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媒介图景及其变迁逻辑
刘莲莲
摘要：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传统媒体就开始对互联网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报道。这成为传播互联网相关信息、塑造与互联网相关的社会共有知识的一种重要途径。文章以《人民日报》关于互联网议题的报道为研究对象，讨论传统媒体是如何报道互联网的发展历程这一问题。研究发现，《人民日报》关于互联网议题的报道遵循着“技术→国际接入→网络媒体→政治参与”的报道路径，与互联网发展的现实路径之间存在很大的关联性，但互联网真实世界指标并不是支配互联网图景变化的根本力量。
关键词：指涉框架；科技意识形态；象征性参与；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G21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1-0113-005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互联网由早期的“新”事物成为了如今的平常之物。与这种变化过程相伴随的是我们对互联网认知的变化。民众关于互联网的认知主要来自媒体报道和自身的互联网使用经验。媒体正是通过报道外部世界的具体变动将知识传递给受众，从而使其传递的知识能够成为社会共有知识。那么，传统媒体在报道过程中给我们传递了什么样的关于互联网的共有知识？这一问题目前学界讨论的还较少。本文以《人民日报》关于互联网议题的报道作为分析对象，意图解析传统媒体在新闻报道中为我们呈现了什么样的互联网图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种图景又产生了何种变化。
在《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中以“网”作为主题进行检索，经过筛选，以互联网为主题的报道共有7796篇，报道的时间起点为1984年3月。
根据报道数量变化情况，结合抽样（隔六抽一）后对样本指涉框架的年度变化情况，本研究将《人民日报》关于互联网议题的报道分为1984年至1993年、1994年至1998年、1999年至2005年、2006年至2014年四个阶段进行分析。
一、新闻话语中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4—1993）
我国互联网的建立应从1994年4月20日NCFC接入Internet算起。1984—1993年间我国互联网尚未真正成形，《人民日报》的报道多以信息网络的建立为主要内容，因此，我们将之称为关于网络的报道，而不是关于互联网的报道。
在1984—1993年《人民日报》关于网络议题的63篇报道中，2篇将网络的发展归结为科技发展的结果，如数据信息研究网与德国研究网的正式开通“是最先进的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高度结合的产物”[1]；9篇将网络描述为处理实际事务的工具，如电脑网络联机系统是“储蓄存款”和“代发工资”的渠道[2]；6篇主要介绍网络产品，如两家公司联合推出“计算机最新网络服务器TRICORD和TRITEC”[3]；有46篇将网络描述为通信的工具和手段。这个时期主要将“通信”定位于信息传输和交换的渠道，且这种描述最终突出的是网络产品或技术的经济效益。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一直被视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这一立场在《人民日报》关于网络议题的报道中得到了体现。我们使用词频分析工具对这一时期63篇报道中所使用的形容词的词频进行了分析（图2）。
63篇报道中使用的形容词绝大部分是褒义词，其中“正式”“先进”“迅速”“我国第一个”“及时”“最新”等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组形容词，如“这是我国进口规模较大、功能比较齐全、技术比较先进的计算机网络”[4]，“既经济，又实用，具有国际先进水平”[5]，“使我国办公自动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6]，“是我国金融界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成果”[2]，“世界上第二个拥有这种技术的国家”[7]，“填补了我国现阶段计算机应用的一项空白”[8]，“世界上第一个中文网络化电子排版系统”[9]以及“世界光缆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10]等。这些报道塑造了我国网络技术在国际上居于先进地位的形象。
在网络议题的报道中，科技知识的普及被忽视了，而科技的经济效益被凸显。具体而言，《人民日报》关于网络议题的报道最终彰显的是国家的科技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体现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表述当中。网络科技新闻并没有将网络技术塑造为一个中立而理性的角色，而是将国家关于科技发展的相关政策和原则贯穿于网络技术的宣传过程中。
二、“趋利避害”的互联网运用（1994—1998）
从1994年4月开始，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逐步进入快速增长期，《人民日报》关于互联网议题的报道数量也有所增加。从1994年到1998年期间，《人民日报》关于互联网议题的报道样本共有71篇，其中，采用通信框架的报道共32篇，占比45.1%，互聯网较多地被描述为信息获取和发布的渠道。网络组织11篇（占比15.5%），网络发展和商务交易均为6篇（各占比8.5%），规范管理5篇（占比7%），科技和教育学习各3篇（各占比4.2%），网络娱乐2篇（占比2.8%），事务处理、交流沟通、犯罪渠道各1篇（各占比1.4%）。与上一阶段对比，通信、事务处理和网络产品三种框架占比有所下降，但通信仍是本阶段使用频率和占比最高的指涉框架，而事务处理框架下降较快。1984—1993年间的“通信”往往指涉信息的传输与交换，而在1994—1998年间，“通信”框架则开始指涉信息的发布与获取渠道。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关于网络组织的报道开始出现。由于网络组织是团结纽带，可以强化参与者的共同身份[11]，因此，互联网的发展刺激了网站一类的网络组织的发展，随之出现了将网络视为犯罪渠道的报道，如《潜入网络的罪恶》列举了互联网“黄潮泛滥”“黑客猖獗”等现象。正是由于互联网上出现的诸多不规范现象，促使世界各国政府开始考虑对互联网进行规范和管理。如《网上贸易漫议》就引用克林顿的话，“我们的任务就是确保互联网络对那些愿意在上面交易的人来说是个安全和稳定的场所。互联网络需要一套更加明确的规则”，借以表达互联网需要进行规范和管理的观点：“各国政府以及世界性企业的领导人，有责任拿出一些有效的办法，构造出一个公正合理的网络贸易的运行准则。”[12]
从对稿件的内容分析来看，《人民日报》这一时期关于国内互联网议题的报道涉及的规范和管理规定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草案）》（1996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1996年2月）、《关于对与国际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备案工作的通知》（1996年4月）以及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1997年5月）等。通过对这些行政法规和规定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它们均是从互联网接入的角度对互联网经营和上网行为进行规制的。这些规定的共同之处在于均对互联网实行接入许可制，是基于信道的多层次的管理，其根本目的在于“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管理，防止一些淫秽和反动信息流入国内”[13]。可见，基于接入信道管理的方式实际上是对国外信息流入国内的通道的控制。此后，在这种管理原则的基础上，我国逐渐形成了互联网管理“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14]的总体方针。
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成熟，商务交易活动开始出现在互联网上，其他一些应用，如教育学习、交流沟通和网络娱乐等也开始出现，不过这一时期将互联网视为商务交易渠道的报道比较少。图文报道《枇杷香飘因特网引来四海购销客》中，“通过因特网纷纷订购”[15]说明了互联网是枇杷销售的渠道，而不仅仅是将之视为供求信息的发布和获取平台。
三、信息化战略下指涉框架多元化（1999—2005）
在国家信息化的总体战略下，从1999年开始，我国相继推出政府上网、家庭上网和企业上网三大工程，互联网发展进入普及和应用的快速增长期[16]：1998年底我国上网人数为210万人，2005年底增加到1.11亿人[17]；1999—2005年间，网上教育、网上银行、电子商务、网络媒体和网络游戏等纷纷登台亮相，互联网应用逐步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格局。
1999年至2005年间《人民日报》关于互联网议题的报道样本共有437篇，采用频率最高的指涉框架是网络组织，共105篇（24%）；其次是通信57篇（13%），规范管理54篇（12.4%），商务交易41篇（9.4%），网络发展30篇（6.9%），治理与沟通25篇（5.7%），事务处理23篇（5.3%），教育学习22篇（5.0%）。此外，网络产品和科技各19篇（各占比4.3%），交流沟通15篇（3.4%），犯罪渠道10篇（2.3%），网络宣传和网络娱乐各7篇（各占比1.6%），网络依赖3篇（0.7%）。与1994—1998年间相比，这一时期的指涉框架发生了较大变化，具体体现在：通信框架所占比例急剧下降，下降幅度达到32.1个百分点；网络组织框架则从15.5%上升到了24%，成为1999—2005年间《人民日报》在报道互联网议题时所采用的主导框架；规范管理、网络组织、交流沟通、实际事务处理等指涉框架均出现一定幅度上升。在上一阶段未被采用的网络宣传、治理与沟通、网络产品和网络依赖等指涉框架也开始出现在《人民日报》关于互联网议题的报道中。
政府上网工程自1999年1月22日开始实施，1999年因此也被视为“政府上网年”。政府网站和企业网站的激增以及电子政务理念的提出使得我国互联网出现了以下几方面的发展趋势：
其一，一些需要实际处理的事务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接办理，这表现为《人民日报》报道中采用的“事务处理”框架比1994—1998年间有一定幅度的增加，如报道《足不出户可缴税》[18]和《高考网上录取初获成功》[19]。其二，政府网络平台的搭建使得政府信息公开和民众的决策参与成为可能。“治理与沟通”框架于2000年开始出现在《人民日报》关于互联网议题的报道中，《上海架设市民与政府沟通的网上“直通车”》[20]将互联网视为“市民与政府双向交流沟通”的桥梁，其中涉及的三大类内容均与地方治理和政治参与密切相关。其三，网站数量的激增亟须出台关于互联网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对互联网进行规范和管理。与此相呼应，《人民日报》采用“规范与管理”框架的比重较上一时期增长了5.4个百分点，如关于作家知识产权与合法权益保护的讨论[21]和网络论文交易这一新现象的出现表明“有关规章制度还不够具体和清晰，监管力度还不够大，执法环节上还不衔接”[22]。从报道样本来看，这一时期需要进行规范和管理的问题主要包括：网络信息安全、网络交易、网络不良信息、知识产权和非法网络经营场所等。
网络宣传、治理与沟通、网络产品和网络依赖四种框架是《人民日报》这一时期报道所采用的新框架。使用新框架的原因在于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互联网所提供的服务渐趋完善[17]，这为《人民日报》的报道提供了基本素材。对《人民日报》2006年之后报道所采用的指涉框架进行分析后发现，1999—2005年间《人民日报》报道互联网议题时所采用的指涉框架呈现出多元化的稳定格局。但《人民日报》在报道互联网议题时并不完全根据互联网发展的真实世界指标（即：互联网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组织报道。在互联网发展的真实世界指标中，以即时通讯、网络聊天室、BBS为主的交流沟通服务和以网络游戏、網络音乐、网络视频为主的网络娱乐服务在1999—2005年之间的互联网服务列表中位于前列，但《人民日报》在这一时期报道中使用交流沟通和网络娱乐两种指涉框架的频率却比较低，网络组织的指涉框架被采用的频率最高。这说明，《人民日报》关于互联网议题的报道与互联网发展的真实世界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并不一定与其保持一致。
四、网络作为参政的渠道（2006—2014）
2006—2014年间《人民日报》关于互联网议题的报道样本595篇，占抽样后总样本量的53.5%。除2008年样本量较低之外，其余年份的样本量呈现总体上升趋势。《人民日报》在其报道中将互联网描述为国家治理与政治沟通渠道的报道共205篇，占样本的34.5%；通信78篇，占比13.1%；规范管理72篇，占比12.1%；商务交易59篇（9.9%），事务处理17篇（2.9%），犯罪渠道和网络组织各38篇（各占比6.4%），交流沟通24篇（4.0%），网络宣传12篇（2.0%），网络娱乐和网络发展各11篇（各占比1.8%），网络依赖、教育学习、网络产品和科技的样本量较少。与1999—2005年相比，规范管理、通信、交流沟通、网络宣传、网络娱乐和商务交易六种指涉框架比例变化不大；网络组织、科技、事务处理、网络发展、教育学习和网络产品等框架的比例均出现不同幅度的下降，其中网络组织从24%下降到6.4%；治理与沟通框架比例从1999—2005年的5.7%上升到了34.5%，犯罪渠道和网络依赖框架占比有所上升。指涉框架的上述变化与如下几方面因素有关：
第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成熟，互联网的发展主要转向了普及和应用两个方面，《人民日报》的报道很少将互联网的出现描述为科技发明和进步的结果，这使得科技框架的比例有所下降，而这种下降趋势在上一阶段就有所体现。
第二，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的推广使得互联网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与互联网负面效应相关的网络事件频频出现（如艳照门、网络谣言等），尤其在借助网络进行犯罪、对网络的沉迷和依赖等方面引发了社会的关注，《人民日报》采用犯罪渠道、网络依赖的框架报道互联网的数量和比例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增加。
第三，随着政府上网工程目标的达成，国家信息化战略逐渐偏向于强调电子政务的发展，使得《人民日报》的报道重点从政府网站的开办转向了政府网站的公共服务和与民互动等方面，导致以政府网站为主要内容的网络组织的报道比例急剧减少。
第四，网购、网上支付等应用普及，网络经营模式逐渐成熟，按理《人民日报》进行报道时应该突出商务交易框架，但由于国家对互联网的发展更多地将之纳入到国家政策话语当中，这使得《人民日报》关于互联网议题的报道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出互联网的实际发展状况，具体表现在《人民日报》使用商务交易等框架的频率并不高。此外，现在互联网即时通讯、观看新闻、网络娱乐等，发展同样令人瞩目，[23]但是《人民日报》对这些现象的处理与报道网购和网上支付的情况类似。
第五，互联网具有的开放性和互动性一直被视为国家治理和民主参与的手段。互联网确实成为了我国民众舆论表达的平台，在近年来爆发的重大突发事件中，互联网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加之纸媒推行的报网互动发展理念，互联网中的声音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报纸的报道中，使得治理与参与框架出现了急剧上升。通过对相关样本进行细致分类，我们发现，《人民日报》采用治理与沟通框架的报道可分为“网络问政”和“网友议政”两种网民参与政治的类型，其中“网络问政”的方式包括汲取网民意见、邀网友灌水与拍砖；“网络议政”的主要方式有网上调查、留言与热议、官民沟通、“做客”式互动等。因此，在治理与沟通框架下，互联网被塑造成了民众实现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渠道，其传递出的信息是：互联网有助于促进民主政治的形成。由于《人民日报》在治理参与框架中对网友意见的使用和呈现均以正面积极赞扬的意见为主，且所讨论的问题具有相当的限制性和较强的倾向性，因此，《人民日报》勾勒出的互联网政治参与的景象更多具有象征意味，是一种象征性参与。
小结：互联网图景变迁的逻辑机制
《人民日报》关于互联网议题的报道遵循的逻辑是：技术→国际接入→网络媒体→政治参与渠道。在这四个阶段形成的报道路径中，国家信息化战略对《人民日报》互联网议题的报道发挥着支配作用。从互联网发展的历程来看，这一报道路径与互联网发展的现实路径之间存在较大的关联性。这种趋势上的一致以及重大事件对报道框架方面的影响并不说明互联网的真实世界指标支配着《人民日报》的报道。在《人民日报》的报道过程中，互联网真实世界指标的影响更多地是为《人民日报》的报道塑造一种报道的现实条件和语境。就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是否能为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鼓与呼，才是《人民日报》报道互联网议题的支配性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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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邹霞，谢金文.互联网使用对在校大学生麻醉功能的影响研究——基于对上海4所高校学生的调查分析 [J].新闻界，2017，（8）：69.
（责任编辑 焦德武）
摘要：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传统媒体就开始对互联网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报道。这成为传播互联网相关信息、塑造与互联网相关的社会共有知识的一种重要途径。文章以《人民日报》关于互联网议题的报道为研究对象，讨论传统媒体是如何报道互联网的发展历程这一问题。研究发现，《人民日报》关于互联网议题的报道遵循着“技术→国际接入→网络媒体→政治参与”的报道路径，与互联网发展的现实路径之间存在很大的关联性，但互联网真实世界指标并不是支配互联网图景变化的根本力量。
关键词：指涉框架；科技意识形态；象征性参与；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G21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1-0113-005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互联网由早期的“新”事物成为了如今的平常之物。与这种变化过程相伴随的是我们对互联网认知的变化。民众关于互联网的认知主要来自媒体报道和自身的互联网使用经验。媒体正是通过报道外部世界的具体变动将知识传递给受众，从而使其传递的知识能够成为社会共有知识。那么，传统媒体在报道过程中给我们传递了什么样的关于互联网的共有知识？这一问题目前学界讨论的还较少。本文以《人民日报》关于互联网议题的报道作为分析对象，意图解析传统媒体在新闻报道中为我们呈现了什么样的互联网图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种图景又产生了何种变化。
在《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中以“网”作为主题进行检索，经过筛选，以互联网为主题的报道共有7796篇，报道的时间起点为1984年3月。
根据报道数量变化情况，结合抽样（隔六抽一）后对样本指涉框架的年度变化情况，本研究将《人民日报》关于互联网议题的报道分为1984年至1993年、1994年至1998年、1999年至2005年、2006年至2014年四个阶段进行分析。
一、新闻话语中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4—1993）
我国互联网的建立应从1994年4月20日NCFC接入Internet算起。1984—1993年间我国互联网尚未真正成形，《人民日报》的报道多以信息网络的建立为主要内容，因此，我们将之称为关于网络的报道，而不是关于互联网的报道。
在1984—1993年《人民日报》关于网络议题的63篇报道中，2篇将网络的发展归结为科技发展的结果，如数据信息研究网与德国研究网的正式开通“是最先进的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高度结合的产物”[1]；9篇将网络描述为处理实际事务的工具，如电脑网络联机系统是“储蓄存款”和“代发工资”的渠道[2]；6篇主要介绍网络产品，如两家公司联合推出“计算机最新网络服务器TRICORD和TRITEC”[3]；有46篇将网络描述为通信的工具和手段。这个时期主要将“通信”定位于信息传输和交换的渠道，且这种描述最终突出的是网络产品或技术的经济效益。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一直被视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这一立场在《人民日报》关于网络议题的报道中得到了体现。我们使用词频分析工具对这一时期63篇报道中所使用的形容词的词频进行了分析（图2）。
63篇报道中使用的形容词绝大部分是褒义词，其中“正式”“先进”“迅速”“我国第一个”“及时”“最新”等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组形容词，如“这是我国进口规模较大、功能比较齐全、技术比较先进的计算机网络”[4]，“既经济，又实用，具有国际先进水平”[5]，“使我国办公自动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6]，“是我国金融界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成果”[2]，“世界上第二个拥有这种技术的国家”[7]，“填补了我国现阶段计算机应用的一项空白”[8]，“世界上第一个中文网络化电子排版系统”[9]以及“世界光缆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10]等。这些报道塑造了我国网络技术在国际上居于先进地位的形象。
在网络议题的报道中，科技知识的普及被忽视了，而科技的经济效益被凸显。具体而言，《人民日报》关于网络议题的报道最终彰显的是国家的科技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体现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表述当中。网络科技新闻并没有将网络技术塑造为一个中立而理性的角色，而是将国家关于科技发展的相关政策和原则贯穿于网络技术的宣传过程中。
二、“趋利避害”的互联网运用（1994—1998）
从1994年4月开始，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逐步进入快速增长期，《人民日报》关于互联网议题的报道数量也有所增加。从1994年到1998年期间，《人民日报》关于互联网议题的报道样本共有71篇，其中，采用通信框架的报道共32篇，占比45.1%，互聯网较多地被描述为信息获取和发布的渠道。网络组织11篇（占比15.5%），网络发展和商务交易均为6篇（各占比8.5%），规范管理5篇（占比7%），科技和教育学习各3篇（各占比4.2%），网络娱乐2篇（占比2.8%），事务处理、交流沟通、犯罪渠道各1篇（各占比1.4%）。与上一阶段对比，通信、事务处理和网络产品三种框架占比有所下降，但通信仍是本阶段使用频率和占比最高的指涉框架，而事务处理框架下降较快。1984—1993年间的“通信”往往指涉信息的传输与交换，而在1994—1998年间，“通信”框架则开始指涉信息的发布与获取渠道。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关于网络组织的报道开始出现。由于网络组织是团结纽带，可以强化参与者的共同身份[11]，因此，互联网的发展刺激了网站一类的网络组织的发展，随之出现了将网络视为犯罪渠道的报道，如《潜入网络的罪恶》列举了互联网“黄潮泛滥”“黑客猖獗”等现象。正是由于互联网上出现的诸多不规范现象，促使世界各国政府开始考虑对互联网进行规范和管理。如《网上贸易漫议》就引用克林顿的话，“我们的任务就是确保互联网络对那些愿意在上面交易的人来说是个安全和稳定的场所。互联网络需要一套更加明确的规则”，借以表达互联网需要进行规范和管理的观点：“各国政府以及世界性企业的领导人，有责任拿出一些有效的办法，构造出一个公正合理的网络贸易的运行准则。”[12]
从对稿件的内容分析来看，《人民日报》这一时期关于国内互联网议题的报道涉及的规范和管理规定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草案）》（1996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1996年2月）、《关于对与国际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备案工作的通知》（1996年4月）以及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1997年5月）等。通过对这些行政法规和规定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它们均是从互联网接入的角度对互联网经营和上网行为进行规制的。这些规定的共同之处在于均对互联网实行接入许可制，是基于信道的多层次的管理，其根本目的在于“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管理，防止一些淫秽和反动信息流入国内”[13]。可见，基于接入信道管理的方式实际上是对国外信息流入国内的通道的控制。此后，在这种管理原则的基础上，我国逐渐形成了互联网管理“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14]的总体方针。
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成熟，商务交易活动开始出现在互联网上，其他一些应用，如教育学习、交流沟通和网络娱乐等也开始出现，不过这一时期将互联网视为商务交易渠道的报道比较少。图文报道《枇杷香飘因特网引来四海购销客》中，“通过因特网纷纷订购”[15]说明了互联网是枇杷销售的渠道，而不仅仅是将之视为供求信息的发布和获取平台。
三、信息化战略下指涉框架多元化（1999—2005）
在国家信息化的总体战略下，从1999年开始，我国相继推出政府上网、家庭上网和企业上网三大工程，互联网发展进入普及和应用的快速增长期[16]：1998年底我国上网人数为210万人，2005年底增加到1.11亿人[17]；1999—2005年间，网上教育、网上银行、电子商务、网络媒体和网络游戏等纷纷登台亮相，互联网应用逐步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格局。
1999年至2005年间《人民日报》关于互联网议题的报道样本共有437篇，采用频率最高的指涉框架是网络组织，共105篇（24%）；其次是通信57篇（13%），规范管理54篇（12.4%），商务交易41篇（9.4%），网络发展30篇（6.9%），治理与沟通25篇（5.7%），事务处理23篇（5.3%），教育学习22篇（5.0%）。此外，网络产品和科技各19篇（各占比4.3%），交流沟通15篇（3.4%），犯罪渠道10篇（2.3%），网络宣传和网络娱乐各7篇（各占比1.6%），网络依赖3篇（0.7%）。与1994—1998年间相比，这一时期的指涉框架发生了较大变化，具体体现在：通信框架所占比例急剧下降，下降幅度达到32.1个百分点；网络组织框架则从15.5%上升到了24%，成为1999—2005年间《人民日报》在报道互联网议题时所采用的主导框架；规范管理、网络组织、交流沟通、实际事务处理等指涉框架均出现一定幅度上升。在上一阶段未被采用的网络宣传、治理与沟通、网络产品和网络依赖等指涉框架也开始出现在《人民日报》关于互联网议题的报道中。
政府上网工程自1999年1月22日开始实施，1999年因此也被视为“政府上网年”。政府网站和企业网站的激增以及电子政务理念的提出使得我国互联网出现了以下几方面的发展趋势：
其一，一些需要实际处理的事务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接办理，这表现为《人民日报》报道中采用的“事务处理”框架比1994—1998年间有一定幅度的增加，如报道《足不出户可缴税》[18]和《高考网上录取初获成功》[19]。其二，政府网络平台的搭建使得政府信息公开和民众的决策参与成为可能。“治理与沟通”框架于2000年开始出现在《人民日报》关于互联网议题的报道中，《上海架设市民与政府沟通的网上“直通车”》[20]将互联网视为“市民与政府双向交流沟通”的桥梁，其中涉及的三大类内容均与地方治理和政治参与密切相关。其三，网站数量的激增亟须出台关于互联网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对互联网进行规范和管理。与此相呼应，《人民日报》采用“规范与管理”框架的比重较上一时期增长了5.4个百分点，如关于作家知识产权与合法权益保护的讨论[21]和网络论文交易这一新现象的出现表明“有关规章制度还不够具体和清晰，监管力度还不够大，执法环节上还不衔接”[22]。从报道样本来看，这一时期需要进行规范和管理的问题主要包括：网络信息安全、网络交易、网络不良信息、知识产权和非法网络经营场所等。
网络宣传、治理与沟通、网络产品和网络依赖四种框架是《人民日报》这一时期报道所采用的新框架。使用新框架的原因在于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互联网所提供的服务渐趋完善[17]，这为《人民日报》的报道提供了基本素材。对《人民日报》2006年之后报道所采用的指涉框架进行分析后发现，1999—2005年间《人民日报》报道互联网议题时所采用的指涉框架呈现出多元化的稳定格局。但《人民日报》在报道互联网议题时并不完全根据互联网发展的真实世界指标（即：互联网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组织报道。在互联网发展的真实世界指标中，以即时通讯、网络聊天室、BBS为主的交流沟通服务和以网络游戏、網络音乐、网络视频为主的网络娱乐服务在1999—2005年之间的互联网服务列表中位于前列，但《人民日报》在这一时期报道中使用交流沟通和网络娱乐两种指涉框架的频率却比较低，网络组织的指涉框架被采用的频率最高。这说明，《人民日报》关于互联网议题的报道与互联网发展的真实世界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并不一定与其保持一致。
四、网络作为参政的渠道（2006—2014）
2006—2014年间《人民日报》关于互联网议题的报道样本595篇，占抽样后总样本量的53.5%。除2008年样本量较低之外，其余年份的样本量呈现总体上升趋势。《人民日报》在其报道中将互联网描述为国家治理与政治沟通渠道的报道共205篇，占样本的34.5%；通信78篇，占比13.1%；规范管理72篇，占比12.1%；商务交易59篇（9.9%），事务处理17篇（2.9%），犯罪渠道和网络组织各38篇（各占比6.4%），交流沟通24篇（4.0%），网络宣传12篇（2.0%），网络娱乐和网络发展各11篇（各占比1.8%），网络依赖、教育学习、网络产品和科技的样本量较少。与1999—2005年相比，规范管理、通信、交流沟通、网络宣传、网络娱乐和商务交易六种指涉框架比例变化不大；网络组织、科技、事务处理、网络发展、教育学习和网络产品等框架的比例均出现不同幅度的下降，其中网络组织从24%下降到6.4%；治理与沟通框架比例从1999—2005年的5.7%上升到了34.5%，犯罪渠道和网络依赖框架占比有所上升。指涉框架的上述变化与如下几方面因素有关：
第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成熟，互联网的发展主要转向了普及和应用两个方面，《人民日报》的报道很少将互联网的出现描述为科技发明和进步的结果，这使得科技框架的比例有所下降，而这种下降趋势在上一阶段就有所体现。
第二，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的推广使得互联网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与互联网负面效应相关的网络事件频频出现（如艳照门、网络谣言等），尤其在借助网络进行犯罪、对网络的沉迷和依赖等方面引发了社会的关注，《人民日报》采用犯罪渠道、网络依赖的框架报道互联网的数量和比例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增加。
第三，随着政府上网工程目标的达成，国家信息化战略逐渐偏向于强调电子政务的发展，使得《人民日报》的报道重点从政府网站的开办转向了政府网站的公共服务和与民互动等方面，导致以政府网站为主要内容的网络组织的报道比例急剧减少。
第四，网购、网上支付等应用普及，网络经营模式逐渐成熟，按理《人民日报》进行报道时应该突出商务交易框架，但由于国家对互联网的发展更多地将之纳入到国家政策话语当中，这使得《人民日报》关于互联网议题的报道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出互联网的实际发展状况，具体表现在《人民日报》使用商务交易等框架的频率并不高。此外，现在互联网即时通讯、观看新闻、网络娱乐等，发展同样令人瞩目，[23]但是《人民日报》对这些现象的处理与报道网购和网上支付的情况类似。
第五，互联网具有的开放性和互动性一直被视为国家治理和民主参与的手段。互联网确实成为了我国民众舆论表达的平台，在近年来爆发的重大突发事件中，互联网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加之纸媒推行的报网互动发展理念，互联网中的声音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报纸的报道中，使得治理与参与框架出现了急剧上升。通过对相关样本进行细致分类，我们发现，《人民日报》采用治理与沟通框架的报道可分为“网络问政”和“网友议政”两种网民参与政治的类型，其中“网络问政”的方式包括汲取网民意见、邀网友灌水与拍砖；“网络议政”的主要方式有网上调查、留言与热议、官民沟通、“做客”式互动等。因此，在治理与沟通框架下，互联网被塑造成了民众实现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渠道，其传递出的信息是：互联网有助于促进民主政治的形成。由于《人民日报》在治理参与框架中对网友意见的使用和呈现均以正面积极赞扬的意见为主，且所讨论的问题具有相当的限制性和较强的倾向性，因此，《人民日报》勾勒出的互联网政治参与的景象更多具有象征意味，是一种象征性参与。
小结：互联网图景变迁的逻辑机制
《人民日报》关于互联网议题的报道遵循的逻辑是：技术→国际接入→网络媒体→政治参与渠道。在这四个阶段形成的报道路径中，国家信息化战略对《人民日报》互联网议题的报道发挥着支配作用。从互联网发展的历程来看，这一报道路径与互联网发展的现实路径之间存在较大的关联性。这种趋势上的一致以及重大事件对报道框架方面的影响并不说明互联网的真实世界指标支配着《人民日报》的报道。在《人民日报》的报道过程中，互联网真实世界指标的影响更多地是为《人民日报》的报道塑造一种报道的现实条件和语境。就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是否能为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鼓与呼，才是《人民日报》报道互联网议题的支配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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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邹霞，谢金文.互联网使用对在校大学生麻醉功能的影响研究——基于对上海4所高校学生的调查分析 [J].新闻界，2017，（8）：69.
（责任编辑 焦德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