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辉超市慈善捐赠与经济责任的承担策略研究
吴良海 胡琼 谢志华
【摘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倡导生态文明建设，化解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冲突，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而，作为一种刚性支出的社会责任承担形式，企业慈善捐赠一度受股东等利益相关者质疑、反对甚至诉讼，因此，社会责任与经济责任的均衡治理成为学界与业界努力破解的难题。文章选择永辉超市作为案例分析对象，基于2010—2017年沪深A股相关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剖析了该公司经济责任与慈善捐赠两者之间的冲突与协调。结果表明，适当的捐赠数额、透明的捐赠机制与员工的捐赠扶持等承担策略的践行，有效促进了公司经济责任的切实履行，保障了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态势。文章的研究为资本市场监管、中国慈善公益等机构和现代企业公司治理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也为构建独立的第三方经济责任评估机制，破解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冲突难题，实现两权分离的现代公司资本保值增值与慈善捐赠双赢提供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 慈善捐赠;经济责任;社会责任;承担策略;均衡治理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812（2019）07-0022-08
一、问题的提出
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首次以文件的形式明确了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旨在引导企业主动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奉献爱心，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从而发挥企业家生产要素指挥者的作用，同时防止资本创造过程中市场失灵、政策失灵、企业失责以及道德失守的情况，提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与否的问题一直被社会热议。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这一概念早在上世纪初就已被西方学者Sheldon （1923）提出，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得到迅速发展。受全球的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企业社会责任浪潮影响，我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针对国内的企业构建起社会责任体系。而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最为显著的途径——慈善捐赠在一开始便被视为社会责任的体现形式，发展至今，也成为目前最受关注的一项责任。捐赠的形式、捐赠多少以及捐赠的效应也成为企业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1]。
尽管慈善捐赠能给企业带来声誉以及政策等各方面的优势，但其导致的公司现金流流出以及代理成本的增加等问题仍不能被忽视。作为营利性组织的企业，它的持续经营与否和其自身经济状况紧密相关，在企业自身资源作为捐赠代价的情况下，势必將减少企业自身的利益，也对其股东、员工等利益相关者有着负面影响。因而如何将自身的经济责任履行与慈善捐赠担当适度融合也成为了现代企业的一大挑战。
Sheldon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后，学术界与其他组织均开始对社会责任的概念与内涵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1）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责任等同，这种观点认为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包括了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与慈善责任;（2）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一并视为企业责任;（3）将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责任相对立，这种观点认为企业的责任应分为社会责任与经济责任这两部分，经济责任是企业对其自身与利益相关者所承担的责任，社会责任是企业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三种观点对比来看，第一种观点忽视了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异质性，更违背了企业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观点;第二种观点存在概念混淆的问题，就现代企业来看，不论是社会责任还是经济责任都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同时考虑道德规范问题。而第三种观点则有效克服了前两种观点的弊端。本文所研究的经济责任也遵循了第三种观点，将企业经济责任独立于自身的社会责任。
因此，本文基于现有的研究理论，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选择近几年各方面发展均良好且现阶段有一定捐赠数额并已形成良好效应的企业——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案例公司，有目的性与针对性地研究其经济责任与慈善捐赠的主要承担策略，着重研究该公司慈善捐赠所带来的优势与弊端对经济责任履行的影响，为其他企业针对经济责任与慈善责任之间的均衡治理提供借鉴。
二、文献综述
古典时期，经济学家将当时的企业统一定性为“为谋求私利”的一种组织，并将其经济人定性为“谋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资产者，认为企业的目标应当为利润最大[7]。随着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与推动，传统的生产组织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初的手工工场也通过新技术的不断适用、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等一系列深刻而又复杂的变化，最终形成了经营权、所有权分离并拥有科学管理机制的现代企业。在企业制度不断完善的同时，企业责任这一问题也得到了大规模的探讨与分析。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早在上世纪就已在西方国家开始兴起。著名的伯尔（ Berle）[8]与多德（ Dodd）[9]之战便是围绕着企业是否应承担营利以外的责任而展开。之后，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论战更是愈演愈烈。支持者认为企业自身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典型的代表有被称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父的HR Bowen，他在1953年《商人的社会责任》一书中更是进一步明确了社会责任的概念与内涵，并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理应按照社会整体的目标与方向制定企业策略并采取行动，同时也肯定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自愿性与企业、管理者的角色定位[10]。但在同一时期，学术界也有着不少反对的声音，其中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人M.Friedman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企业应当秉持“利润至上”的原则，同时他们还认为企业所涉及的社会责任将破坏长期塑造得来的自由社会根基[11]。反对派主要以弗里德曼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企业只需要向股东负责，并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利用企业已有资源从事营利活动，如果经济人履行社会责任，则代表其非法处置股东资产。然而，Waddock S A在1997年提出了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这两个概念，通过研究发现对于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来说，虽然其显性成本明显低于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但其隐性成本（如风险成本、环境成本）却远高于其他企业，使得其不得不失去市场的优势地位[12]。随着理论研究与实际经验的不断深入，传统的以委托责任为核心的公司治理制度已然无法满足企业的发展，而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成为公司治理中的一种新因素[13]。此时，企业的社会责任研究已经从是否应该履行转向为如何更好地履行[14]，社会责任被定义为公司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当最大限度地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社会的利益[6]。在社会各界不断呼吁与企业自身环境发展需求提高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开始发展并迅速扩大。新世纪以来，最早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慈善捐赠也逐渐发展成为将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目标与社会责任融为一体从而实现更好发展的企业标志之一[15]。当企业将慈善捐赠视为一种公司战略，发展并完善该制度，同时为其创造良好环境时，才能实现社会与企业自身共赢[16]。由于中外文化的差异、政府角色以及市场管理体制的不同，导致了我国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存在一些障碍[17]。李敬强、杜兴强等人通过对汶川地震公布的慈善捐赠等信息进行梳理研究后发现，真实可靠的公益性捐赠有益于提升品牌形象，其会计业绩与市场绩效也同步提升[18][19]。
然而，企业的性质归根结底仍是一种以营利为目的并追逐利润的经济组织，其经营目标是收益最大化[20]，它基本的功能是为社会提供产品与服务，而一个亏损的企业是无法长久地经营下去的，这也使得企业的经济责任成为企业责任中最根本的一项，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21]。企业所承担的经济责任主要分为对股东、对债权人、对供应商以及对员工的责任，所以企业积极承担经济责任的表现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提高企业效率、为利益相关者带来福利、关注员工利益等[22]。牛海鹏认为慈善捐赠在我国市场还未完全认可，其行为导致的可分配利润的减少会使得股东给予负面评价[23]。企业管理者也存在通过增加慈善捐赠来满足个人效益，提升社会地位[24]，这也导致了企业自身代理成本的显著上升[25]。
那么，慈善捐赠果真阻碍企业承担其经济责任了吗？对比这些短期内经济利益的流出，吴良海等[26][27]在经过实证研究后，发现捐赠所形成的声誉资本更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同时，捐赠数额的增加还能降低企业债务资本成本。当企业进行捐赠时，也能向消费者发出其声誉信号，有利于广告投入的销售效果，这种效果也将带来企业销售量的正向增长[4][28]。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
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案例公司“经济责任与慈善捐赠两者之间的均衡”，即企业如何在进行对外捐赠的同时保持自身经济责任的良好履行。因此，在通过对慈善捐赠行为实际效应与企业自身经济责任履行程度进行对比的同时，充分考虑案例公司自身的决策变动、市场环境变化等影响因素，从而梳理并分析出该公司经济责任与慈善捐赠的承担策略。
（二）对象选取
本文选取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辉超市）为研究对象。永辉超市成立于2001年，是中国企业500强之一，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就业先进企业”，2010年底于上海主板上市，目前在全国24个省市发展超过800多家连锁超市，2017年也取得了中国连锁百强企业6强、中国快速消费品连锁百强4强的优秀成绩。在公司迅速发展的同时，永辉超市也积极承担作为企业公民所应履行的社会责任，在农超对接、稳价保供、应急救灾、解决“卖难买贵”等行动中努力发挥带头、骨干的示范作用，同时热心致力于慈善超市、助学支教、赈灾救难等公益事业，向社会捐赠资金及物资累计逾2亿元。
（三）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该上市公司2010—2017年相关数据，为便于同其他公司进行对比分析，并了解永辉超市在其所处行业中经济责任与慈善捐赠的完成水平，同时也选取了沪深A股公司中筛出部分异常公司之后的其他2 278家公司的相关数据。本文将企业承担起的经济责任分为以下四个方面：对股东的责任、对债权人的责任、对供应商的责任和对员工的责任。在具体的财务指标量化上根据颜剩勇[29]、周旭卉[30]等人的研究，确定企业经济责任评价指标体系。
在进行因子分析法处理数据之前，本文进行了巴特利球形检验以及Kaiser-Meyer-Olkin 抽样适当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中，可以观察到KMO>0.6，且p< 0，否认相关系数矩阵为单位矩阵。因此，本文的样本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故针对原始数据进行计算处理，得出具体模型各因子贡献率与因子成分得分系数，如表3、表4所示。
依据各因子的贡献率作为权重并除以累计贡献率计算综合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F=[i=1abiFi]=0.3771×F1+0.3623×F2+0.2272×F3
为了更加清楚、直观地描述永辉超市经济责任的承担程度，我们将以上计算得出的综合得分进行计分处理，处理如下：
S=（Fmax-F积分公司）/（Fmax-Fmin）×100%
通过以上数据处理，由最终的S（即score）分值大小来体现该公司经济责任承担能力得分情况。在经过基本的数据处理后，得到了表5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上页表5可得到以下信息：F即经济责任承担综合得分，最大值为3.160，最小值为-1.560，均值为1.00e-10，中位数为-0.0794;S即经济责任承担百分制得分，最大值为100，最小值为0，均值为33.10，中位數为31.40。
四、案例分析与讨论
（一）快速发展中的永辉超市及其慈善文化
永辉超市主要以零售业为主，辅助以物流支撑，同时将现代农业与食品工业作为两项分支，并将实物开发作为基础。在2018年初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17年中国连锁百强排行榜中，永辉超市位居第六名。
由表6我们可以看到，在2017年度中国连锁企业前十强中，永辉超市不仅销售额排名靠前，在销售增长率、门店增长率上同样也表现较好。截至2018年6月30日，永辉超市在全国已有638个零售超市门店，同时还有217个门店正在筹建当中，总资产达318.8亿元。在企业规模扩张的同时，永辉超市也保持着较为健康的财务结构。根据年报相关数据显示，永辉超市销售毛利率2008年为18%，目前稳定在2017年的20 %上下，公司销售成本率更是从开始的82%下降到了2017年的79%。
作为一家现代型企业，永辉超市积极承担自社会责任，努力反哺社会，为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做出了表率。在首届中国企业慈善公益论坛上公布的2017中国企业慈善公益500强企业名单中，包括永辉超市在内的零售行业中有6家企业入选。详见表7。
在上榜的六家零售企业中，永辉超市以2 980万元的捐赠额位居第120名，同行业中排名第三，同时参考2016年企业总资产、营业收入来看，均位于第三名，而慈善捐赠额占营业收入比例为0.605‰，同样排在第三位。由表7可以看出，永辉超市的2016年度慈善投入在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且捐赠适度。
（二）企业经济责任的履行
慈善捐赠行为不仅使得企业资源流出，也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传统企业经营管理目标。虽然永辉超市在近几年间经营状况良好，且门店数目持续增长，但这并不能直接等同于企业自身经济责任承担良好。为了更好地研究企业经济责任承担状况，我们采用了因子分析法进行相应处理，并将其转化为百分制的得分后，得到2010—2017年8年间永辉超市每年的经济责任承担得分以及所在的零售行业数据，具体如1图。
从图1可以看出，永辉超市的经济责任得分在这8年期间一直高于行业的中位数，基本保持在30分上下，除2015年下降外，其他年份均较前年有相应的增长，与行业平均值相比，仅2010年、2011年、2015年这三年略低于行业平均值，其他年份均明显高于行业平均值。相对比慈善捐赠额的行业排名而言，永辉超市的企业经济责任显得并不十分出色，但也仍略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五、慈善捐赠与经济责任的均衡承担
永辉超市将慈善事业融入到企业文化中，坚持 “以人为本、民生优先” 发展理念，以特困户、低保户为主要资助对象，同时多渠道帮助多个国家级贫困县发展经济、解决村民就业等问题，努力为政府排忧，为百姓解难。在对永辉超市慈善捐赠与经济责任承担策略分别研究分析后，可以看出永辉超市的慈善捐赠有着捐赠数额大、范围广、项目多以及针对性强等特点，并且已经打造出具有品牌特色的捐赠项目——“永辉慈善超市”与“慈善爱心卡;反观经济责任承担，对比慈善捐赠的表现，虽然稍显逊色，但基本责任承担良好，且公司正有目标、有措施地弥补或解决相关问题。那么，永辉超市又是如何做到在保证自身经营环境稳定且业绩稳步上升的同时，处理好看似矛盾的慈善捐赠与经济责任两者之间关系的呢？对此，我们也将从经济责任的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一）股东权益与慈善捐赠
股东作为公司的投资者，是公司真正的权利人，公司应当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但是，慈善捐赠必然将导致公司资产减少，这不符合股东短期目标的实现。早期，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学者坚持“利润至上”，认为慈善捐赠这种社会责任行为将会摧毁企业根基。我国早些年，慈善行为同样不被大部分企业认可。然而，在面临社会转型风险与国内甚至全球自然灾难频发的大环境下，我国企业开始认识到自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同样也开始发现捐赠给企业自身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参与捐赠的企业增多，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力度明显提升，慈善捐赠的范围更为广泛，捐赠的资源更为丰富。而成功企业的标志也从单一的“利润最大化”转为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目标与社会责任的担当融合起来。在企业慈善捐赠已成为一种趋势的背景下，它给股东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变得无法忽视：一方面，股东作为公司实质上的所有者，对公司拥有剩余索取权，而慈善捐赠必然减少了公司的财产;另一方面，不适当或违法的捐赠行为也从根本上侵害了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这种侵害在绝大多数时候对股东利益来说是一种间接侵害，即直接侵害公司利益而间接侵害股东权益，常见的股东对公司捐赠行为提起的诉讼，多数情况下是以股东代表诉讼的面目出现的。针对这两个方面，永辉超市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1.捐赠数额的适当性控制。企业进行捐赠时，不仅需要考虑捐赠的对象与捐赠方式，更重要的要考虑捐赠额度。在财政部2003 年发布的《关于加强企业对外捐赠财务管理的通知》（财企[2003]95号）第2 条中明确规定，企业对外捐赠一般应量力而行，企业已经发生亏损或者由于对外捐赠将导致亏损或者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除特殊情况以外，一般不能对外捐赠。以合理性标准对捐赠额度进行限制，使企业捐赠达到适当数额，已成为国内外司法界与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那么，公司慈善捐赠数额的适当性标准又是什么？现有学者提出以企业业绩、整体财务状况为主来限定捐赠额[31];也有学者主张以税法规定扣除比率为限[32]。笔者认为比例上限更适合现代企业的捐赠管理。理性的慈善捐赠必定与企业自身的资本与经营业绩相符，同时，它也是企业自身经营利润的一种分配。《关于公益性捐赠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结转扣除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5号）第一条规定，企业用于慈善活动、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因此，我国企业捐赠数额以年度利润总额12%為上限，超过该比例时，法院据此追究董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那么最适宜的捐赠比例又是多少呢？针对这个问题，本文设想根据沪深A股所有上市公司每年的捐赠数额占年度利润总额比例计算，以整体均值与中位数为背景，参考具体行业均值与中位数，从而最终确定最适宜的捐赠比例。但由于部分公司的慈善数额缺失或未公布，也使得这一步无法有效进行。那么，根据捐赠数额适当性的上限范围，我们观察到永辉超市2010—2017年间捐赠数额与应纳税所得额比率如图2所示。
图2中，永辉超市2010—2017年间慈善捐赠数额与利润总额比率基本维持在1%-4%之间，远低于国家规定的12%，属于适当性捐赠。在这种良性捐赠范围内，企业既履行了自身的社会责任，也保证了股东自身利益不被伤害。
2.捐赠体系的制定与监督。永辉超市在进行慈善的同时，也以“规范化、科学化、现代化”为主要方向，不断加强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建设。通过《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社会责任制度》《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等制度，确立了公司社会责任的基本原则与核心内容。《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社会责任制度》中规定，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是永辉超市履行社会责任的最高领导机构，有责任与义务对公司社会责任制度定期进行检查与评价，其他相关部门以及各地门店均为工作机构，同时赋予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对制度与决策的质询权与建议权。公司整体社会责任组织体系如下页图3所示。
从图3中可以看出，公司由上到下社会责任分工明确，定位标准，董事会办公室主要保证股东权益，而董事长办公室主要管理慈善公益，分开管理，并由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其进行监督。
（二）债权人权益与慈善捐赠
企业慈善捐赠有别于日常正常进行的对价交易，它是对公司资产的一种无偿处分。而企业的所有资产对于债务人来说，是他们实现债务的根本保证。债务公司的资产越多，其债权就越有保障，反之，实现债权就会存在一定的难度。当公司资不抵债时，债权人的权力就面临着无法行使的风险。对于企业来说，慈善捐赠也并非完全无利己目的。公司以战略为导向，以捐赠为手段的一种营销活动，将慈善与财务业绩相联系，通过捐赠建立企业形象，赚取公司商誉，从而刺激销售[33]，这种慈善行为也被称为战略性捐赠。战略性捐赠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与计划性，有利于公司经营。但战略性捐赠只是慈善行为的一部分，企业的捐赠也并非全都以造福企业自身为主旨。公司的捐赠决策由高管制定实施，如果高管存在个人利益考虑或对形势错估而进行盲目的捐赠，不仅危害了企业自身的利益，债权人的利益也将受损。相较于股东的直接参与或有效监督，债权人属于公司外部人员，无法干预公司内部决策，对于债务公司不当捐赠所带来的不利局面显得十分被动。因此，在公司进行慈善捐赠中，保证债权人权益也成为现实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鉴于公司的特殊性，永辉超市的债务风险较低，短期借款每期期末均为零且无长期借款，债务账龄较短，债权人利益实际已得到很好的保障。同时，内部也制定了企业捐赠方针与捐赠制度。对于公司大型特色慈善项目——“慈善爱心卡”，永辉超市更是针对性地积极制定了《永辉“慈善爱心卡”发放细则》，不仅明确了每年捐赠专项额度、捐赠具体流程、资助标准以及资助对象，同时也建立了资助相关花名册，保证了资金的及时到位，也让资助流程更加公开透明。对于公司的慈善公益，主要以人为本、民生优先，做到了有计划、有预算、有实施、有成效，资金及时到位、捐助对象明确、运作透明公正，形成了高效有益、结构合理、惠及大众的慈善模式，使公司的慈善账目更加透明公正，也让债务人在企业之外也能对公司进行间接监督。
（三）供应商权益与慈善捐赠
对于合作客户的选择，从供应商角度出发，他们不仅关注零售对象的营销规模与还债能力，企业信誉与声誉也同样影响着他们的选择，以合作信誉为前提的供应链管理，其协调运行也是建立在每个节点企业高质量的信息传递与即时共享的基础之上的。与有良好企业文化、社会评价较高的公司长期合作，对于供应商来说不仅有利于保证经济利益，同时也能提升企业声誉与形象。
永辉超市在维护供应商关系中，一直处于主动地位，不仅积极打造战略共享机制及平台，奉行公平交易的理念及制度，同时也建立高层领导互访机制。永辉超市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生产型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核心销售渠道之一。而这些在市场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企业自身也非常重视公益事业，对于合作伙伴的选择也就不止局限于营销规模与资产大小。永辉超市作为行业慈善的领军企业，自然也吸引了优质供应商。
（四）员工权益与慈善捐赠
员工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之一，企业的一举一动都将影响到他们，而员工的工作质量与效率也决定着企业的产品或服务质量与经营绩效[34]。对于零售业来说，产品质量保证了品牌与口碑，而门店员工的服务质量也是企业创造与维持竞争优势的关键，这使得员工在慈善捐赠与企业经营绩效的相互关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35]。对于零售业企业来说，员工大都直接与消费者接触，更能直接观察与感知企业捐赠行为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外部良好的正面反應能提升员工的自豪感和对企业的认同感。另外，企业捐赠的行为也让员工感受到企业的实力与胸怀，增强对企业的信任度。
永辉超市在积极开展外部慈善捐赠的同时，对公司内部困难员工也有一系列的帮扶投入工作。永辉超市建有工会组织，每年持续定期开展重病救助、困难帮扶、向职工子女提供升学资助等相关员工帮扶活动，活动内容惠及所有职工。同时，针对特困员工重病住院、子女入学等经济问题提供资金援助。2017年10月，永辉超市正式成立了“特别互助基金会”这一非营利组织，旨在帮助遭遇重大疾病或意外事故等实际困难的公司员工及家属，最高帮扶额度可达30万元。
六、总结与建议
（一）结论
理论上看来，捐赠行为对于企业经济责任的承担存在一定的弊端，很多恶意捐赠都将伤害到企业利益相关者，然而永辉超市自身的经济责任承担在行业中却属于中上游水平，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为了给其他企业在处理捐赠与经济责任承担方面提供经验，在对该公司深入分析后，我们总结了永辉超市在两者之间的几点承担策略，供以参考。
1.合理的捐赠数额。永辉超市虽然捐赠数额较大，但对比公司每年利润总额，我们会发现，捐赠数额一直控制在利润的1%—4%之间，远低于国家纳税规定可抵扣的12%。正是这种良性捐赠额，让永辉超市在进行慈善公益的同时，也保障了股东、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不受损害。企业的慈善公益并非多多益善，根据自身能力，制定合理方案，拒绝盲目投资，不仅保护了公司所有者的利益，减小慈善捐赠与经济责任之间的冲突，更能让捐赠所带来的正面效益变得显著。
2.透明的捐赠机制。与多数企业相同，永辉超市的慈善公益主要由公司高管负责。为了减少代理成本给企业带来的负面效应[37]，永辉超市不仅由上至下分工细致，还制定了《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社会责任制度》《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同时明确规定董事会将定期检查慈善捐赠等社会责任的执行情况与可能存在的问题，而公司的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均有权对其情况进行监督与提议。这种透明、完善的捐赠机制也使得永辉超市的慈善活动得到了有效的管理与监督，更是得到股东、债权人以及员工等对高管捐赠行为的认可。
3.员工的捐赠扶持。员工作为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公司的内部利益相关者。永辉超市在进行外部慈善的同时，公司持续十几年开展内部职工关爱行动，帮助员工解决看病问题，为员工子女提供升学补助，“特别互助基金会”最高帮扶额度可达30万元。外部的慈善给企业带来的是企业自身声誉的增长，而对员工的扶助，则是企业人文关怀的体现，让员工感受企业的温暖，也是公司经济责任的良好展现。
综上所述，永辉超市努力做好对慈善捐赠与经济责任之间的均衡承担，在公司正常运营的大环境下，积极主动开展慈善公益活动，大力扶持公司内部困难员工，同时也对捐赠数额的合理性与捐赠机制的透明性进行有效的控制，保障了公司对股东、债权人、供应商以及员工等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二）建议
1.增加债权人对捐赠决策的质询权。慈善捐赠无论是否属于战略性捐赠，都是对企业自身资产的消耗，捐赠所带来的正面效益也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期间，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短期利益冲突。对于股东、供应商、员工来说，对比短期利益，他们可能更看重企业的长期效益，捐赠效应的滞后时间对他们的影响也较小。然而，债权人作为企业外部人员，他们无法干预企业的内部治理，而我国现行的法律对债权人的这部分权益保护也存在不足。在这样的大环境背景下，永辉超市虽然制定了多方监督的捐赠制度，并制定慈善发放细则，但债权人始终处在一个被动的局面，没有实际接触到公司内部捐赠的整体流程，无法真正满足债权人的需求。这也是永辉超市在均衡慈善捐赠与经济责任上的一个不足。
针对这一缺陷，笔者建议永辉超市在合理配置公司慈善捐赠决策权的同时，一定程度上赋予主要债权人（如期末欠款前五名）对捐赠决策的质询权。
2.构建企业经济责任因子评价指标体系及开发商用数据库。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通过对经济责任四个方面八项指标的因子得分系数的计算，从而对比分析案例公司经济责任承担的履行程度。对于经济责任四个方面的具体指标选择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这种计算方式也为衡量我国上市企业经济责任具体表现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建议。现有体系中，对公司整体指标考核主要集中于净利润增长率、总资产回报率（ROA）等财务指标，单一的财务指标考核难以体现企业经济责任承担的优劣。本文通过因子分析法将经济责任量化，不仅服务了本案例，同时也为我国资产评估事务所等各类中介评估机构提供了有益参考。
本文提出的因子分析法为企业经济责任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开发企业经济责任评价数据库，为资本市场评价公司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提供数据支持。J
【主要参考文献】
[ 1 ] 陈永强，潘奇.国际化经营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以慈善捐赠为例的上市公司实证研究[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38（3）：128-136.
[ 2 ] 张霁.一亿元的掌声与责骂——从王老吉和万科捐款事件看网络口碑营销[J].大众文艺，2008，（12）：122.
[ 3 ] 山立威，甘犁，郑涛.公司捐款与经济动机——汶川地震后中国上市公司捐款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8，（11）：51-61.
[ 4 ] 钱丽华，刘春林，丁慧.慈善捐赠、广告营销与企业绩效——基于消费者认知视角的分析[J].软科学， 2015，（8）：97-100.
[ 5 ] 张敏，马黎珺，张雯.企业慈善捐赠的政企纽带效应——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3，（7）：163-171.
[ 6 ] 刘俊海.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若干问题[J].理论前沿，2007，511（22）：19-22.
[ 7 ] 谢福秀.企业责任：从经济责任向社会责任的转向[D].南京师范大学，2006.
[ 8 ] Berle A A. For Whom Corporate Managers Are Trustees：A Note[J]. Harvard Law Review，1932，45（8）：1365-1372.
[ 9 ] Dodd E M.For Whom Are Corporate Managers Trustees？[J].Harvard Law Review，1932，45（7）：1145-1163.
[ 10 ] Bowen H R， Gond J P， Bowen P G.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usinessman[J]. American Catholic Sociological Review，1953，15（1）：266.
[ 11 ] Friedman M.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J].New York Times Magazine， 2007，13（6）：173-178.
[ 12 ] Waddock S A， Graves S B. Quality of Management and Quality of Stakeholder Relations Are They Synonymous？[J]. Business & Society，1997，36（3）：250-279.
[ 13 ] 高汉祥.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被动回应还是主动嵌入[J].会计研究，2012，（4）：58-64.
[ 14 ] Maon F，Lindgreen A，Swaen V. Organizational Stages and Cultural Phases： A Critical Review and a Consolidative Model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evelopmen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2010， 12（1）：20–38.
[ 15 ] 黃家瑶.社会责任视野下的企业慈善捐赠分析[J].东方论坛，2011，（1）：110-115.
[ 16 ] 迟爱敏，王琪.论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慈善捐赠理念[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55（4）：146-150.
[ 17 ] 任振兴，江志强.中外慈善事业发展比较分析——兼论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思路[J].学习与实践，2007（3）：113-119.
[ 18 ] 李敬强，刘凤军.企业慈善捐赠对市场影响的实证研究——以“5·12”地震慈善捐赠为例[J].中国软科学，2010（6）：160-166.
[ 19 ] 杜兴强， 杜颖洁.公益性捐赠、会计业绩与市场绩效：基于汶川大地震的经验证据[J].当代财经， 2010，（2）：113-122.
[ 20 ] 杨卫东.企业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J].时代经贸，2008，（8）：64-68.
[ 21 ] 杨淑萍.从中外观点谈企业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关系[J].商业时代，2009，（20）：52-52.
[ 22 ] 薛媛.企业经济责任投入对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9（4）：40-44.
[ 23 ] 牛海鹏，朱松.企业捐赠、市场认知与盈余信息含量[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4）：84-94）
[ 24 ] Brown W O，Helland E，Smith J K. Corporate philanthropic practices[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06， 12（5）：855-877.
[ 25 ] 翟淑萍，顾群，ZHAIShuping，等.融资约束、代理成本与企业慈善捐赠——基于企业所有权视角的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4，29（3）：77-84.
[ 26 ] 吴良海，张玉.会计稳健性、公益性捐赠与企业可持续发展——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J].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7，（8）：85-100.
[ 27 ] 吴良海，顾慧敏，章铁生等.产权性质、公益性捐赠与债务资本成本——来自中国A股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J].中国会计评论，2016，（4）：445-464.
[ 28 ] 钱丽华，刘春林，林凯.慈善捐赠、广告营销与企业绩效考虑行业竞争因素[J].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5，（3）：107-112.
[ 29 ] 颜剩勇.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财务评价体系[J].财经科学，2007，（4）：66-72.
[ 30 ] 周旭卉.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会计之友，2009，（18）：81-83.
[ 31 ] 马克·罗伊. 公司治理的政治维度：政治环境与公司影响[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32 ] 张安毅.公司慈善捐赠的妥当性判断标准研究[J].法学论坛，2011，26（4）：107-112.
[ 33 ] Varadarajan P R，Menon A.Cause-Related Marketing：A Coalignment of Marketing Strategy and Corporate Philanthropy[J].Journal of Marketing，1988，52（3）：58-74.
[ 34 ] Lee Y，Choi J，Moon B，et al.Codes of Ethics，Corporate Philanthropy，and Employee Responses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2014，39（2）：97-106.
[ 35 ] 李祥进，杨东宁，雷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员工工作绩效影响的跨层分析[J].经济科学，2012，（5）：104-118.
[ 36 ] 卢正文.企业慈善捐赠、员工反应与收入增长的实证研究[J].管理学报，2017，14（2）：298-305.
[ 37 ] 吴良海，胡琼，谢志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公益性捐赠与代理成本——来自中国沪深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J].铜陵学院学报，2018，（2）：46-55.
【作者簡介】
吴良海，男，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会计系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会计与投资者保护。本文通讯作者。
胡琼，女，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会计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会计与投资者保护。
谢志华，男，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审计与财务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