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洋体育之争”的回顾与启示
李义君 尹碧昌
摘 要：“土洋体育之争”是关于中国体育发展及现代转型的论争，其实质是国际性与民族性、时代性与传统性、科学本位与经验本位的冲突。通过这场争论增进了国人对西方体育的了解和对待外来文化的开放心理，并推动了武术的“体育化”改造与发展，使得“土体育”与“洋体育”由抵牾走向融合。此次争论从辩证看待“土洋体育”的异质性，保持和发展“土体育”的民族性；增强“土体育”的文化自觉，努力做到“和而不同”等方面，为以武术为代表的“土体育”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关 键 词：体育史；民族传统体育；土体育；洋体育；武术体育化
中图分类号：G8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5-0017-05
Abstract： “The controversy about domestic and foreign sports” is a controversy about Chinese sports development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its nature is a conflict between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contemporary and traditional， scientific standard and empirical standard. This controversy enhanced the Chineses 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sports and their mind to open to foreign culture， boosted the remodeling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s transformation” of Wushu， and tur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mestic sports” and “foreign sports” from conflicting to blending. This controversy looked at the heterogeneity of “foreign sports” dialectically， maintained and developed the national characters of “foreign sports”， enhanced the cultural awareness of “domestic sports”， and strived to provide profou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sports” represented by Wushu in terms of “harmonic yet different” etc.
Key words： sports history；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domestic sports；foreign sports；sports transformation of Wushu
“土洋体育之争”是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中西文化论争过程中的一次重要历史事件。“土体育”是指中国武术等传统体育项目，“洋体育”是指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西方体育项目。“土洋体育之争”的焦点是在当时的中国，如何接受西方体育和看待中国传统体育。这场具有思想启蒙意义的体育文化争论，增进了国人对西方体育的了解及对待外来文化的开放心理，为中国武术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进而揭开了近代中国武术“体育化”发展的新篇章。这场争论的影响是空前的，虽然已经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但回顾这场论争，对当代的武术发展，尤其对于如何正确处理当代武术，与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西方体育的融合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土体育”与“洋体育”争论的实质
1.1 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冲突
“土洋体育之争”首先表现为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冲突。西方体育全球化发展是历史的必然，19世纪末，西方体育也同其他西方文化一道传入中国，首先是在军队中开展的兵式体操，其后，自然主义体育迅速在学校和社会开展，并产生巨大的影响。清末的“洋务运动”，出于训练新式军队的需要，洋务派引进西方先进的兵操训练新军。当时英国与德国等西方国家的兵操主要包括队列操练、跳跃、跑步等内容。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力主改革以弓刀步石为主的武举制度，推崇德国的兵式体操与学校体育。提倡“洋体育”者，多是社会改良主义者，他们多从世界性的角度考察体育的发展，从人类的共性分析体育的功能，指出“任何先进国家对于体育所研究的结晶，我们不能不作一种参考与比较，即退一步讲法，体育即养生之道与锻炼筋骨，然人类的皮发眼睛，虽颜色不同，而循环呼吸等一切生理作用是一样的”[1]。由于受西方兵式体操的影响，一些改良过的“新武术”在清末军队中得以推广。以马良为代表的一些军人和教育界名人，开始创编“中华新武术”，并尝试将其纳入学校体育教育。“新武术”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张之江振兴“国术”为目的，对传统武术进行现代体育化改造的进程。
20世纪前30年，体育已在学校和社会占据重要地位。据史料记载，民国时期的运动竞赛大多以教会学校为主要参加单位。1914年，全国青年体育委员会成立，发展各地区体育活动，召开会议、举行演讲、表演示范、技术讲习、供应运动规则书籍、举办运动比赛等。其后在各个教育部门提倡教育性游戏活动，并设置运动游戏场。所有这些都为西方体育的普及、运动竞赛的举行创造条件。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明确规定将体操课改为体育课，并以田径、球类等活动为主。在西方体育大量涌入的情况下，缺乏适当选择，当时人们对体育竞赛的作用也认识不一，学校体育中突出“选手制”倾向，使一些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和不适合当下国情的内容也一同进入国内。
因此，当时体育界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对“洋体育”发展进行检讨，提出发展体育必须从国情与实际情况出发，主张用“土体育”取代“洋体育”的主导地位。1932年刘长春第一次参加奥运比赛失利，更是刺疼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引发“土体育”对“洋体育”发难。有人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呼吁中国从此不必再参加奥运会和远东运动会。客观地分析，提倡“土体育”者，看似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殊不知近代中国已经被卷入了世界近代发展的洪流之中，早已打破了“闭关锁国”的历史局面。世界性运动竞赛是各民族国际交往的一部分。无论强大的民族，还是弱小的民族，都力求通过体育竞赛来表现自己的至高无上和自强不息，使之成为唤醒、激发、振兴民族意识的重要手段。
1.2 时代性与传统性的冲突
近代西方体育的传入，对中国传统体育产生巨大的冲击，并规范着中国体育发展的模式。正如我国现代体育教育事业的先驱吴蕴瑞[2]所说：“日所需要者，乃工商社会生产之体育，非农业时代之体育也。欧美最新之体育，为工商社会所产生，亦足以应吾国社会之要求，吾国将来体育必与西方体育趋于一途也可知。”体育的产生是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一致，中国体育必须要超越传统跟上时代步伐。马良创编“新武术”提倡发扬国粹，迎合当时复古派的政治需求。对此，鲁迅先生在《新青年》杂志发文指出，提倡“新武术”无非是想继续推崇封建文化，反对接受新的民主与科学思想。陈独秀也对马良的“新武术”进行批评，指出其与义和拳并无二致。
针对鲁迅和陈独秀提出的批评，“土体育”的代表陈铁生指出，拳术是“中国式体操”，与自诩“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根本不是一码事。然而，当时某些醉心于“国粹”的保守者缺乏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盲目地排斥外来文化，对于西方体育带来的冲击，缺乏心理上的承受力。他们固守民族本位文化，认为西方文化都是些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深信中国传统文化优于西方文化。“国术乃田径赛进化而再进化之产物，又何必舍弃吾国进化体育法而不用，反尽力效法非洲土人田猎之技术，复古至于原始时代”[3]。而且呼吁“热诚希望体育界变更心理，速决计由土体育业求真正出路，使丰富的中国文化再发灿烂之光”[4]。这种观点此起彼伏，体现了保存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强烈意识，然而，历史的车轮是向前的。西方体育较中国民族体育无疑更具科学性和系统性，是全球化时代发展的潮流。抵制西方体育，仅以提倡“土体育”来求中国体育发展的思想，只可能形成具有极其保守的惰性心理障碍，使中国体育与世界体育的距离越来越大。
1.3 科学本位与经验本位的冲突
武术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重体验而轻科学论证，缺乏科学的整理和传授。到了近代社会，武术虽然在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同时表现了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在旧中国的学校体育课中，虽设武术课，但教员多为退伍军人和民间武士，多没文化功底，讲不出道理，且只以拳术为主。正如谢似颜[1]所指出：“国术至今多数尚操在一般不受过科学洗礼者，甚至目不识丁的人手里，且派别繁杂，不可究诘。”而有些人却认为：“吾国武术，自曰有精义原理，良法、妙用存乎其中，卓然为我东方古文明国一大国粹。”[5]这种缺乏科学性的分析，反而使之更增添了神秘色彩。
欧美近代体育运动项目具有一定科学基础，并按系统规则组织运动竞赛，具有明显的先进性。提倡“洋体育”者，主要是归国留学生，他们受过系统的近代西方教育。因此，多从科学角度分析体育，吴蕴瑞[6]认为：“近代科学发达，不论何种结论，须有科学之根据，其属自然科学者，由实验得知，属社会科学者，由统计得知。体育既属自然科学又属社会科学，其一切问题，需由实验统计方法解决，稍具科学知识者，莫不赞同。”谢似颜[1]又曾指出“对于国术一项，当视为含有多少的体育价值，应有研究之必要，受过近代揭破生理卫生教育等科学的洗礼，方认为有用处，绝对的不许再说丹田还气，太阴少阴的一派儿话。”这些言论虽有偏激，但是认识到了提倡体育必须具有科学性的原则，必须要用科学的方法与原理对武术进行梳理，去伪求真[7]。
“土洋体育之争”不仅是“五四”时期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继续，而且其思想观点也深受“五四”东西方文化论战思潮的影响。在论争中，欧美科学性和系统性，与中国的传统体育的封建迷信色彩，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一些提倡武术的人士也开始感到了武术进行科学研究的紧迫性，有人指出对于武术者不依科学之方式，以改良推行之，则永无进化之日。并强调：“如果能提高武术的科学价值庶几可增高于今日竟存之世界矣”[1]。尽管当时“国粹派”无视西方体育的长处，“刘长春事件”反而又加重了这种夜郎自大的心理。但是经过“土洋体育之争”，使他们认识到：中国体育要在世界有立足之地，就必须经过一番科学整理，提高科学价值，从而促进中国传统体育“科学化”的进一步发展。
2 “土洋体育之争”的影响
2.1 增进国人对西方体育了解和对外来文化的开放心理
“土洋体育之争”是中国近现代体育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所焕发出来的精神，不仅进一步增进了国人对西方体育的了解，也强化了人们对待外来文化的开放心理。尽管“洋体育”具有明显的先进性，但主张“土体育”者，无视这一点，一味提出“从此脱离洋体育，提倡土体育”，“使数十年后，全世界向中国求养生之道”，“发展体育，起敝振衰，非提倡土体育之国术不为功”[8]。可见用辞之极端，情绪之偏激。但随着争论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对问题的认识也逐渐走向全面。尤其是在争论的后期，提倡“土体育”的某些人已经能够认识到“土体育”与“洋体育”在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以及在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但是在讨论中，各方却不得不使用大致相同的语汇和标准。即使是在反对或贬低西方体育的人士那里，现代体育思想也已成为他们用来认识传统体育的理论工具。增进健康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事实上已经成为体育界人士，包括主张传统体育的人士共同认识。
通过“土洋体育之争”也培养了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的开放心理。首先，表现在社会心理空间的拓展上。近代以来，人们开始摆脱那种把中华文明看成人类唯一的文明，把中国的生活方式视为唯一的，甚至唯一正确的生活方式的狭隘、保守、妄自尊大的传统文化心理，意识到天地的广阔和世界的多样性，因此产生了愈来愈强烈的不满现状、积极进取的心理。其次，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辩证态度上。过去许多中国人曾以一种封闭的文化心理看待外来文化，难以对外来文化的长处和短处做出正确的鉴别，往往在憎恨外来文化消极成分的同时，也憎恨外来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在世界日益成为一体的互相作用时代，对外来文化采取一种相当开放的立场，乃是获得本土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与权利的一个必要条件。
“土洋体育之争”使人们开始从国情出发，将两种体育比较发现：“中国体育推行方法不能与欧美人民相提并论。凡一国自有一国之国民性，所喜之体育法，亦各自不同。若审定新体育方案，必须合乎中国国民性，应乎中国社会环境，方能通行无阻”[3]。此外，还从体育本身的功效比较中，论证外国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各自的利弊。这些比较性的研究和探讨，在我们今天看来不一定很科学，但它们却反映出随着争论的深入，人们的目光已不仅仅停留在具体的运动形式的取舍上，而开始从整体上探讨开展什么样的体育才会更适合中国国情。因此，有人提出“外国人的长处，可以尽量吸取，可是我国固有长处（指国术而言）也不必弃之如敝履”[9]。有人还提出“今日的中国，不仅应当提倡运动，尤为应当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运动”[10]。这种思想认识到了中国的体育发展，必须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必须加强本土体育的建设作用，在客观上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从而使体育界一些人士感到：一国的体育就应该适合一国国情，只有适合国情的体育，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有自己的立足之地，才能表现出独特的民族性，使古老而悠久文化再放异彩，一味模仿和完全排斥都是行不通的。通过争论，体育界有些人认为“凡体育上各种方法及体育界同志，必各有所长，往往亦各有所短，外国体育未必尽合于中国，而我国古代体育，亦未必尽适于现代也”[11]。这种融合中西体育思想的提出，恰逢在全国体育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在会议结束后发布的宣言中以及《国民体育实施方案》中均对传统体育的地位给予了明确的肯定。对于这场争论也做出折中的结论，“国术为我国民族固有之身体活动方法，一方面可以供给自卫之技能，一方面可做锻炼体格之工具，不独在民族史上有其固定价值。人类之天性中外无不同，凡不背科学原则及能适合人类天性之种种体育活动，均应按照国内社会状况一律提倡之，不应以其发展之地点不同而有所轩轾。故国术实为体育活动之一种，不能因我国固有者而予以特殊之地位，以捐弃其他合乎科学及教育之体育活动也，另一方面言之，学术既无国界，则我国之国术，故应力谋其在国际间之发展，不应以之为奇货可居。至于国内体育家对于国术应加以深切之注意与研究，而国术家应对于近代体育及其基本之学科亦须有相当之认识，此实为发扬及研究国术之必要途径。故本会为我国体育前途计，深望全国国民，对各种身体方法，抱‘择善而从之之态度，毋分新旧中外，咸立于今后中国新体育旗帜之下，促进国民体育之猛进。”[12]
2.2 推动武术的“体育化”改造
武术长期存在于封建社会，缺乏科学而系统的整理与传授，使之封建色彩浓郁、门户之争激烈。它不能构成近现代社会中体育的主要因素。武术虽然在冷兵器时代失去历史地位，但是武术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种基础是武术力图在社会中重新找到自己地位。兵式体操与自然主义体育的传入无疑给武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当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碰撞时，就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弱点和弊端，这就迫使传统文化不能不向西方文化学习”[13]。武术不失时机地从西方文化中抓住可利用的东西。西方体育传入后，武术界某些人士在比较中意识到，武术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说明当时有人感到对武术进行科学整理的必要。
随着有关体育科学理论的进一步传入，特别是经过“土洋体育之争”，有些人借鉴西方体育长处，从更广角度探讨武术发展，感到“若君等将所习之国术依据科学加以改进，当事半功倍”[14]。还有人从强身健体的角度说明武术的特殊作用，力图证明武术与近代西方体育的一致性。即使是在高喊“强国强种”，“我武维扬”的时候，武术也和其他的中国传统文化一起，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着西方体育文化中好的、适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1919年北京体育研究社在《呈教育部请定武术教材文》中强调，“我国拳术为最良好之运动法，学校体育须注意人格之修养及陶冶性情者方为适当。故学校锻炼与军队锻炼，不可混视者也。”该文还列出拳术的8个优点：使人身全体内外平均发育；得精神之修养；增进智慧；陶冶性情；便于锻炼；富于应用；材料丰富；长幼咸宜。
“土洋体育之争”对武术的直接影响是促进了武术体育化的发展。此后，有组织的武术比赛不断出现，1936年中国组织武术代表团远赴柏林参加奥运会的武术表演。从长远看，武术的体育化确立了武术的学校教育与竞技化发展模式，并使得竞技武术主导了此后近一个世纪武术发展的方向。经由此番争论之后，武术在学校得以更广泛的普及与推广，学校武术的合法性得以确立。在学校体育中出现了类似西方兵式体操的“新武术”，这是将传统武术按照分段教学的原则，并配以体操的口令进行教学与操练。学校武术的发展也改变了传统武术的内容、方式与传授手段。师生之间的授课代替了师徒传承，使得武术的传播更为高效。传统武术的“打练结合”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改造为标准化与程式化的武术套路，变成了一种凸显强身健体与修身的体育运动方式。在武术的竞技化改造过程中，武术竞技的形式也演变成散手、套路和器械等不同竞赛项目，“土体育”也变成了可以竞技的民族体育项目进行推广。北京奥运会武术“入奥”失利，以及在此前与此后的武术与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西方体育文化之间的比较与融合的研究与探索，也凸显了新一轮的“土洋体育之争”的境况，似乎此次学术争鸣最后转向了对武术文化自觉与自信的探究，但是武术与体育的“离”与“合”的问题仍在发酵，武术的发展不再是个体育文化的问题，已经形成了多元发展的模式。
3 “土洋体育之争”的启示
3.1 辩证看待“土洋体育”的异质性，保持和发展“土体育”的民族性
目前，体育界对“土洋之争”的研究大都将视角集中于争论本身，而对事件前因后果的整体考察明显不足[15]。多数研究者把“土洋之争”只看成对近代中国本土体育产生一定影响的一个“历史事件”或只描述为“一场争论”[16]。“土洋体育之争”其实质是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尤其是武术的现代化的转化时期出现的认识上的启蒙运动。没有西方体育的引进，中国武术还不是意识问题，它们都是在民间自生自灭的下位文化。“土洋体育之争”是在“西学东渐”与中国模仿、学习西方各种文化与制度的特定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文化冲突。由于“土洋体育”所依存的经济与政治力量有着明显的差异。这场争论自始自终都是“洋体育”对“土体育”的强势影响。这从积极意义来看，以武术为代表的“土体育”也能主动地吸取西方体育的先进文化加速自身的本土化发展。“洋体育”的传播及其与“土体育”的交流接触也为“土体育”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洋体育”的融合。
“土洋体育”所引发的文化冲突是中西文化交流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因而应该辩证看待这场文化冲突，中国武术的发展要树立融合发展的文化心态，要学会以辩证的精神，从异质文化中汲取有益于优化自身的积极因素，从而辩证地继承并光大其精华。文化的差异性导致文化对话的不平等和文化冲突，文化的差异性源于文化存在的合理性，是具有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的民族或国家标志。因此，在发展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的过程这，只有坚持和发展本土文化的差异性，才能保持和发展文化的民族性，这是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精神动力与宝贵资源。
3.2 增强“土体育”的文化自觉，努力做到“和而不同”
“土洋体育”之争对“土体育”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直接表现在推动了武术的“体育化”发展道路。体育文化的冲突只是世界文化跨文明接触过程中偶发支流，不同文化间相互吸收、融合与和谐发展才是主流。文化上的盲目自信或是自卑都不于文化的交流于发展。通过沟通和交流，文化可以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相互吸收，因为人的文化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周围的文化环境的改变而变化。从古到今，世界上还找不出一种不受外来影响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有着适合其本民族需要的文化，没有优劣之分，世界上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文化，但每个民族都有值得骄傲的文化传统，也有其落后和不足之处。
武术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与建设，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和包容的精神，在立足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基础上，增强文化自觉，充分利用好异质文化所带来的优质资源，实现土体育的现代化发展与转型，并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要努力做到“和而不同”，不可机械地生套硬搬或模仿，要做到相济相成地和谐发展，为“土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土洋体育之争”以后，中国的“土体育”既没有全盘西化，也没有回归传统，而是走向了一个归属性的融合发展。表面上看来，似乎这场争论没有辨出孰胜孰负，有学者认为这场争论最后趋于和解。经过此番论争，西方体育没有在反对者的批判中消失，反而是促进了人们对西方体育的理解，拓宽了体育发展的范围。武术则在争论中虽受到很多严肃的批判，但最后还是确立了在体育中的地位，客观地说武术是这场争论中最大的赢家。只是武术改变了以往自生自灭的传承轨迹，不断地被西方体育所同化，在以后的发展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武术的体育化发展更表现了进步性。通过反思“土洋体育之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分析其对“土体育”发展的影响，对于以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未来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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