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艺术的地域形象传播刍议及其 对贵州外宣的启示
彭奇伟
电影作为一门兼容多种艺术门类与现代科技于一体的综合体，在艺术表现上，既有着诸如戏剧、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的特征，同时又因其独特的蒙太奇式视觉画面的组接技术而拥有了超越其他艺术的表现方式。
《2017年-2018年全国影院市场十大观察》显示，2017年全国影院市场的影院数量、观影人次、覆盖场次等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全国影院增至9342家，同比增长18.1%；观影人次增至16.2万人，同比增长18.1%；观影场次为9449.6万场，同比提升26.6%。同时，数据显示，从2012年至2017年，全国电影消费景气度止跌回升，影院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0.15%，份额呈逐年上升趋势。[1]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电影已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电影艺术，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其承载的娱乐、教育、宣传等社会功能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越來越被看好的电影消费、越来越广泛的观影人次，也为电影艺术成为地域形象传播的重要手段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一、 电影艺术的地域形象传播价值
一份基于北美地区的调查研究表明：电影能够反映、建构国家形象，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电影是北美受访者了解中国时选择频率最高的媒介——高于网站、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介，大大高于报纸、书籍等传统媒介，中国电影在媒介体系中的传播效果突出。
该研究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形象的整体评分上，三年内看过中国电影的受访者普遍比没看过中国电影的受访者打分更高；受访者观看中国电影的数量越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分越高。这说明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下，中国电影的对外传播正推动着中国国家形象的进步。[2]对于国家来说如此，对于一个地区、某个地域的文化和形象传播，也当如此。
中国电影诞生于1905年。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说中国电影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地域性或地域化的问题，地域的独特性成为我国电影发展的内驱力，是地域形象传播的外在需要。中国电影中的地域性以及负载其上的文化意蕴，主要表现在地域风景、地域风俗以及地域语言这三个方面的呈现上。基于此，一部部电影呈现出了个性鲜明的地域性格和特点彰显的地域形象。
首先应表明，在很大程度上，对一个地域的初始印象会直接影响人们对于此地的态度。撇开室内剧不谈，电影具有直观呈现地域风景、生活环境的巨大优势，成为观众能够以间接的方式却是直观的视觉体验形成对该地域特征的颇具感观冲击力的印象。看电影时，最先进入观众视线的是故事情节发生、人物活动展开的地域环境，故而某个地域的自然环境成为电影创作者要着重要考虑的一个重要背景资源，这一资源的展现将极大程度地成为向观众传播该地域初始印象的重要元素。[3]
在对地域风景的呈现方面，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第五代导演的电影中对此有着相当的自觉性，表现较为突出。如对西藏风景的展现，多集中表现“日光之城”拉萨、“最后一片处女地”可可西里、“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日喀则、“天上仙境、人间羊卓”的羊卓雍措等地区以及“人类最后密境”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世界高峰珠穆朗玛峰等风景，第五代导演多着眼于这些地区的风景拍摄，使得西藏成为了各类影视题材的热门拍摄地。西藏不仅有着原生态的自然风景，更有着神秘而遥远的民俗景观，以及圣洁虔诚的佛教文化景观，故而众多导演在展现独特风景的同时，更注重挖掘风景背后蕴含的人文精神。如《红河谷》（冯小宁导演）中的西藏地域风情既作为电影情节开展的独具异域风采的物质载体，同时更成为当地人精神风貌的外延性呈现。诚如电影在片尾所呈现的，成千上万的牦牛奔跑在草原之上，似乎正是藏族人民永不屈服、永不毁灭、执着向前的精神象征。再如《可可西里》（陆川导演）中，辽阔而遥远的可可西里无人区自然风景与奔跑的藏羚羊相融合，使得地域风景散发出颇具人格魅力的独特气质，坚韧、无畏而淡然。除西藏的地域风景被广为传播，其他地区如东北、西北、江南、湘西等独具地域特色的风景也通过电影为观众所熟悉，成为当地的一张文化名片，也成为观众了解其地域性特征的一个重要窗口。
对地域民俗展示得最突出的，莫过于王全安导演的《白鹿原》。电影一开场，陕北高原的特有场景、陕北民歌的特有韵味、陕北窑洞的特有印象，瞬间就抓住了观众的心。同时，电影复合以二元对立的叙事方式和以“祠堂”为中心元素的故事呈现，“陕北”就此深刻地印在了观众的心底，挥之不去。
方言能够折射出地域文化的深度，使影片更具地域文化的底蕴；电影对方言的集中应用，又是对一地文化的高效传播。如宁浩导演的《疯狂的石头》，就形象地展现了四川方言的独特效果，使观众产生无限遐想，又极亲切感和喜剧效果。理论研究与电影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电影这一独特的视觉艺术在反映、建构和传播地域形象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着重要意义。
二、 贵州电影对于贵州形象的传播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挑战，亦是难得的机遇。贵州少数民族电影以独特的美学特质与审美特征在国际舞台上收获了赞许的目光，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在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现自我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民族文化是根基，是根本，在坚守自我的基础上，合理地接纳“他者”文化，才能够将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真正地连接起来，实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效融合。[4]
现代社会，电影已成为文化宣传的最佳也是最直接的方式之一，以怎样的方式将贵州文化合情合理地融入电影中，借此向中国观众、世界观众宣传贵州形象，形成政府官员、电影导演以及文化学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重点。电影艺术，正成为贵州价值与贵州形象传播的重要手段和形式。
宁敬武的作品《滚拉拉的枪》是近年来鲜有的一部反映贵州形象、宣传贵州文化的优秀电影。[6]影片讲述了一个苗族男孩滚拉拉寻父以及长大成人的故事，电影选取孩子的视角，凭借诗情画意的风情、舒缓平和的故事叙述将本真而质朴的苗寨文化、淳朴而温馨的人性之美生动地展现了出来，透着浓浓的苗族文化内蕴，也流露出宁敬武导演深沉而亲切的人文关怀。
赵薇导演的处女作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对于贵州人来说，是一番别样的情结，黄果树、儒林路、火车站、石头寨小巷、坝陵河大桥……当贵州人看到这些熟悉的画面出现在电影里时，结论是“原来安顺这么美”。
《云下的日子》片中许多景色取自黔西南州的兴仁县老街、马岭河峡谷、贞丰双乳峰和万峰林，在山水如画的背景下描述着一个时代的变化过程。
连获国内外十项大奖的电影《路边野餐》，是一部既现实、又诗意的文艺小片。影片讲的是一个中年医生，受双重委托去镇远，路上经历了一个奇特的村子……导演家乡贵州凯里在影片中充分曝光，那个神秘的村庄“荡麦”看后让人印象深刻。
贵州电影《云上太阳》也彰显了贵州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2011年入围第1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新片展暨传媒大奖单元”，受邀参加第五届法国巴黎中国电影节，在高蒙歌剧院大电影院进行首场特别放映、反响热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底，一部首次以外國人的视角来展现多彩贵州和黔东南形象的电影《云上太阳》被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选定为外宣影片，将被译成英、法、西、德、俄等语言，给驻外使领馆提供使用。这部电影以独特的视角向全世界多方面地呈现了贵州形象，尤其是贵州的民族文化，如苗族医术、古法造纸术、民族服饰、锦鸡舞，等等，贵州这些极具民族性与传统性的文化元素在对外文化宣传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形成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7]
2012年起在贵州开始涌现的微电影创作，为“电影艺术传播贵州形象”增添了活力。例如《脚印》，是一部反映贵州两代基层信贷员扎根农村、服务三农的微电影，获全国故事类金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编剧奖，还有如《中国货车》（登上“2016第三季度最佳网络微电影排行榜”）、《缘分西江》（以西江千户苗寨为背景）、《你不来，我不老》《与火车激情赛跑》等数十部。[7]
三、 对贵州外宣的启示
现如今，电影艺术已成为大众最重要的娱乐消费工具之一，政府部门亦充分认识到了电影艺术对于受众在情感导向、价值认同、思想引导等方面所具有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故而，电影创作者愈发自觉地担当起传播地域形象的重任。这也给贵州的对外宣传工作带来了一些启示。
首先，借助电影艺术传播积极向上的贵州精神和贵州价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以启迪心智、陶冶心灵、温润人格为追求。传播贵州地域形象的电影艺术，应当传播贵州精神和贵州价值。《白鹿原》若不是地域精神作为统摄全篇的暗线和支撑，恐怕也不会影响得那么深、流传得那么广。《滚拉拉的枪》若不是基于文化意蕴和人文关怀的贵州价值的传递，恐怕也无法成为近年来少有的最能反映和宣传贵州文化的优秀影片。
其次，传播贵州的电影艺术应具备基于“观众意识”的故事性与艺术性的深度融合。可以说，观众是电影艺术的衣食父母。新媒体传播学，讲求“用户思维”。电影艺术，应当讲求“观众意识”。优秀的电影作品，一定是能够经得起观众和专家的评介以及市场检验的作品。经得起观众评价的电影，必然有能打动人的故事、能吸引人的呈现，兼具故事性和艺术性。《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若不是因为主题锁定在能引发共鸣的“逝去的青春”，不是精彩无比的故事张力和娓娓道来的感染力，恐怕也不会被央视等主流媒体热捧为“内地十年来最好的青春片”。贵州元素的传播效果，毫无疑问地也将大打折扣。
再次，应体现基于自然、人文、文化的贵州特点。电影艺术的地域形象传播是综合了自然、民俗、人文等多方面元素的传播，要使地域形象给受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获得观众的青睐，创作者必须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基础上，深入把握一个地区独具特质的自然风情、文化特点、民俗风尚和精神气质，然后用独特的艺术方式创作出兼具艺术性、思想性与人文性的佳作。如此，方能有效强化地域形象传播。其中，需要特别指的是，在自然风景的拍摄选择上，既要注重典型性，更要将自然典型性意象与故事的主题传达、人物的形象塑造、叙述的疏密有间等有效结合。而在对某地域的人文性进行展现时，创作者务必要对当地的人文内蕴有深入的体察和深刻的理解，将人物形象的独特性与故事内在逻辑和电影主题统一起来，如此人物方能饱满 ，才能形成对观众的吸引力。在这两方面创作得比较成功的当属《滚拉拉的枪》《云下的日子》等影片。
最后，要具有客观性、真实性，避免于无意识之中扭曲事实或丑化地域形象。《失恋33天》中的李可，一句方言即将精心设计的形象撕下，暴露了其素质的低下，但同时也在无意中使得观众对河南人有了偏差性的印象。电影工作者在创作中，务必要遵守电影造型的基本规律，尤其对某地域形象进行构建或戏说时，务必要慎之又慎。因为一时的娱乐化、商品化式的颠覆重构，看似能获得一定的收益或市场反响，但从长远来说，极有可能造成观众对该地域的文化偏见，使得地域形象被扭曲甚至丑化。[8]
参考文献：
[1]艺恩公司.2017年-2018年全国影院市场十大观察[Z].艺恩网，2018：3，29.
[2]黄会林，孙子荀，王超，杨卓凡.中国电影与国家形象传播——2017年度中国电影北美地区传播调研报告[J].现代传播（中
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40（1）：22-28.
[3]吴玉霞.电影艺术的地域形象传播[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6，23（2）：58-63.
[4]袁源.贵州少数民族电影的审美特征[J].贵州民族研究，2016，37（2）：126-129.
[5]刘坤厚，康莎，洪镱梦，李正丽.浅析贵州影视发展与文化建设——以《滚拉拉的枪》为例[J].电影评介，2013（6）：38-40.
[6]崔晓红，王秀花.电影《云上太阳》中贵州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分析[J].电影评介，2016（21）：47-49.
[7]彭芳蓉.微电影和网络大电影的贵州原创力[N] .贵州日报，2017-07-21.
[8]刘洋，陈晓伟.电影造型性与地域文化形象传播[J].青年记者，2014（2）：78-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