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鲍罗廷对黄埔军校所作的贡献
黄滢
摘要：鲍罗廷自被委任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承担起协助创办军官学校之重责。从1923至1926年离开黄埔军校的三年间，鲍罗廷为黄埔军校的创办和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总的来说，鲍罗廷积极参与了黄埔军校的创办，大力推动黄埔军校的改革，并通过演讲的方式加快黄埔军校革命化进程，其对于黄埔军校的创办和发展的功绩是不容小觑的。
关键词：鲍罗廷；黄埔军校；苏联；贡献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7-0080-02
在与中国各方政治力量进行直接接触后，苏联与共产国际确立了面向孙中山的政策，鲍罗廷被任命为苏联政府的代表来中国出任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政治顾问。黄埔军校是共产国际、苏联大力支持中国国民革命的产物，而鲍罗廷无论是在黄埔军校的创建过程中，还是在黄埔军校的发展过程中，都起着重要的影响。以往学术界对于黄埔军校以及对于鲍罗廷的研究成果甚多，也有不少学者在研究苏联对黄埔军校提供的援助时涉及鲍罗廷等苏联顾问，但缺乏专门研究鲍罗廷对黄埔军校所作贡献的文章。鲍罗廷积极参与了黄埔军校的创办，推动黄埔军校的改革，并通过演讲的方式加快黄埔军校革命化进程，其对于黄埔军校的创办和发展的功绩不容小觑。
一、积极参与黄埔军校的创办
鲍罗廷在黄埔军校创办过程之中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军校选址和倡议建校两个方面。总体上看，这两项工作实际上为黄埔军校的创办起着重大作用。
1923年9月29日，鲍罗廷自上海出发，历经波折后于10月6日到达广州。为了亲自考察海上通路，鲍罗廷乘坐的是一条运载牲口的小船（为了避免乘坐前往香港的船而被英国人逮捕），船上同载绵羊，环境很差，还遇到了台风险些葬身大海。作为“主动脉”，这条通路将成为运输创办军校所最急需的枪支、弹药等物资的主要通道。此次航行使鲍罗廷掌握了海上通路的实情和概况，这对于开辟苏联海到广州的通路起着基础性作用。
11月中旬，已被委任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的鲍罗廷面对陈炯明叛军的反攻和广州保卫战告急的军情，向孙中山提出组建义勇队的权宜之计。待战局稍稳，鲍罗廷建议“开始改组整个军队，为此成立军官学校和造就一些政工干部”。[1]（P.371）而后召开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就鲍罗廷所提出的建立军校的建议展开讨论，决定开办国民军军官学校。
二、大力推动黄埔军校的建设
为了推动黄埔军校的建设，鲍罗廷主要在三个方面作出了贡献：为军校引入优秀的苏联军事教官、革新了军事教育方法以及将苏联红军制度引入。
创办初期，黄埔军校存在缺乏有政治觉悟和丰富经验的军事教官的困境。应鲍罗廷与加拉罕的关于选派优秀人员组成顾问团的要求，苏联命巴甫洛夫为军事顾问团团长。巴甫洛夫于1924年5月抵达广州，该军事顾问团中波里亚克、切列潘诺夫、格尔曼、捷列沙托夫等顾问也陆续抵达并投入工作。鲍罗廷向苏联争取引入的这批苏联顾问一般负责指导军事教育，他们得到了军校师生的好评。在《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日刊》（《黄埔日刊》报）创刊一周年之日，杨其纲撰文《本校之概况》，描述苏联顾问“热心服务”，[9]常与学员一同出操演习。
鲍罗廷将苏联红军建设的经验和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军事教育上作出了革新。首先，鲍罗廷在和苏联顾问探讨后，将以往的学制缩短至每期半年。然后，鲍罗廷还大刀阔斧地改革军事教育方法，将军事教育分为军事理论和军事训练两方面：在学科课程中，苏联顾问非常重视示范教学和形象教育，别开生面地引入了沙盘演示等教学法，使学员在“课程内容多时间少”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掌握要领；在术科课程中，黄埔军校教授的是“当时最新式、最先进的军事技能”。 [5]（P.38）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从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始，始终坚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实际中不断提高学员素质。
真正将苏联红军制度引入军校制度的是鲍罗廷。1923年12月24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请“俄人某君”（即鲍罗廷）为国民军军官学校起草细则。《国民军军官学校条例》引进了苏联红军的制度资源，确立了以党领军的模式——设立政治部、实施政治教育、规定学员政治素质和制衡政治部主任与学校行政负责人等。黄埔军校正式开学后，该条例所体现的苏联红军制度的精髓得以保留，其中的主体内容也被沿用。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走上以俄为师、“联俄”的道路，以此为背景，鲍罗廷为黄埔军校引入苏联红军建校模式和制度，展开了中国近现代军事教育新篇章。
三、加快黄埔军校革命化进程
鲍罗廷在华期间，经常使用演讲作为鼓动的方式，以黄埔军校为阵地，多次发表了关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坚持国共合作和推进国民革命主张的讲话，推进黄埔军校革命化进程。鲍罗廷所作的演讲主要是以以下四种类型为主。
第一种类型主要是从思想上武装青年军人，典型例子是鲍罗廷在1924年6月24日视察黄埔军校时所发表的经典演说。鲍罗廷在该演说中对学员们提出三点，最重要的是“勇公好善，不要枉法徇私”；其次就是要愿意为革命作出牺牲；再次就是要以“多数多半”人民的利益作为行为的标准。
第二种类型的演讲以青年军人的责任为中心。1925年5月17日，鲍罗廷在出席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和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以该校教职员和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为核心，并遍及全国各地军队中的革命团体）第一次全体职员联席会议时，呼吁青年军人要勇敢地承担起应尽的责任，要为了人民利益而战。史实证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对于国民党改组后保守势力日渐分离的现实，具有凝聚和壮大左派的作用。鲍罗廷出席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会议，显示了其支持的态度。
第三种类型的演讲主要用以团结，强调军队与党团结，军队内部也要团结。1926年6月16日，鲍罗廷出席黄埔军校的两周年纪念活动时发表演讲，强调了军队与党团结的重要性。鲍罗廷意有所指地说：“现在四面八方均是敌人，各派一定要联合起来，共同去打倒敌人。敌人既推倒之后，方再讨论革命的原理，否则先事分裂必影响于革命前途。”[2]（P.89）该次演讲发生在中山舰事件之后，是鲍罗廷在黄埔军校发表的用以扰动蒋介石阵营的演讲之一，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第四种类型的演讲主题是革命的基础问题。1926年9月30日，鲍罗廷向第四期毕业生发表演讲，主要围绕革命的基础主题；10月1日，向黄埔军校学员演讲土地问题；11月在黄埔军校做了关于国际政治和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连篇演讲。鲍罗廷深刻认识到，国民革命要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之上，就必须发动农民，解决土地问题。因此，他一到广东就向孙中山提出这个问题；在筹备国民党改组期间，也专此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讨论；在筹备北伐期间又以不同形式多次提及。而这类演讲是他面向公众，公开提出这个问题。他强调：“不解决土地问题，国民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所以一切问题，一切工作，都应集中到农民乡村中去。”[2]（P.103）
四、余论
1926年11月16日，鲍罗廷与徐谦、孙科、宋庆龄、宋子文等一同前往武汉，从此便离开了黄埔军校。在军校的三年间，鲍罗廷为黄埔军校做出了不容小觑的贡献，对黄埔军校及其师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首先，鲍罗廷积极参与黄埔军校的创办，为选址历经波折。然后，鲍罗廷争取为军校引入军事人才，致力于推动黄埔军校的改革，革新了教学方法，引入了苏联红军制度。同时，鲍罗廷以演讲的形式推进黄埔军校革命化进程。
鲍罗廷对黄埔军校所做的贡献，与黄埔军校创立后的顺利存在和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鲍罗廷作为苏联的代表，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以国家利益为行为的出发点，但不可否认他为黄埔军校所做的贡献体现着国际主义精神，在黄埔军校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M].北 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2]李玉贞.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M]. 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3][苏]M.C.贾比才著，张静译.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 1920-193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白少辉. 广州政府军事建设与军事斗争中的苏联 军事顾问[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1）.
[5]李岚. 黄埔军校中的苏联顾问[J]. 黄埔，2006，（6）.
[6]王强. 共产国际、苏联与黄埔军校的创办[J]. 聊城 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5）.
[7]朱敏彦. 苏联顾问与黄埔军校[J]. 军事历史研究， 1988，（2）.
[8]曾成贵. 鲍罗廷与中国国民革命[D]. 武汉：华中师 范大学，2013.
[9]杨其纲. 本校之概况[N]. 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 学校日刊，1927-03-03.
[责任编辑：褚永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