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术的发展是要“面子”还是要“里子”
王岗 陈连朋
摘 要：首先分析了中国武术产生“面子意识”的根源在于“爱面子”心理的民族习性；其次在“面子意识”的驱动下，辩证地论述了中国武术产生“争面子”的行为；进而分析在过度追求“面子”而忽视“里子”的失衡状态下，导致了中国武术发展“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现状；最后提出要“面子”更得要“里子”，“表里共生”才是解决当今中国武术发展的最佳选择。
关 键 词：民族传统体育；中国武术；民族习性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2-0011-06
长期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在自视天朝大国的心理优越感之下延续几千年，辉煌数个世纪，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所有曾经的荣耀与成就在内忧外患的泱泱大国中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芒，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工业文明的胜利成果和先进文化。中华民族也就在近百年动荡不安的历史转型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蒙羞感与挫败感，一个最讲“面子”的民族就这样在始料未及的命运安排中拉开了近代史的发展帷幕。殊不知，看似不经意间的一次“碰撞”也注定了接下来中国发展史上近百年的路程。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个面子意识已经根深蒂固甚至成为一种生活习性的民族当中，这种不对等、不平衡，甚至有失“祖宗颜面”的历史事实，极大地伤害了中华儿女的情感。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集体主义文化中，面子意识是核心价值观念之一”[1]。“它体现着颇具中国特色的国民性，是打开中国人许多主要特性这把暗锁的一把钥匙”[2]，有没有面子或者面子够不够光鲜，对于中国人而言非常在乎。
因此，当西方文化孕育的奥林匹克运动来到中国时，我们除了好奇学习与模仿之外，也不自觉的开始了证明中国“古已有之”的身体文化比之更好的找寻。中国武术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场，在要面子心理的驱动下，经历了与西方体育文化的抗争、模仿、追随再到当下躬身自省的历程。从辩证发展的视角来看，要面子现象对于中国武术发展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在中国武术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武术的改良、竞技武术的产生，模仿西方体育而向奥林匹克运动的靠拢，是在现代社会发展背景下中国武术为保全脸面和传承的需要，而进行的一种艰难的改革。这种想要有点儿面子的心理以及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武术的发展。但中国武术发展到今天，多受诟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不排除在致力于中国武术发展的过程中，在情感与理性交融的情绪化判定下而做出过度要面子、争面子而忽视里子的不理性行为。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本研究对中国武术的发展到底该要面子还是要里子的问题进行论述。
1 中国武术面子意识的根源在于好面子的民族习性
“面子”是一系列以个人或群体的身份和关系为基础的问题，它往往以自尊、荣誉、地位、声望等为主要体现。在一个面子观根深蒂固的民族当中，中国人好面子、爱面子的生活习性已经不言而喻。虽然，这种心理“在每个社会都存在，但是在中国社会强烈的权力等级思想加上个人成就价值导向对它有很高的强化作用，中国人往往更喜欢相互攀比，在比较中分出高下，找到面子感觉”[3]，且这种攀比、争胜、虚荣的“面子心理”，古已有之，今亦有之。
中华民族“看重名义和顾全面子的思想几千年来不断支配了中国民族的心理，在日常生活中，随处都可以表现”[4]。例如，历史上有许许多多历来倍受人民爱戴和尊敬的人就是因为他们保住个人或国家的面子，伯夷和叔齐两兄弟在商朝灭亡后，宁可饿死不食周粟；孔夫子“渴不饮盗泉之水”；文天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晚清的皇帝即使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当外国使臣面君时的三跪九叩的大礼是必不可少的——否则皇帝没面子、大清没面子。走进现代，国民依然会以吃流行时尚的大餐、穿品牌高端的服饰、住大气上档次的别墅、开外形酷炫的豪车为有面子的体现；即使是在农村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中，当有亲朋好友登门拜访时，主人也会毫不犹豫地奉上家中最好的酒菜招待，也许是“打肿脸充胖子”但这却关系着家庭的面子和个人的尊严。
这种好面子的生活习性，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强化民族爱面子、顾面子的心理和意识。正如学者所言“面子对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中国人性格的形成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中国，面子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4]。也正是在这种民族要面子、国家顾面子、人民争面子的情绪之下，我们对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在潜意识中产生了要面子的意识。而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吸吮传统文化精髓的中国武术而言，其具有好面子的表现和行为也就理所当然，不言而喻了。
回顾历史，“西方文化在初期东来的过程中，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对抗。明末以后的统治者对异邦文化与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在内心深处有所顾虑和担忧……尤其到清朝中期以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西学更是遭受排斥。固步自封、盲目自尊的心态和闭关锁国政策、隔绝了中国和世界的联系，局限了中国人的眼界，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极不正常的历史时期”[5]。184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文化的渗透开始侵扰华夏文明；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和戊戌变法失败后喋血午门的惨状，使得中华民族“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自视“天朝大国”的尊称“颜面扫地”。一种前所未有的民族蒙羞感、挫败感、失落感油然而生，而这种奇耻大辱在一个极其好面子的国度，又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
随着国门被打开，“西方人士蜂拥而至，中国人以新奇而蔑视的态度注视着随他们出现的西方体育活动。随着新军编练规模的扩大和新学的发展，西方体育活动逐渐与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发生了联系，西方体育观念与中国人头脑中固有观念之间的冲突随之而生，并且日益尖锐和扩大”[6]。当中西体育观念在此时碰撞且冲突日益尖锐的时刻，国人出于个人成就价值导向对面子的强化表现，不自觉地开始了试图证明中国“优于异邦”的表现和中国“古已有之”的找寻。中国武术正是在国家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的背景下成为了维护国家形象的主要选择。因此，当西洋兵操成为军国民思潮下强健民众身体的选择时，我们在“兵操废存”、“土洋体育”的争论中，促进了人们对中华武术价值的认识；当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广泛传播西方体育，并促成新体育成为学校的正式课程时，武术家马良提出了“新武术”，教育家徐一冰提出了学校武术的发展主张。因此，中国武术的发展也正是在这种民族面子意识的强化中，走上了“主动自觉地维护自己文化的历史和传统，找到武术文化自我”[7]的发展历程。中央国术馆对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精武体育会尚武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以及武术家力克西洋拳击的擂台较量，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国武术肩负起了为祖宗挽回面子，为民族长脸的历史重任。
2 一分为二看待中国武术“争面子”
认定一种社会现象最终是不是要面子的表现，首先要看是否有强烈的意识，因为“面子意识一方面影响人们对自我的评价，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而要面子的行为“是人们弥补心理虚弱或者获得心理优势的做作式行为，它并不一定给人们带来实际利益的最大化，但是能够带来人们心理的满足感”[3]。中国武术的发展恰恰是在这种强烈的面子意识驱动下，从文化属性、技击属性、体育属性、教育属性等众多武术所具有的属性中强化了体育属性的地位和价值。因为，在当时乃至今天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总认为奥运会是世界身体文化、体育运动文化最为优秀的文化形态。也因此，就在一个非常重视面子的民族中，便逐渐产生了一种偏见。中国武术进入了奥运会，就是中国人的面子得到了展示；不进入奥运会，可能就导致我们的民族文化没有面子。当然，中国武术的发展也并不能以偏概全的以要面子的负面效应一概而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生等诸多方面积贫积弱的情况下，新中国急需要政治外交的对话平台和多渠道文化交流的机会，以便使更多国家和民众快速了解中国。而在体育发展领域，我国借鉴了前苏联的“举国体制”模式，进而快速全面地实现了我国体育事业与世界体育的接轨。同时，为登上以奥林匹克运动平台和实现为国争光的发展目标，逐渐促成了西方竞技体育在我国各项体育中的主流地位。正是基于这样的国家发展背景，中国武术也走上了试图通过“进入奥运会”，在奥林匹克运动的赛场上让更多人认识中国，并力争为国载誉、为民争面子的体育发展道路。
1953年我们效仿西方体育竞赛模式，在天津举办了首次民族形式的体育表演和竞赛，武术作为主要内容，迈出了走向现代化体育竞赛的第一步；1957年，国家体育管理部门从西方体育规范化、简单化的角度出发，组织武术界的专家，研究创编了面向不同层次人群习练的22个武术拳械套路；1959年，我们又参照西方体操的评分方法，出台了象征着武术走向竞技化的第一部《武术竞赛规则》。自此，中国武术走上西方体育模式主导下的竞技化之路。
从1960年开始，为了国家的政治需要，中国武术代表团先后应邀出访捷克斯洛伐克、墨西哥、美国、英国、埃及等国，截至1989年底，由国家体委派出的武术代表团和援外教练共1 400多人次，到达世界五大洲的62个国家和地区，极大地展示了中国武术的魅力，为国为民赢得了荣誉。
1972年，把中国武术推向世界的李小龙被美国著名武术杂志《黑带》评为世界7大武术家之一，成为世界华人进入好莱坞的第一人。1978年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在世界范围内再次掀起习练中国武术的热潮，极大地提升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回顾早期中国武术的发展历程，发现中国武术效仿西方竞技体育的模式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传统的中国武术要传承、要发展就必须有选择性地取舍、大胆创新。竞技武术产生就是中国武术在现代化社会发展背景下的一种艰难改革，既有成就，也有问题，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中国武术为了面子的追求，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但有时候却“因为走的太远，而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中国武术的发展因为自身的改革创新和外界的影响干扰，在选择进入奥运会而必然进行的“体育化”改造中，在要面子这个“度”的把握上有失偏颇。虽然我们早期的武术竞技化、全球巡演、功夫电影等掀起的武术热，使得中国武术在世界大舞台上崭露头角，无限风光；但对武术“体育化”的过度强调和我们对奥运的过度依恋，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武术日后多受诟病的发展留下遗憾。
为了打破学校体育被西方运动项目占据的局面，我国先后出台了武术进小学、武术进中学等一系列举措。1984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武术硕士学位授予权，专门培养研究武术技术与理论的高层次人才，促进了武术在高等院校的专业化发展。1996年，在上海体育学院设立了第一个武术理论与方法的博士学位授予点。但后来，“随着体育学下属4个2级学科的确立，武术学科的独立‘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点，开始被‘民族传统体育学所替代，武术学科在‘体育学中的地位开始了弱化和动摇”[8]。
1985年在西安举办了第1届国际武术邀请赛，并成立了“国际武术联合会筹委会”，由此把武术推向世界的目标中，已经蕴含了进军奥运会的决心。紧随其后，1990年中国武术顺利成为亚运会的比赛项目，“国际武术联合会”也通过国际奥委会的认可，正式成立。
2001年7月13日，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布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那一刻，专家、学者们在欢呼高兴之余，突然发现，尽管我们一直在效仿西方体育，按照奥林匹克运动的规制、比赛模式进行着中国武术的“泛西方化”改造，但除了世界锦标赛、亚运会、全运会等赛事之外，中国武术唯独还没有登上奥运会舞台。卢元镇[11]提到，同样是作为东方儒家文化圈中的国家“1964年日本将柔道打入东京奥运会，1988年韩国将跆拳道塞进汉城奥运会，于是2008年中国能否使武术进入北京奥运会，就不仅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奥运军团金牌多少的竞技问题，还成为一个伤害民族情感的文化问题，更成了一个关系国家声誉的政治问题。”[9]因为，中国人对中国的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摘金夺银看成中国体育发展的最高体现。
继1959、1994和2000年的《武术套路竞赛规则》之后，我们于2003年又“在吸取体操、艺术体操、跳水、花样游泳等现代竞技体育项目的评分方法的基础上，加强量化指标，提高区分度和准确性，采用切块打分，制定出指定动作和难度创新动作的质量，并鼓励创新，进而促进武术套路技术水平继续向‘高、难、美、新的方向发展”，“力争使武术竞赛规则更加科学，更符合奥林匹克运动的要求，为争取竞技武术进入奥运会创造条件”[10]。
虽然说“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举行的‘北京2008武术比赛，使武术享受了奥运会比赛项目的部分待遇……国际奥委会破例允许奥运会期间在奥运会主办城市举行不属于奥运会比赛项目或表演项目的体育比赛，这在奥运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可以说给了中国人很大的面子”[11]。但中国人不满足于此的“面子”追求，还是强化了中国武术必须进入奥运会，成为正式比赛项目的念头。
2010年3月，在北京举办的第6次全国武术工作会议上颁布了《中国武术发展五年规划》（2010—2014），其中提出在武术竞技领域的发展目标是通过进一步深化武术竞赛体制改革，积极建立与奥林匹克竞技规范相适应的武术竞赛新模式。
2012年7月，国际奥委会宣布将中国武术作为2020年奥运会的备选项目之后，再次激起了国人将武术送入奥运大家庭的斗志。同一年，在亚洲武术锦标赛上也传来好消息，“截至9月，已经有177个国际奥委会会员单位支持武术进入2020年奥运会，成为2020年奥运会8大备选项目中“入奥”呼声最高的一个，武术也因此被国际奥委会列为重点考察项目”[12]。
2013年5月，在俄罗斯召开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议上，中国武术却很遗憾的没有进入2020年“东京奥运会”最后“8进3”的候选行列，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过去这一阶段性的努力再次付诸东流，中国人期盼武术入奥的夙愿再次被终结。
纵观中国武术从建国初期的贫穷落后与国家急需维护颜面形象的需要，到今天中国武术在超过60年的“情系奥运”和“泛西方化”的历程之后，我们发现。从2001年北京获得奥运会的申办权，到2004年宣布中国武术无缘2008年奥运会；从2012年中国武术入围奥运会“候补项目”，到2013年武术“入奥”愿望的再次破灭，中国人希望别人“给点面子”能在奥运会赛场上看到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想法还是没能实现。尤其在中国日趋走向强盛，国人民族自豪感提升的当下，如果说中国武术没有进入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事实，是如原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所说的“这并不意味着武术项目就永远没有机会了，只要时机成熟了，奥运会大门还是会向它敞开的”，是为了安抚中国人民，算是给了中国人面子的话，那么为什么在我们苦苦追求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了60年，在一次又一次的希望、失望与再次充满期待的中国武术能否进入奥运会的2013年，我们一厢情愿的“示好”还是没有赢得奥林匹克的“芳心”。
至此，我们不禁要反思，对于中国武术的发展而言，长期以来我们始终认为“进入奥运会”将是武术发展最大的胜利。正是在这样的心理作用下，很大程度上我们片面地追求面子的展示，而忽视了隐藏在面子下面的里子。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常常做足了面子上的工作，而很少去思考面子和里子的关系。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才使得中国武术的发展走进了面子和里子分离的境地。
3 里子的缺失导致死要面子活受罪
里子是相对面子而言，更多反映事物的内在属性和功用，从二元对立的视角来看，面子与里子相互依赖、相辅相成。俗话说：“里子不好，死要来的面子，迟早会丢掉。里子好，即使暂时没面子，也迟早会有面子。”对中国人而言，面子固然重要，也不得不要，尤其是在要面子的心理已经根深蒂固，甚至成为这个民族骨子里的一种习性的时候，我们要面子的选择是没有错的，学习借鉴西方体育文化的楷模——奥林匹克运动是没有错的，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体育文化——武术为国争光的举措也是没有错的。但错就错在我们近60年走了一条过度要面子而轻视里子，片面地侧重武术的体育属性而忽视文化属性的道路，错就错在我们一味地渴望别人给我们面子，而不是依靠自己深厚、强大的里子做支撑去争面子。以至于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在谈论武术时，认可它的民族性，但在选择其发展模式、路径、方法、手段时，却在很大程度上站在了“体育”的立场上，而忽视了中国武术是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为积淀，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的里子。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武术“体育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反观中国武术整体上的发展，我们在选择“以西化中”和追求面子而忽视里子的行为表现上，不免过于情绪化，不可避免的使中国武术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呈现出面子光鲜，里子空虚的尴尬。
竞技武术由于过多的模仿西方文化和追求面子所带有的功利性，“在中国武术昂首阔步向体育化转型时，中国武术，尤其是竞技武术距离武术的本真越来越远，越来越注重追求身体表达，期望实现难美竞技类型的成功转变，蕴含在其中的文化基因越来越少。竞技武术套路发展的整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东方民族的传统项目被西方竞技体育‘异化的过程”[13]。从而导致个性泯灭的竞技武术在决心入奥、为国争光的面子追求下，忽视了中国武术里子的价值与内涵，渐渐远离了中国武术发展的主体道路。一些从来不主张“比”和“赛”的传统功法和套路，也在为了证明中国“古已有之”从而能在其中找到民族优越感的心理驱动下，“自觉以西方体育文化为参照，使得传统武术无论是其活动样式、价值体系及文化内涵，均发生了过滤和割裂”[14]。尽管，中国武术早在1916年就开始进入学校，20世纪80年代，也曾力推“武术全面地进入各级各类学校”，2004年中宣部和教育部又在联合制定的《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中，明确提出“在体育课中要适量增加中国武术等内容。”但当前的学校武术却是处在一个“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学生喜欢武术，不喜欢武术课”，“有教材，无人教”，“有人教，无人学”的尴尬局面。即使是当下最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大众武术，也是处于一种不温不火、进退两难的地步。
当我们回首过往时才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一段时期里，以奥林匹克为镜的竞技武术发展始终是中国武术的战略主流，近60年中竞技武术的一枝独秀使得传统武术、学校武术、大众武术只能甘当绿叶作陪衬。如此，竞技武术是“火了”，迈出国门走向了世界，但是中国武术整体的发展，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出现“墙内墙外都开花”的繁荣景象。中国武术发展的困惑是，被世界所熟知的竞技武术，难免“异化”到连著名武术家都看不懂的地步；如火如荼的传统武术节虽有外国人来捧场，但却遮蔽不住“内核的荒凉”；大张旗鼓、风风火火地走入教育领域的学校武术，也掩盖不住名存实亡的尴尬；大众武术更是避免不了遭到域外体育文化的排挤。
虽然，好面子的行为使中国武术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给中国武术带来的发展机遇我们不能抹杀，但对里子中所潜藏的中国武术的精神、价值、思想、内涵我们却少了考量。如今，当匆匆前行的中国武术已经呈现出疲惫不堪的态势时，我们就不得不暂时停下脚步静心思考，调整心态。因为，在前行的道路上唯有多一分回望，多一分淡然，中国武术的发展才能多一分走向远方的自信和坚定。
4 表里共生是中国武术发展的最佳选择
随着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个领域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不可或缺，如今的中国应该在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文化话语权的竞争中坚持道路自信，走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之路，要在民族历史的积淀和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上，把握好、继承好、应用好中国文化在当今社会发展的方向，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尤其是在迅速崛起的背景下，在呼唤个性，追求差异存在的时代，中国武术应坚守中国文化的立场，无需去学谁、像谁，中国武术就是中国武术，面子得要，里子更不能丢。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武术的发展到底是该要面子还是要里子的选择清晰可见。因为，回顾中国武术选择要面子还是要里子的历程，我们不禁发现，“跨过20世纪的门槛来到21世纪的今天，当中国人在追求西方奥林匹克的路上走了很远的时候，他们渐渐发现自己的民族传统体育——中国武术的民族文化身份渐趋模糊起来，甚至濒临着‘丧失的危险”[15]。固然，这已不是骇人听闻的戏说，而逐渐成为了专家、学者对中国武术饱受诟病这一现象的揭示和更深层次的思考。也因此“对于中国武术发展理念的定位、竞赛模式的构建和技术的革新，如果只是建立在迎合西方体育理念，参照西方体育模式以及模仿西方体育技术基础上”[16]的做法，和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地因袭着传统武术的模式，显然是片面的、不科学的、不合理的。
中国武术的发展应该如邱丕相[17]所言，“在充满文化竞争的世界格局中，仅仅把对武术当作一项体育项目来认识，已经远远不够。应当把对武术的认识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充分揭示它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文化魅力和文化价值”，那样，从面子回归到里子，从表里共生的整体思维视野平衡好中国武术的文化属性与体育属性的关系，改变只以“体育化”作为标杆的导向，“将武术看作一种文化形态将其放在其所生长的文化环境中加以阐释”[18]，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里子中，去审视中国武术自身“外显的技与术、中间的礼与度、内隐的道与理”，拓宽中国武术发展周围的环境空间，全面、前瞻、科学地制定好中国武术的发展战略：要面子也得要里子，二者唯有相互作用，才能相辅相成，唯有表里共生，中国武术的发展才能更有底气、更加从容的以坚定的步伐和饱满的精神走向未来。
面子问题玄机万千，它体现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心理与生活习性，可以说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当中面子心理根深蒂固。所以，对于面子与里子的探讨不是近几十年的事，不能只从好与坏的角度来分析，也不可以片面地一概而论。尤其是在世界多元化、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一种事物的认识与判断往往需要多视角，不能单纯地以面子现象而定论。回到本研究，在中国迅速向前发展，进而推动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可能摆脱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像奥林匹克运动这种全世界都在关注、直接或间接参与的全球性活动，中国更是不可能置身度外。而至于中国武术的发展要不要进入奥运会和能不能进入奥运会的问题，不是我们主观的表态与想象就能如愿以偿的。我们不否认在力争进入奥运会和要面子心理的驱动下，中国武术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但同时也要看到因为过度追求面子而忽视里子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怀揣着中国武术进入奥运会和实现武术大发展大繁荣的美好愿望，我们唯有从整体视域描绘科学的发展蓝图，要面子也得要里子，辩证地、客观地做出评价，才能理性地找出问题的症结，对发展中国武术才会有真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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