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对现代社会的启示：现象透视与本质挖掘
尹金凤+徐舟
摘要：谣言形成与传播的原因从主观情绪因素来看，是焦虑恐慌状态下的情绪宣泄，是怀疑求真心理下的意见表达，也可能是人们无目的的游戏娱乐。在群体视角下进行考察，谣言可能是由非理性群体压力和理性的群体规范所驱动，而探寻谣言形成的社会根源，会发现它是在社会发生巨大变迁时利益斗争的产物，是源于集体记忆的激活与重建，也可能是由一个被忽略的社会议题所引发。作为一种非常态信息，它是导向缺失下的信息增补，也是一种在权威消散后进行话语争夺的民间武器，还是一种特殊的群体意见，它可以监测舆论环境，随时敲响社会警钟。
关键词：谣言；主观情绪；群体行为；话语争夺；集体记忆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1-0107-006
谣言是一种从古至今都存在的社会现象，随着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媒介的相继问世，这种原本仅依靠口语形式传播的特殊信息非但没有消失，反而乘着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东风拥有了更广的传播范围、更快的传播速度和更多元的传播渠道。在现代社会中谣言已然存在于我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也使得我们必须新理性认识谣言，透过谣言现象去找寻它的本质，挖掘它形成、扩散的原因。探寻个体到底是基于何种心理因素进行造谣、传谣活动，个体的意见又是如何逐渐蜕变为大多数人的集体意识，在谣言的建构过程中，群体的力量是如何参与的，除了个体的心理因素和群体的力量之外，谣言的产生又有着怎样的社会根源。本文尝试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探析。
一、主观情绪与群体压力驱动下的谣言
（一）谣言产生的个体主观情绪因素
谣言始于造谣者的个体行为，在无数个信谣传谣者的个体行为中不断发酵变异后产生了或大或小的传播效果。一定程度上说，是造谣者和传谣者的个体心理状况导致了谣言产生。当人们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时，往往希望出现一则消息能解释现状，消除其焦虑不安情绪，一旦现实中不存在这样的消息，人们就会炮制出谣言，来缓解焦虑恐慌带来的精神压力。如果官方信息缺席、滞后，人们就只能从谣言的传播中不断地吸取“不完整的真实部分”，以求拼凑出事实的完整面貌，很多时候人们是带着求证的态度去传播不实消息，想通过与他人交流来求证谣言的真实性。[1]
除了宣泄情绪和追求真相之外，人们传谣信谣也可能只是无聊、寂寞在作祟：為了消解无聊乏味的生活，人们将传播谣言当作一种游戏娱乐，这种行为并没什么特定的目的，行为的意义就是行为过程本身，如人们常常分享明星或政客的传言绯闻，这通常只是满足了人们的娱乐心理。
（二）群体视角下谣言生成的原因
当个体为了生活和生产活动的需要而聚集形成群体后，便不再是一个个生物意义上的独立个体，个体行为在更多情况下不再只是生物本能，而必须依从于社会群体的规范和目标。“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的人类，天生拥有一种感知意见气候的能力，能够敏感地找到处于舆论优势的一方，而出于对被孤立的恐惧，人们常常会愿意与大多数人打成一片，以便在必要时得到“他人”的承认。如此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2]
“沉默的螺旋”形象地展现了谣言在群体中生成的过程。个体的人为了获得归属感，实现自我认同，总是需要加入某一个群体。加入群体，就不免会被群体中大多数人的意见所裹挟，而群体内部不断扩散的谣言基本上代表了群体意见，是群体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相信群体所构建的谣言，就意味着你纳下了“投名状”。即使你选择不相信，也很有可能因为害怕被孤立的恐惧而保持沉默。这样一来，群体的意见实际上就成为了个人的意见，个人的沉默或者是从众都能够助长谣言的“气焰”。对于群体的这种非理性特质，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认为：在群体中，异质性会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总会占据上风。[3]7在非理性的情绪作用下，群体的行为将很容易朝着极端化的方向发展，被群体所认同的谣言就像宗教里的教义一样，指导着群体内成员的行为。然而，由于本身就包含着很大非理性和想象的成分，在这样的“教义”指导下，谣言很容易引发非理性的“狂欢”或是极端的“除异己”行动。在一种“因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的作用下，“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3]24
然而我们也需要意识到，群体的压力不可能全部都是非理性的，由于要实现共同的目标和需要，群体压力常常也就是群体内部理性的行为规范。如果我们认定群体的行为仅仅是依靠非理性的情绪所规范的话，其实就相当于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革命行为、民众抗议、游行都视为是群体非理性的“暴动”了。现实生活中，人们加入群体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话、讨论，并在这种互动中形成共同意识。如果说群体非理性行为的产生是因为“法不责众”，那么群体成员为了共同目标而凝聚在一起的行为是因为“人多力量大”。1919年巴黎和会后，由于信息没能及时传回国内，一时间“日本将派兵来京”“梁启超卖国”和“顾维钧投靠曹汝霖”的消息在民间广为流传，虽然这些消息之后都被证实为谣言，但传播这些谣言的过程中，人们实际上也是在对中日密约进行追问，最终使得曹、章、陆三人的卖国贼身份得以曝光。甚至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群体，对当时腐朽无能的政府进行舆论“讨伐”。虽然谣言终会破灭，但在其产生和传播之时，人们对之真假难辨，它们与真正的危机互相激荡，将国人的心理推到崩溃的边缘，使得国人不仅仅满足于口头舆论来释放压力，付诸行动的愿望被迫生成，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抗议运动便兴起了[4]。可以说，这些谣言的广泛传播为五四运动提供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和舆论前提，虽然民众知道这些消息的可靠性不强，但在广泛传播后，很多个体迫于压力加入到传谣言队伍中来，也就意味着这些传播个体就拿到了与谣言相关事件讨论会的“入场券”，当谣言广为流传时，个体（即某些有志知识分子）就可以借助群体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和需要（进行抗议和革命运动）。
谣言在群体的行为中形成，其过程中不免会掺杂许多非理性因素，有时也正是这些非理性因素给谣言的扩散提供了巨大能量，但过分强调非理性的群体行为，而忽略群体为了共同目标奋斗的组织化、系统化的理性行为显然是不合理的。谣言实际上是群体行为中理性与非理性因素杂糅的产物。
二、探寻谣言背后的社会根源
谣言因个体引发，在群体中不断发展扩散，最终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而个体或者群体的行为都不是发生在“真空”之中的，每一种社会现象的背后必定隐藏着某些社会性的根源。
（一）社会动荡中利益争斗的产物
回首人类历史，每一次巨大社会动荡的发生都伴随谣言的大规模爆发。当现行的社会制度或规范崩塌时，人们总是会陷入迷茫之中，而这种大规模的“迷茫”，正是滋养谣言的绝佳土壤。
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将谣言的产生与发展与盛世之下民间风云诡谲的动荡变迁联系起来。他认为，“从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而“大规模的移民也孕育了一帮可以四处散布谣言的‘丐匪”[5]。每一次社会剧变都会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阶级的流动和利益分配的重新洗牌，不同利益集团为了争夺政治、经济上的领导权，往往会互相攻击谩骂，利用谣言诋毁对手。而社会动荡造成的无序、混乱的信息传播生态，让谣言得以在社会的每个角落野蛮地生长。美国独立初期的报纸就曾是党派间政治斗争的工具，报纸上谩骂成风，人身攻击更是家常便饭，为了打击对手，一些报人甚至捏造新闻，炮制不利于对手的谣言，使得报道毫无真实性可言，从而使得民众通过报纸了解到的信息很可能就是谣言。
每当社会形势面临巨大变化，利益格局的变动就会导致一些社会矛盾的凸显，一旦社会变迁的速度和民众整体认知发展的速度不协调，人们就会发现自己无法对当前和未来情况作出合理的判断和预测，从前的经验和知识体系已经过时，人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仿佛一切知识都是可以被怀疑的，一切确定性都是不可能的。当公众对一切都无法相信的时候，那么他们便会选择相信一切。[6]84
（二）“集体记忆”的激活与重建
当人们对现时状况进行理解时，都会首先从记忆中搜寻已有的经验和资源，而不会去创造一种新的解释系统，因为这种做法能够降低许多思考和实践的成本。此时，记忆就像是一座临时桥梁，为正在寻找解释的人们提供假设和情节。[6]129然而这种假设和情节来源于人们的记忆而不是对现实的理性判断，这样一来，记忆便有可能成为滋养谣言的沃土。这种记忆并不是个人的记忆，而是集体记忆。个体的记忆会随着生命的终结而消亡，而集体记忆却会一直深烙于民众的潜意识中。一旦人们面对无法解释的问题，深藏在集体记忆中的解释系统便会被重启。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的觀点：个人记忆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存在着“集体记忆”，社会的相互作用是记忆的重要因素。[7]
中山大学李若建在对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割蛋”“毛人水怪”谣言进行研究时提出：这两则谣言实际上是运用对恐惧生殖器官割除的集体记忆以及关于民间妖魔鬼怪的神话传说对现时环境做出解释的结果。他认为“传说本身应该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集体记忆。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传说主要通过文本、戏剧、小范围的口述等途径流传，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一些传说作为集体记忆被激活以及重新构建，就可能爆发成大规模的谣言。”[7]
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后，有关碘盐抗辐射、核污染海水的谣言被广泛传播，并在浙江地区引发了一阵抢盐风波，之后更是借助网络传播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这类因恐慌造成的谣言和抢购事件并不罕见，早在非典时期“煲醋和喝板蓝根可以预防怪病”的谣言就造成人们抢购板蓝根、食用醋的群体性行为。这些行为实际上是源于民众对新中国初期“食盐”“醋”这类商品供销关系极其紧张的记忆。上世纪80年代，国家决定开放部分农副产品的零售价格，民众因担心主要农副产品价格会迅速上涨而开始疯狂抢购囤积食盐，之后甚至发展到抢购鸡蛋、粮油、肥皂这类日常生活用品，导致人们心中一直都有着一种“盐荒”记忆。中国历史上“食盐”一直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垄断，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实行食盐专卖，强调食盐的资源属性的这些事实更是让这些记忆反复加固。福岛核泄漏后这些记忆被激活，导致了抢盐风波。谣言永恒地循环出现，证明了它是一个深藏在集体意识中的解释系统，通过一个相关事件而现实化的结果。
（三）相关社会议题的被动模糊
流言学研究的鼻祖、哈佛大学教授G·W·奥尔波特曾给出过一个谣言产生的公式：R=i×a。谣言的强度（R）等于（事件的）重要性乘以（事件的）模糊性。根据这个公式，我们可以发现，除了重要性之外，事件的模糊性也是影响谣言产生和扩散的重要因素。通常，我们会将事件的模糊不清归因于官方信息的不公开，认为民众是在一种得不到权威解释的情况下制造和传播谣言。但有时谣言的产生并不是因为政府或权威部门没能及时发布准确信息，而是他们对谣言相关的事情也并不十分了解。官方信息不可能真正做到包罗万象，当政府和传媒认为某议题的重要性极小时，这个议题就可能难以进入他们的关注视野。虽然后来，传播学者克罗斯在谣言公式（R=i×a）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公式：R=i×a×1/c，c即公众批判能力，克罗斯认为公众的判断水平也决定了谣言是否能产生巨大的效果。但公众的批判能力不是天生的，如果政府和社会都选择性忽略某议题，公众对该议题的批判能力就得不到训练，那么被民众和政府所遗忘的议题，就极有可能催生出谣言。
事实上，没有任何议题的重要性是零，人们判定事情重要性的标准通常都十分主观，对于其生产生活有意义那么就是重要的，反之则不重要。而官方也是如此，在他们看来，对管理社会、促进发展没有意义的议题是不重要的，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大众传媒也常常对此议题集体失声。如2012年7月发生在四川的什邡钼铜项目事件。事情爆发之前，当地政府并没有充分考虑钼铜项目可能诱发的不良后果，整个筹备阶段几乎只考虑了项目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忽视了民众对该项目的疑虑。当地媒体在报道该项目时大多只关注其巨大经济效益。在回复民众对于“污染问题”的质疑时，当地政府仅仅在其网站上发出通告称：市委市政府拟采取专家访谈形式，邀请部分干部代表与村民代表到国内同类行业具有先进生产工艺与技术的生产基地进行参观考察。然而，考察结果却始终未向当地居民进行广泛传播，这就使得市民囿于信息不对称而无法理性认识该项目对于环境的影响。如此一来，在人们记忆中的“金属矿产污染环境”观念作用下，民间非议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市长为了政绩刻意隐瞒污染”、“宏达集团高层与中央领导人有亲戚关系”这些谣言开始不断扩散。在当地警方为了维护治安而出现在政府门前时，一些极端分子炮制的“警察打人”的谣言在人群中发酵，从而引发了一场影响极其恶劣的群体性事件。这正是当地政府和媒体忽略民众重视的议题导致了该项目的污染问题以一种极为模糊的状态被呈现在民众面前。政府和传媒认为经济效益理所应当是首要考虑因素，而民众则认为对生活环境的保护才是重中之重。由于对事件重要性的主观判断差异，使人们对这一事件的了解变得被动模糊，也导致该事件的谣言被受众全盘接受。
摘要：谣言形成与传播的原因从主观情绪因素来看，是焦虑恐慌状态下的情绪宣泄，是怀疑求真心理下的意见表达，也可能是人们无目的的游戏娱乐。在群体视角下进行考察，谣言可能是由非理性群体压力和理性的群体规范所驱动，而探寻谣言形成的社会根源，会发现它是在社会发生巨大变迁时利益斗争的产物，是源于集体记忆的激活与重建，也可能是由一个被忽略的社会议题所引发。作为一种非常态信息，它是导向缺失下的信息增补，也是一种在权威消散后进行话语争夺的民间武器，还是一种特殊的群体意见，它可以监测舆论环境，随时敲响社会警钟。
关键词：谣言；主观情绪；群体行为；话语争夺；集体记忆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1-0107-006
谣言是一种从古至今都存在的社会现象，随着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媒介的相继问世，这种原本仅依靠口语形式传播的特殊信息非但没有消失，反而乘着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东风拥有了更广的传播范围、更快的传播速度和更多元的传播渠道。在现代社会中谣言已然存在于我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也使得我们必须新理性认识谣言，透过谣言现象去找寻它的本质，挖掘它形成、扩散的原因。探寻个体到底是基于何种心理因素进行造谣、传谣活动，个体的意见又是如何逐渐蜕变为大多数人的集体意识，在谣言的建构过程中，群体的力量是如何参与的，除了个体的心理因素和群体的力量之外，谣言的产生又有着怎样的社会根源。本文尝试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探析。
一、主观情绪与群体压力驱动下的谣言
（一）谣言产生的个体主观情绪因素
谣言始于造谣者的个体行为，在无数个信谣传谣者的个体行为中不断发酵变异后产生了或大或小的传播效果。一定程度上说，是造谣者和传谣者的个体心理状况导致了谣言产生。当人们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时，往往希望出现一则消息能解释现状，消除其焦虑不安情绪，一旦现实中不存在这样的消息，人们就会炮制出谣言，来缓解焦虑恐慌带来的精神压力。如果官方信息缺席、滞后，人们就只能从谣言的传播中不断地吸取“不完整的真实部分”，以求拼凑出事实的完整面貌，很多时候人们是带着求证的态度去传播不实消息，想通过与他人交流来求证谣言的真实性。[1]
除了宣泄情绪和追求真相之外，人们传谣信谣也可能只是无聊、寂寞在作祟：為了消解无聊乏味的生活，人们将传播谣言当作一种游戏娱乐，这种行为并没什么特定的目的，行为的意义就是行为过程本身，如人们常常分享明星或政客的传言绯闻，这通常只是满足了人们的娱乐心理。
（二）群体视角下谣言生成的原因
当个体为了生活和生产活动的需要而聚集形成群体后，便不再是一个个生物意义上的独立个体，个体行为在更多情况下不再只是生物本能，而必须依从于社会群体的规范和目标。“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的人类，天生拥有一种感知意见气候的能力，能够敏感地找到处于舆论优势的一方，而出于对被孤立的恐惧，人们常常会愿意与大多数人打成一片，以便在必要时得到“他人”的承认。如此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2]
“沉默的螺旋”形象地展现了谣言在群体中生成的过程。个体的人为了获得归属感，实现自我认同，总是需要加入某一个群体。加入群体，就不免会被群体中大多数人的意见所裹挟，而群体内部不断扩散的谣言基本上代表了群体意见，是群体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相信群体所构建的谣言，就意味着你纳下了“投名状”。即使你选择不相信，也很有可能因为害怕被孤立的恐惧而保持沉默。这样一来，群体的意见实际上就成为了个人的意见，个人的沉默或者是从众都能够助长谣言的“气焰”。对于群体的这种非理性特质，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认为：在群体中，异质性会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总会占据上风。[3]7在非理性的情绪作用下，群体的行为将很容易朝着极端化的方向发展，被群体所认同的谣言就像宗教里的教义一样，指导着群体内成员的行为。然而，由于本身就包含着很大非理性和想象的成分，在这样的“教义”指导下，谣言很容易引发非理性的“狂欢”或是极端的“除异己”行动。在一种“因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的作用下，“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3]24
然而我们也需要意识到，群体的压力不可能全部都是非理性的，由于要实现共同的目标和需要，群体压力常常也就是群体内部理性的行为规范。如果我们认定群体的行为仅仅是依靠非理性的情绪所规范的话，其实就相当于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革命行为、民众抗议、游行都视为是群体非理性的“暴动”了。现实生活中，人们加入群体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话、讨论，并在这种互动中形成共同意识。如果说群体非理性行为的产生是因为“法不责众”，那么群体成员为了共同目标而凝聚在一起的行为是因为“人多力量大”。1919年巴黎和会后，由于信息没能及时传回国内，一时间“日本将派兵来京”“梁启超卖国”和“顾维钧投靠曹汝霖”的消息在民间广为流传，虽然这些消息之后都被证实为谣言，但传播这些谣言的过程中，人们实际上也是在对中日密约进行追问，最终使得曹、章、陆三人的卖国贼身份得以曝光。甚至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群体，对当时腐朽无能的政府进行舆论“讨伐”。虽然谣言终会破灭，但在其产生和传播之时，人们对之真假难辨，它们与真正的危机互相激荡，将国人的心理推到崩溃的边缘，使得国人不仅仅满足于口头舆论来释放压力，付诸行动的愿望被迫生成，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抗议运动便兴起了[4]。可以说，这些谣言的广泛传播为五四运动提供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和舆论前提，虽然民众知道这些消息的可靠性不强，但在广泛传播后，很多个体迫于压力加入到传谣言队伍中来，也就意味着这些传播个体就拿到了与谣言相关事件讨论会的“入场券”，当谣言广为流传时，个体（即某些有志知识分子）就可以借助群体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和需要（进行抗议和革命运动）。
谣言在群体的行为中形成，其过程中不免会掺杂许多非理性因素，有时也正是这些非理性因素给谣言的扩散提供了巨大能量，但过分强调非理性的群体行为，而忽略群体为了共同目标奋斗的组织化、系统化的理性行为显然是不合理的。谣言实际上是群体行为中理性与非理性因素杂糅的产物。
二、探寻谣言背后的社会根源
谣言因个体引发，在群体中不断发展扩散，最终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而个体或者群体的行为都不是发生在“真空”之中的，每一种社会现象的背后必定隐藏着某些社会性的根源。
（一）社会动荡中利益争斗的产物
回首人类历史，每一次巨大社会动荡的发生都伴随谣言的大规模爆发。当现行的社会制度或规范崩塌时，人们总是会陷入迷茫之中，而这种大规模的“迷茫”，正是滋养谣言的绝佳土壤。
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将谣言的产生与发展与盛世之下民间风云诡谲的动荡变迁联系起来。他认为，“从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而“大规模的移民也孕育了一帮可以四处散布谣言的‘丐匪”[5]。每一次社会剧变都会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阶级的流动和利益分配的重新洗牌，不同利益集团为了争夺政治、经济上的领导权，往往会互相攻击谩骂，利用谣言诋毁对手。而社会动荡造成的无序、混乱的信息传播生态，让谣言得以在社会的每个角落野蛮地生长。美国独立初期的报纸就曾是党派间政治斗争的工具，报纸上谩骂成风，人身攻击更是家常便饭，为了打击对手，一些报人甚至捏造新闻，炮制不利于对手的谣言，使得报道毫无真实性可言，从而使得民众通过报纸了解到的信息很可能就是谣言。
每当社会形势面临巨大变化，利益格局的变动就会导致一些社会矛盾的凸显，一旦社会变迁的速度和民众整体认知发展的速度不协调，人们就会发现自己无法对当前和未来情况作出合理的判断和预测，从前的经验和知识体系已经过时，人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仿佛一切知识都是可以被怀疑的，一切确定性都是不可能的。当公众对一切都无法相信的时候，那么他们便会选择相信一切。[6]84
（二）“集体记忆”的激活与重建
当人们对现时状况进行理解时，都会首先从记忆中搜寻已有的经验和资源，而不会去创造一种新的解释系统，因为这种做法能够降低许多思考和实践的成本。此时，记忆就像是一座临时桥梁，为正在寻找解释的人们提供假设和情节。[6]129然而这种假设和情节来源于人们的记忆而不是对现实的理性判断，这样一来，记忆便有可能成为滋养谣言的沃土。这种记忆并不是个人的记忆，而是集体记忆。个体的记忆会随着生命的终结而消亡，而集体记忆却会一直深烙于民众的潜意识中。一旦人们面对无法解释的问题，深藏在集体记忆中的解释系统便会被重启。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的觀点：个人记忆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存在着“集体记忆”，社会的相互作用是记忆的重要因素。[7]
中山大学李若建在对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割蛋”“毛人水怪”谣言进行研究时提出：这两则谣言实际上是运用对恐惧生殖器官割除的集体记忆以及关于民间妖魔鬼怪的神话传说对现时环境做出解释的结果。他认为“传说本身应该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集体记忆。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传说主要通过文本、戏剧、小范围的口述等途径流传，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一些传说作为集体记忆被激活以及重新构建，就可能爆发成大规模的谣言。”[7]
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后，有关碘盐抗辐射、核污染海水的谣言被广泛传播，并在浙江地区引发了一阵抢盐风波，之后更是借助网络传播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这类因恐慌造成的谣言和抢购事件并不罕见，早在非典时期“煲醋和喝板蓝根可以预防怪病”的谣言就造成人们抢购板蓝根、食用醋的群体性行为。这些行为实际上是源于民众对新中国初期“食盐”“醋”这类商品供销关系极其紧张的记忆。上世纪80年代，国家决定开放部分农副产品的零售价格，民众因担心主要农副产品价格会迅速上涨而开始疯狂抢购囤积食盐，之后甚至发展到抢购鸡蛋、粮油、肥皂这类日常生活用品，导致人们心中一直都有着一种“盐荒”记忆。中国历史上“食盐”一直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垄断，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实行食盐专卖，强调食盐的资源属性的这些事实更是让这些记忆反复加固。福岛核泄漏后这些记忆被激活，导致了抢盐风波。谣言永恒地循环出现，证明了它是一个深藏在集体意识中的解释系统，通过一个相关事件而现实化的结果。
（三）相关社会议题的被动模糊
流言学研究的鼻祖、哈佛大学教授G·W·奥尔波特曾给出过一个谣言产生的公式：R=i×a。谣言的强度（R）等于（事件的）重要性乘以（事件的）模糊性。根据这个公式，我们可以发现，除了重要性之外，事件的模糊性也是影响谣言产生和扩散的重要因素。通常，我们会将事件的模糊不清归因于官方信息的不公开，认为民众是在一种得不到权威解释的情况下制造和传播谣言。但有时谣言的产生并不是因为政府或权威部门没能及时发布准确信息，而是他们对谣言相关的事情也并不十分了解。官方信息不可能真正做到包罗万象，当政府和传媒认为某议题的重要性极小时，这个议题就可能难以进入他们的关注视野。虽然后来，传播学者克罗斯在谣言公式（R=i×a）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公式：R=i×a×1/c，c即公众批判能力，克罗斯认为公众的判断水平也决定了谣言是否能产生巨大的效果。但公众的批判能力不是天生的，如果政府和社会都选择性忽略某议题，公众对该议题的批判能力就得不到训练，那么被民众和政府所遗忘的议题，就极有可能催生出谣言。
事实上，没有任何议题的重要性是零，人们判定事情重要性的标准通常都十分主观，对于其生产生活有意义那么就是重要的，反之则不重要。而官方也是如此，在他们看来，对管理社会、促进发展没有意义的议题是不重要的，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大众传媒也常常对此议题集体失声。如2012年7月发生在四川的什邡钼铜项目事件。事情爆发之前，当地政府并没有充分考虑钼铜项目可能诱发的不良后果，整个筹备阶段几乎只考虑了项目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忽视了民众对该项目的疑虑。当地媒体在报道该项目时大多只关注其巨大经济效益。在回复民众对于“污染问题”的质疑时，当地政府仅仅在其网站上发出通告称：市委市政府拟采取专家访谈形式，邀请部分干部代表与村民代表到国内同类行业具有先进生产工艺与技术的生产基地进行参观考察。然而，考察结果却始终未向当地居民进行广泛传播，这就使得市民囿于信息不对称而无法理性认识该项目对于环境的影响。如此一来，在人们记忆中的“金属矿产污染环境”观念作用下，民间非议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市长为了政绩刻意隐瞒污染”、“宏达集团高层与中央领导人有亲戚关系”这些谣言开始不断扩散。在当地警方为了维护治安而出现在政府门前时，一些极端分子炮制的“警察打人”的谣言在人群中发酵，从而引发了一场影响极其恶劣的群体性事件。这正是当地政府和媒体忽略民众重视的议题导致了该项目的污染问题以一种极为模糊的状态被呈现在民众面前。政府和传媒认为经济效益理所应当是首要考虑因素，而民众则认为对生活环境的保护才是重中之重。由于对事件重要性的主观判断差异，使人们对这一事件的了解变得被动模糊，也导致该事件的谣言被受众全盘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