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奇先生》:美食治愈电影的人文情怀

    冯婷

    一部影片所蕴含的思想感情不仅是电影这一艺术表现形式进行叙事时始终围绕的重要中心,而且也是其最重要的表达目的之一。《丘奇先生》是一部用美食联结叙事,阐释爱与治愈主题的影片,它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捕捉动人心弦的情节,用更加贴近生活化的叙事启导受众对生活的感知,电影的主题在舒缓的节奏中淌入观众的心间,让人不断咏味其中蕴涵的思想情感,从而获得审美的享受。高尔基说过:“照天性来说,人人都是艺术家。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的生活中去。”[1]影片在平淡细腻的讲述中凸显了这种“美”在生活中的泛化,将一位家庭厨师和祖孙三代的情感渲染得丝丝入扣,丘奇先生像爱神的化身,为查理一家本来贫瘠的生活带来温暖与阳光,而他自己也在这个家庭中找寻到了爱和存在的意义。对人物情感的细致刻画,让整部电影拥有温暖的情感基调。表达日常生活的平凡琐碎,也是在重新诠释日常生活的真实内韵,进而引导更加积极的生活观念,实现对生活庸常意识的祛魅。本文将以三个角度——美食与治愈的叙事主题,人文关怀视域下的生活化叙事,爱与精神的重塑——来阐发该部电影独具审美价值的文化意蕴所在。

    一、 美食与治愈的叙事主题

    无论在哪种类型的电影中,美食总是与治愈的主题紧紧相联,美食与爱有关,与梦想和坚持有关,常常能够成为心灵间能量传递的纽带。在《丘奇先生》这部电影中,丘奇先生作为家庭厨师的身份走进玛丽濒临绝境的生活,“美食”作为一种情感传达的介质,巧妙地将丘奇先生与查理一家的生活发生融合。美食可华丽、可朴素,只要用心,最简单的食材也可以煮出温暖人心的味道。之所以谓之温暖人心,是因为“美食”的叙事架构内包含了外在的传统和内在的心理结构。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一种传统,更是作为一种文化性存在,在历时性的发展演变中具有情感表达、寄托和传递的作用。特别是在以美食为题材的电影中,成为精神与情感的隐喻性表达途径,就像《阿甘正传》开篇的“巧克力”,阿甘對它的品味与对人生经验的感悟是具有同构性的,传达出人们共识性的生活体验,所以才能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台词。丘奇先生的烹饪突出的是生活化的审美特征,影片没有展示他对于美食的苛求,强调的反而是一种随意、自得的状态,用心对美食感悟是丘奇先生烹制美味的最好的技术诠释。对于美食的态度折射着丘奇先生的一种理想人生状态,以及他对待他人之时的态度。所以,当丘奇先生走进查理母女的生活的时候,在他的内心其实有一种使命感存在,他是厨师,也是孤独灵魂的抚慰者,是绝望灵魂的拯救者。他的出现,让玛丽和查理接近绝望的生活重新拥有了生机。也恰恰是这个家庭厨师的出现,填满了这个家庭天然缺失的一些“精神必须”,他手中的美食就是这种“精神必须”的物质化体现。丘奇先生散发出的温暖人性通过美食而获得了可闻可感可触的强大力量,但这种“强大”并不具有震慑力和侵略性,恰恰相反,这种“强大”是一种润物细无声,是一种恰切的舒适与随性的淡然。这一属性的感触正源于美食作为媒介的特殊功效。

    丘奇先生总是用美食来激起查理对生活的乐趣和渴望,也带动着玛丽求生的本能。美食的“治愈”功能就在查理母女的生活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影片中有一个细节,体现的是查理等待丘奇先生采购食材归来的情景,她封闭且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内心,在对丘奇先生的守望中彻底地敞开。守望来源于内心的那份期待,期待的是与美食享受同时存在的情感哺喂,查理在充满逆境的环境中成长,却始终不乏爱和勇气,因为她总是能够体味到关爱和陪伴的力量。以食物为媒介,加之细腻的情感和深刻的哲理就构成了这部电影打动人心的表达效果,美食制造的香氛能够成为一个人精神的本能化记忆,其中糅合的是丘奇先生与她们在生活中彼此扶持的温情,在漫长的生活中得到不断的延伸,形成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美食的治愈功能就在这样的生活中积淀,让灵魂逐渐变得完整,最终指向更加开阔的人生格局。

    二、 人文关怀视域下的生活化叙事

    在任何艺术形式中,越是简单的故事越难恰当地演绎,越是贴近生活越难以充分地表达,尤其是对于表现抽象化存在的思想感情的影片而言,故事的真实感和包涵力都需要极为臻熟的艺术表达。《丘奇先生》在叙事策略上放弃了起伏波折的讲述,而是用趋向于“纯化”,以自然平缓的方式进行主题的深化,整个故事在主人公查理回忆式的“写作”中展开,围绕祖孙三代与丘奇先生之间的故事主线,讲述日常生活所包含的意义与价值。

    初看起来,丘奇先生的形象超脱了现实生活的樊篱,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理想化人物。但是,结合影片的叙事细节,加上仔细的观影思考,我们不难得出丘奇先生是一个置身在生活中,又能发现生活意义的普通化人物设定,在逐渐展开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所经历的苦难生活的痕迹,在他醉酒后的咆哮中听到来自内心的孤独与痛楚。因此,如果说丘奇先生是一个完美存在的人物,那么,他的灵魂也必定经历了来自生活的一次次洗礼,查理一家同样也是他的心灵救赎者。影片开始,丘奇先生就带着神秘感出场,他的个人生活成为查理和观众心中无解的谜团,直到影片末尾,问题才得到回答,而原因却出乎我们的心理预期。影片用较大的篇幅来讲述丘奇先生如何“重塑”查理母女的生活,但其实重塑他人和自我重塑是同步进行的,他害怕的“瓢虫”将他引向了内心栖息的港湾,在双向的情感结构中娓娓道出主人公内心的发展历程。丘奇先生害怕的“瓢虫”就是过去充满矛盾和争吵的家庭生活的隐喻,它最后又消失在了自己置身的生活中。丘奇先生其实是一位满身伤痕的“受难者”,他曾尝试着自我修复,但伤痕记忆依然时时显现,敲击他脆弱的生活,而在救赎查理母女的过程中,他的内心与精神获得了再次救赎的机会,他在救赎他人,亦在救赎自己。

    贴近寻常生活的叙述,在影片中拥有着深入人心的表现力,影片采用细节化的聚焦与生活图景的宏观把握,通过历时性的事件描绘,表现查理母女的生活在丘奇先生的影响下由阴霾转向光明。其实,生活的磨难从未间断,改变了的是人物在面对生活的心境,在这里,爱是多么纯粹的美感存在,包含了尊重、信任、付出等具有大众理想意义的情感基质。影片在简化与强化的双轴系统中形成思想与情感的张力,一方面它表现日常生活又摈弃了冗杂和琐碎的闲笔,能够在平缓的情节中实现叙事艺术的压缩生活,将情节与主题紧扣,提升了整体的叙事美感;另一方面,对平凡的情节事态进行强化,即“超常化”生活。我们可以看到,影片中人性和社会的阴暗面是隐匿的,美好和光明是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的,突出着爱的情感泛化和深入人心的力量。因此,尽管故事在观众的想象之中,但情节具有的阐释辐射力却超出了观众的预期,影片的思想情感如丝丝涓流淌入观众的感情场域,让蒙尘的心灵得到净化。

    三、 爱与精神的重塑

    著名的德裔心理学家艾·弗罗姆在《爱的艺术》中有着这样的观点:“对人类存在的问题的真正全面的回答,是在于人际和谐,在于彼此的融合……爱首先是一种给予而不是索取。”[2]确实,爱需要一份敞开的心怀去包容和感知,才能体味人与人之间最为真挚的情感,这是人类精神世界最为珍贵的存在状态。影片在一个历时性的故事中展现爱对人心灵的浸润和影响,将影视叙事视角聚焦于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物心理活动和行为及其结果,从容畅然的叙事艺术是影片独特的风格,探寻人性中的美感以及高贵的人格对于个人生活质感塑造的意义,让观众在与电影人物的短暂相处中得到关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启发,从而实现精神层面的升华,当重归生活的时候,才更能发现生活的美感,理解生活的真谛。

    “他不是在做菜就是在弹钢琴,不弹钢琴的时候呢就在画画,不画画的时候就是在读书,他本可以成为任何人,做任何事,可是他却选择成为我们的厨师。”丘奇先生与查理的成长历程紧密交织,一方面通过查理苦难却幸福的成长凸显爱创造的具有生命力的生活美感,另一方面通过侧面展现丘奇先生的变化说明爱和被爱都是自身升华的过程。丘奇先生带给查理的不仅是食物的直观化影响,更重要的是心灵的深层净化和精神层次的提升。书也是《丘奇先生》中的一个重要叙事意象,如果说“美食”的意象关乎于外在物质的满足,那么“书”这一意象承载的就是精神的纯净化和灵魂的升华。查理通过丘奇先生制作的美食和他荐读的书籍中领悟融入其中的关于爱与生命的理解和阐释,也就是对人物之间生命存在的状态,情感交流的方式和内在心理的结构进行巧妙的融合,传达爱在普通人生活中的感染力。无论是从查理那里读懂生命意义而走向新生活的拉尔森,还是领悟到友谊是自己毕生财富的波比,他们都是在查理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下,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对自我生活的思考。影片中丘奇先生的葬礼和查理母亲的葬礼形成了对比,有的人去,有的人来,但是存在于查理生活中的情感关怀依旧充满温情,绝望、堕落、迷失等等消极的价值态度最终都在互助互爱中转变为积极意义的生存状态,共同构成了一幅和谐美好的生活画面。

    影片结尾处,小伊莎贝尔在丘奇先生的爵士樂中有模有样的延续着每日早晨的烹饪,将最具有希望象征的小伊与烹饪美食的情感表达方式结合在一起,爱的美学在生活的细节中一代代传承,因为那是浸到血液中的温情,悄无声息地充满在懂得付出和感恩的世界里。观影者的心扉也在影片爱的氛围中敞开。影片中传达出的爱的精神和力量有着心荡神怡的豁然。真、善、美始终都是人类崇尚的生活理想,成为一个真诚有爱的人,向着我们共同憧憬的生活理想前行,这或许就是《丘奇先生》这部电影给我们最好的生活启示。

    结语

    《丘奇先生》是一部用美食联结叙事,阐释爱与治愈主题的影片。美食作为媒介,散发着浓浓的人性之美。电影以生活化的叙事、平缓的节奏、舒适的情绪流淌,将人文主义情怀深植其中,给孤独、受伤、绝望的人以精神的力量和对美好未来的期许,传达出深藏于普通人中的爱的美学,给观众真善美的启迪。

    参考文献:

    [1]高尔基.高尔基选集·文学论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64.

    [2]艾·弗罗姆.爱的艺术[M].李健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