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党的五大执政风险分析

    柏婷

    摘要：新媒体的兴起既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也给执政党的执政安全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在新媒体时代，我党面临的主要执政风险有国家主权安全和信息安全受到威胁、主流意识形态弱化、政府公信力下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方面。面对新媒体的冲击和挑战，我党必须积极地进行自我更新和调适，寻求能够在新媒体时代化解风险的各种有效机制，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关键词：新媒体；中国共产党 ；执政风险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8-0024-02

    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将新媒体定义为借助计算机（或具有计算机本质特征的数字设备）传播信息的载体。[1]网络媒体、手机媒体、互动式数字电视都属于新媒体的范畴。新媒体时代党的执政风险是指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和互动式数字电视等新媒体的发展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带来的现实危害和潜在风险。新媒体时代我党面临的执政风险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主权危机——风险一

    新媒体为国际干预和政治颠覆提供了便利，削弱了国家主权安全。2010年12月，一名26岁的突尼斯大学毕业生自焚事件引发了突尼斯全国持续3周的大规模社会骚乱和流血冲突。骚乱和冲突导致了统治突尼斯23年的本·阿里政府倒台。在此次事件中，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维基解密网站曝光了美国外交官掌握的有关这个国家政府腐败的电文，而示威民众正是通过社交网站Facebook来发布信息，相互串联。2011年，以“脸谱网”（Facebook）和“推特”（Twitter）为代表的新媒体，贯穿埃及危机从酝酿、爆发、升级到转折的全过程，成为事件发展的“催化剂”及反对派力量的“放大器”。

    主权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处理自己内外事务、管理自己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互联网的发展使这一切发生了变化：外国的信息可以不受限制地穿越国界，对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秩序甚至国家安全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国家和政府对此却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手段，迄今为止的国际法体系也没有提供普遍公认的规则。[2]新媒体具有的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干涉别国内政提供了新的渠道。中国一直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监视”和“防范”的对象，他们一直叫嚣要用微博等新媒体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妄图颠覆我们国家的政权，以“扳倒中国”，这使得中国的主权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二、 国家信息安全面临巨大挑战——风险二

    2013年6月，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将美国“棱镜”监听项目的秘密文档透露给了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自此，美国这项始于2007年的监听计划被公之于众。从美国国内到国外、从普通民众到政府官员，全都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听范围之内，此外，美国国安局还在挖掘微软、雅虎、谷歌、Facebook、PalTalk、YouTube、Skype、AOL、苹果等各大技术公司的数据。邮件、语音、文件传输、视频等都被美国政府监控。斯诺登更是直接指控多年来美国始终在对中国、包括香港的互联网骨干系统进行黑客监控，事实上已经掌握了无数有关中国的重要情报。

    可以说，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但也使得国家对信息的保护变得越来越困难。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信息安全形势，中国不少地方的政府机构已经为涉密的公务人员配备了国产加密手机；中央国家机关也在2014年5月份发布通知，所有计算机产品禁止安装由美国微软公司生产的Windows8操作系统。然而，这些措施是远远不够的，在新媒体时代，如何采取更为有效的方式保护国家机密信息，这是党和政府的相关部门必须要面临的又一个难题。

    三、 主流意识形态弱化——风险三

    从本质上说，新媒体时代是以个人为传播主体的传媒时代，信息公开传播的自由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方面，新媒体时代，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风，人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有可能赢得社会的广泛关注。个人拥有强大的信息传播能力、活动号召力和政治运作力。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主体，不管是官员、教师、商人、记者，还是大学生、农民、下岗职工，只要拥有连接入网的手机、电脑，随时随地都可以利用微博、微信等平台发布消息。至此，新媒体构建了强大的民间舆论场，正在从政府控制的主流媒体手中分享越来越大的话语权，主流媒体的权威下降，也就削弱了人们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

    另一方面，新媒体传播信息的广泛、快速和跨国界的特点，为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新渠道。2009年11月，英国大使馆成为第一个开通官方微博的驻华使馆，其后美、日、法等国驻华使馆均开通了中文微博，以美国驻华使馆的官方微博为例，针对中国国内社会的热点问题，使馆都通过介绍美国国内的情况来表达他们的态度。除此之外，微博中，美国驻华使馆还以橱窗般的形式展现他们对其所信奉的自由、平等、公正等价值观的推崇，美国大使馆似乎是在讲述美国的文化、历史、生活，但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隐性宣传”。可以预见，今后美国将会更多地通过网络制衡他国、抢占舆论高地。在中国，新媒体的使用者大多是中青年用户，他们是中国进行现在和未来建设的中坚力量，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微博上向中国的中坚力量们大肆宣传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等错误思想，影响他们的价值取向，消解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信仰。

    新媒体扩大了民间舆论场的影响力，同时为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干预提供了便利，这都使得党报等官方媒体言论话语的主动权受到严峻的挑战，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也随之被逐渐消解、弱化。

    四、政府公信力下降——风险四

    首先，面对新媒体的迅速崛起，有相当一部分的领导干部还缺乏同新媒体打交道的能力，面对网络上公布的突发事件，事发地的党委和政府要么集体“失声”，保持沉默，要么隐瞒真相、欺骗公众，再加上个别领导干部在面对媒体时表现出的蛮横、迟钝和无知，在经过网络的传播和曝光之后，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也正在逐步下降。以2014年河南漯河高中国家二级运动员高考体育加分事件为例，记者在采访河南省体育局宣传处处长问到“国家二级运动员资格审查具体由谁来做？”河南省体育局宣传处处长犹豫了一会儿说“能不能你问之前咱先沟通沟通？”像这位处长一样在采访时要求“事先沟通”的官员不只一个两个，这凸显了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在应对媒体、应对记者时观念的落后与自身素质的不足。在新媒体时代，对有新闻价值的信息进行隐瞒将越来越困难，官员的欺骗和沉默只会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对政府越来越失望。

    其次，新媒体时代各种虚假信息泛滥，严重损害国家形象，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挑战。网名“秦火火”的秦朝晖在网络上编造雷锋生活奢侈情节，并称道德楷模雷锋的形象完全是由中国共产党编造的。“秦火火”编造的这类谣言直指国家党政机关，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只有发布一些反社会、反体制的言论才能取得更多人的关注，才能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以“秦火火”为代表的一些对政府不满、别有用心的人在网络上发布各种虚假信息，与当下民众对政府普遍存在的“抱怨”心理相结合，对民众进行欺骗和误导，极易损害政府在普通民众中的整体形象，造成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导致政府的公信力下降。

    五、 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风险五

    在一定程度上，草根民众的呼声能够通过新媒体释放出来，有利于上级政府和全社会发现基层问题，及时解决。借助自下而上的民意压力，有助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增加体制的弹性和张力。然而，这种压力是把“双刃剑”，它可以聚合能量使社会变革朝正确的方向进行，也有可能引发大量体制外、非理性、无序甚至非法的政治参与，影响社会稳定。

    第一，新媒体的较低的准入门槛使得虚假信息泛滥，易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人人都是传播者，不免使得有些出于不正当原因的传播者散播虚假的谣言，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全感。大众心理产生焦虑感，一旦有涉及环保、食品安全、廉政等敏感问题的信息，人们就会寻找信息中契合自己心理期望的内容并予以相信、传播。日本地震后，杭州一普通员工在QQ群里散布谣言引发全国性的辐射恐慌和抢盐风波，同时一些网络大V自己不经过核实，不负责任地转发相关谣言，薛蛮子转发了“自来水里的避孕药”、“南京猪肉铅超标”等骇人听闻的不实言论，这些谣言在人们的恐慌情绪下传播非常快，它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恐慌，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

    第二，新媒体极易引发公民政治参与的膨胀和无序。从现实上看，政府为百姓假设的利益表达途径很多，有领导接待、书记信箱、市长热线、信访接待等等，但都没有实现常态化、高效化运行，民意表达的合法途径太少，很容易积累和激化矛盾。而新媒体所具有的开放、互动、虚拟等特点，开辟了政治参与的新途径。人民网在其发布的《2013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指出：微信用户增长迅速，新闻客户端也在发展中，移动互联网开始成为社会舆论的新信源。微信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流行，目前用户已达5亿，海外用户超过1亿。亨廷顿曾用“政治参与/政治制度=政治动乱”[3]这一公式来说明政治参与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即公民在一定范围内的政治参与能够捍卫其自身利益，但是在政治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过分启动公民政治参与进程，会危及政治社会的稳定。当前，对新媒体的监管不足，一些民众缺乏社会参与的经验和理性思辨能力，民众的参与水平良莠不齐，一些“网络推手”发布虚假信息，蒙蔽广大群众，利用群众的善心点燃整个社会的非理性情绪，助长了参与的无序，最终形成一种民众逼迫政府的“倒逼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威胁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

    综上所述，新媒体所带来的冲击与挑战，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党的发展与更新、提高自身的调适能力提供了可能。党要根据时代变迁，寻求能够在新媒体时代化解风险的各种有效机制，以维护自身的执政党地位和国家的安定团结。

    参考文献：

    [1]匡文波.到底什么是新媒体[J].新闻与写作，2012，（7）.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3]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 联书店，1989.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