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力与档案形成的相互建构

    陈建

    摘 要：权力与档案形成相互建构。一方面，权力凭借自身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有目的地对档案的形成进行建构，档案的主要来源、存在类别以及实体内容都受到权力的深刻控制、干预或左右。另一方面，形成之后的档案也因其原始记录性和凭证性价值而建构和强化了权力，这主要表现在产生和确认权力、保障和加强权力以及监督和控制权力三个方面。权力与档案形成相互建构的关系给档案界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档案形成；权力；相互建构

    Abstract： The power and archives formation construct each other. On one hand， the power affects the archives formation by its own authority and mandatory.The main source，category and substance of the archives are all controlled by the power deeply.On the other hand，After the formation，the archives also strengthen the power due to its original nature and voucher value.Thi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the archives produce and confirm the power，safeguard and strengthen the power as well as supervise and control the power.The mutual construction has brought lots of useful inspirations to the archives circles.

    Keywords：Archives Formation； Power； Mutual Construction

    档案和图书同属信息载体，经常被看作联系密切的事物放在一起讨论，但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异，档案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有着无可替代的原始记录性和凭证性价值，而图书的原始记录性和凭证性价值则比较微弱。档案的这种证据特色使其天然地与权力发生了关联，权力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凭借自身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有目的地对档案的形成进行建构，反过来，档案也因其原始记录性和凭证性价值而建构和强化了权力。权力与档案的形成相互建构。

    1 权力对档案的形成进行建构

    1.1 政治行政活动是档案的主要来源。人类书写的产生与阶级有着密切关联，在由奴隶主和奴隶组成的奴隶社会中，书写最先被用在财产记录、人口普查以及法律敕令中。人类的记录首先与权力密切联系，“档案和档案馆库是阶级社会的产物”[1]，它代表着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或物的统治权力，“它们反映了一种直接的权力关系”[2]；封建社会生产力落后，科技不发达，档案大多是有关帝王将相政务活动以及起居饮食方面的档案（包括专门档案），比如政令上传下达的公文档案、审判案件的诉讼档案、战争过程中的盟誓档案、控制人口的户籍档案以及皇帝的实录、圣训、起居注等等，科技档案则处在极为边缘化的位置；到了民国时期，虽然科技档案在增多，但学界对档案的认知和定义还是主要集中在文书档案方面，如殷钟麒认为，“档案是用来保存备查的公务文件的汇集，包括机关行政记录、政治史料等，无论文件附件，凡有公证意义之事物，皆须搜集保存以为档案（殷钟麒《中国档案管理新论》）”[3]；到了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生产活动的发展，科技档案大量涌现，但文书档案 （包括专门档案）作为政治行政活动的产物依然是档案的主体，强大的官僚机构触及了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大量的文书档案和专门档案，这些档案涵盖了财产、就业、民族、体育、协会、商业等方方面面，数以千计的政府机构不断地对这些活动进行记录，为行政管理机构及其官员服务，这些记录充当了政治行政权力对国家事务进行强力管理和控制的工具。总之，档案的主要来源是国家政治行政活动，其形成过程并不是绝对自然公正的，而是负载着价值的权力的工具。

    1.2 权力的不同需要产生了不同类别和功能的档案。档案是政治行政权力运行的工具，其类型和功能并不是自然形成和随意变化的，而是取决于政治行政权力的需要。权力的不同需要产生了不同类别和功能的档案，档案的类型和功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治行政组织的需要。使用最为广泛的文书档案就是适应政治行政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包含命令、指示、决定、请示、报告、批复、通知、简报、会议记录等等形式，这些形式保证了政治行政管理活动的正常规范运作，实现了其提高行政效率、保证行政质量、最终维护组织利益和政治统治的功能。

    随着国家社会的不断发展，权力也在不断适应新的形势进行自我调整和发展，这就要求通过相应的记录来确认和巩固这种需求，于是，适应权力新需求的一些新的类型和功能的档案便应运而生，如外交檔案、诉讼档案、会计档案、民生档案、人事档案、民情档案、干部廉政档案、行政权力运行档案等，这些不同种类的档案具有不同的功能，体现了权力的不同需求，充当了权力运行的有力工具，有效维护了权力的权威和顺畅运行。

    以人事档案为例，人事档案是为人事管理服务的，它是反映一个人的经历、思想道德、工作表现等各方面情况的历史记录，其目的是保证组织能够持续和真实地掌握个人的关键信息，便于组织的管理和发展。更进一步讲，人事档案实际上是组织对个人进行监视和控制的工具，是权力发展需要的产物。Eric Ketelaar将人事档案形象地比喻为“档案监狱”，这是“从子宫到古墓的监督”[4]。陈潭认为，中国人事档案制度是一种典型全权制下的政治产品，人事档案是信任政治的“信任替代物”，它是单位人思想政治状况和工作业绩状态的主要评判依据，人事档案制度将个人公私事务纳入到单位组织中，是“公共信息和私人信息共同在场的管制政策”[5]，其目的在于通过人事档案制度重构社会的新的信任格局。改革开放之后，人事档案制度有所弱化，形式也不断简化，但是政治行政权力通过人事档案制度对个人的监视和控制仍然在场。比如单位人在晋升、入党、工作变动、作风考核、政审等工作中仍然需要组织部门对其个人档案信息和隐私材料进行考察和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