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档案，一本难念的经
姜龙飞
一
口述档案，或曰口述历史，现在很热，做的人很多，但这个事情的名声不太好，质疑声不断。这是一本难念的经。说实在的，根据我自己的实践，口述档案，包括回忆录，的确有许多弊端，需要我们随时提醒自己不可轻信，这个东西常常靠不住。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状况是，口述档案肯定要做，必须去做，它的历史价值毋庸置疑。其面临的危机，不在于做不做，而在于谁来做、怎样做。澳大利亚史学家帕特里克·弗雷尔曾经很尖锐地讽刺说：“口述档案正在进入想象、选择性记忆、事后虚饰和完全主观的世界……它将把我们引向何处？那不是历史，而是神话。”这，至少应当是我们随时警惕的。
且举两例我自身的所见所闻。
吾性愚钝，原以为上一个、再上一个世纪的故人旧齿，总该嘴脸靠谱、模样定型了吧！一轮轮江山代谢，几辈辈披沙拣金，还不早就把那些历史的过客看得明明白白清清爽爽，忠奸真伪俱已盖棺论定！吾辈晚生只需坐享其成，接受现成的答案便是。
但是且慢。答案的确有过，史德却常遭忽悠。
十几二十年前访问一位老先生，听他大侃从报效法租界捕房，到出息成和洋人平起平坐的华裔督察，往事骄人，眉飞色舞。其自诩当年是何等的酷求进步、急公好义，为中共地下党效力卖命，不惜冒着极大风险，掩护过的我党潜伏精英个个如雷贯耳。一席访谈，令我对老先生肃然起敬，为他此后身陷囹圄20多年的遭际大呼不平。不料时隔未几，我就在另一次完全不搭界的查阅历史档案的过程中，极其偶然地、着实意外地看到了这位老先生的大名。抗战胜利后，此老因汉奸罪，被上海地方法院判刑三年。原来上海沦陷期间，他曾出任日伪警察分局长，和小日本傍肩共事，其形其迹，连国民党都不屑与容啊！
如此旧愆，老先生对我当然绝口不提。我也全然忽略了其所枚举皆为孤证，斯时人间竟无活口可予证实。
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有媒体突然报道重庆一位国民党老兵临终前的口述，称当年身为国军中尉的他，率领一个工兵排，载锹载划，衔枚夜出，硬是靠人工掘开花园口黄河堤坝，以水代兵，挡住了西进的日军。
读到这样的报道，真是让我啼笑皆非。说来也巧，花园口决堤档案，偏偏是我曾经查阅过，并且认认真真作过摘录的。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记载，1938年5月末，沿陇海路西犯的日军连陷归德（商丘）、睢（suī）县、兰封、杞（qǐ）县，直逼开封，拟取郑州至许昌之线，“最后由西安略取汉中，进而窥伺我西南大后方”。走投无路之际，蒋介石决定孤注一掷：掘开黄河南堤，将日军隔绝于豫东，俾郑州得以保全。
最高统帅部命令下达，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即令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定于6月4日午夜12时掘堤放水，选址中牟（mù）县赵口地方。
4日上午6时，商震所部53军的一个团开始行动，然而直至5日上午，坚固的赵口堤防仍未掘开。蒋介石在武汉得悉后，打电话申饬商震：“严厉督促实行。”商震连忙加派39军刘和鼎的一个团，并“悬赏千元（后增至两千元），期于当夜工程完成”。经用炸药爆破，至晚8时许，堤防掘开，开始放水，然而仅流丈余，便因“缺口两岸内斜面过于急竣，遂致倾颓，水流阻塞不通”。第一次决口失败。
无奈，刘和鼎只得“在第一次决口迤东三十米处，另派一团作第二道之决口”。然而口子掘开后，“起初水势甚猛，后以颓塌阻塞”，决口再告失败。蒋介石闻讯后，“异常焦灼，日必三四次询问决口情况”。同时命新8师蒋在珍部，着即前往增援。蒋在珍以为，赵口选址欠妥，建议另择花园口作第三次掘堤。6月8日， 蒋在珍的两个团，分由河堤南北两面同时动工，用炸药将堤内斜面石基炸开，于6月9日午前9时放水。黄河居高临下，最初水势不大，因主流线未南移。至午后1时许，水势骤猛，似万马奔腾，一泻千里。第二天又下了一整天雨，流量再增，“水深丈余，浪高三尺”， 豫东大地，顿成泽国。
此役使日军损失大量兵员辎重，西进计划被迫受阻。然而，溃堤后的黄河水夺路而奔，直泄淮河，沿途淹没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县5.4万平方公里土地，1250万人口受灾，89万人丧生。1947年堵口后，泛区皆成不毛之地，电影《焦裕禄》从兰考摄取的镜头，狂风肆虐、沙尘滚滚，便是黄泛区的真实写照。
黄河大堤，历经千百年一代又一代人的精心加固，不说固若金汤，但怎么可能由一个小小中尉率领的工兵排，凭借原始的锨镐就轻松捅破了呢？常识咋就那么经不起忽悠呢！
两位老人如今都已作古，再无可能还史德以贞洁，然而他们留下的种种传奇，直到几个月前，我还在新的出版物中，读到有人将其中一位的忽悠当信史载入……
二
当然，口述档案也绝非一无是处，忠实历史、注重史德的讲述人终究还是有的，只是忠诚的程度各有不同。崔永元曾经说过，“民间历史不只是官方历史的补充，有时候还是一种更正”。他们的口述基本或大部分可信，这些口述构成了我们了解和还原历史的重要依据。
同样举我的亲身经历。
三年前，我参加过上海市公安局组织的一次离退休老干部征文评审，此后结识了该局离休老干部王征明。王老当时已高龄92岁，但精神矍铄、头脑清晰，特别是记忆力惊人，六七十年前的人物、事件，照样脱口而出、如数家珍。
王老出生于1923年，15岁参加八路军，16岁入党，1940年转入新四军，抗战期间历任新四军军部参谋处科员、8师侦察参谋、军部侦察处副科长、情报处一科科长等职，参加了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爭。上海解放后，历任市公安局社会处三室主任，政治保卫处副处长、处长，1954年4月调公安部，原拟任二局副局长，因受牵连而实任二局情报室主任。1955年4月5日，作为潘扬冤案主要骨干被捕，关押6年零1个月，“文革”期间再度被捕，关押7年半，先后两次，在北京功德林和秦城监狱度过了漫长的13年零7个月。1983年彻底平反，调回上海，任上海市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副主任。现离休。
多年来，王老一直有个愿望，即完整地记录下那段历史，特别是1949-1955年上海解放初期隐蔽战线的斗争史。然而非常奇怪，尽管平反以后他亲手动笔，或口述介绍过其中的一些片段，但都是零星的、碎片式的，其完整再现这段历史的心愿竟然始终不能实现。而这段历史因为潘扬冤案的发生，长期以来被基本掩盖和抹杀了，王老认为这是对历史极大的不负责任。
经过上海市公安局老干部处和公安书刊社的撮合，我被推荐为再现这段历史的执笔人。
说实话，经过长期的观察和体验，我对纯粹以个人为对象的历史写作已经越来越不感兴趣，甚至反感。只要面对个人，即使你不想造假，假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因为，人对记忆天然具有一种筛选本能，会下意识地趋利避害，留存对自己好的、有益的，去除坏的、不利的。当他将这些经过筛选的记忆表述出来，你就只能获取他所谓的正面记忆和叙述，而不可能反之。可以说，凡是针对个人的单一记述，无论正面或负面，最后形成的记忆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因而也是扭曲和失实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大量口述、回忆录等等，都有这个毛病。要么好上天，要么坏到根。但是哪有一个政治人物会如此单一呢？因而我虽然被推荐，但心里很犯踌躇，充满戒备。
经过和王老一段时间的直接接触，我最后还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次委托。关键理由如下：
我原来以为自己将要写作的是一部有关王老的个人传记，但实际不是，王老的愿望很明确。由于潘扬冤案的发生，1949-1955年的上海隐蔽战线斗争被严重遮蔽，至今没有得到完整记录，一旦他们这些人全部老去，这段历史将彻底断裂，而现在，曾经亲历这段历史的，全上海只剩他一个人了，为此他忧心忡忡。他不是要记录他个人的丰功伟绩，而是要为一个群体树碑立传，为一段被人为忘却和抹杀的历史唱一曲悲壮的挽歌。
听了他的这番话，我有醍醐灌顶之感，非常震撼，对老人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他代表的，是无私无畏，既有信仰又有智慧的真正的老一代革命者，而不是那种假模假式的党棍和政客，那种人心目中只有利益，没有信仰。具有王老这种襟怀的共产党人，现在恐怕是寥若晨星，想找也难啦！
经过一年多近两年的准备，2015年12月我开始正式动笔，半年后，全书完稿，取名为《血照汗青——1949-1955上海公安隐蔽战线斗争史》，全书21万字。去年5月底分送王老和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审阅。王老的审阅意见很快就出来了，除了作部分微调外，老人对全书说了很多赞誉之词，倍加肯定。而送市公安局的稿子，至今还在国保、安全、机要等部门转，没有下文。王老本人业已催促多次，仍然看不到明显进展。
三
尽管这部书的写作对象是上海公安隐蔽战线这个群体，但群体都是由单个的人组成的，因而写人必不可少。其中，有关潘汉年的书籍文章已经出了不少，因而我作了写意式的处理，基本上一笔带过，而把重点放在了对扬帆、王征明，以及李涤非、钱明、桂苍凌（即杜宣，著名剧作家）等人的记录与追述上。他们是一个群体，是1949年进城以后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后改政保处）的主要成员，而这个处，职能相当庞大，基本综合了当下公安部门刑侦、治安、政保、国安、技侦等多部门的工作。上海市公安局1949年6月成立的时候，除了李士英局长和扬帆副局长，下设只有7个处：秘书处、人事处、社会处、刑警处、行政处、消防处、供给处，组织机构极为精练。可以说，社会处为建立和巩固刚刚到手的中共政权立下过汗马功劳。但这个处的成员后来被一网打尽，现在除了王征明，其余人都已驾鹤西去。
暂且撇开对口述档案一般意义的阐述，我感觉，口述档案的最大好处，那就是借助亲历者的语言、表情等等，你可以听到或看到一个鲜活的历史现场，栩栩如生，历历在目。
扬帆这个人物，王老在新四军时期就跟他在一起，进城后，扬帆是首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社会处处长，王征明是三室主任。1950年初，首任局长李士英调任山东省公安厅，扬帆继任局长，王征明接任政保处处长。
扬帆是个才子，正宗的北大中文系毕业生。事实证明，凡是才气过人的人，几乎人人个性十足，扬帆也不例外。锋芒毕露、桀骜不驯、认理不认人等等，在他身上显得尤其突出。采访中，说到扬帆，一次我问王征明老人，他的脾气好像蛮大？王老呵呵一笑，说，那脾气大了去了！扬帆的确谁都不怕，连皖南事变后的代理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他都敢公然顶撞，拒不服从工作调动，原因是和工农出身的老红军合不来。但这个理由摆不上台面。扬帆自己也不断自我检讨，曾经痛心疾首地反省道：“闲来无事恨重重/十万悲欢一瞬空/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狂人故态抛难尽/名士歪风整未穷。”
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很难交融，在中共党史中屡见不鲜。撇开其他方面的影响不谈，这种冲突往往影响到许多人的个人命运。面对扬帆的“臭脾气”，陈毅不得不亲自出面做工作，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也告诫他：“你这种人，在古代叫名士，在旧社会叫狂人，就个人主义讲高超可爱，在党内来说，党性不强，皇帝老爷要杀掉你，蒋介石也要杀掉你，曹操之类的领袖也杀杨修，只有在毛泽东的党里你还不要紧，如不改正，亏总是要吃的。” 黄克诚的话，至少部分预测是准确的，扬帆不仅吃亏，而且吃了大亏。从某种意义上说，性格决定命运是有道理的。这些细节，如果不是口述者的描述，在正规出版物中往往读不到，或被某些历史著录者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但我对这些细节特别感兴趣，它对我有历史带入感，是感28真实的一個重要触点，让人有触摸到岁月肌肤的鲜活感。
王征明本人也是殊为不凡。他的突出之处有三，一是直接参与了1948年对国民党济南守将吴化文的策反，促使其在济南战役打响后，率部2万余人起义。陈毅对此有过评价，认为此举大大减少了我军的伤亡。即使全国解放后山东老百姓组团南下，强烈要求清算吴化文，也被陈老总坚决制止。共产党人不能言而无信！吴化文部后改编为解放军第35军，是攻入国民党南京总统府的第一支部队。已故著名油画家陈逸飞的大作《占领总统府》，画的就是这支部队。二是深入敌后，直接指挥了1949年4月大军渡江时的江阴炮台起义，致使一个师的国民党炮兵一炮未发，拱手让出江南门户。三是在潘汉年、扬帆的领导下，亲身参与并指挥了上海解放初期所有重大案件的侦破，如八次针对陈毅及华东局高层的刺杀案、“二六”大轰炸敌特电台案、新中国首起中情局间谍案等等。
王老今年已是95岁高龄，依然头脑清晰、声若洪钟，身体之健朗远在一般老人之上。我最近刚收到他写的《法欧纪游》，长达3万多字，虽然写作时间是7年前，但老人对旧稿又做了整理修订，文笔之细腻，记叙之周详，实非一般游记可比，可见其思维之清晰、体魄之硬朗。我由衷祝愿老人健康长寿，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历史性标本，永远屹立不倒。我也将继续追踪记录下去。
找到并且找对一个口述对象，得以将这本难念的经继续念下去，既是我个人的幸运，又何尝不是历史的幸运、国家和民族的幸运？至少，这样的口述可以让今天和今后的人们，看清楚原装的共产党人该是何等样骨血，不要被假冒伪劣的赝品弄蒙了圈。
（作者单位：上海市档案局 来稿日期：2017-0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