1]同时，生活满意度也是衡量老年人心理健康状态的一项重要内容，可从一个侧面反映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国内对老年人口生活满意度主要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涉及人口特征、社会经济、健康、社会支持、居住方式等（熊跃根，1999；王莹等，2004；李建新，2007；张文娟等，2004；曾宪新，2011）。[2-6]同钰莹（2000）的研究表明，亲情感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7]冯晓黎等（2005）的研究表明，经济收入、婚姻家庭状况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8]李德明等（2006）研究发现，一般人口学变量和客观因素通过对具体满意度的作用而对总体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9]孙鹃娟（2008）在分析了影响北京地区老年人总体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后，认为北京市的老年人整体满意度较高，且城市要高于农村；[10]金岭（2011）通过对上海市老年人相关数据的研究发现，经济状况自评和健康状况自评也成为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11]
有关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是专注于兵团城乡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文献比较罕见。本文试图以兵团60岁及以上的城乡老年人口为研究对象，以学界通常认为可能潜在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如个体特征、家庭支持与经济情况、社会支持与参与情况等）为依据， 探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兵团如何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促进兵团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三、数据处理与分析
（一）样本数据的选择
由于兵团的老年人口主要集中于北疆地区（姚东等，2014），[12]“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首次纳入这种全国性调查的兵团数据也集中于北疆团场完全符合这一特点。因此，此次调查数据对于兵团老年人口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本次按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区县老年人口数量构造抽样框，计算初始权数，计算方法为：以县为初级抽样单元（PSU），PSU下每个老年人入样概率相等，权重也相同，不同PSU入样概率和权重不同。依此原则，抽中三个北疆团场每一团场调查了3—4个居委会，共发放问卷360份，收回有效问卷359份，样本有效率99.7%。样本分布具体情况见表1。
（二）样本特征
调查样本的人口学特征如表2所示：男女比例基本相同，户籍以非农业为主，民族以汉族为主，文化程度总体相对偏低，以初中及以下文化为主。60岁以上的年龄段均有覆盖。一半以上（53.9%）的老年人有配偶，丧偶的老年人比重较高（43.2%）。
（三）变量的调整与选择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兵团老年人自评的生活满意度。我们以问卷中的“总的来说，您觉得自己幸福吗？”来测量兵团老年人总的自评生活满意度。该问题的有效回答为“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一般”“比较不幸福”“非常不幸福”五个等级，本文将其转换为二分变量进行处理，即将前两类合并为一类，表示为“满意”，将后三类合并为一类表示为“不满意”。这种处理虽然丢失了一些信息，但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且简化了处理过程（见表3）。
解释变量主要涉及人口学基本特征、健康情况、经济情况、家庭与代际支持情况、社会参与等方面，并对所涉及的具体变量根据后续分析的需要进行了适当调整（主要是克服某些取值频率的稀疏性）与重新编码。在此基础上，运用卡方检验和方差分析对可能影响兵团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各潜因素进行了筛选（选择标准：卡方伴随概<0.05，虽然个别变量大于0.05考虑到可能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变量故仍予保留），为后续的模型选择具体解释变量（见表4、表5）。
（四）研究方法与分析
本文使用SPSS18.0“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软件，采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对影响兵团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将以上确定的解释变量基于有条件向后逐步回归法带入模型，并根据条件似然比检验剔除不显著自变量；另外，考虑到年龄与其他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也可能会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为此我们在模型中引入了年龄与自己觉得的经济状况、年龄与婚姻情况、年龄和您和老伴是否有单独居住房间等交互项，但最终只有年龄与自觉的经济状况的交互作用是显著的，且单独年龄项被剔除，由此得到两个回归模型结果（见表6、表7）。
在不引入交互作用的情况下，就被调查老年人个体特征来看，年龄大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似乎更高，可能是现在的生活与这些老人曾经走过艰苦岁月相比让他们感受到了生活在当下的幸福，可以看出年龄与生活满意度成正相关关系，且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这一点与李德明等（2006）、刘吉（2015）[13]结论相同，由于年龄的正向作用往往超过了负向作用，因此老年人年龄越大，生活满意度评价越积极（骆为祥等2011）。[14]非农业人口的老年人相比于农业人口的老年人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发生比是后者的22倍多，且统计性比较显著），这可能与非农业人口的老年人在城镇化进程中所获得的较多社会化服务不无关系，这一点与张友琴（2002）[15]、孙鹃娟（2008）、孙奎立等（2010年）[16]结论相同。保有各种组织关系的老年人相比于其他老年人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发生比是后者的近3倍多，且统计性比较显著），这可能与这部分老年人退休以后依旧经常受到原有组织关怀和帮组有关。自我判断健康的老年人比自我判断非健康老年人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发生比是后者的6倍多，且统计性显著），尽管这种对健康的判断有老年人的主观性，但这说明健康对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经常感到温暖的老年人比经常感到孤独的老年人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发生比是后者的4倍多，且统计性显著）。
觉得自己经济状况好的老年人比感觉经济状况不好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更高，前者发生比是后者的近2.5倍（且统计性显著），看来经济问题是制约老年人提升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如冯晓黎（2005）的研究结论：经济收入越高，生活质量相对较高，生活满意度也会相应提高。与有子女居住在省外的老年人相比，没有子女居住在省外的老年人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后者发生比是前者的2倍（统计性比较显著），说明老年人更希望得到子女近距离的陪伴和关心。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独居在变量筛选时是显著的，但却未进入模型，可能原因是老年人虽然愿意得到子女近距离的陪伴和关心，但又不喜欢“代沟”的原因造成生活上的相互干扰。家里大支出自己说了算相比于协商而言，协商使生活更满意一些（发生比是自己说了算的近3倍，且统计性显著），这与孙奎立等（2010）结论不同（家中开支不能做主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偏低），配偶说了算相比于于协商而言也让老人感觉不满意（统计上不显著），虽然子女说了算相比于协商而言让老年人感觉满意，但统计上也不显著。对住房满意老年人相比于不满意的老年人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前者发生比是后者的近2.6倍，且统计性显著，看来良好的居住条件和环境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居住的房屋类型虽和是否购买过健康保险均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影响，但均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愿意帮助有困难老人的老年人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其发生比是持否定态度老年人的近3.9倍（且统计性显著），说明乐于助人的老年人更容易获得生活上满足感。虽然向社区提出建议、享受到公费医疗和购买过健康保险也能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但在统计意义上均不显著。
在引入交互作用影响后出现了以下改变：解释变量年龄及经济状况自评消失，取而代之两者以交互项的形式出现，解释变量是否购买过健康保险消失；解释变量离退休前的单位性质及是否有产权属于自己的房子出现在模型中。这里主要解释变化比较显著及新增解释变量，具体为，其他性质单位的老年人相对于离退休前单位为党政、事业、国企及部队的老年人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发生比前者是后者的3倍（且具统计性显著），这可能是离退休前单位为党政、事业、国企等的老年人感觉福利待遇比在位有所下降导致了生活满意度降低，离退休前单位为集体企业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也不如离退休前单位为其他性质单位的老人，但这种差异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有单独居住房间的老年人可能生活上常常會感到孤独和生活不便，因此相比于没有单独居住房间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不高（且统计性显著），和有产权属于自己的房子的老年人相比于都没有的老年人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发生比前者是后者的为2.37倍（且统计性显著），可能是拥有房屋产权可使老年人更具安全感和多一份留给子孙的财富由此提升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觉得自己经济状况好的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比感觉经济状况不好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更高，生活满意发生比前者是后者的为2.37倍（且统计性显著），这说明十八大以来的五年里，企业职工养老金连年增加，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互动实实在在的惠及了兵团老年人，增加了他们的获得感，从经济层面提升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四、结论与思考
从兵团老年人自评的生活满意度来看，满意与不满意分别占到76%和24%。其中，对其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的定性因素，个人特征包含性别、婚姻情况、对健康的自我判断、孤独感、每周锻炼情况、视听力状况、日常生活自理情况、离退休前的单位性质、政治面貌；家庭支持与经济情况包含自觉的经济状况、家里大支出决定权、对现住房满意程度、住房类型、是否和老伴有存款、是否和老伴有属于自己产权的房、是否独居；社会支持与参与包含是否参与社区活动、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自身权益维护意识、医疗保障程度、助人意识等；定量因素包含存款的多少、现住房遇到的问题数、参加公益活动的数量、优待项目数、经常参加公益活动数量。
对兵团老年人自评的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进一步回归分析来看，在不引入交互项情况下年龄、对健康的自我判断、孤独感3个个人特征因素，家里大支出自己说了算、对现住房满意程度2个家庭支持与经济情况因素以及乐于助人1个社会支持与参与因素对兵团老年人自评的生活满意度有极其显著的影响，2个家庭支持与经济情况因素（自觉的经济状况、是否有子女居住在省外）对其生活满意度有比较显著的影响；引入交互项情况下，政治面貌、对健康的自我判断、孤独感3个个人特征因素，家里大支出自己说了算、对现住房满意程度、是否和老伴有属于自己产权的房3个家庭支持与经济情况因素，乐于助人1个社会支持与参与因素，经济状况自评与年龄的交互项对兵团老年人自评的生活满意度有极其显著的影响，1个个人特征因素（离退休前的单位性质——主要是党政、事业、国企等），3个家庭支持与经济情况因素（是否有子女居住在省外、居住的房屋类型——平房、有单独居住的房间）对其生活满意度有比较显著的影响。
根据李爽等（2015）的预测，大约在25年以后，即在2028年左右，兵团人口会迎来老龄化高峰，[17]老龄化速度进程快、程度深，是兵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即使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也是沉重的老龄化小康社会。因此，关爱兵团的老年人，提升他们生活满意度，是未来兵团社会稳定、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效可持续性的需要。从我们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提高城镇化水平、改善经济状况、改善居住条件、加强对非组织老人的关爱、减少孤独感、提供老年人之间互助的条件、消除对现有住房的产权顾虑及有子女在疆外的老人提供子女探视便捷性，均有助于提升兵团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另外，相比其他地区，兵团老年人在家庭经济决策方面更加民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劳、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总之，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是顺应十九大报告要求的具体要求，更是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的客观需要。对于新疆兵团来说，关爱老年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确保兵团稳定、兵团事业可持续发展、履行国家赋予兵团使命的内在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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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银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