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忧患意识的抽绎与省思
姚海涛
摘要：产生于商周之际的忧患观念可通过对中国先秦时代众多典籍的文本线索钩沉而开显出来。孔子对于理论形态的忧患意识有豁显之功。从外部历史环境因素来看，缘于春秋末期“一多互摄”的生存格局；从内在因素来看，缘于孔子的主体内省。孔子提倡患在内不在外，在己不在人，开启了反求诸己、反省内求的思维方式，在教育实践中处处以生活化、艺术化、时机化、情境化方式展示，并将忧患意识内显于仁、外化于行，实现了个人忧患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结合，且由内而外自然导出了敬畏化、礼仪化的忧患意识——礼，完成了仁礼合一、仁智双显十字打开式的通达思想架构。
关键词：忧患意识；孔子；抽绎；省思；人文自觉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8）01006206
理论形态的忧患意识的形成是中国先民从蒙昧到觉醒、从野蛮到文明过渡阶段的思想产物，是中国文化经过长期孕育后的结晶。忧患观念在先秦时期已大显于儒家经典文本六经之中，观忧患意识的发展逻辑，可以看到其由细到大，由生活而哲理，由个人到国家，由仪式、品德而文化的发展过程，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轨迹。孔子作为儒家开山承接了商周以来的忧患文本积累，结合自身所处的“周文疲弊”的时代背景，从儒家特有的反求诸己的致思取向出发，将忧患意识发展为内外并重、理想现实联通、内容形式并举的思理架构。
近人徐复观先生对于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尽探赜索隐之责，有钩深致远之功，抉发出了埋藏在古文献中长达几千年的文化奥义。徐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其萌发当在商周之际——诱发因素来自文王与殷纣间的微妙而困难的处境，而后被周公召公们继承扩大。[1]19他将此意识从时间上定位于商周之际，且指出了忧患意识产生的原因与发展演进的基本线索。牟宗三先生也深以为然，并认为这一概念对于区分中国哲学与西方宗教的思想内核尤为重要。
一、忧患的文本线索钩沉
（一）《易传》中的忧患观念
作为正式观念出现的“忧患”一词在《易传》中有两见，均出自《系辞》：“作《易》者，其有忧患乎？”[2]252“（《易》）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2]254从商到周的朝代变更，也是思想观念深刻变迁的历史节点。在这个重要历史时刻，社会思想观念的变迁也不可避免——由不可知、不可识而又充满神秘宗教性的天命至上观演进为由敬而生的道德义之“天命惟德”观念，并由“天生烝民”而引发了天人贯通观念——人为天所命，天是人的道德根源。如何破解忧患意识也成为《易》关注的重要课题。君子如要实现兼利万物、崇德廣业，就不能不对变化之道、刚柔之术有所掌握，“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2]234。中国文化中于是产生了尊天命的观念，进而天命置换为民之所向、所归，并将其作为文化基因而灌注于人文历史演进之中。
（二）《尚书》《诗经》中的忧患观念
从历史文献发生学的角度看，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尚书》的出现早于《周易》。众所周知，《尚书》作为一部总结历史经验的上古之书，是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来源，当然也是忧患意识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尚书·盘庚》中“告汝不易，永敬大恤”[3]128彰显出政治活动中的困难意识以及面对“不易”的警惕谨慎意识。《尚书·说命》中“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3]137以及《尚书·大禹谟》中为儒家道统所津津乐道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3]24此中充满着深沉的忧患情怀及对人心的忧患义、对道心的戒惧义、对中道的体贴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将人心之“危”与道心之“微”的摇摆与回荡之神髓描摹得惟妙惟肖，刻画得细致入微。
《诗经》的现实主义品性与先民的生存境遇两相对照，必然激发出深沉的忧患情怀。《大雅·民劳》中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4]291《王风·黍离》中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4]69另《小雅·小旻》中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4]212诗人充满着对劳动人民辛苦的巨大同情与忧国爱民的伟大情怀，发出了西周灭亡历史责任的天问，深藏着对历史悲剧原因的求索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忧思之情与畏惧谨慎之意。这些情愫、情怀通过诗而兴发出来格外感动、震撼人心。
（三）礼与忧患：从神到人
礼与忧患何干？忧患从属于礼，是礼观念视野中的一衍生物或共生物，而礼中自然内蕴忧患观念。礼的观念，萌芽于周初，丕显于西周之末而大流行于春秋时代。[1]41按学界通行看法，礼渊源于人类早期的祭祀活动，源于处理人与神之间紧张关系的需要，是从巫觋文化嬗变而来。礼后来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进入了人类的生活成为日用习惯；另一部分则进入了社会管理领域，成为重要的社会秩序调节器。神秘宗教观的解放与礼的产生属同一过程，而忧患意识则是理智化时代照临的一个重大人文发现。观念领域的主宰（神）退居人后，变为人之附庸；现实中的人则显于神前，成为神的供主之后，理智的忧患取代了无由的怖栗和不安的恐惧。这一慧识在从神到人的地位转换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忧患意识的产生使得彼岸的宗教世界被消解、被置换为此岸的永生与不朽，于是人的历史意识、生命意识、传承观念也就随之而具。“死而不朽”的超越意识在《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被明确提出。鲁国大夫叔孙豹说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5]“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是有位阶、等次的三件事，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涉及道德观、功业观、言论观而极具人文精神意蕴的著名论断。其中，立德为最高，立功其次，立言又次之。三不朽与忧患意识有着内在、密切而微妙的契合。较之世界其他民族，中华民族尤为重视历史。其最突出的表现便是重视历史的书写，有着漫长而连续的书写的历史——立言。生命的学问是中华民族哲学之根本所在。学问即生命，生命即学问。学问与生命打通为一片、合体无间是为立德。有历史感的民族必有其立命担当意识，必有面向未来之忧患意识，必有重视薪火相续之永恒意识。传承观念与担当意识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之儒家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的传承、历史的传递当然要以“立功”为归宿，以显于当代，以见于后世，只有如此，才能在历史的时空中绵延不绝。
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中将忧患意识的过程明晰厘清为“敬”“彝”“礼”“仁”四个内在脉络，并将其定义为：“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考而来的远见；……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1]1819牟宗三指出，中国哲学重道德性的根源在于忧患意识。他完全同意徐复观先生的观点，并进一步对佛教、基督教与儒家的情绪做了阐发，认为三家的悲悯同是一种宇宙悲情，但儒家之忧患不同于佛教、基督教之处在于，一从人生负面之罪与苦而入产生了自我否定意识，一从人生正面入产生了自我肯定意识。儒家从正面入，故发展出了敬、敬德、明德与天命意识。[6]
二、忧患意识的文字学与哲理解读
关于忧患之忧，《说文》中有“憂”、“”这样两种写法。憂解释为：“和之行也。从夊声。诗曰：布政憂憂。”[7]107此字后来借为優，后简体字写作“优”。解释为：“愁也。从心，从頁。”[7]222忧患之忧很明显应为“”，而不能是“憂”。《说文》中将“患”解释为： “忧也。”[7]222认为忧就是忧愁、担心、担忧的意思。忧、患构成同义并列复合词。在这里忧患只是人的一种心理情愫，并未作深层人文意义的哲理内涵解读。如果仅仅从忧患的本义去理解就不能真正恰当理解忧患意识。我们知道忧、患与忧患、忧患意识并非同一层次的概念。从忧患到忧患意识的转换体现的是理论的自觉、思想的飞跃，是人文跃动的结果。实现理论转换的关键是将忧患的内容定义为情感的或理性的、思虑的哲理深度、历史宽度与人文密度。当忧患从人的心理情愫的情绪化表现转变为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的理性诉求，转变为关系到存亡治乱的生命意识等意义时，人文意义上的忧患意识就真正产生了。
综合以上文献学以及文字学分析，我们可以给忧患意识下一定义。所谓忧患意识，是现实生存结构在心灵意识领域中由感性而理性的正向回应，其或对于国家、或对于民族、或对于个人，是针对业已发生、即将发生或有发生之可能性的“事件”，尤其是“生存困境”做出的积极、肯定、正面回应。其包含着对忧郁哀伤的超越，具有深刻的内省性与预见性，蕴含着深刻的批判、责任与担当意识。其作用是通过忧患意识之确立激发个体或群体的积极回应，使之迎难而上最终实现转危为安的期待愿景。
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对元关系。忧患意识的产生也可以从这里得到一些启发。忧患意识是中国文化背景与思维向度所共同催生的。忧患意识发端于早期先民面临严酷生存境遇的心灵投影，是由死亡意识所激发而超越，由集体自我意识所引发的生存渴求而觉醒，由含混的宗教意识所迷惘之后，鼓舞而生出的否定性批判性思維。忧患意识与其说是自发性的感性思维，倒不如说是潜意识中自觉的理性回应，是由当下可见的“忧”或“患”引出不可见的未来问题，由在场引出不在场的过程状态。于是人在阐微显幽、探赜索隐的心理过程中，用理性情感战胜感性欲望，经过了艰难抉择过程，“未来”就从隐蔽走向澄明。存在摇摆在可能与现实两端，滑动于偶然与必然之间的平衡点上实现的和谐统一关系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变幻莫测的未来有了坚实的落脚点。通过忧患意识的集体迸发，个体的分裂与矛盾的撕扯，心灵内在张力得到释放。个体徘徊在宗教迷惘与理性的十字路口，最终做出了合理的抉择，并在历史时空中获得永恒。这种发展困境的心灵突破，用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理论来类比解释就是本我快乐原则的超越、自我现实原则的突破与超我道德原则的实现。
三、孔子对忧患观念的豁显——仁礼合一、仁智双显
先秦诸子面对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周文疲弊产生的文化焦虑源于对文明史的深刻体察，都发展出了比较深刻的忧患意识。先秦儒家特显忧患意识并由是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学说。诸子百家中也只有儒家的忧患意识能从正面悟入，开显出人类面向未来的生存智慧。忧患意识是儒家人文关怀的真精神，也是儒家对待历史、现实、人生的基本观念之一。饱含历史人文思考的忧患意识或曰忧患精神，存在于孔子的言论思想中也就在情理之中。忧患，忧患，何忧？何患？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之忧之患并不指向个人的荣辱与得失，而是忧“道”——忧道之不行于世。其急切希望道的下贯也体现出了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与人文的担当感，所以孔子又说：“人能弘道。”孔子之忧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其一，民生之忧。以一种超越于常人的视野对人民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前途进行了深沉的思索。其二，己道之忧。孔子在当时的历史文化大背景下，忧己之道未能大显于社会。令人扼腕的是孔子仁礼合一的政治抱负、重建斯文的文化理想竟明珠暗投，只能在理论上豁显为忧患意识以待后生。
虽然在《论语》中忧患还没有连为一词，但有着深刻宗周文化烙印、历史意识、内省意识、责任担当意识、群体意识、和谐意识的孔子全面揭示出了人文意义之忧患意识的深层特质，表达了其人生态度、文化诉求与哲理期待。孔子仁礼合一、仁智双显的学说是在对忧患观念的豁显中产生的。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于忧患意识方面存在内在关联与传承。孔子忧患意识外缘于春秋末期“一多互摄”的生存格局，内缘于孔子本人的主体内省，提倡患在内不在外、在己不在人，开启了反求诸己、反省内求的思维方式。在承担文命责任时，在具体教学情境中，孔子时时处处向学生以生活化、艺术化、时机化、情境化方式展示出来，并将其内显于仁、外化于行，忧道不忧贫，将个人忧患与国家前途命运相结合，由内而外自然导出敬畏化、礼仪化的忧患意识——礼，完成了仁礼合一、仁智双显十字打开式的通达思想架构。
（一）孔子忧患意识的外缘因素——一多互摄的生存格局
忧患意识的产生必有其外缘因素。孔子忧患意识产生的外缘因素是外在断裂的“一多互摄”生存格局——一种文化，多个国家：“既有生存格局的异质性或断裂，又有华夏文化的连续性，它为各种人才的脱颖而出、各种思想的萌发以及互激互荡提供了极难得的发生结构。”[8]用牟宗三先生的说法就是“周文疲弊”。周文疲弊但未断绝，礼虽崩、乐虽坏但存而不亡、危中蕴机。如春秋五霸还要以尊王攘夷的华丽外衣来包装政治野心。社会总体结构上因已出现的严重异质性而带来了深刻的内在紧张，但在整体上却还保持了某种平衡性。这就是为什么周代能藉此格局而维持八百年的重要原因。这种“一多互摄”的生存格局也使得诸子并出、百家争鸣，遂让此时期的文化在涌动、鼓荡、喷薄中而呈现出灵光爆破之态，展现出百态千姿、妙意迭出之势。
（二）孔子忧患意识的主体内省因素——患在内不在外、在己不在人，开启反求诸己、反省内求的思维方式
孔子祖上本为世袭贵族而后一路沦落，到孔子幼时已然沦为平民阶层。他终靠自身的努力经略而跻身士阶层，成为“达者”。孔子在教育学生时，融入了自身的经历，采取了内省为本、反思不已的内在致思取向，处理问题也引入道德优位理路。内省为本的致思取向实建立在对人有一种高度自信基础之上——自信人可以向内观照以达到圣贤境界。生活中具体的人虽不完善，但有相当大的潜力，只要自省内求就可以走向即凡成圣的道路。人的缺陷可在这种自信中得到修正。这种自信可由内在而向外开出一条修齐治平之路，通过为善去恶一路拓展开来，一途互通而去，就可以开出一个全新境界。
鄙夫之患与君子之忧绝不相同。“鄙夫……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9]210见识浅薄之人患在没有一个定见，只是随着时势的潮流而左奔右突，所以时刻在惶惑不安之中，进退维谷而患得患失。孔子认为忧患并不可怕，患在内不在外，在己不在人，关键要“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9]140，“患其不能也”“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9]187，于是孔子开启了反求诸己、反省内求的思维方式。忧之在天者，人只能顺天而领命；忧之在我者，人就可以顺人性而有所作为。忧之在我者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9]75孔子忧德、学、义、善，所举四者，正是日新之德。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9]109故迎之而上，内转为修德、讲学、徙义、迁善，就能实现不忧之仁者的大境界。此处仁者为何不忧？忧已为仁所化解。忧患意识的正面、积极义在这里凸显出来，能够让人在忧患中实现彻底转换，由忧到乐，从而达到乐以忘忧的境界。西哲海德格尔对烦、畏等精神状态的剖析显露出了局限于一域的极端悲观主义色彩，与儒家所倡导的忧患意识完全不同。忧患意识乃一慧识，从正面悟入产生出内在积极而有担当感的持久力量，汩汩而出、源源不断，显露出统揽全局无所畏惧的乐观主义色彩。
（三）孔子忧患意识的“时”化——生活化、艺术化、时机化、情境化
孔子的忧患意识从其表述的字面义看来多而杂，好像有矛盾之处。比如孔子有时讲“仁者不忧”“君子不忧不惧”[9]140，好像君子应该没有任何忧患之事。但有时又讲忧——“忧道不忧贫”。孔子采用非普遍主义的视角，随时随處指点忧患而不拘泥于一个现成物。因为人之境遇往往变化多端，而不可一以概之。而忧患本是一生成物，时刻在变化之中，会随着周遭环境变化、人应对之策的调整而玄妙莫测。忧患意识的非对象化也决定了不能针对某一具体境遇开出固定验方，而只能以一概括性、原则性的策略原则去理论分析，而具体的应对之策只能从人的内省之中提炼得到。所以孔子的忧患意识随处指点，时机化很强，随“时”兴发出感人奋进的力量。
由此可见，情境构成性与兴发性是孔子忧患意识乃至其哲理思想的重要特点。忧患意识的兴发性使得建基于其上的肯定性建构与否定性解构具有了时间向度意义。忧患意识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人生意义的探寻。时间是意义之在的重要生存场域。于是对忧患意识的回答变成了打通过去、现在、未来的真实体验，在对时间的内在把握中体现出了人生意义的生存机理。忧患意识将涌动着人生意义本身的时间与个人运命流动、交织，有意义的人生真相在此得到朗显。这是一种人与时、人与世的交织，是深层内在的多缘化结构。忧患意识是见机而作的，又是变动不居的，作为主体的人就应该逆来顺应地处理好已发与未发、过去与未来、永恒与变动的关系，做到发而皆中节。从孔子忧患意识中可以体现出孔子“时”的哲学——时间意识、时机意识。生活化、艺术化、时机化、情境化的忧患意识将“时”的哲学、内在的生命意义的忧患、外在的时机境遇完美整合为一。
（四）孔子忧患意识的人文化、政治化与传承性——天命
孔子的忧患意识体现出了儒家人格理想、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的执着表征，彰显出圣人的历史人文理性与人生之大关切及大情怀。孔子对忧患的历史性解答具有人文化、政治化与传承性的特征。孔子对民族大道之忧患是以人文化、政治化与传承性来守护民族文化精神家园的大智，以感人的道德践履展开人生实践层面的大行，实现文化理想、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合一的大境界。
孔子“文王已没，斯文在兹，天之未丧”的内在高度自信向外投射出来，自然具有一种穿透历史的撼动人心的力量。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决绝，自然会绽放出夺目的异彩。孔子忧道之不行，遍干诸侯而不见用，文化不传的忧患、国家治理的隐忧都集聚于一身。孔子晚年又遭遇接连的打击——儿子孔鲤之死与颜渊蚤殁。令后人奇怪的是，丧子之痛竟比不过丧徒之恸。颜渊之死是儒学早期发展史上的一个关节点，在此情境之下，这对孔子及中国文化之命运都是一次重大考验。在孔子心目中，颜渊作为唯一能契接己道的完美传承人竟也先去，实有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在此情况下，如何自见于后世？孔子意识到文化传承这一大问题以后，在晚年的绝望忧思中，采取了影响深远的应对之策。其中有两个是最关键的：“第一是传授给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的曾参以孝道；第二是编辑、传解乃至创作‘六艺，赋予它们‘深切著明的蕴义，使其成为后世儒家的生长点。”[10]乘桴浮于海、居九夷之叹式的排解遣怀将忧道与退隐进行了开显与对冲。这让夫子在晚年接连的打击中，能忧患而立，在风暴中游刃有余，作出传道于曾参的正确抉择。晚年的传道对儒家大忧患的解答将儒家理想、政治生态、人文关切、文化自觉与匡时救弊、救治良方完美统一了起来。
《礼记·檀弓上》记载的孔子临终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11]夫子临死之前的诗化述怀，成为忧患的绝响。一个坚守安贫乐道精神、心存悲天悯人情怀，有着“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的忧思，时刻怀着民族文化精神承载理想的孔老夫子永远去了，他也永远存在，永远为后人所激赏！
（五）孔子忧患意识的敬畏化、礼仪化——礼
忧患意识与礼的关系相当密切——忧患生畏，畏则生敬。敬是礼的基本要求。孔子说，要“居敬而行简”“望之俨然”，并讲过“畏敬一如”意思的话。更具典型意义的是孔子“三畏之说”——“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三畏实质上是三敬。用敬去解释畏是相当恰当的。三畏成为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孔子之畏有多重意蕴：畏既包含具体可见之畏，也包括抽象不可见之畏。畏的最本质特点是敬畏，核心是敬慎而不是畏惧。在孔子那里，畏得到了某种意义的升华诠释，是对人的有限性之畏。通过畏展现出的有限性通过敬慎、忧患以达到无限性的“践仁知天”的超越性。“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祭如在”所开示出来的敬畏意识与礼仪观念是我们在世的存在方式。世界是人类存在的整个世界，只有在与人的对立、互应中才能获得意义。孔子啟示我们在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时只有用敬畏化、礼仪化的观照视角，才能得到真正的生存意义。
儒家先贤孔子忧患意识之确立，从侧面也能看成是对现实的不妥协，对未来的一种自信。孔颜之乐所体现出来的乐感文化与忧患意识并不矛盾，所以中国文化也可说是一种忧乐圆融的文化。忧患意识涵具深沉的内省意识与圆融的礼乐精神，共同架构起儒家特有的情怀，成为沟通内在与外在的枢纽，打通知与行、人与世界的关节点，树立理想与观照现实的结合点。忧乐圆融、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万物并育不害不悖、一体无碍的大同境界体现出全人类的共同意识与期许。
四、结语
忧患意识为中华民族之源头大智慧。此意识发端于蒙昧、野蛮时代之先民，经过长期文明之孕育方大显于儒家经典文本之中，由孔子将其铸造为儒家的基本人文理性精神而薪尽火传、生生不息。通过对忧患意识的省察，可以发现忧患意识的涓涓细流、渊渊小流发端于先民的思想创辟，流经孔子时进行了扬流清波般的人文省思与历史观照，不断被扬弃、被反思、被超越，终成洋洋大观之势——汇聚成溥博渊泉、汤汤大流，这条思想大河与中华民族以相依为命的方式共在着，内化在时间之流中，将幽晦隐微终变成深切著明并发皇盛大，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里。于是宋无名氏题于邮亭梁间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匾额散发出照彻千古的光辉。
参考文献：
[1]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2]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
[3]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4] 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5]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1088.
[6]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15.
[7]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8] 张祥龙.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礼乐人生与哲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839.
[9]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0] 张祥龙.先秦儒家哲学九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4.
[11] 王文锦.礼记译解：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1：79.
责任编辑：夏畅兰
摘要：产生于商周之际的忧患观念可通过对中国先秦时代众多典籍的文本线索钩沉而开显出来。孔子对于理论形态的忧患意识有豁显之功。从外部历史环境因素来看，缘于春秋末期“一多互摄”的生存格局；从内在因素来看，缘于孔子的主体内省。孔子提倡患在内不在外，在己不在人，开启了反求诸己、反省内求的思维方式，在教育实践中处处以生活化、艺术化、时机化、情境化方式展示，并将忧患意识内显于仁、外化于行，实现了个人忧患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结合，且由内而外自然导出了敬畏化、礼仪化的忧患意识——礼，完成了仁礼合一、仁智双显十字打开式的通达思想架构。
关键词：忧患意识；孔子；抽绎；省思；人文自觉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8）01006206
理论形态的忧患意识的形成是中国先民从蒙昧到觉醒、从野蛮到文明过渡阶段的思想产物，是中国文化经过长期孕育后的结晶。忧患观念在先秦时期已大显于儒家经典文本六经之中，观忧患意识的发展逻辑，可以看到其由细到大，由生活而哲理，由个人到国家，由仪式、品德而文化的发展过程，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轨迹。孔子作为儒家开山承接了商周以来的忧患文本积累，结合自身所处的“周文疲弊”的时代背景，从儒家特有的反求诸己的致思取向出发，将忧患意识发展为内外并重、理想现实联通、内容形式并举的思理架构。
近人徐复观先生对于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尽探赜索隐之责，有钩深致远之功，抉发出了埋藏在古文献中长达几千年的文化奥义。徐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其萌发当在商周之际——诱发因素来自文王与殷纣间的微妙而困难的处境，而后被周公召公们继承扩大。[1]19他将此意识从时间上定位于商周之际，且指出了忧患意识产生的原因与发展演进的基本线索。牟宗三先生也深以为然，并认为这一概念对于区分中国哲学与西方宗教的思想内核尤为重要。
一、忧患的文本线索钩沉
（一）《易传》中的忧患观念
作为正式观念出现的“忧患”一词在《易传》中有两见，均出自《系辞》：“作《易》者，其有忧患乎？”[2]252“（《易》）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2]254从商到周的朝代变更，也是思想观念深刻变迁的历史节点。在这个重要历史时刻，社会思想观念的变迁也不可避免——由不可知、不可识而又充满神秘宗教性的天命至上观演进为由敬而生的道德义之“天命惟德”观念，并由“天生烝民”而引发了天人贯通观念——人为天所命，天是人的道德根源。如何破解忧患意识也成为《易》关注的重要课题。君子如要实现兼利万物、崇德廣业，就不能不对变化之道、刚柔之术有所掌握，“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2]234。中国文化中于是产生了尊天命的观念，进而天命置换为民之所向、所归，并将其作为文化基因而灌注于人文历史演进之中。
（二）《尚书》《诗经》中的忧患观念
从历史文献发生学的角度看，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尚书》的出现早于《周易》。众所周知，《尚书》作为一部总结历史经验的上古之书，是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来源，当然也是忧患意识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尚书·盘庚》中“告汝不易，永敬大恤”[3]128彰显出政治活动中的困难意识以及面对“不易”的警惕谨慎意识。《尚书·说命》中“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3]137以及《尚书·大禹谟》中为儒家道统所津津乐道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3]24此中充满着深沉的忧患情怀及对人心的忧患义、对道心的戒惧义、对中道的体贴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将人心之“危”与道心之“微”的摇摆与回荡之神髓描摹得惟妙惟肖，刻画得细致入微。
《诗经》的现实主义品性与先民的生存境遇两相对照，必然激发出深沉的忧患情怀。《大雅·民劳》中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4]291《王风·黍离》中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4]69另《小雅·小旻》中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4]212诗人充满着对劳动人民辛苦的巨大同情与忧国爱民的伟大情怀，发出了西周灭亡历史责任的天问，深藏着对历史悲剧原因的求索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忧思之情与畏惧谨慎之意。这些情愫、情怀通过诗而兴发出来格外感动、震撼人心。
（三）礼与忧患：从神到人
礼与忧患何干？忧患从属于礼，是礼观念视野中的一衍生物或共生物，而礼中自然内蕴忧患观念。礼的观念，萌芽于周初，丕显于西周之末而大流行于春秋时代。[1]41按学界通行看法，礼渊源于人类早期的祭祀活动，源于处理人与神之间紧张关系的需要，是从巫觋文化嬗变而来。礼后来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进入了人类的生活成为日用习惯；另一部分则进入了社会管理领域，成为重要的社会秩序调节器。神秘宗教观的解放与礼的产生属同一过程，而忧患意识则是理智化时代照临的一个重大人文发现。观念领域的主宰（神）退居人后，变为人之附庸；现实中的人则显于神前，成为神的供主之后，理智的忧患取代了无由的怖栗和不安的恐惧。这一慧识在从神到人的地位转换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忧患意识的产生使得彼岸的宗教世界被消解、被置换为此岸的永生与不朽，于是人的历史意识、生命意识、传承观念也就随之而具。“死而不朽”的超越意识在《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被明确提出。鲁国大夫叔孙豹说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5]“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是有位阶、等次的三件事，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涉及道德观、功业观、言论观而极具人文精神意蕴的著名论断。其中，立德为最高，立功其次，立言又次之。三不朽与忧患意识有着内在、密切而微妙的契合。较之世界其他民族，中华民族尤为重视历史。其最突出的表现便是重视历史的书写，有着漫长而连续的书写的历史——立言。生命的学问是中华民族哲学之根本所在。学问即生命，生命即学问。学问与生命打通为一片、合体无间是为立德。有历史感的民族必有其立命担当意识，必有面向未来之忧患意识，必有重视薪火相续之永恒意识。传承观念与担当意识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之儒家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的传承、历史的传递当然要以“立功”为归宿，以显于当代，以见于后世，只有如此，才能在历史的时空中绵延不绝。
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中将忧患意识的过程明晰厘清为“敬”“彝”“礼”“仁”四个内在脉络，并将其定义为：“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考而来的远见；……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1]1819牟宗三指出，中国哲学重道德性的根源在于忧患意识。他完全同意徐复观先生的观点，并进一步对佛教、基督教与儒家的情绪做了阐发，认为三家的悲悯同是一种宇宙悲情，但儒家之忧患不同于佛教、基督教之处在于，一从人生负面之罪与苦而入产生了自我否定意识，一从人生正面入产生了自我肯定意识。儒家从正面入，故发展出了敬、敬德、明德与天命意识。[6]
二、忧患意识的文字学与哲理解读
关于忧患之忧，《说文》中有“憂”、“”这样两种写法。憂解释为：“和之行也。从夊声。诗曰：布政憂憂。”[7]107此字后来借为優，后简体字写作“优”。解释为：“愁也。从心，从頁。”[7]222忧患之忧很明显应为“”，而不能是“憂”。《说文》中将“患”解释为： “忧也。”[7]222认为忧就是忧愁、担心、担忧的意思。忧、患构成同义并列复合词。在这里忧患只是人的一种心理情愫，并未作深层人文意义的哲理内涵解读。如果仅仅从忧患的本义去理解就不能真正恰当理解忧患意识。我们知道忧、患与忧患、忧患意识并非同一层次的概念。从忧患到忧患意识的转换体现的是理论的自觉、思想的飞跃，是人文跃动的结果。实现理论转换的关键是将忧患的内容定义为情感的或理性的、思虑的哲理深度、历史宽度与人文密度。当忧患从人的心理情愫的情绪化表现转变为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的理性诉求，转变为关系到存亡治乱的生命意识等意义时，人文意义上的忧患意识就真正产生了。
综合以上文献学以及文字学分析，我们可以给忧患意识下一定义。所谓忧患意识，是现实生存结构在心灵意识领域中由感性而理性的正向回应，其或对于国家、或对于民族、或对于个人，是针对业已发生、即将发生或有发生之可能性的“事件”，尤其是“生存困境”做出的积极、肯定、正面回应。其包含着对忧郁哀伤的超越，具有深刻的内省性与预见性，蕴含着深刻的批判、责任与担当意识。其作用是通过忧患意识之确立激发个体或群体的积极回应，使之迎难而上最终实现转危为安的期待愿景。
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对元关系。忧患意识的产生也可以从这里得到一些启发。忧患意识是中国文化背景与思维向度所共同催生的。忧患意识发端于早期先民面临严酷生存境遇的心灵投影，是由死亡意识所激发而超越，由集体自我意识所引发的生存渴求而觉醒，由含混的宗教意识所迷惘之后，鼓舞而生出的否定性批判性思維。忧患意识与其说是自发性的感性思维，倒不如说是潜意识中自觉的理性回应，是由当下可见的“忧”或“患”引出不可见的未来问题，由在场引出不在场的过程状态。于是人在阐微显幽、探赜索隐的心理过程中，用理性情感战胜感性欲望，经过了艰难抉择过程，“未来”就从隐蔽走向澄明。存在摇摆在可能与现实两端，滑动于偶然与必然之间的平衡点上实现的和谐统一关系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变幻莫测的未来有了坚实的落脚点。通过忧患意识的集体迸发，个体的分裂与矛盾的撕扯，心灵内在张力得到释放。个体徘徊在宗教迷惘与理性的十字路口，最终做出了合理的抉择，并在历史时空中获得永恒。这种发展困境的心灵突破，用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理论来类比解释就是本我快乐原则的超越、自我现实原则的突破与超我道德原则的实现。
三、孔子对忧患观念的豁显——仁礼合一、仁智双显
先秦诸子面对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周文疲弊产生的文化焦虑源于对文明史的深刻体察，都发展出了比较深刻的忧患意识。先秦儒家特显忧患意识并由是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学说。诸子百家中也只有儒家的忧患意识能从正面悟入，开显出人类面向未来的生存智慧。忧患意识是儒家人文关怀的真精神，也是儒家对待历史、现实、人生的基本观念之一。饱含历史人文思考的忧患意识或曰忧患精神，存在于孔子的言论思想中也就在情理之中。忧患，忧患，何忧？何患？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之忧之患并不指向个人的荣辱与得失，而是忧“道”——忧道之不行于世。其急切希望道的下贯也体现出了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与人文的担当感，所以孔子又说：“人能弘道。”孔子之忧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其一，民生之忧。以一种超越于常人的视野对人民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前途进行了深沉的思索。其二，己道之忧。孔子在当时的历史文化大背景下，忧己之道未能大显于社会。令人扼腕的是孔子仁礼合一的政治抱负、重建斯文的文化理想竟明珠暗投，只能在理论上豁显为忧患意识以待后生。
虽然在《论语》中忧患还没有连为一词，但有着深刻宗周文化烙印、历史意识、内省意识、责任担当意识、群体意识、和谐意识的孔子全面揭示出了人文意义之忧患意识的深层特质，表达了其人生态度、文化诉求与哲理期待。孔子仁礼合一、仁智双显的学说是在对忧患观念的豁显中产生的。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于忧患意识方面存在内在关联与传承。孔子忧患意识外缘于春秋末期“一多互摄”的生存格局，内缘于孔子本人的主体内省，提倡患在内不在外、在己不在人，开启了反求诸己、反省内求的思维方式。在承担文命责任时，在具体教学情境中，孔子时时处处向学生以生活化、艺术化、时机化、情境化方式展示出来，并将其内显于仁、外化于行，忧道不忧贫，将个人忧患与国家前途命运相结合，由内而外自然导出敬畏化、礼仪化的忧患意识——礼，完成了仁礼合一、仁智双显十字打开式的通达思想架构。
（一）孔子忧患意识的外缘因素——一多互摄的生存格局
忧患意识的产生必有其外缘因素。孔子忧患意识产生的外缘因素是外在断裂的“一多互摄”生存格局——一种文化，多个国家：“既有生存格局的异质性或断裂，又有华夏文化的连续性，它为各种人才的脱颖而出、各种思想的萌发以及互激互荡提供了极难得的发生结构。”[8]用牟宗三先生的说法就是“周文疲弊”。周文疲弊但未断绝，礼虽崩、乐虽坏但存而不亡、危中蕴机。如春秋五霸还要以尊王攘夷的华丽外衣来包装政治野心。社会总体结构上因已出现的严重异质性而带来了深刻的内在紧张，但在整体上却还保持了某种平衡性。这就是为什么周代能藉此格局而维持八百年的重要原因。这种“一多互摄”的生存格局也使得诸子并出、百家争鸣，遂让此时期的文化在涌动、鼓荡、喷薄中而呈现出灵光爆破之态，展现出百态千姿、妙意迭出之势。
（二）孔子忧患意识的主体内省因素——患在内不在外、在己不在人，开启反求诸己、反省内求的思维方式
孔子祖上本为世袭贵族而后一路沦落，到孔子幼时已然沦为平民阶层。他终靠自身的努力经略而跻身士阶层，成为“达者”。孔子在教育学生时，融入了自身的经历，采取了内省为本、反思不已的内在致思取向，处理问题也引入道德优位理路。内省为本的致思取向实建立在对人有一种高度自信基础之上——自信人可以向内观照以达到圣贤境界。生活中具体的人虽不完善，但有相当大的潜力，只要自省内求就可以走向即凡成圣的道路。人的缺陷可在这种自信中得到修正。这种自信可由内在而向外开出一条修齐治平之路，通过为善去恶一路拓展开来，一途互通而去，就可以开出一个全新境界。
鄙夫之患与君子之忧绝不相同。“鄙夫……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9]210见识浅薄之人患在没有一个定见，只是随着时势的潮流而左奔右突，所以时刻在惶惑不安之中，进退维谷而患得患失。孔子认为忧患并不可怕，患在内不在外，在己不在人，关键要“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9]140，“患其不能也”“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9]187，于是孔子开启了反求诸己、反省内求的思维方式。忧之在天者，人只能顺天而领命；忧之在我者，人就可以顺人性而有所作为。忧之在我者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9]75孔子忧德、学、义、善，所举四者，正是日新之德。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9]109故迎之而上，内转为修德、讲学、徙义、迁善，就能实现不忧之仁者的大境界。此处仁者为何不忧？忧已为仁所化解。忧患意识的正面、积极义在这里凸显出来，能够让人在忧患中实现彻底转换，由忧到乐，从而达到乐以忘忧的境界。西哲海德格尔对烦、畏等精神状态的剖析显露出了局限于一域的极端悲观主义色彩，与儒家所倡导的忧患意识完全不同。忧患意识乃一慧识，从正面悟入产生出内在积极而有担当感的持久力量，汩汩而出、源源不断，显露出统揽全局无所畏惧的乐观主义色彩。
（三）孔子忧患意识的“时”化——生活化、艺术化、时机化、情境化
孔子的忧患意识从其表述的字面义看来多而杂，好像有矛盾之处。比如孔子有时讲“仁者不忧”“君子不忧不惧”[9]140，好像君子应该没有任何忧患之事。但有时又讲忧——“忧道不忧贫”。孔子采用非普遍主义的视角，随时随處指点忧患而不拘泥于一个现成物。因为人之境遇往往变化多端，而不可一以概之。而忧患本是一生成物，时刻在变化之中，会随着周遭环境变化、人应对之策的调整而玄妙莫测。忧患意识的非对象化也决定了不能针对某一具体境遇开出固定验方，而只能以一概括性、原则性的策略原则去理论分析，而具体的应对之策只能从人的内省之中提炼得到。所以孔子的忧患意识随处指点，时机化很强，随“时”兴发出感人奋进的力量。
由此可见，情境构成性与兴发性是孔子忧患意识乃至其哲理思想的重要特点。忧患意识的兴发性使得建基于其上的肯定性建构与否定性解构具有了时间向度意义。忧患意识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人生意义的探寻。时间是意义之在的重要生存场域。于是对忧患意识的回答变成了打通过去、现在、未来的真实体验，在对时间的内在把握中体现出了人生意义的生存机理。忧患意识将涌动着人生意义本身的时间与个人运命流动、交织，有意义的人生真相在此得到朗显。这是一种人与时、人与世的交织，是深层内在的多缘化结构。忧患意识是见机而作的，又是变动不居的，作为主体的人就应该逆来顺应地处理好已发与未发、过去与未来、永恒与变动的关系，做到发而皆中节。从孔子忧患意识中可以体现出孔子“时”的哲学——时间意识、时机意识。生活化、艺术化、时机化、情境化的忧患意识将“时”的哲学、内在的生命意义的忧患、外在的时机境遇完美整合为一。
（四）孔子忧患意识的人文化、政治化与传承性——天命
孔子的忧患意识体现出了儒家人格理想、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的执着表征，彰显出圣人的历史人文理性与人生之大关切及大情怀。孔子对忧患的历史性解答具有人文化、政治化与传承性的特征。孔子对民族大道之忧患是以人文化、政治化与传承性来守护民族文化精神家园的大智，以感人的道德践履展开人生实践层面的大行，实现文化理想、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合一的大境界。
孔子“文王已没，斯文在兹，天之未丧”的内在高度自信向外投射出来，自然具有一种穿透历史的撼动人心的力量。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决绝，自然会绽放出夺目的异彩。孔子忧道之不行，遍干诸侯而不见用，文化不传的忧患、国家治理的隐忧都集聚于一身。孔子晚年又遭遇接连的打击——儿子孔鲤之死与颜渊蚤殁。令后人奇怪的是，丧子之痛竟比不过丧徒之恸。颜渊之死是儒学早期发展史上的一个关节点，在此情境之下，这对孔子及中国文化之命运都是一次重大考验。在孔子心目中，颜渊作为唯一能契接己道的完美传承人竟也先去，实有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在此情况下，如何自见于后世？孔子意识到文化传承这一大问题以后，在晚年的绝望忧思中，采取了影响深远的应对之策。其中有两个是最关键的：“第一是传授给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的曾参以孝道；第二是编辑、传解乃至创作‘六艺，赋予它们‘深切著明的蕴义，使其成为后世儒家的生长点。”[10]乘桴浮于海、居九夷之叹式的排解遣怀将忧道与退隐进行了开显与对冲。这让夫子在晚年接连的打击中，能忧患而立，在风暴中游刃有余，作出传道于曾参的正确抉择。晚年的传道对儒家大忧患的解答将儒家理想、政治生态、人文关切、文化自觉与匡时救弊、救治良方完美统一了起来。
《礼记·檀弓上》记载的孔子临终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11]夫子临死之前的诗化述怀，成为忧患的绝响。一个坚守安贫乐道精神、心存悲天悯人情怀，有着“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的忧思，时刻怀着民族文化精神承载理想的孔老夫子永远去了，他也永远存在，永远为后人所激赏！
（五）孔子忧患意识的敬畏化、礼仪化——礼
忧患意识与礼的关系相当密切——忧患生畏，畏则生敬。敬是礼的基本要求。孔子说，要“居敬而行简”“望之俨然”，并讲过“畏敬一如”意思的话。更具典型意义的是孔子“三畏之说”——“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三畏实质上是三敬。用敬去解释畏是相当恰当的。三畏成为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孔子之畏有多重意蕴：畏既包含具体可见之畏，也包括抽象不可见之畏。畏的最本质特点是敬畏，核心是敬慎而不是畏惧。在孔子那里，畏得到了某种意义的升华诠释，是对人的有限性之畏。通过畏展现出的有限性通过敬慎、忧患以达到无限性的“践仁知天”的超越性。“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祭如在”所开示出来的敬畏意识与礼仪观念是我们在世的存在方式。世界是人类存在的整个世界，只有在与人的对立、互应中才能获得意义。孔子啟示我们在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时只有用敬畏化、礼仪化的观照视角，才能得到真正的生存意义。
儒家先贤孔子忧患意识之确立，从侧面也能看成是对现实的不妥协，对未来的一种自信。孔颜之乐所体现出来的乐感文化与忧患意识并不矛盾，所以中国文化也可说是一种忧乐圆融的文化。忧患意识涵具深沉的内省意识与圆融的礼乐精神，共同架构起儒家特有的情怀，成为沟通内在与外在的枢纽，打通知与行、人与世界的关节点，树立理想与观照现实的结合点。忧乐圆融、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万物并育不害不悖、一体无碍的大同境界体现出全人类的共同意识与期许。
四、结语
忧患意识为中华民族之源头大智慧。此意识发端于蒙昧、野蛮时代之先民，经过长期文明之孕育方大显于儒家经典文本之中，由孔子将其铸造为儒家的基本人文理性精神而薪尽火传、生生不息。通过对忧患意识的省察，可以发现忧患意识的涓涓细流、渊渊小流发端于先民的思想创辟，流经孔子时进行了扬流清波般的人文省思与历史观照，不断被扬弃、被反思、被超越，终成洋洋大观之势——汇聚成溥博渊泉、汤汤大流，这条思想大河与中华民族以相依为命的方式共在着，内化在时间之流中，将幽晦隐微终变成深切著明并发皇盛大，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里。于是宋无名氏题于邮亭梁间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匾额散发出照彻千古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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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畅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