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圈套的艺术实验
李慧敏
罗伯-格里耶是著名的法国新小说运动创始人，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转向电影创作，成为法国新电影的代表人物，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电影，他都坚持认为作品并不反映社会现实，而是反射叙述自身，与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不同。罗伯-格里耶认为读者或观众并不仅仅是接受一个已完成的作品，而是要求他的读者或观众参与到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去，这种观众参与式的创作，是理解他的电影的一个关键所在。
罗伯-格里耶转向电影创作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艺术实验，既包括叙事技巧方面的实验，也包括蒙太奇、画面剪切等技术手段的实验，当然，这些实验无疑使得他的电影晦涩难懂。他于1983年创作的电影《漂亮的女俘》中秉承了他在小说创作中的大胆创新和实验，是一部集香艳、悬疑、梦幻、吸血鬼、招魂等于一体的实验和探索之作，让人看后迷惑不解，着实体现了罗伯-格里耶一贯的艰深晦涩风格。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多重叙事技巧和多重叙事圈套的运用上。
一、 表层叙事：第一人称叙事
罗伯-格里耶在电影《漂亮的女俘》别出心裁地运用了重重嵌套的三重叙事视角，制造了一个扑朔迷离令人费解的故事。第一重是男主人公沃特的叙事视角。影片一开始，男主人公就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介绍了故事发生的地点马休酒吧，随着男主人公“我”的叙述，观众被带入到故事当中，男主人公“我”无所事事地在酒吧里等待老板莎拉的新任务，酒吧里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不断地挑逗着“我”，在接完老板的电话之后，那个漂亮的金发女郎不见了。“我”驱车与老板见面接受了一项新任务，送一封重要的信给亨利-科林斯伯爵。在驱车执行任务的路上，“我”再一次遇到酒吧里的那位金发女郎，但是那位金发女郎却双手被反绑着满身鲜血地躺在街头，“我”将其救起，到一幢别墅寻求帮助，然而一觉醒来，金发女郎不见踪影，只留下一副项链，“我”的脖子上留有血痕，“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发现金发女郎似乎是伯爵被绑架的新娘，这个金发女郎后来又被确认是范教授的女儿，玛瑞-安格，她7年前已经死亡。想起被耽搁的老板的任务，“我”来到科林斯家中，却发现他已经死亡，“我”和科林斯长得一模一样，“我”成了最大的嫌疑犯。男主人公用第一人称讲述了这样一个疑窦重重充满着悬疑色彩的侦探故事，将观众带入到了一个香艳的悬疑片中。当然，这只是导演设计的一个叙事圈套而已。
二、 造梦机器作为叙事者
直到“我”在床上惊起的那一刻，观众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都是梦！沃特的头上插着电极，连着一台机器，从沃特的大脑中推测的内容出现在机器的监视屏上，正是这台造梦机器叙述着他的梦，正是这台机器使得沃特梦见他在电影中所经历的一切，实际上这台造梦机器是被范教授和摩根托多医生所控制的，而这正是罗伯-格里耶的大胆创新和实验，将造梦机器作为叙事生产者，形成了奇特的“梦中之梦”的叙述方式。然而，罗伯-格里耶的探索并不止于此，而在于他借助于造梦机器这一独特视角自由地穿行在真实与想象之间，通过“梦中之梦”的嵌套式的多层叙述，把观众带入到真实与虚幻、现实与想象的迷宫中，真实与想象难分难辨。而这并非是运用传统的语言和情境作为叙述生产者达成的，而是运用大量的图像互文来得以实现的。
罗伯-格里耶作为小说创作和电影创作的多面手，使得他的小说和电影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相互交织的互文关系。在他的小说和电影中，互文的關系就像是相互交织的网络一样地存在，文学、建筑、绘画、雕刻、音乐等相似的作品名字、情境和物品，甚至是一些句子等相互交互的符号，从他前期的作品中频繁地出现在他的小说和电影中，而在电影《漂亮的女俘》中，绘画作品《漂亮的女俘》不仅是作为互文元素而存在，甚至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有意味的所指，成为关键的叙事生成者，在电影《漂亮的女俘》中串连起了想象和死亡的联系。
一般来说，有两种叙事生成方式，语言生成叙事和情境生成叙事。语言生成叙事主要是出现在小说文本中，主要依赖于语言、句子、段落等的使用而产生，情境生成叙事既可以是一个隐喻的事件和故事，也可以是一个蒙太奇的剪辑画面等等，它们在文本中以不同的方式呈现，推动叙事的进程。因此情境生成叙事既可以出现在小说中也可以出现在电影创作中。当然，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情境生成叙事可以不借助于语言的强化和图像的辅助而独立形成，作为一种纯粹的功能而存在。在电影《漂亮的女俘》中，罗伯-格里耶突破这两种叙述生成方式的窠臼，大胆地采用在造梦机器叙事下的图像生成叙事。也就是说，格里耶在电影的第二层叙事即造梦机器的叙事中又嵌套了一个图像生成叙事，具体来说，就是运用了改编自玛格里特的绘画作品《漂亮的女俘》和穿着黑色皮衣骑着摩托车的莎拉的镜头。通过图像的处理和运用产生了新的电影“文本”，在这个文本里，通过召唤一个好像是与之前的叙事没有关联的绘画作品《漂亮的女俘》，一个好像是外部闯进来的图像来生成叙事，因此，造梦机器的叙事和绘画作品以及图像的叙事是相互交织和嵌套的。
在电影《漂亮的女俘》中，一开始的系列镜头在两个场景之间来回切换，一个是行驶中的摩托车，随后的镜头是一个画框在沙滩上的镜头，通过这个镜头我们可以看到远处的海的一部分，这第二个镜头持续不超过一秒，随即唤起了玛格里特的几幅也叫做《漂亮的女俘》的画。这样就在玛格里特的绘画作品和一个造梦机器之间从外部建立起了视觉的联系，每一幅玛格里特的绘画都会唤起影像的交互，在荧幕上，一个框架支撑着一块幕布，后面是大海和天空，就好像把幕布打开它们就会出现，绘画作品和造梦机器之间的联系被一系列的两个镜头之间的切换加强了，直到第三个镜头“我”与金发女郎夜总会的镜头的出现，和之后通过一个向上倾斜的镜头和半镜头显示那个穿着黑皮夹克的骑手是个长发飘飘的女人，也就是男主人公的老板莎拉。
这样，两条主要的叙事线索通过这两个影像浮现出来了。一条线是沃特受他的老板莎拉一个穿着黑色皮夹克骑着摩托车的女人所托，去科林斯交一封重要的信。另一条线是“我”与金发女郎的关系。在电影中，我们发现，每当金发女郎变身吸血鬼一样地抱着“我”，要咬“我”的脖子时，电影中就会出现剧烈的雷声，随之画面就会切换到绘画作品《漂亮的女俘》以及幕布框住的沙滩的镜头中。在这关键的吸血场景，必定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绘画作品《漂亮的女俘》，或画框或支架或幕布或大海沙滩或“我”被悬挂在沙滩的桅杆上以及黑衣骑摩托车的莎拉，这些反复出现的影像和画面承担着分割两个世界的叙事功能。它显示了把两个世界即现实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隔离开的功能，这些影像和画面就像是一个叙事通道，引领着观众从一个世界转换到另一个世界，梦境和想象自由地来回穿行，一方面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故意造成叙事的中断和断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梦境和想象世界重重嵌套，真假难辨，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哪一个更真实，是梦中之梦还是梦中的想象？罗伯-格里耶引领着观众在这样一个充满着迷宫式的似真似幻的世界中穿越，两个互不相关的世界因为这些影像的通道作用而互相产生了联系，而正当观众们沉浸在罗伯-格里耶制造的迷宫中时，他又揭开了谜底，将头上缠满了电极的男主人公和造梦机器呈现在观众面前，给观众带来一种观影的间离效果，使观众从真假莫辩的世界中抽身出来，恍然大悟识破导演的叙事圈套，造梦机器所制造的梦境瞬间被打破，观众转而推翻之前的观影认知、期待与判断，冷静地重新审视男主人公的梦境，从而使观众与电影保持一种理性的距离。
罗伯-格里耶不仅用绘画作品和图像承担了叙事的承转功能，而且利用绘画作品和图像完成了想象世界和真实世界、超现实世界的切换。这突出地表现在性梦的叙述中。弗洛伊德提出了无意识的概念和理论，他把无意识看作是被压抑的欲望、冲动所组成的，并用“力比多”一词来代替这些原始的欲望和冲动，强调无意识的先天特性和本能特征。认为无意识的东西永远不可能达到意识之中，作为其构成成分的“力比多”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动力之源。[1]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是其精神分析的重要内容，梦的实质是愿望的表达，被压抑的本能欲望改头换面在梦中得到满足。罗伯-格里耶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影响，认为如果要对与世界的相似性进行探索的话，这至少应是针对真实世界，也就是说针对我们的无意识，感觉的移动、羞愧、荒谬的假设、梦想、性幻觉、夜间或醒来时的烦恼……[2]罗伯-格里耶电影《漂亮的女俘》中男主人公的性梦很好地阐释和践行了对弗洛伊德梦的理论。
弗洛伊德晚年提出著名的人格结构说。他设想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是人格结构的深层，由人的本能冲动和欲望构成，它遵循“快乐原则”，一味地寻求满足。自我是人格结构的表层，是本我与外部世界的中介，它代表人的理性，奉行“现实原则”，一方面压抑着本我的盲目冲动，另一方面又使部分本我冲动以一种能为现实世界所接受的形式得到满足。超我从自我中分化发展而来，代表一切首先限制和社会文化规范，主要由良心和自我理想组成，它按照“至善原则”行事，引导人进入理想的精神境界。[3]
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罗伯-格里耶在造梦机器人的叙述下，为观众描述了一个充满了香艳、刺激的梦境，根据弗洛伊德释梦理论，这个由造梦机器所制造的性梦是男主人公被压抑的本能冲动和欲望，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中的“本我”，是一个追求快乐原则和满足的“本我”。电影《漂亮的女俘》中用两组相伴相生、反复出现的影像来建构这一叙述。从电影一开始，“我”与金发女郎、穿黑衣骑摩托车的莎拉、绘画作品《漂亮的女俘》就始终是相伴相生而并存的。每一次几乎只要有“我”与金发女郎在一起的场景，必然伴随着穿黑衣骑摩托车的莎拉和绘画作品《漂亮的女俘》的或整体或局部的场景。影片中的这几组影像分别代表着人类潜意识中的不同欲望和不同的世界。
在电影中，金发女郎代表着人类潜意识内的原始欲望，而男主角直面危险对金发女郎的追逐象征着人类对原始欲望的追逐。以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说，人总是对性欲等原始欲望锲而不舍地追求着，即使受到道德及伦理的约束，作为本我仍然会反复出现，无法压抑，在影片中则折射成金发女郎肉欲挑逗画面的反复出现。每当电影行进到金发女郎吸血场景时随即就会切换到金发女郎穿着白色长裙在海边或翩跹起舞或裙袂飘飘的画面，代表着从无意识地对原始欲望的追逐的现实世界进入一个超现实的世界，代表着一种理想的追求和美好的希望，是从本我中分化出来的能够被社会现实所接受的那个世界，而穿着黑衣骑着摩托车的莎拉，在现实中以老板的身份出现，相对于白裙翩跹起舞的浪漫主义显然充满着现实性与束缚性，更像是日常生活中依稀相伴的社会道德与伦理，也是死亡天使的象征，也正因此，才会毁灭了原始本我以及人类自身，也就是片中的金发女郎及男主角本身。事实上，性的诱惑与死亡天使一直都并存着，从来未从男主人公的梦中缺席过。影片一开始，象征着死亡天使的骑着摩托车的莎拉就和“我”与金发女郎跳舞的场景反复地交互切换，实际上就宣告了男主人公的冒险，当男主人公解救金发女郎之后把她带到一栋别墅里，我们再一次看到莎拉，穿着黑色皮夹克骑着她的摩托车。之后莎拉的形象反复出现，当“我”走进科林斯家，骑着摩托车的黑衣莎拉再一次出现，这一次“我”发现科林斯已经死亡，而且和“我”长得一模一样，预示着男主人公的死亡。之后男主人公不断地想象着自己的死亡，男主人公对死亡的意识不断地填补着他的想象，想象着他一方面受到白裙飘飘的吸引，另一方面又反复地想象着自己被悬挂在桅杆上，被穿黑衣的莎拉处决，而他的想象又使得死亡愈加好像即刻发生。想象和死亡，在法语里都是女性词语，是控制着男主人公的命运的两个影像，想象和死亡明显不同但却又相互联系着。穿黑衣的莎拉，不管是骑着摩托车，显然是死亡天使的暗示，还是在他们的公寓里以妻子的身份出现，都有着和金发女郎一样的令男主人公无法抵制的梦的邀约。男主人公的命运是注定的。金发女郎作为肉欲的象征诱惑着他、化身吸血鬼耗尽他的血，而在最后，作为死亡天使象征的莎拉则监督着他的处决，出人意料地执行着对男主人公的死刑。
三、 自反式叙事：罗伯-格里耶作为叙事人
第三重叙述者正是罗伯-格里耶本人。罗伯-格里耶曾经说过，他的作品不反映现实生活，而是自我反映的，指涉创作本身和叙述本身，即对电影中涉及到制作过程的例如叙事建构、叙事策略等，有着清醒的意识并且有意把这些操纵过程呈现在观众面前。使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时不时地从电影中间离出来而意识到导演的存在及叙事本身的存在，并参与到电影的建构中。
在电影《漂亮的女俘》中自我反映首先体现在大量的可辨识的互文的使用。罗伯-格里耶特别依赖其之前的作品中出现的物品、绘画作品、音乐等等与电影形成互文性。例如，希腊传说“科林斯的新娘”被罗伯-格里耶重新改编进入了男主人公“我”的梦境中，早期与玛格里特合作的小说《漂亮的俘虏》的封面也隐约出现在电影中，书的封面上的棕色的行李箱更是三次出现在不同的电影场景中，音乐作品“漂亮的女俘”也在电影《漂亮的女俘》中也被提及。最为重要的是电影中屡屡出现的画作《漂亮的女俘》。这些互文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些荒诞，如那个棕色的行李箱三次出现在不同的场所，但是借助于梦境的背景，使得一切又似乎不那么荒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互文处处体现了罗伯-格里耶的个人痕迹，仿佛在时刻提醒着观众从故事中跳脱出来，时时自我揭露其叙事的虚构性。
其次，是罗伯-格里耶故意将操纵叙事的过程呈现在观众面前，当面拆穿叙事的圈套，让观众意识到虚构的真实性，提醒观众故事的虚构性和想象性。当罗伯-格里耶让观众们看到男主人公头上插满了电极的场景时，实质上是在自我揭露他的叙事策略，将造梦机器所叙述的故事顿时消解得一干二净。
罗伯-格里耶的作品包括他的小说和电影都有一个内在的结构源泉，那就是源自于他对世界的认识和想象，他的作品通常融合了科学的认识和艺术的感知，因此他的作品常常会形成一种双重的看似矛盾的现象，一种认知的建构好像是在消解另一种认知，在这样的认知下来观照罗伯-格里耶所创造的世界就仿佛是一个荒诞的世界存在。这也使得他的作品反映的并不是现实而是其主观的想象和超现實，同时也使得他的作品的叙事一方面在建构，另一方面在破坏这种结构。想象创造一切，想象又毁灭一切。
因此，结尾中，当观众被罗伯-格里耶自我拆穿的造梦机器消解了一切虚构之后，罗伯-格里耶又出乎所有人意料地让男主人公的梦境变成了现实，实现了他建构的同时消解的叙事游戏，再一次玩弄、颠覆和挑战了观众的想象，使观众陷入了他精心构造的叙事圈套中而百思不得其解。另一方面又迫使观众不得不关注和思考其叙述本身，参与到导演的叙事建构过程中去。参与到其叙事实验中去，在此过程中完成观众的叙事建构。
而这一切却并非无迹可寻。罗伯-格里耶其实早就提示了结尾，当男主人公走进科林斯家时，发现他已死亡，而且与男主人公长得一模一样，暗示着男主人公的命运。当观众看到结尾时再回过头来倒推整个叙事过程，就会参与到罗伯-格里耶所精心营造的叙事圈套中，揣测男主人公的命运。如果观众能够识破罗伯-格里耶作为叙事者的身份，就会发现男主人公一直想象着自己的死亡，正是格里耶在想象自己的死亡，后面不断出现的被处决的场景也不断地印证和加强着这种想象。而电影的结尾，男主人公在莎拉的监督下被一群黑衣人处决就显得那么顺理成章了。
参考文献：
[1]杨荣.人是什么？再论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贡献[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6（1）.
[2][3]张唯嘉.试论罗伯·格里耶笔下的欲望幽灵[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