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档案里的中国故事
姜龙飞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再一次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按照他在报告中的擘画，从2020年到2035年，预期实现的目标是“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
文化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文化软实力亦非三言两语讲得明白。有人概括说：“文化软实力是一种通过影响力获得广泛认同的软性力量。它是一种基于核心价值观念，并且通过文化创造、文化生产、文化贸易、文化交流、文化服务而实现的感召力、吸引力、影响力体系。”[1]显然，这种软实力的边界非常广博，内涵极其深湛，即使在得来相对容易的纸面描述上，尚不易经纬分明、点穴精准，遑论操作。但无论软实力的边界如何模糊，当今世界把档案归属于文化或传统文化的基本构成，则是相当一致、毫无疑义的。
中国前WTO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曾引用澳大利亚报纸对中国的疑问，发出过一番“世界之问”，其问号有三：1.什么时候才能使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精英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国来留学？2.什么时候才能使全球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更乐于看中国电影、听中国音乐、阅读中国书籍？3.什么时候全球的消费者选购产品时，更多地选择中国品牌？
可以说，这三个问号既是探究中国文化贡献力的“世界之问”，又何尝不是对中国文化软实力所做的自检自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还试图从最直观的外部表征入手，打通文化检测量化难的死胡同，为中国文化软实力设立一座不仅定性、而且定量的觇标，以清晰的刻度丈量软实力的真实水准。
已故国学大师陈寅恪曾经说过：“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可谓灼灼其华、精辟之至。中国的文字训诂学可不就是这样来的嘛！通过大量繁复琐细的查证考据，以细节推导一般，用衍变描画轨迹，凭想象还原因果，尽可能真实形象地呈现往古的制度沿革和经学变迁，从而让一个逝去已久的先秦社会变得可读可感、样貌再现。甚至不仅在纵向的历史维度上索微，而且在横向的新词语的变迁中探赜，从中西文化的互渗交融中发幽。亘古及今，文字的胚胎自原生而诞，历萌发、裂变、磨合、重组的精彩桥段，可不就洋洋洒洒做成了一部文化史？以此类推，从一件或多件档案的产生背景、发布原由、衍变过程，以及档案的制作材料、书写用具、格式规范等等考证入手，推导串联、整合为文，岂不也就是一部文化史？再换一个角度，如果从档案所记载的人物、事件入手，还原因果、描画轨迹、记载过程、叙述流变，那可能就是一部通史或断代史，抑或演义等等。
一度，至少在东亚，中国的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为东瀛所膜拜;汉字的横平竖直、撇捺钩点，为周边诸国所沿袭。曾经的汉字文化圈，见证了巅峰期的中国文化软实力。而于此前后，中国的四大发明、茶叶丝绸，也自陆路和海路，无远弗届，四散流播，与异质文化互动再生，创造了一个生意无限的文化全球。
对文化软实力的研究起源于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是这个概念的提出者。他认为，国家实力可以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种形态。硬实力是指“硬性命令式实力”，即通过威胁、惩罚或者奖励，让别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它包括基本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软实力是指“软性同化式权力”，即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手段让他人自愿追求你所要的东西的能力。软实力和硬实力同样重要，它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约瑟夫·奈将文化、意识形态等“软实力”纳入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让人耳目一新。
作为国际知名政治学者，约瑟夫·奈近年来把学术眼光更多地投向中国，投向中国共产党。他的许多创设性见解，正在一天天进入我们的日常，包括“软实力”这个概念本身。2010年12月6日下午，应邀访华的约瑟夫·奈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发表演讲时，对他创造的“软实力”一词，作了独辟蹊径的解读：“软实力说到底，就是一种叙事的能力。在当今的世界局势下，我们更多考虑的不是谁军队的捷报频传，而是谁讲的故事引人入胜。而中国政府现在显然在努力成为讲故事的高手。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都是非常精彩的好故事。”在这里，约瑟夫·奈倡导的，是一个国家基于人民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而创造性地提供优质公共文化产品、扩张自身影响的能力。关起门来自吹自擂不行，猴山称王唯我独尊不行，靠垄断、强制、一厢情愿，更与真正的软实力背道而驰。
作为软实力的叙事能力，无疑可同时指向两个维度，一曰历史，一曰当下。拥有五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国，显然没有任何理由厚今薄古，同样也没有任何必要薄今厚古。作为中国人，历来都具备这样的民族自信：无论古今，同样傲人。而档案工作者的專业优势，在史不在今。面对大量存在的档案现实，如何提升鉴史而叙的能力，把整个档案行业打造成传承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一翼，则成为我们能否忝列合格的软实力产业者的关键一环。
不仅要会做，还要会说、会传;虽然“做”为前提，但“说”与“传”也是一门功夫，为虎添翼，为龙点睛，相当了得。枪杆子，笔杆子，革命就靠这两杆子，前辈革命家早年的经验总结，至今依然颠扑不破。从201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以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便成为习近平同志向全国包括档案工作者在内的一切文化从业者提出的专业要求。乍闻与革命传统经验字面不同，究其实质并无不同，而约瑟夫·奈的阐释，则是对这一历史使命的现代性解读。讲好档案里的中国故事，当其时也。参考文献：
[1]花建：《树立迈向世界文化强国的新文化观》，载《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4期第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