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性到现代性： 内蒙古民族电影①现实主义思潮概貌
王丹丹 张芸
中国电影发展1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现实主义创作思潮贯穿始终。从现实主义创作的视角切入，现实主义的内涵与表征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不尽相同，形成了独有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林立于中国电影的多元化发展之中。在中国电影快速发展的当下，现实主义电影更是占据了中国电影市场的重要地位，同样，内蒙古民族电影也有令人惊艳的表现，如《告别》《八月》《爆裂无声》都是基于现实主义创作的电影作品。从中国电影大语境下甄别内蒙古民族电影现实主义地整体建构，从早期现实主义的重心是民族历史叙事的呈现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现代文明冲击之下民族生存的忧患思索再到新世纪青年导演崛起，对潜藏在现实生活中切实的民族生存、人性复杂以及民生问题进行的阐释，都呈现出基于现实主义创作思潮的主体脉络，成为内蒙古民族电影发展至今的主流创作趋势。综观这一发展脉络：历经了1942年—1966年电影现实主义创作的传承发展时期、1977年—2000年来现实主义创作的剥离转型期、2000年—2015年现实主义创作的民族性回归以及2015年直至现今，电影现实主义创作的现代性转型。
一、 现实主义的传承发展（1942—1966）
从1942年的内蒙古民族电影《塞上风云》伊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作为内蒙古民族电影发展的开端，饱含了艺术家对国家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忧患和希冀，承载着强烈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进行的现实主义创作，一定程度上传承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早期电影现实主义创作形式，诸如《渔光曲》《十字街头》《桃李劫》等能够反映现实，更能够预示未来的影片。同样内蒙古民族电影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尤其在现实主义创作形式上，它与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电影现实主义创作的映照之下传承发展，基于现实主义创作的力度逐渐深化，成为内蒙古民族电影创作的必然趋势。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内蒙古影片《内蒙人民的胜利》，迎合了时代背景和民族政策，以宣扬民族解放和革命事业为影片的现实主义基调，在中国社会现实的演进中表达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诉求的同时，描绘着中国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影片沿袭了早期中国电影，如《中华儿女》《光荣人家》等立足于革命历史与战争题材下的影片。影片《草原上的人们》《牧人之子》等通过对草原人民的劳动和斗争的书写，来阐释本民族保护和坚守胜利的果实的日常生活常态，在稳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进入民族文化体系，反映解放后的新中国、新草原和人民新生活、新景象的电影创作使影片更具有现实性且還原了电影本体性价值。
毋庸置疑，在1942年—1966年电影创作的风起云涌中，中国电影史上涌现出大批优秀的影片，这一时期内蒙古民族电影也迎来佳作迭出的黄金年代。无论1942年的《塞上风云》还是1949年—1966年期间的内蒙古民族电影，在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创作形式上，通过对内蒙古历史、现实、生活、生产的影像表达，让党的民族政策在民族地区落地生根，达到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传承着中国传统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热潮，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20世纪80年代内蒙古民族电影的发展趋向。
二、 现实主义的剥离转型（1978—2000）
1976年“文革”结束后，进入80年代，长期以来的文化封闭现象被打破，文化思想领域的大解放，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各种创作形式涌入了电影创作当中，但是尽管如此，从电影的整体创作上仍然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的内蒙古民族电影创作仍旧是对于现实主义创作的归趋，题材上因循守旧，仍然是对草原生活图景的阐释和民族风俗的直观描摹，现实主义创作自此而产生出剥离的态势。90年代初延续到2000年，强烈的商业诉求在电影中占据了上风，影片的基调多是呈现以商业化倾向的类型片形式表现民族题材的内容。[1]由此，内蒙古民族电影进入了现实主义创作的转型时期。
80年代初期的内蒙古民族电影创作仍然延续了中国三四十年代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影片《猎场札撒》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式，表现蒙古族人民的真实生活、朴素醇厚的蒙古族习俗，进而传达出天、地、人之间的理想境界和审美感受。80年代初期内蒙古民族电影创作与同期的全国电影创作紧密联系，受时代的影响，不少导演冲破传统的艺术观念，从政治立场转向美学立场，开始关注影片的真实性和电影中蕴藏的人情、人性。如影片《人生》《巴山夜雨》基于现实主义创作下对电影艺术的真实追求、对现实社会中折射出的问题进行反思和拷问，从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思考，引向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奠定了80年代内蒙古民族电影的现实品格。
20世纪90年代初延续到2000年，全球化进一步深入，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对经济化与市场化的双重考量，以塞夫、麦丽丝为主要代表的蒙古族导演，为了兼顾艺术与娱乐相融合，开创了一种新型模式进行市场化探索，创作了这一时期多元化、类型化的内蒙古民族电影的扛鼎之作。影片《骑士风云》《东归英雄传》《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通过耳目一新的影像造型和独特的艺术内涵，把民族、文化、历史以及人类生存现状通过宏大的民族叙事方式融入到电影创作中，这一系列民族史诗电影与当代主流类型电影整合、建构，使内蒙古民族电影从现实主义创作中转型，不再是还原和再现历史，而是将历史化入神话加以叙述，通过虚构、想象和叙述的形式进行电影创作，不再是依托于特定民族地区的表现形式，而是杂糅在娱乐化与商业化中发展。
三、 现实主义的民族性回归（2000—2015）
在经济全球化的热潮冲击和裹挟之下，2000年以来内蒙古民族电影创作题材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多元。与早期内蒙古民族电影描绘民族生活、刻画民族性格的民族性内涵不同，2000年以来转向书写民族精神与追寻民族文化之根为主的民族性内涵。民族性的回归与现实主义风格呈现出内蒙古民族电影创作的新面貌，关注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在市场化、工业化的时代撕裂性变迁及社会转型中所带来个体经历的阵痛，由此引发的怀旧和伤感情绪真实的表达在电影创作中，通过现实主义创作审视当下蒙古族所面临的生活困境与生存危机，表达出对本民族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深思。
以《季风中的马》《蓝色骑士》《长调》为代表的影片，是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日益失落的传统文明、民族身份及草原精神状态的表达，是对民族自豪感的日渐丧失和民族生存困惑感不断深化的阐释，通过个体的生存状态进而展示草原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遭受的艰难境遇，都呈现出一种以现实主义为主要风格的创作形式。影片从传统民族风情的表达过渡到对于人性的探索，逐步走出对历史情节的眷恋，把目光投射到了现实生活中来挖掘民族文化和人文精神，使内蒙古民族电影的民族性创作回归现实理性。从内蒙古民族电影创作的趋势上可以充分体现出一种对于现实的关照，传达出人们的现实生活、精神状态和人类普遍情感的现实主义表达。无论是在主题的选择还是电影的创作水准，内蒙古民族电影创作表达的发展路径与存在空间中的文化象征意义和民族主义价值，都是在创新中得到了发展。
这一时期内蒙古民族电影的创作，以现实主义的焦点来关注人类普通的情感经验与人文精神表达，个体的记忆在时代的延续中充满了阵痛感和无措感，草原文化的遗存与民族文化的转型，从民族生存历史选题的本体论探寻到民族意识的觉醒，通过对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展示，构成对历史维度和民族生存的反思，这些都将标志着内蒙古民族电影现实主义创作之下历史反思与民族性回归，开始逐步的走向文化与历史的深度和广度中。
四、 现实主义的现代性反思（2015至今）
通过FIRST青年电影展发掘出一批新锐的蒙古族青年导演，从德格娜到忻钰坤再到张大磊以及今年备受瞩目的周子阳。电影《告别》《心迷宫》《爆裂无声》从普通人的精神状态出发，深入挖掘人的现实生活状态以及人的生存现状进行现实主义描摹;从理想情感主义的精神出发，紧密的联系人生，从民族性回归走向现代性反思，以自我去展示宏观，以自我来反观世界，将本民族与社会大众所共有的特性融入到当前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大语境下进行电影创作和艺术提炼。
2015年以来，这些导演在电影现实主义创作、艺术呈现中更加注重对于大环境下群体生存状态本质的真实关注，从而着力反映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作为大众群体的生存状态。内蒙古民族电影发展正在经历着现代化转型，将传统生活与社会变革相结合，有充分的社会认知意义，呈现出当代社会的本质。电影《告别》《八月》《爆裂无声》等都是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匯集在统一空间语境下而达成的在变幻莫测的时代中，不仅仅是阐释生活的表象问题，更不是生活流，这些影片记录了大时代下人们内心的精神，小人物间情感的真实流露与生活乖舛更加赋予观众从影片走向现实主义的生活本真，在真实再现了时代氛围的基础上，呈现了内蒙古地区普通群众的心灵世界。
2015年以来内蒙古民族电影的发展不再局限于民族题材在个人记忆中的表达，更多的则是将内蒙古置于整个现代社会转型中，讨论其引发的现代性标准语境下所带来的社会共有阵痛与焦虑。将民族化、本土化的多种元素转化到电影创作中，使影片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做出创新性改变，关注人类社会整体的价值体系、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在现实代替情感、理性代替感性的现代状态的深化与思考。
结语
在中国电影高速发展的当下，电影现实主义创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也面临着新挑战。面对今天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走出去”战略所体现出完整的意识形态，中国电影中所体现的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主流价值以及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都印证了中国正在以一个大国的姿态崛起。随着《战狼》《红海行动》的主流元素与现实主义创作形式相结合的主旋律电影的问世，无疑为中国电影现实主义题材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开拓了多种发展可能性。现实主义创作与主流电影相结合，准确、深入的把握了中国的发展状态、现实的社会生活以及本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用鲜活的影像表达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挖掘潜在的现实价值，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为当今中国电影的兴盛缔造出别样的影视热潮。
作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内蒙古民族电影的价值在于建构国家文化意义上的多样性，是一种可以对主流文化和他者文化产生实际传播影响的存在。在民族发展和民族勃兴中，基于现实主义创作的电影是反映民族发展的艺术形式，对世界的吸引力和对后世的影响是最具变革性和广泛性的意义，正是由于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表达，才能够让国家、民族采取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和话语形式，来反映现实的人生精神。中国电影创作应该继承自己的传统艺术，建构属于自己的民族特色与文化气质的艺术理论表达体系，这就要着力倡导以现实主义创作为核心的中国电影，不仅是电影发展的内在动力，更是一个国家、人民发展进步的迫切需求，并成为电影中最广阔和深远的组成。进入新世纪，内蒙古民族电影在努力融入中国电影大语境的同时，必不能忽略的一点——现实主义成为电影作品中的重要创作方式之一，再现内蒙古辉煌历史进程中鲜明的创作方式，这是内蒙古民族电影最独特的印记。[2]
参考文献：
[1]饶曙光.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240.
[2]张芸.内蒙古电影六十年“蒙古人”形象扫描[J].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0（2）：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