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系建构与历史再现：电影《无问西东》中的知识分子叙事
朱洋洋
为庆贺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而筹拍的电影《无问西东》（编剧、导演：李芳芳）于2011年启动拍摄，时隔7年之后得以正式公映。作为一部有宣传色彩和纪念意义的命题作品，其内容与形式必然受到某种程度的约定限制。片名取自清华大学1923年征选而来的中文校歌歌词，实为“交换灌输”东西文化，“观其会通”之意[1]，故事架构摆脱不了清华大学的百年历程，角色人物亦离不开清华大学百年历程中的纷纷学人。作为一部投资达1亿之多，云集了众多明星的商业化制作，该片也裹挟着巨大的市场野心。从上映之后的观众反馈和票房状况来看，该片成为一部既引起了共鸣也激起了争议的话题性作品，可谓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因于独特的时空、人物和结构设定，影片浓缩呈现了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轨迹、心路历程，构建了一条独特的知识分子形象谱系，重新伸张了知识分子所负载的价值追求。那么，影片如何拿捏宣讲与叙事之间的矛盾碰撞，平衡商业策略与艺术表达之间的关系，达成历史和现实之间的有效对话，便成为审视其话语构成方式的关键路径。本文将从时空结构、历史叙述、类型话语等角度，勾勒影片所呈现的知识分子形象脉络，剖析影片运用的叙事技巧、表达策略，进而解读其知识分子话语表达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图。
一、结构与谱系
影片《无问西东》采用了平行蒙太奇的叙事方式，主要围绕四个时空展开叙述，它从现实时空展开叙事，进而铺陈了另外三个历史时空：分别为20世纪20年代、三四十年代以及60年代，实现了四个时空的交织穿插。这种独特的结构方式，将四个不同时代进行了历时性的陈述。现实时空以广告精英/新型文化媒介人①张果果为核心，讲述了他的一段商场起伏；20世纪20年代主要围绕青年学子吴岭澜的专业选择展开；三四十年代讲述了粤籍学子沈光耀弃文从戎、英勇报国的故事；60年代则讲述了陈鹏、王佳梅、李想三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平行蒙太奇的结构方式可追溯至《党同伐异》《两生花》《时时刻刻》《云图》等片，该片结构在同类叙述逻辑之上则又呈现出独特之处。影片四个时空、四组人物看似区隔分明，却又有隐秘的联系，20年代的主人公吴岭澜是三四十年代故事中沈光耀的精神引導者，沈光耀驾驶飞机、空头物品救助过的云南乡村恰是60年代的主人公陈鹏的家乡，而60年代的另_人物李想则是现实时空中张果果父亲的救命恩人。由此，影片搭建了一个明晰而又复杂、封闭而又开放的叙事结构。
片中展现的人物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组鲜活群像。按照许纪霖的划分，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代际演变，可粗略地划分为六代：晚清一代（1865-1880年）、五四一代（1880-1895年）、后五四一代（1895-1930年）、十七年一代（1930 -1945年）、文革一代（1945-1960年）、后文革一代（1960年以后出生）。[2]对照来看，影片四个时空的四位主人公吴岭澜、沈光耀属于后五四一代，陈鹏、张果果分属十七年一代、后文革一代。除却青年知识分子沈光耀之外，吴岭澜、陈鹏、张果果分别在大学、国家科研机构、文化产业中任职，可被统称为“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3]除此四人之外，影片将众多知识分子穿插、点缀进来，如晚清一代的梁启超、王国维，五四一代的梅贻琦、冯友兰、钱穆等，后五四一代的粱思成、林徽因、徐志摩、钱钟书、沈从文等。可以发现，影片对文革一代的知识分子形象着墨甚少，依据年龄判断的话，片中韩童生饰演的张果果的上司Robert，尚可归于此一代。作为中国的知名高校，清华大学云集而起的命运变迁、历史波澜可以堪称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发展轨迹的缩影，影片的叙事框架正是为了浓缩呈现这种缩影而建立，且进行了有选择性的调适取舍。
影片独特的叙事结构实现了不同代际、不同人物之间的隐秘关系，在呈现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代际演变过程中，勾勒出了一条具有内在传承性质的谱系脉络。这条谱系的建构，一方面通过精神的引领实现，一方面通过生命的救助体现。前者如梅贻琦之于吴岭澜，吴岭澜之于沈光耀；后者如沈光耀之于陈鹏，陈鹏之于张果果（陈鹏的言语刺痛并影响了挽救张父、张母性命的李想）。精神的启发引领主人公迈出新的人生步伐；救命的恩情不仅给予了主人公的肉体生命，同样也作用于主人公的内心，影响他们的行为方式。这种谱系的构建，内在于时空转换结构之中，两者一显一隐，紧密契合，共同完成了对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形象的回眸，也描画出他们延续、更迭、演变的基本脉络。
二、还原与重构
该片依托四个相对真实的时空背景，直接呈现了四个不同时期清华学人的命运，犹如展现了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形象的四个鲜活生动的横切面。在展现历史时空时，影片十分注重历史真实感的营造。在进行不同时空的首次切换时，影片用字幕直接标示出相应年代，引导叙事流程的转换。在叙事过程中，则有针对性地选取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文化事件加以展开。譬如，20年代重点展现了1924年印度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访华，在清华进行演讲的文化盛事；30年代战火纷飞之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知名高校迁至昆明，重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随之而来的是升级的战事；60年代的故事中，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到原子弹爆炸成功，成为主人公陈鹏重要的人生历程。这些事件跳跃式组接了百年中国的社会历程，既呼应了真实的历史，也让历史的真实呼应了影片中人物的命运，增强了影片的艺术真实。
值得注意的是，在还原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影片又整合进了别致的虚构技巧，体现出独特的叙述策略。四段时空、四个故事中的四个主要人物分别是吴岭澜、沈光耀、陈鹏和张果果，除沈光耀有人物原型参照之外，其余三位则以虚构为主，他们皆可谓是历史上的无名者。与此对应的则是，影片在每个时空中别有深意的穿插进实有其人的学者名流，他们或作为角色陪衬，或淡化为背景。20年代的故事中，清华校园内有梅贻琦对吴岭澜的精神引领，有泰戈尔访华时一同闪耀在聚光灯下的梁启超、徐志摩等文化名人；30年代末40年代初，西南联合大学中有陈寅恪、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等大家身影的衬托，60年代初，则有蒋南翔、邓稼先；现实时空中，能被观众明确对号的人物则是保送入读清华大学、曾红遍网络的“奶茶妹妹”章泽天。有了这些真实，人、物的映衬参照，影片故事有了历史和现实的可靠依托，流露出浓厚的历史色彩和真实感。影片将主要，^、物的虚构故事与次要人物的真实经历嵌合在一起，无形中完成了对历史的重构，在印证历史的同时也解构了历史。
为了追求真实效果，影片创作者做了大量的文献考据工作，尽可能从情节和细节上体现每个时代的风貌，呈现人物的品性。①但在这个过程中，创作者也在试图对历史话语进行改写和加工，可从两点予以说明。首先，就20年代的主要人物沈光耀来说，该人物的原型为毕业于清华大学、祖籍江苏的抗日英雄沈崇诲（1911-1937）。[4]但到了影片中，沈光耀被重新包装，改换为广东人。再者，在60年代的故事中，影片大量启用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宣传画，其中最为关键的一幅名为《好儿女志在四方》。追溯其来源的话，会发现同名宣传画由当代著名画家吴性清（1933-2005）所创作，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于1964年9月，一度风靡全国。[5]影片将画作置入1962年北京市第九人民医院的走廊，且所呈现的内容与原画有了较大分别，原画中的人物本是一男两女的形象配置，影片中的画作却已被修改为两男一女，貌似经由现代图像处理技术实现了天衣无缝的技术性重置。类似这种有意为之的处理，一方面服膺了创作者的表达诉求，另一方面也衔接了影片的叙事要求。也正是这种隐秘性的历史书写方式，进一步消解了影片指涉的历史话语的真实性。
三、类型与观念
本片四段故事的叠加，意在呈现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表达对生命价值的思索，借人物之口反复提及的“真实”“真心”进一步流露出对真切性情的肯定和追求。四段故事看似不同，但其实都在讲述知识分子的成长这一统一命题。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境，作者将人物抛入各自的命运轨迹之中，表达他们的困惑，呈现他们的选择，见证他们的生命起伏。在呈现这种价值倾向的过程中，影片带有浓郁的文艺色彩和理想气息。
不过，影片也十分注重对类型意识的建构。20年代吴岭澜的人生困惑，带有青春片讲述个体成长故事的色彩；沈光耀的故事带有战争片的外殼，英勇献身的抉择、动人心魄的空战场面、大无畏的奉献牺牲精神，都是构成这则故事的关键所在，更为重要的是，创作者将他重新设定为广东籍人士，更是富有深意之笔触。这一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异常活跃于中国银幕的黄飞鸿、叶问等粤籍英雄形象，他们既有高超的功夫身手，也有强烈的民族情结①，可谓该片段与这些现代功夫电影巧妙实现了联结，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现代功夫片的叙事套路；60年代的故事外壳是爱情片，一段三角恋爱引发了人物的命运纠葛、人性博弈；而现实时空的故事则如同演绎了一部商战片，让张果果在商海中沉浮挣扎。这些段落性故事的矛盾冲突都较为凸显，民族大义、爱情使命、利益诱惑的遭遇之中，沈光耀、陈鹏、张果果必须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让影片增强了叙事的张力和吸引力。
四个不尽相同的类型拼贴在一起，可以都归结到“成长”这一命题之下。四个不同时期内，四位青年知识分子分别遭遇自身的选择困境，关乎志趣与潮流、抱负与孝道、爱情与事业、私欲与正念，前两者有了前辈直接的精神引领，实现了自我的转化和确认，后两者虽没有直接的指引，却也受益于知识分子的情怀传统，自觉体认了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当陈鹏拒绝了校方的工作指派之后，校长蒋南翔给予他理解同情；当陈鹏放下爱情再次领受工作之时，门路依然为其开敞；当张果果陷入工作困境之时，他超越世俗观念，秉持了自己的内心信念，并选择无私帮助生育了四胞胎女儿的河南农民家庭。影片建构的知识分子群像意图在茫茫社会洪流中召唤和确认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前两个阶段的故事设定重点体现的知识分子的启蒙价值，后两个阶段则用越趋世俗化的书写传达知识分子的心声。而这一充满断裂和缝隙的叙事脉络正映射着百年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命运变迁轨迹，呼应着中国社会形态格局的发展变化；同时，这一脉络也逐渐弱化了知识分子理应承担的公共角色和批判职责，将其应担负的社会责任意识置换为个体层面的“真心”和“真情”，赋予遵从内心、个性追求以天然的合法性，而这正与借用但悖离了原旨的影片片名“无问西东”所要展现的感性呼吁一致。
整体而言，影片采用巧妙独特的叙事结构，将近代以来百年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了缩影式展现。影片虚实相间，既回溯了一众文化精英的风姿，描摹了他们的精神气度，也用想象和加工对知识分子话语进行了重新整合。影片运用类型策略将故事演绎得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进而倾诉了鼓舞人心的精神诉求。在其完整的叙事体系之下，影片粗略勾勒了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谱系结构，但对知识分子的话语指涉仍遗留了巨大的缝隙。它的跳跃式叙述凸显了百年知识分子复杂流动的生存状态、精神气度、心理意识，同样也简化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跌宕命运，并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抽离了知识分子理应负载的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汪鸾翔.清华中文校歌之真义[J].清华周刊，1925，24（4）：8.
[2]许纪霖.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M]∥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82-86.
[3]（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M].李俊，蔡海榕，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5.
[4]王凯.历史上真实的沈崇诲[N].新华日报，2018-02-02（13）.
[5]吴性清，新中国第一代新年画开拓者[N].泰州日报，2012-09-07（A09）.
①本片导演李芳芳曾说，为了拍摄电影《无问西东》，她翻阅了上百万字的历史文献和十几万张历史图片、影像。参见宋赞《<无问西东>为什么这么火？》， 《都市快报》，2018年1月16日，第A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