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电影《紧急救援》的灾难叙事
杨晓敏
由林超贤执导的灾难电影《紧急救援》以CRS（中国救捞）为蓝本，讲述了交通海上应急反应特勤队队长高谦、机长方宇凌和绞车手赵呈带领队伍用生命对抗天灾人祸的故事。影片与常规灾难片不同，重点不是突出灾难的毁灭性与人类逃生的绝望，而是在灾难的大背景下凸显救援的责任与意义——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作为林超贤“行动三部曲”之一的影片设置了油井失火、公路塌方、客机坠海以及油船爆炸四大救援场面，上天入海，场面震撼，动作逻辑清晰，特写镜头代入感强，被誉为“本年度最能展现华语电影工业制作水准”的电影。由于疫情，这部电影比预计晚一年登陆，但不负众望，在遵循林超贤类型化电影美学路径和产业模式的基础上，体现了导演对这类影片的新探索，在后疫情时代取得了“新主流大片”应有的轰动效应。影片以灾难叙事的手法谱写了一曲生命悲歌，给人们以深刻的警示和思考。
一、灾难的生态叙事：敬畏生命的哲性思考
从叙事形态看，电影的灾难主题不外乎用自然灾难、人为灾难和科幻灾难的形式来表现。《紧急救援》当属自然灾难叙事，它将故事背景放在茫茫的大海上。对于电影拍摄来说，水上戏技术含量要求更高，其拍摄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导演林超贤充分发挥《湄公河行动》与《红海行动》的专业技能，巧妙利用海上的特殊环境和精湛的水下拍摄技术，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凸显了水灾救援主题给人们带来的震撼与警醒。
影片海上生死救援的主题借用洪水神话的隐喻性，折射出水的特殊而重要的生命意象。洪水神话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体系中是最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个神话类型，这说明在史前时代，能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的莫过于大洪水。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神话故事、《古兰经》中的努哈洪水故事，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希伯来人的《创世纪》、印度的《摩奴传》到中国《鲧禹治水》，不论是西方的降灾而逃生，还是中国的治水以求安定，在表现水带给人类无限多的灾难以及人类在洪水面前的渺小主题上，都殊途同归。甚至在离海很远的人群中，如美国西南部的霍皮印第安人和秘鲁安第斯高山上的印加人也保留了同样的传说，洪水的神话思维成为世界各民族文化体系的重要一环。我国是世界上保留洪水神话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仅云南的22个少数民族当中，就有16个民族中间流传着情况完整的洪水故事。”[1]这些内容相近、主题相似的神话通过类比、隐喻、附会、替代与象征，表达了人类对生存与繁衍的原始思考。他们通过想象将滔滔洪水与妇女临盆时羊水破溅的现象联系在一起，灾难之苦与生育之痛产生共鸣。洪水神话蕴含了人类对再生与繁衍的想象，正是因其所蕴藏的深刻内涵以及带给人类的哲性思考与人的生存本质关联至深，所以直到现在仍保持着活力。
洪水故事贯穿了整个人类文明史，其所反映的生命意象也就成了带有普世意义的流行母题。洪水神话蕴含了人类惧怕水的社会和心理特质，灾难发生后，人类目光所及之处，洪水滔滔，幸存者寥寥无几。生与死的瞬间，一切罪恶、毁灭、灾难与痛苦都归之于水。影片《紧急救援》通过海上救援故事传承了古老洪水母题的灾难性，体现了后疫情时代人类对生与死的哲学思考。影片直面死亡，高谦的妻子因灾难而丧生，赵呈因救援而牺牲，聪聪因脑瘤而面临死亡的威胁，每一个救援队员每天都在死亡边缘挣扎。海上救援队被视为地球上离死亡最近的职业，《紧急救援》所展现的死亡威胁不得不令我们做出理性思考，灾难因何而来？我们该如何应对？在全世界的共同努力下，新冠肺炎疫情所产生的大规模综合性危机已经过去，但其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不同程度地左右着我们的生活。公共秩序、人际关系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都被破坏并亟待重构。后疫情时代，我们不得不冷静思考生存与发展、生命意义与文明共生的哲学问题。
人类要生存，须得敬畏生命与自然。作为自然的人，和所有的生命体一样需要大自然提供得以生存的基本生产生活资料。无论科学技术如何爆炸式发展，基于个体的人的力量的有限性，人类仍旧必须屈从于自然，必须努力抵御自然灾害及人为侵害。大自然无限多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对人类的生存仍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与毁灭性。生存危机是人类面对的最大且最为真实可感的危机。突发的疫情，更新了我们看待事物的观念和方式，后疫情时代，我们对生命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尊重与敬畏。我们在生存的每一瞬间都能意识到，每一个个体都是要求生存的生命，生命意志的本质即体现为我们满怀同情地对待生存于我们个体之外的所有生命意识。“善的本质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其最高度的发展。恶的本质是：毁灭生命，损害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2]对于以高谦为首的海上救援队来说，无论决定他们生存和必须承受的命运如何，他们敬畏生命的行为，赋予了他们存在的价值。在神秘而陌生的大自然面前，高谦和救援队员们显得微乎其微，但这并没有使他们放弃努力。相反，敬畏生命的信念引导着他们穿过黑暗的顺从命运的峡谷，从而到达光明的肯定世界和生命伦理的巅峰。“敬畏生命的人……从来不会犹豫疏忽而伤害和毁灭生命。在他体验到救援生命和使他们避免痛苦、毁灭和欢乐时，敬畏生命的人就是一个自由的人。”[3]
以高谦为首的救援队敬畏生命的文化哲学重构了我们的生态世界观。绞车手赵呈的牺牲，让我们看到了只为自己活着的人，生命是短暂的;为别人牺牲的人，必将永生。生命是唯一的，人类生存于这个世界的意义是体现出生命的充分和高尚。那些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忽视他人生命、对动植物生命冷漠的人，终将受到惩罚。
二、災难的乌托邦伦理叙事：亲情、友情、爱情三位一体
影片在对生与死的文化哲学进行生态叙事的同时，对亲情、友情、爱情三位一体的情感叹息与想象进行了乌托邦伦理叙事。“所谓伦理其实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反过来说，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有多少种生命感觉，就有多少种伦理。”[4]
灾难电影依托于现实生活，其伦理叙事不外乎某个人的幸福或不幸的遭遇。与现实不同的是，电影叙事中的遭遇是按照导演的价值意愿编织起来的，是具体生活事件的映射。在虚拟世界构建的乌托邦，往往是现实世界未能实现或被遮蔽的，但它是真实而有效的。不管是向前看亦或向后看的乌托邦现象，对未来美好家庭结构的向往实则在现实生活中都曾经存在过，它的本质特征是其真实性，“为什么乌托邦是真实的？因为它表现了人的本质、人生存的深层目的;它显示了人本质上所是的那种东西。每一个乌托邦都表现了人作为深层目的所具有的一切和作为一个人为了自己将来的实现而必须具有的一切……如果社会乌托邦并没有同时实现个人，那它就失去了其真理性。同样，个人的乌托邦如果不能同时为社会带来实现，它也失去了其真实性。”[5]“每一个乌托邦都是对人类实现的预示，许多在乌托邦中被预示的事均已经被证明是真正的可能性。没有这种预示的创造力，人类历史中无数的可能性也许依然得不到实现。如果没有预示未来的乌托邦展现的可能性，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颓废的现在，就会发现不仅在个人那里而且在整个文化之中，人类可能性的自我实现都受到了窒息。”[6]
影片在着重体现高谦英雄主义精神的同时也全力展现了英雄回归生活常态的真情实感。令人焦灼的生死场与日常生活的温情场面相互照应，避免了英雄叙事的单一线条与扁平化。主人公高谦是英雄也是凡人，其理想生活应当由完美的亲情、无间的友情和热烈的爱情所构成。但是，灾难使得高谦的生活支离破碎——妻子丧生、儿子患有脑瘤、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得力的助手赵呈在灾难中丧生，亲情、友情和爱情构筑的三脚架纷纷断裂。丧妻之痛刚刚缓解，又痛失战友，去救援还是陪儿子手术的二难抉择炙烤着他的灵魂，英雄高谦经历着常人难以承受的巨大考验。影片并没有将英雄神话，反而将其软弱性放大——难以面对痛失战友的事实而一度退出救援队，其叙事方式非常接地气。
在灾难面前，社会秩序通常会失范，亲情、友情和爱情伦理被撕得粉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灾难所导致的堕落的伦理道德很难在社会一般层面上得到救赎，这正是灾难电影乌托邦伦理叙事的意义所在。在影片的乌托邦伦理叙事中，被灾难解构了的社会和家庭关系在众人的期许中得到重构，缺失母爱的聪聪在英雄父亲的影响下变得坚强、勇敢并最终战胜病魔;退出救援队的高谦最终战胜了心理障碍重返战场，使得救援队更有凝聚力和战斗力;英雄的高谦与同样是英雄的方宇凌走在一起。乌托邦伦理叙事具有巨大的德育功能，影片的主人公以其生活经验为范例，激发着观众的情感共鸣。在天然气船爆炸救援过程中，在高温和封闭爆炸所产生的巨大压强以及沉船所产生的巨大漩涡中，昏迷的高谦在生死关头被儿子的歌声唤醒。在儿子与赵呈留下的救援手表的激励下，高谦重燃求生的欲望，逃出生天。在火咆水啸惨烈景象的映衬下，家庭生活的温情抚平了人际关系断裂的鸿沟。影片的乌托邦伦理叙事一方面表达了对亲情、友情、爱情三位一体伦理关系的眷恋，使得被灾难异化了的世界富于活力和生气;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现实的怀疑、批判和否定。“在目前环境下，人类生活业已被急剧地压缩为理性化、技术和市场这类事物，因而重新伸张改变这个世界的乌托邦要求就变得越发刻不容缓了。”[7]
影片以一种激进的思想和情感表达了后疫情时代人类对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结构重造的渴望，英雄所经历的生命故事是虚构的，但叙述过程及提出生活伦理诉求是真实的。后疫情时代，乌托邦伦理叙事所编织出的特殊的时间和空间，给漫漫长夜中的生命个体带来一线光亮，其所构造出的玻璃般的言语世界能够隔离恐惧与焦虑。
三、灾难的命运共同体叙事：后疫情时代中国智慧的彰显
身份有国籍之分，但生命无国界之别。影片中有一个细节并不引人注目，却像一面放大镜，通过一个点折射出一个世界。在四大救援场面中，最紧张激烈的两个场面——客机失事和油轮爆炸中的遇难者都是外国人，特别是那位被救的英国女士，多年以后不远万里专程找到高谦当面表达感谢，其举动将救援的责任与意义进一步升华。
生命无国界，中国救援队从成立开始就承担着拯救世界的重要使命。早在20世纪70年代，在打捞救援技术并不成熟的条件下，中国救援队的国际主义精神就已名扬海外。1977年，海军官兵和交通部救捞局圆满完成了打捞日本“阿波丸”号沉船任务，打捞作业时间少于美国预计的有效工作日。之后，救援技术逐步提升，救援队伍日渐精干。2015年，上海打捞局以其精湛的打捞方案竞标成功，承担了韩国“世越”号沉船的打捞工作，并按预定方案圆满完成任务，得到了英国海上救援咨询公司的高度评价，认为“结果非常成功，让人非常满意”。现在我们的救援力量更加强大，救援技术水平高超，设备先进，影片中我们能够看到特勤队员携带的装备有温度槍、工具箱、水下氧气瓶、信号烟、逃生手表、灭火弹、炸弹以及各种类型的救援飞机等。这些设备虽然经过艺术处理，但都源于救援现实。中国通过海上救援的行动向世界各国宣告，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世界各国必须联手，否则人类根本没有未来可言。
其实，人类早已组建了适合生存的“共生关系”，只是在文明进程中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仁爱并重视人与人之间具有内在共生性的生命体验。儒家中庸思想所倡导的“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文化理想，将大自然视为一个高度复杂的自然机体，起着滋润与培育天地万物的巨大作用并显现出神圣的庄严性与纯粹性，人类只有“返璞归真”，才能极尽天地之道。而如今，人类文化与自然宇宙相脱离，困境与灾难就会以不同形式出现：生态恶化、能源危机、战争频发、疾病流行。后疫情时代，人类难以掌控的病毒将个人、社会、道德、伦理、政治与文化等问题聚焦并放大，每一个个体的命运，同时也是他者、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的命运。互联网将每个个体与世界紧紧扭成一个结，人类已然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事实上，迄今为止，没有哪个时代比我们这个时代在事实上更接近于《中庸》或中国思想所打开的那个立体的境域性目光，更接近甚至被推向《中庸》所揭示的存在境况。”[8]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中国式智慧的彰显。中庸思想兼顾了各方面的利益，与共生理论在本质上趋同。“只有保持一种共生的状态，万事万物才能各展其个性特色，相互衍生和发展，又互不灭绝对方，到位但不越位，在共存中实现共同生成，达到这一的状态，万物富有活力而又有序，生生不息。”[9]共生关系体现为“人与人的共生、人与自然的共生、人与技术的共生以及不同价值观和文化的共生、历史和未来的共生、生与死的共生，共生并不需要统一的意识形态或明确的哲学体系，而只是需要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容忍和接纳与己不同的他人。”[10]世界各国在最为广泛的覆盖面上都能获得各自最为有利的因素，才能共同存在并和谐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主张世界各国应秉持情感共鸣、发展共赢、利益共生和责任共担的价值理念，坚决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以此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11]后疫情时代，信息化、网络化已经将全人类都纳入一张大网中，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地生存，特别是面对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病毒横行的危机，人类命运已然成为一个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智慧的体现。罗素曾经预言：“全世界都将受到中国事务进展的重大影响，无论好坏，在今后两个世纪内，中国事务的进展将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12]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指出：“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最具有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13]
工业化迅猛发展的时代，我们都能意识到外部自然环境的恶化，而人体内部的自然退化却往往被忽略。由大量生产而大量废弃所构成的生产生活方式、由利己主义而享乐至上所构成的生活信念，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人类生存意义的丧失和人的本质生命的丧失。后疫情时代，《紧急救援》以灾难叙事的手法重构了我们的生态精神和生态世界观，进一步提高了整个人类文明的根本性觉悟，以敬畏生命的哲学文化和重构家园的乌托邦想象给我们以深刻启示——我们为人类命运而担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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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6：2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