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及优化途径
曹冬英+王少泉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呈现出长期性、阶段性、现实性、演变速度差异较大等特征，演变过程中出现政权的生存压力、腐败及经济领域的问题，究其成因主要是最高领导集体的更替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管控力度的变化、中国政府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方式的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领域成功经验的照搬与自主创立。基于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规律及现状可推导出演变的发展趋向，并寻获进一步优化的途径。
关键词：当代中国；政府；市场；干预
中图分类号：K25，F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1-0031-005
“十三五规划”强调进一步调整中国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增强政府在市场运作过程中的正当干预，减少市场运作过程中政府的不当干预，进一步助推中国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发展。[1]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21。基于历史视角分析发现：当前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只是中国政府历次调整中的一次。从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来看，部分文献分析了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的影响，少数文献介绍了近代以来中国“国进民退”的表现[3]，但未对“国进民退”这一现象展开深入分析。鉴于此，有必要详细探究以下问题：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历程是什么？演变历程呈现出哪些特征？演变的动因是什么？演变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及其成因有哪些？演变的趋向及优化的途径是什么？
一、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历程与特征
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具有长期性、阶段性、现实性、演变速度差异较大等特征。
（一）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历程
第一阶段（1949年10月—1953年8月），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有所下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实现政权稳定、恢复受战争影响而凋敝的国民经济，政府实施诸多政策以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明显较小。第二阶段（1953年9月—1978年11月），政府逐步提升了对市场的干预力度。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明显增强。第三阶段（1978年12月至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逐步降低。可细分为：第一，市场起“辅助性作用”阶段（1978年12月—1992年9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一经济管理原则在中共十二大（1982年）被确立并采用至中共十四大（1992年10月）。第二，市场起“基础性作用”阶段（1992年10月—2013年10月）。中共十四大（1992年）提出让“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市场开始扮演基础性角色，所有的竞争性经济领域都归入市场调节范围。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进一步下降。第三，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阶段（2013年11月至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这一演进标志着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进一步下降。
（二） 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表现出明显的长期性
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不同阶段的演变展现出一个共同特征：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从未因时期相同、环境相似而消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因现实情况的变化而不断演变。这是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具有长期性的直接表现。基于未来视角来看，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也表现出明显的长期性：从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的发展趋向来看，政府、市场等领域的变化必然引起政府与市场关系所面临问题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引致中国政府调整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换言之，现实需求的变化必然存在，中国政府对市场干预力度的变化也必然存在，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变是永恒的不变”的具体表现。
（三）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表现出显著的现实性特征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等过程中出现的变化常常引致中国政府调整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于恢复国民经济的考虑，政府适度降低了对市场的干预力度。1953年，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1952年实现）的基础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呈增强态势。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明显标志之一是政府降低了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市场在经济运行中扮演的角色由辅助性到基础性再到决定性，这表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随之进一步下降。
（四）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不同阶段的演变速度、演变幅度存在明显差异
首先，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不同阶段的演变速度存在明显差异，前文所述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持续10年，第二階段持续25年，第三阶段至今已38年。从三个阶段的时长对比来看，第一阶段的时长明显短于后两个阶段；从政府降低对市场干预力度的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对比来看，第一阶段仅持续4年，第三阶段已经持续38年。其次，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不同阶段的演变幅度存在明显差异：从中国政府对市场干预力度的强弱对比来看，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的第一阶段之中，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在演变的第一阶段最小；这一干预力度在第三阶段大于第一阶段，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在第三阶段小于第二阶段的绝大部分年份。从这一对比结果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政府对市场干预力度的变化幅度明显大于20世纪50年代初。
（五）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与政府、市场和企业这三者关系的转变密切相关
20世纪50年代初，处于国民经济恢复背景中的中国政府较难强力、全面地干预市场，这一时期市场和企业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较为明显，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尚未扮演完全主导的角色，这意味着政府尚未全面控制市场，对大量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的控制力也较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中国政府逐步增强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成为绝对主角，市场和企业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极小，这意味着政府已经能够全面控制市场，能够强有力地控制绝大部分企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是全部企业的主体）；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政府逐渐降低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将部分权力“让渡”给市场和企业，市场和企业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日益扮演重要角色，政府所发挥的作用则明显变小，这意味着政府不再全面控制市场，政府不再强力控制大部分企业，大量企业得以在市场中高效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从这三个时期的情况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与政府、市场和企业这三者关系的转变密切相关。
二、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的问题及成因
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政权的生存压力与腐败问题，经济领域的问题。这一演变的成因较多，这些问题及成因主要如下：
（一）政权的压力与腐败问题
首先，政权的压力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于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逐渐强化对市场的干预力度，这一举措获得较大成功，在较短时间内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但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弊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益凸显，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中国政府面临较大压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各级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降低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并收到良好效果。其次，腐败问题方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与“腐败现象出现率的变化”这两者在大部分情况下存在相关性，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制度完善速度慢于现代化的推进速度之时，腐败现象会增多。[4]54同一种举措在不同环境之中可能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如：清王朝统治末期，政府强力干预市场是腐败现象出现率显著增多的重要原因，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内，新中国政府持续强化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但这一时期的腐败现象出现率并未上升。
（二）经济领域的问题
首先，经济增速及经济结构的问题。政府强力干预市场时，能够将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用于重工业的发展，在实现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政府降低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时，国家内部的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会逐渐转至轻工业和民用工业等领域之中，国民经济在这些领域获得较快发展。必须注意的是：这两种举措都有可能导致经济结构失衡——政府强力干预市场有望实现重工业的快速发展，由此导致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过大，政府放任市场自由发展会导致投入重工业的资源不足，引致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过小。其次，经济区域平衡问题。政府降低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有助于资本自由流动、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但会对实现经济区域平衡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及“一带一路”等战略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但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政府降低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
（三）最高领导集体的更替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管控力度的变化
首先，不同领导集体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的施政理念存在一定差异甚至截然相反，因此，最高领导集体的更替极有可能引致政府调整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如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形成之后，改革开放战略得到全面推进，这一情况的出现使中国政府开始逐渐降低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其次，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管控力度的变化，当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管控力度逐渐增强时，许多原本由地方政府掌控的市场管理权被收归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借助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些原本由地方政府掌控的经济权力“上缴”给中央政府，助推了中国政府对市场干预力度的强化。当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管控力度有所下降时，许多原本由中央政府掌控的市场管理权被下放给地方政府，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随之下降，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快速推进改革开放战略，地方政府逐渐获得中央政府下放的一些市场管理权，一些地方政府又在改革过程中将诸多权力下放给市场主体，由此，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开始下降。
（四）中国政府实現国家利益最大化方式的变化
当代中国政府一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致力于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中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强化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或降低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其目的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从具体情况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政府逐渐强化了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借助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资源配置能力，中国在短时间内获得长足发展，综合国力显著上升。20世纪70年代末，现实情况的变化已经使“政府强力干预市场”不再是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一目标的最佳选择，这一情况的出现促使中国各级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推进改革开放战略，这一过程中诸多举措的实施使政府逐渐降低了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中国的经济体制开始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领域及其它领域的发展速度显著加快，国家利益最大化得以实现。
（五）政府与市场关系成功经验的照搬与自主创立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确调整有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执政者具有正确的执政理念，拥有正确执政理念的执政者实施了正确的执政举措。换言之，执政者的执政理念错误或拥有正确执政理念的执政者实施了错误的执政举措都会引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错误调整，并由此引致经济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照搬了苏联经验，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这十余年期间实施了错误的执政举措（过度强化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最终导致国民经济走到崩溃边缘。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开始构建适合本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逐步下降，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随之出现演变。改革开放已接近40年，这一期间，中国在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领域自主创立了成功经验，源于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且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推进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
三、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
趋向及优化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10月初出席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必须加强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并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根据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情况、党中央及国务院当前的经济政策等来看，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将进一步优化，具体而言：中国各级政府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在整体上降低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但会视具体情况而强化对某些经济领域（如房地产市场）的干预力度；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不会在短期内大幅度下降，也不会无限下降；中国政府对市场中某些领域的干预力度会有所强化，但从整体上来看，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不会高于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第二阶段（1953年9月—1978年11月）的大部分年份。进一步优化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途径主要如下：
（一）推进政府及学界对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的研究
政府及学界必须明晰“政府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提高或降低对市场（某些领域甚至整体）的干预力度”。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历程表明：政府调整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是一种常态，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或过度放任市场都会引致某些问题。因此，政府及学界必须注意：中国政府调整与市场的关系时，必须根据现实情况制定相关政策；在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过程中不可完全受控于整体环境，须根据现实需求制定并实施相关政策。基于这些认识，政府及学界必须强化对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的研究，在深入分析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历程基础上探究呈现的特征、演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演变的成因及优化这一关系的途径，为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进一步优化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政府必须一直保持对市场的干预，但干预力度不能过强或过弱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创立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曾在较长时间内（18世纪后期至20世纪30年代）是西方国家的主流经济学，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倡导的（政府对市场采取）放任主义的弊端在世界经济危机（“大萧条”）期间暴露无遗，为了应对经济危机，西方各国纷纷采用凯恩斯主义的一些观点推进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干预主义成为大量国家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常态，各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存在差异，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一直存在。西方国家的这些情况表明：政府过度放任或过度干预市场都会引致一些问题，政府必须保持对市场的适度干预。从当代中国的情况来看，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曾在20世纪70年代引致严重问题；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政府逐渐降低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在未来将对市场采取完全放任态度。[5]119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在短期内大幅度下降，很可能使经济局势的变化出现失控状态，比如以俄罗斯为代表的诸多国家的经济状况在短期内迅速恶化。由此可见：政府在短期内大幅度调整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极有可能引致严重问题。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优化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但优化这一关系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到：中国政府在调整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之时必须注意采用渐进政策实现目标，不能在短期内突然提高或降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
（三）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出现变化时必须及时完善相应制度
当政府调整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时，相应制度安排（如防治腐败现象的制度）未得到及时完善，极有可能引致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及腐败现象增多等问题。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断优化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及必然之举，在实施这一举措的过程中必须借助相关制度的完善以有效解决出现的问题，助推一些目标的实现，达到政权进一步巩固、经济在较长时间内实现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得到解决、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因此，中国政府调整与市场的关系之时必须对相应的制度加以完善，使国家现代化进程与制度完善进程大致同步，有效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优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创造有利条件。
（四）在保持正确執政理念的基础上继续施行正确的执政举措，推进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确发展
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各级政府均以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执政目标，并在不同时期采用不同方式去实现这一目标，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内，中国政府通过强力干预市场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但这一举措导致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严重阻滞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一目标的实现。改革开放至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各级政府逐渐降低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中国的经济发展动力持续增强，中国经济获得长期、快速发展，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一目标得以实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各级政府必须在保持正确执政理念的基础上继续实施正确的执政举措（如整体上降低政府干预市场的力度但在某些领域强化干预力度），为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进一步优化创造条件。
（五）中国政府调整与市场的关系时，可适度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但不可盲从其他国家的举措
20世纪30年代，诸多西方国家为了应对经济危机而强化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这一态势一直持续到二战之后。苏联在建国之后逐步构建了以政府强力干预市场为特征之一的苏联模式，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受苏联模式影响而开始强化对市场的干预力度。20世纪70年代末，诸多西方国家及中国均开始降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这两个时期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领域所采取的举措相似，这种相似性在2008年被打破：西方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纷纷重新强化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中国政府则继续在诸多经济领域降低干预力度。从这些对比中可以看出：当前，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的举措已经差异很大，中国政府调整与市场的关系之时，绝对不能盲从其他国家的举措，但可以在某些领域适度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经验。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2016-03-18 （001）.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章立凡.三次“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J].文史参考，2010，（3）.
[4][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5]王少泉，曹冬英.党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政策演变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11）.
（责任编辑 明 笃）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呈现出长期性、阶段性、现实性、演变速度差异较大等特征，演变过程中出现政权的生存压力、腐败及经济领域的问题，究其成因主要是最高领导集体的更替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管控力度的变化、中国政府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方式的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领域成功经验的照搬与自主创立。基于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规律及现状可推导出演变的发展趋向，并寻获进一步优化的途径。
关键词：当代中国；政府；市场；干预
中图分类号：K25，F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1-0031-005
“十三五规划”强调进一步调整中国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增强政府在市场运作过程中的正当干预，减少市场运作过程中政府的不当干预，进一步助推中国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发展。[1]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21。基于历史视角分析发现：当前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只是中国政府历次调整中的一次。从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来看，部分文献分析了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的影响，少数文献介绍了近代以来中国“国进民退”的表现[3]，但未对“国进民退”这一现象展开深入分析。鉴于此，有必要详细探究以下问题：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历程是什么？演变历程呈现出哪些特征？演变的动因是什么？演变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及其成因有哪些？演变的趋向及优化的途径是什么？
一、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历程与特征
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具有长期性、阶段性、现实性、演变速度差异较大等特征。
（一）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历程
第一阶段（1949年10月—1953年8月），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有所下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实现政权稳定、恢复受战争影响而凋敝的国民经济，政府实施诸多政策以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明显较小。第二阶段（1953年9月—1978年11月），政府逐步提升了对市场的干预力度。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明显增强。第三阶段（1978年12月至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逐步降低。可细分为：第一，市场起“辅助性作用”阶段（1978年12月—1992年9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一经济管理原则在中共十二大（1982年）被确立并采用至中共十四大（1992年10月）。第二，市场起“基础性作用”阶段（1992年10月—2013年10月）。中共十四大（1992年）提出让“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市场开始扮演基础性角色，所有的竞争性经济领域都归入市场调节范围。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进一步下降。第三，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阶段（2013年11月至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这一演进标志着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进一步下降。
（二） 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表现出明显的长期性
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不同阶段的演变展现出一个共同特征：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从未因时期相同、环境相似而消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因现实情况的变化而不断演变。这是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具有长期性的直接表现。基于未来视角来看，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也表现出明显的长期性：从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的发展趋向来看，政府、市场等领域的变化必然引起政府与市场关系所面临问题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引致中国政府调整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换言之，现实需求的变化必然存在，中国政府对市场干预力度的变化也必然存在，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变是永恒的不变”的具体表现。
（三）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表现出显著的现实性特征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等过程中出现的变化常常引致中国政府调整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于恢复国民经济的考虑，政府适度降低了对市场的干预力度。1953年，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1952年实现）的基础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呈增强态势。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明显标志之一是政府降低了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市场在经济运行中扮演的角色由辅助性到基础性再到决定性，这表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随之进一步下降。
（四）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不同阶段的演变速度、演变幅度存在明显差异
首先，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不同阶段的演变速度存在明显差异，前文所述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持续10年，第二階段持续25年，第三阶段至今已38年。从三个阶段的时长对比来看，第一阶段的时长明显短于后两个阶段；从政府降低对市场干预力度的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对比来看，第一阶段仅持续4年，第三阶段已经持续38年。其次，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不同阶段的演变幅度存在明显差异：从中国政府对市场干预力度的强弱对比来看，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的第一阶段之中，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在演变的第一阶段最小；这一干预力度在第三阶段大于第一阶段，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在第三阶段小于第二阶段的绝大部分年份。从这一对比结果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政府对市场干预力度的变化幅度明显大于20世纪50年代初。
（五）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与政府、市场和企业这三者关系的转变密切相关
20世纪50年代初，处于国民经济恢复背景中的中国政府较难强力、全面地干预市场，这一时期市场和企业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较为明显，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尚未扮演完全主导的角色，这意味着政府尚未全面控制市场，对大量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的控制力也较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中国政府逐步增强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成为绝对主角，市场和企业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极小，这意味着政府已经能够全面控制市场，能够强有力地控制绝大部分企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是全部企业的主体）；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政府逐渐降低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将部分权力“让渡”给市场和企业，市场和企业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日益扮演重要角色，政府所发挥的作用则明显变小，这意味着政府不再全面控制市场，政府不再强力控制大部分企业，大量企业得以在市场中高效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从这三个时期的情况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与政府、市场和企业这三者关系的转变密切相关。
二、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的问题及成因
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政权的生存压力与腐败问题，经济领域的问题。这一演变的成因较多，这些问题及成因主要如下：
（一）政权的压力与腐败问题
首先，政权的压力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于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逐渐强化对市场的干预力度，这一举措获得较大成功，在较短时间内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但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弊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益凸显，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中国政府面临较大压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各级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降低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并收到良好效果。其次，腐败问题方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与“腐败现象出现率的变化”这两者在大部分情况下存在相关性，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制度完善速度慢于现代化的推进速度之时，腐败现象会增多。[4]54同一种举措在不同环境之中可能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如：清王朝统治末期，政府强力干预市场是腐败现象出现率显著增多的重要原因，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内，新中国政府持续强化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但这一时期的腐败现象出现率并未上升。
（二）经济领域的问题
首先，经济增速及经济结构的问题。政府强力干预市场时，能够将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用于重工业的发展，在实现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政府降低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时，国家内部的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会逐渐转至轻工业和民用工业等领域之中，国民经济在这些领域获得较快发展。必须注意的是：这两种举措都有可能导致经济结构失衡——政府强力干预市场有望实现重工业的快速发展，由此导致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过大，政府放任市场自由发展会导致投入重工业的资源不足，引致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过小。其次，经济区域平衡问题。政府降低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有助于资本自由流动、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但会对实现经济区域平衡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及“一带一路”等战略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但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政府降低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
（三）最高领导集体的更替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管控力度的变化
首先，不同领导集体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的施政理念存在一定差异甚至截然相反，因此，最高领导集体的更替极有可能引致政府调整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如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形成之后，改革开放战略得到全面推进，这一情况的出现使中国政府开始逐渐降低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其次，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管控力度的变化，当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管控力度逐渐增强时，许多原本由地方政府掌控的市场管理权被收归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借助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些原本由地方政府掌控的经济权力“上缴”给中央政府，助推了中国政府对市场干预力度的强化。当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管控力度有所下降时，许多原本由中央政府掌控的市场管理权被下放给地方政府，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随之下降，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快速推进改革开放战略，地方政府逐渐获得中央政府下放的一些市场管理权，一些地方政府又在改革过程中将诸多权力下放给市场主体，由此，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开始下降。
（四）中国政府实現国家利益最大化方式的变化
当代中国政府一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致力于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中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强化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或降低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其目的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从具体情况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政府逐渐强化了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借助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资源配置能力，中国在短时间内获得长足发展，综合国力显著上升。20世纪70年代末，现实情况的变化已经使“政府强力干预市场”不再是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一目标的最佳选择，这一情况的出现促使中国各级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推进改革开放战略，这一过程中诸多举措的实施使政府逐渐降低了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中国的经济体制开始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领域及其它领域的发展速度显著加快，国家利益最大化得以实现。
（五）政府与市场关系成功经验的照搬与自主创立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确调整有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执政者具有正确的执政理念，拥有正确执政理念的执政者实施了正确的执政举措。换言之，执政者的执政理念错误或拥有正确执政理念的执政者实施了错误的执政举措都会引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错误调整，并由此引致经济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照搬了苏联经验，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这十余年期间实施了错误的执政举措（过度强化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最终导致国民经济走到崩溃边缘。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开始构建适合本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逐步下降，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随之出现演变。改革开放已接近40年，这一期间，中国在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领域自主创立了成功经验，源于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且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推进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
三、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
趋向及优化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10月初出席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必须加强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并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根据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情况、党中央及国务院当前的经济政策等来看，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将进一步优化，具体而言：中国各级政府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在整体上降低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但会视具体情况而强化对某些经济领域（如房地产市场）的干预力度；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不会在短期内大幅度下降，也不会无限下降；中国政府对市场中某些领域的干预力度会有所强化，但从整体上来看，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不会高于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第二阶段（1953年9月—1978年11月）的大部分年份。进一步优化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途径主要如下：
（一）推进政府及学界对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的研究
政府及学界必须明晰“政府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提高或降低对市场（某些领域甚至整体）的干预力度”。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历程表明：政府调整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是一种常态，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或过度放任市场都会引致某些问题。因此，政府及学界必须注意：中国政府调整与市场的关系时，必须根据现实情况制定相关政策；在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过程中不可完全受控于整体环境，须根据现实需求制定并实施相关政策。基于这些认识，政府及学界必须强化对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的研究，在深入分析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历程基础上探究呈现的特征、演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演变的成因及优化这一关系的途径，为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进一步优化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政府必须一直保持对市场的干预，但干预力度不能过强或过弱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创立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曾在较长时间内（18世纪后期至20世纪30年代）是西方国家的主流经济学，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倡导的（政府对市场采取）放任主义的弊端在世界经济危机（“大萧条”）期间暴露无遗，为了应对经济危机，西方各国纷纷采用凯恩斯主义的一些观点推进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干预主义成为大量国家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常态，各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存在差异，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一直存在。西方国家的这些情况表明：政府过度放任或过度干预市场都会引致一些问题，政府必须保持对市场的适度干预。从当代中国的情况来看，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曾在20世纪70年代引致严重问题；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政府逐渐降低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在未来将对市场采取完全放任态度。[5]119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在短期内大幅度下降，很可能使经济局势的变化出现失控状态，比如以俄罗斯为代表的诸多国家的经济状况在短期内迅速恶化。由此可见：政府在短期内大幅度调整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极有可能引致严重问题。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优化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但优化这一关系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到：中国政府在调整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之时必须注意采用渐进政策实现目标，不能在短期内突然提高或降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
（三）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出现变化时必须及时完善相应制度
当政府调整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时，相应制度安排（如防治腐败现象的制度）未得到及时完善，极有可能引致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及腐败现象增多等问题。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断优化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及必然之举，在实施这一举措的过程中必须借助相关制度的完善以有效解决出现的问题，助推一些目标的实现，达到政权进一步巩固、经济在较长时间内实现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得到解决、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因此，中国政府调整与市场的关系之时必须对相应的制度加以完善，使国家现代化进程与制度完善进程大致同步，有效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优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创造有利条件。
（四）在保持正确執政理念的基础上继续施行正确的执政举措，推进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确发展
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各级政府均以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执政目标，并在不同时期采用不同方式去实现这一目标，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内，中国政府通过强力干预市场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但这一举措导致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严重阻滞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一目标的实现。改革开放至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各级政府逐渐降低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中国的经济发展动力持续增强，中国经济获得长期、快速发展，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一目标得以实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各级政府必须在保持正确执政理念的基础上继续实施正确的执政举措（如整体上降低政府干预市场的力度但在某些领域强化干预力度），为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进一步优化创造条件。
（五）中国政府调整与市场的关系时，可适度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但不可盲从其他国家的举措
20世纪30年代，诸多西方国家为了应对经济危机而强化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这一态势一直持续到二战之后。苏联在建国之后逐步构建了以政府强力干预市场为特征之一的苏联模式，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受苏联模式影响而开始强化对市场的干预力度。20世纪70年代末，诸多西方国家及中国均开始降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这两个时期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领域所采取的举措相似，这种相似性在2008年被打破：西方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纷纷重新强化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中国政府则继续在诸多经济领域降低干预力度。从这些对比中可以看出：当前，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的举措已经差异很大，中国政府调整与市场的关系之时，绝对不能盲从其他国家的举措，但可以在某些领域适度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经验。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2016-03-18 （001）.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章立凡.三次“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J].文史参考，2010，（3）.
[4][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5]王少泉，曹冬英.党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政策演变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11）.
（责任编辑 明 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