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法制史研究的立场与方法论
姜小雪 李珂
关键词 地方法制史 立场 方法论
作者简介：姜小雪，西藏大学政法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法;李珂，西藏大学政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3.237
社会是多元化存在的，大多数学者所描绘的法律却往往是单一、一元化的，这种矛盾的普遍存在，也在昭示着学术作品和生活经验存在鸿沟，难以跨越，这就是方法论没有结合实践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在法学研究上，也同样需要将方法论与两点论结合，探讨地方法制史研究的立场，和必然结果，才能为我国法制建设添砖加瓦。一、论地方法制史研究意义
在法学界，多个学术研究团队都曾对地方法制展开过研究，龚汝富教授针对国民时期的江西法律群体进行的针对新研究，方慧教授对于云南法律史的研究，都证实了地方法律和地方的经济发展特征、社会属性以及我国国情关联密切。如今，地方法律史的研究成为了法学界重要的研究方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地方法律史的表现出了浓厚的興趣。
（一） 基于生活，服务于社会
社会并非独立存在，其由经济、文化等各方各面构成，社会是多元而复杂的，充满矛盾，法律的存在，可以缓和和解决社会矛盾，加速社会中各要素的融合，让社会处在良性、发展的运转当中。在后现代主义出现前，学术界对于法律世界的认识相对单一，对社会与法律的联系把握的不恰当。就中国法学而言，我国的法学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为基本立场展开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核心是国家，认为法学应该由国家制定、颁布以及保障实施，因此，在人的固有认知里，国家就是法制的核心，这种观点，也一直广为影响着中国的学者。
因此，在学者进行法律史研究时，会首先从宏观角度，研究法制的立场。而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推进，西方社会学理论传入我国，针对法制史的研究开始将中西方的观点相结合，社会学普遍认为法律应该被认为是规范的一种，一切法律知识都应该以地方知识为基础，也应该隶属于地方知识。现代法治应该将重心放在地方法治之上，现代法治的发展本质上就是一种去法治、去集中的过程，而针对地方法制史的立场和方法论的研究与探讨，恰恰是促进现代法治，能够真正让法律推进社会发展的方式之一。
（二） 推进法术学术发展
相较于从地方法制史角度，来展开法术学术研究，法学界大多更倾向于从宏观角度，讨论法制的必要性、强制性等特征，亦或者是中国自古以来法制的发展历程等，在进行研究时，也更喜欢将已知的资料加以整合，从宏观角度得出研究结论，而无法将法术学术研究实践化。宏观叙事的方式固然值得推广，但从微观角度，研究地方法制史，对于推进法术学术发展，同样具有其必要性。
从地方法制史角度，应用方法论，从具体的问题和细节，推进真实问题的解决措施制定，可以得出确定的结论，也能提升学术界对于真实问题思考与观察的敏锐度，使法律能够与复杂社会环境的适配度提升。接触到具体的问题，必须要以区域作为单位，展开针对性研究。我国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法制建设上历时长远，底蕴和地域特色均符合地方法制史的研究条件，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史研究迅速崛起，也为法术学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基于国情认识
中国幅员辽阔，无论是地区经济发展上差异巨大，文化、习惯等也显著不同，自古以来，我国的构成特征就相对复杂，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之说。而与我国相对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国的法制建设却相对单一，法律颁布采取统一为主，如统一的军队、官制、刑法来巩固皇权，而与民众关联最为密切的民商法，却依靠民事习惯来维持，中华民族地大物博，也促使各地的经济、文化以及民风逐渐向不同方向发展，造成中国法制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的特征。
因此，想要研究传统中国法制的规则秩序，必须要按照地方的不同，进行差异化讨论，以动态角度来研究中国法制的历史，如果仅从宏观角度来研究我国的法制史，显然深度与广度难以达到预期。二、从四个维度探讨方法论研究选择
（一） 研究地点
针对地方法制史研究所选的研究地点，应该兼具代表性、典型性和针对性，如果从法制未成熟或不典型的地区进行研究，会出现资料不全、研究意义不明显等问题。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在文化历史上足够典型，法制建设也历经千年，是良好的地方法制史研究对象。以西安地方法院为研究对象，可以避免外部法制史与本地法制发展的融合，从而影响到研究的准确性。此外，西安作为陕西省的省会城市，法院的案件类型、法院规模等也符合研究的要求，且能够具备一定的规模和代表性。
针对研究地点，研究者应该认识到所选择的研究对象，研究价值在于何处，例如孙光妍教授以哈尔滨解放区的法制史为研究对象，探索了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法制研究时，曾经出现的问题，如早期盲目照搬苏联，并研究了解决措施。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重视实践的重要性，也开始将城市与农村的法制建设分开来推行，探索各自更为实用的管理方式。“地方”一词，本身为多义词，如何定义地方，则同样应该结合研究所要达成的目标来决定，可以以中国的行政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同样“地方”也可以将我国自然环境相似的地区进行类比研究。
（二） 研究时间
研究时间的选择，应该服务于研究目标和研究价值，同时也要结合研究路径来确定，时间是连续的概念，历史研究不应该凌驾于时间之上，对于地方法制史的研究，同样应该将其放在历史大背景下进行研究。例如在研究清末和北京政府法律制度的异同点时，就应该明确不同时间段下的法律制度的特点，同时还要考虑民间当地思想、文化在时间变化下的转变。只要动态看待地方法制史变迁，才能使结果客观化。
（三）史料选择
在历史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必须要基于史料，对于地方法制史研究同样如此，也需要经历历史研究的资料搜集、整理和阅读等过程。跳过历史，以论代史的问题同样是阻碍我国地方法制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但随着学术界对于地方法制史研究重视程度的加强，这种情况已经得到缓解。但是史料越多的领域研究人员越少，这样一种现象却仍然需要为研究敲响警钟，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如何做出正确的史料选择与整合，并推陈出新，并非易事。
本文认为，进行地方法制史研究，必须要重视档案资料的审阅，并对资料反复观察、仔细琢磨，并将地方史料与国家史料相结合，才能真正跳出固有思维，发现新问题。
（四） 研究深度
研究虽然针对的研究是地方法制史，但是最终还是应该上升至国家层面。做地方法制研究，应该从地方法制的特性中，总结出共性，最终目的应为填补国家法制史现存空白。进而使中国法律制度更为完善。地方法制史具有的特异性与国家法制的整体性相辅相成，应该在研究时，重视研究对象的独特性，避免以国家法制的整体性泛化地方法制史的特性，造成二者的割裂，使研究结果碎片化。三、地方法制史的研究启示
法治的主要环节包括立法、执法与司法，立法保障有法可依，执法保证有法必依，司法则是纯粹的法学问题，更适宜进行学科的深入研究，对于与历史结合紧密的地方法制学研究，司法是较好的研究方向。地方法制史研究以完善我国法律为目标，立足揭示中国法制史发展特点，也望达成以史为鉴，发展历史的目标。
（一） 揭露真实中国
法治建设，从中国历史上来讲，往往与阶级斗争相关，是统治阶级为了规范与稳定社会，所提出的规章，所以法律从本质上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此，学者在研究时，普遍会认为法典的制定是昭示性需求，并非满足司法。但是法律的提出立场是复杂的，不能仅凭单一的史论，下绝对性结论。如在查阅历代保留下来的契约文书，卖妻契约俯拾皆是，这与儒家主流思想文化是存在背离的，因此，在进行法制史研究时，应该分析大量的案件，并针对其进行判断与解析，才能尽可能还原真实的中国地方法律法制史。
当代中国的地方法制问题复杂难辨，且不断强化的“帝权”等，均增加了我国法制史的复杂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际通过不断移风易俗，送法下乡，将各地法律之间的差异性不断缩小，也不断的将社会生活法制化，推进依法治国，针对这一现状，地方司法的研究空间，相对于立法和执法，均相对宽泛。
（二）以史为鉴，发展历史
地方法制史研究，对于中国传统历史的研究贡献同样不可忽略。研究法制史，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尊重与传承历史，传统历史发展中，不乏生动性高、傳承广的作品，而现代大多数历史的作品，却晦涩干瘪，令人食之无味，缺乏一定的广谱性。研究地方法制史，一方面是为了促进我国法制体系的不断完善，以保证社会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将法条、制度与人物事件相结合，作为历史，面向社会，传承与发扬，推进我国法治社会建设，让公民建立起对法律的敬畏感，此外，也能够了解我国地方法制史的发展历程，以史为鉴。四、结语
基于我国国情及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本文认为法制建设同样应该积极推广，而法制史作为法制社会建设的重要来源，同样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我国的法制史研究主要停留在宏观层面，因此缺乏一定的特异性，也与我国社会现状之间存在壁垒，而针对地方法制史，进行研究，则可以做到典型化、针对化。本文以地方法制史为研究对象，讨论了地方法制史的立场，并从研究地方选择、时间选择等角度，讨论了研究方法，望予同行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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