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异化、生命平等与生态主义
蒋莹 李洁
自1993年侏罗纪系列的第一部《侏罗纪公园》上映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22年。《侏罗纪公园》的出现可被称作是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它填补了电影作品对于“恐龙”这一物种的表现，而随着电影的热映，《侏罗纪公园》更是在全球掀起了关于恐龙的热潮。虽然从今天来看，《侏罗纪公园》系列中对于恐龙形象的还原还存在很多错误，但瑕不掩瑜，《侏罗纪公园》系列的开创之功，绝对不可忽视。同时，该系列自诞生以来，就以生态主义作为主旨，虽然是商业片，但却兼有大量的人文主义关怀和理性批判，因此影片能在拥有娱乐性的同时，又不失内涵。
《侏罗纪世界2》是电影《侏罗纪公园》系列的第五部，剧情承接上一部《侏罗纪世界1》的内容继续展开。从整体故事来看，《侏罗纪世界2》的故事在延续前几部叙事主题的同时又有大胆地创新和深入，在《侏罗纪世界2》的故事中，诸多主题的探讨被愈加重视起来，因而对于主题进行探讨的剧情在整个影片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分量。而通过《侏罗纪世界2》对于前作的再延续，我们看到，《侏罗纪世界2》中存有大量进行隐喻的镜头和剧情叙事，而总结这些主题，可以分为以下三点。
一、 科技的达摩克里斯之剑——科技的异化主题
科技的异化这个主题一直是电影界经久不息的探讨对象，早在阿道夫·赫胥黎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中，就已经对科技的异化做出了极为深入地探讨。在《美丽新世界》的故事中，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异化已经到了一种极端的程度，人类视母胎生子为恶事，认为这是一种脏污的存在，在《美丽新世界》的科技社会里，所有的新生儿都经由工厂流水线制造，而被工厂流水线制造出的这些新生儿，自出生起，就被规定了社会分工，其智商也从胚胎开始就已经被规定好了。在作品中，科技对于社会的异化进一步对人性造成了扭曲，故事中的野人，是一个突然冲入这个新世界的外人，他在孤独中走向疯狂，最后更是在疯狂中走向了死亡。这种科技的滥用造成的异化可以说令人毛骨悚然，而在科技高速发展的现在，人类对于科技会被滥用的焦虑越发增长。针对这种焦虑，近几十年来，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电影在其叙事主题中表达了对科技滥用后果的反思，这其中比如改编自菲利普·K·迪克《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这本小说的电影《银翼杀手》便讲述了一个人类制造的复制人逃回地球，试图在银翼杀手的追杀下求存的故事，克隆人存在的意义一直是影片中挥之不去的未解谜题。此外又如电影《逃出克隆岛》，在阴郁变换的场景中最终让主人公意识到自己是被制造用来提供替换器官的克隆人的事实。在这些电影作品中，人类无一例外都对科学进行了无节制的滥用，这种滥用，无一例外最终都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主题的探讨使得叙事内容被凝聚在一起，而由这个主题所产生各种探讨，也一直令观众着迷不已。
作为具有批判意义的电影系列，《侏罗纪公园》系列一直贯穿着对科技的异化这个主题的探讨，在电影《侏罗纪公园》中，人类从琥珀封存的蚊子中提取到了恐龙的DNA，并由此制造出了大量恐龙，电影中的侏罗纪公园也由此成型。但人类终究会因自己对待生命的傲慢和随意而付出代价，在这一部电影中，侏罗纪公园中的恐龙最终失去了控制，一场由暴虐暴王龙掀起的追逐战由此爆发，而在电影的结尾，侏罗纪公园被政府无限期封闭，喧闹一时的恐龙制造也落下了黯淡的帷幕。
《侏罗纪世界2》较之前作对这一主题有了更为深入地探讨，在本作中，小女孩梅西成为了承载这一主题的重要人物。梅西是一个克隆人，但从《侏罗纪世界2》目前展现出的内容来看，梅西并不仅仅是一个克隆人那么简单，梅西应该是一个混有恐龙基因的“混血种”，因此在故事结尾，也是梅西选择了放生恐龙，恐怕也并不是仅仅出于人天性的同理心，而是出于另一种更加可能的原因，她体内的恐龙基因促使她做出了放生恐龙的选择。于是，在继擅自制造已经灭绝的生物之后，人类再次擅自触碰了生命的禁区，充当了造物者的角色，而这次，却是更加危险的对人类自身的改造。对这一生命禁区的触碰，再次对人类造成了无尽的恶果，小女孩梅西的选择让整个人类社会都被重新拉入到侏罗纪世界之中，在未来即将发生的故事中，必然是人与恐龙的生存战，突破了原系列岛屿的模式，本作大胆的将人与恐龙的矛盾冲突地点升级到了整个人类社会，在这场注定旷日持久的冲突中，人类肯定会付出比之此前更加惨重的代价。
二、 恐龙角色的“人类化”处理——生命平等的主题
在好莱坞的电影中，让动物拥有“人性”，或者说让动物趋向“人类化”是屡见不鲜的创作手法，这种创作手法能最大程度上的引起观看者的共鸣，造成极为有力的共情效果，最明显的便是那些本身会说话的动物面孔而拥有人类内核的动画类电影，这类电影比如前期大热的《疯狂动物城》《马达加斯加》《海底总动员》等，但与《侏罗纪世界2》还不同，前面举例的这几部电影它们的主角是动物，但其内核还是人类的内核，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披着动物皮的人类电影”。而在本作中，恐龙的形象是与前者不同的，大多数的恐龙仍然是冰冷的动物形象，它们并不具有典型的人类情感和人类行为，而是个别的恐龙在发展中逐渐展现出了“人类化”的一面，与《侏罗纪公园》的前三部对比，本作在恐龙形象的丰富上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对于观众们来说，恐龙不再是苍白的单一形象，而发展为更加复杂，更加多样有个性的角色。这种创作手法显然可以让观众更好地共情，而这种共情让影片的部分剧情趋于温情化，叙事节奏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被拖慢，这也造成了部分追求惊悚感的观众的耐受不良。
在《侏罗纪世界2》的故事中，部分充当重要角色的恐龙被进行了“人类化”的处理，观众可以在主要恐龙角色的身上看到人类情感的缩影。比如在“末日大逃亡”的最终，那只因没有登上船的腕龙，它死前的哀鸣便是一种极为人类情感化的处理，而本作中的布鲁则更是展现出了非凡的智商，对人类的脆弱展现出同情和保护，此后更是和男主人公欧文建立了深刻的羁绊，这种羁绊明显带有着人类式的情绪。和日常宠物相处模式不同，布鲁的形象则更接近一个“人”的形象，电影结尾处布鲁与男主人公欧文的互动和最终放弃跟欧文离开，则显示出了它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有个体思维的存在。此外，本作中的暴虐迅猛龙，这一由人类混合不同基因后制造出来的新种恐龙，产生了非同寻常的“人类化”表现，在雇佣军头子进入笼子试图拔出一颗暴虐迅猛龙的牙齿的时候，暴虐迅猛龙竟惊人地展现出了“戏弄”“欺骗”这种人类才会出现的行为，相较于此前《侏罗纪公园》系列中的猎食者恐龙形象，本作的恐龙形象可以说变得更加多面且更加“人类化”。恐龙在本作中真正成为了也能表达喜怒哀乐的言说主体，虽然不免有人类自我的感情擅自加诸动物身上的成分在，但這种对于恐龙角色的“人类化”处理，让观众意识到人类并非唯一的拥有智慧和感情的群体，这无疑是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的批判，进而强调生命平等这一主题。此外，罗伯特·麦基在其《故事》一书中写到：“真正的选择是两难之择。它发生于两种情境。一是不可调和的两善取其一的选择——从人物的视点来看，两个事物都是他所欲者，他两者都想要，但环境迫使他只能二者择一。二是两恶取其轻的选择——从人物的视点来看，两个事物都是他所不欲者，他一个也不想要，但环境迫使他必须二者择一。”[1]在最终毒气遍布的地下室里，也最终产生了一个两难之境：放走恐龙，整个人类社会都将自此陷入险境;不放走恐龙，那么这些生命就将死在主人公一行人的面前。在人类的傲慢与对生命的轻视的前提下被制造出来的生命，却要接受这种命运，实在是对良心的一种拷问，而影片最终对于所做出的决定，也能体现出对于生命平等这一观点的表现。
三、 人与恐龙的关系——生态主义主题
事实上，和生命平等的主題并行的还有生态主义的观点，生态主义强调非人类中心主义，“人们首先从自己与宠物的情感认识到人与动物之间可以和谐友好的相处，进而扩展到人类更应该与野生动物建立互相帮助、和平共处、和谐共生的美好关系”[2]。生态主义从最初的“动物福利论”发展到现今，对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相应的界定，人类应当与自然和谐相处，应当尊重自然规律，而不是肆意破坏自然的规律。2017年上映的《猩球崛起3：终极之战》中也有对于生态主义的表达，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掠夺，对于大猩猩的滥杀，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所有的这一切都最终反作用到了人类身上。与之类似，《侏罗纪公园》系列对于生态主义的表现也可谓贯穿始终，《侏罗纪》系列中试图征服改造自然，试图枉顾生命发展的客观历史，擅自复制出早已灭绝的恐龙，这便是一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而在《侏罗纪世界2》这部中，对这种生态主义的主题有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前面已经说到，影片最后，小女孩梅西放出了那些恐龙，因而使得人类社会自此重回侏罗纪时代，人类的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让整个人类社会都陷入了恶果的承担之中。人类试图征服自然生命的做法最终将人类从生物链的顶端拉下，造成了恐龙入侵的后果。而在故事中，人类出于自身享乐的目的重新制造出了恐龙，然后又把这些恐龙投放到公园里，用来牟利，然后在公园不能继续牟利之后，人类又试图将这些恐龙培育成战争机器以用来牟利。影片中克莱尔和欧文以为是前去岛上拯救恐龙，结果却被关在了公园管理处内，差点死在火山爆发中，而实际上和他们一起的雇佣军是被雇来抓捕恐龙用来拍卖的，而影片中的暴虐迅猛龙，就是一头专门被制造用来进行战斗的恐龙，人类再次枉顾生命的自然发展，将不同的基因混合在一起，妄图制造出一个听话的战争机器，这种行为无疑会让人类自食恶果。而影片无疑是同意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人与动物应该和谐相处这个观点的，影片中布鲁和欧文之间建立的关系，便是这种和谐关系的一种代表，而影片最后的开放式结尾，让未来人与恐龙的关系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罗伯·特麦基.故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284.
[2]丁爱伟.从沉默的客体到言说的主体——“新家庭温情电影”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