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摘要：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思想的提出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这一思想是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关于生产力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的观点，并在批判唯物主义的环境决定论和唯心主义的观念决定论基础上形成的。通过对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思想的解读，我们能够透视出其核心内容的实质。同时，研究这个被遗忘的微观视域，对我们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科学分析和把握当前中国各阶层的社会心理以及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实践；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C9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2-0056-06
社会心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也是我们讨论社会发展时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明确阐述过“社会心理”这一概念，唯独普列汉诺夫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心理思想，这是他对唯物史观的重大贡献。然而，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社会心理问题一直少人问津，在教科书中几乎找不到“社会心理”一词。尽管上世纪80年代曾兴起一小股研究热潮，但是对社会心理研究的力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要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唯物史观更加精细和丰满，避免“宏大叙事”，使其在解释社会历史时更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社会心理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微观切入点。而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思想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
一、批判中借鉴：社会心理思想形成的逻辑
在普列汉诺夫之前，哲学家们从不同的维度对社会心理作过探讨，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环境决定论、观念决定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普列汉诺夫对这些成果进行了“否定性批判”和“肯定性借鉴”，它们成为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思想的理论来源和逻辑前提，这便是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思想形成的主要特色。
孟德斯鸠是从历史观维度关注社会心理的第一人。尽管他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心理”这一概念，但是他在《论法的精神》中多次谈到了风俗、习惯、礼俗、礼仪、性格等等“民族的一般的精神”，认为这个“民族的一般的精神”的形成是因为“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就是：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风俗、习惯”①。这个“民族的一般的精神”就属于历史观论域中社会心理的范畴。孟德斯鸠从地理环境因素对民族精神气质、性格和社会政治制度起决定作用立论，阐述了社会心理的产生。尽管孟德斯鸠过分夸大了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但他毕竟是用物质因素的地理环境，而非精神方面的因素来解释“民族的一般的精神”即社会心理的，就这一点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都予以了肯定。普列汉诺夫则明确说，他“‘以纯地理因素来说明各民族的历史命运。在他彻底坚持这些因素时，他，无疑地，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这一唯物主义是唯物史观的个别情况。但是它比一些其余的‘个别情况所能做的更完全些地，更全面些地说明历史”②。但是，这种以纯地理因素来说明民族社会心理的观点也遭到普列汉诺夫的批判，他认为孟德斯鸠的错误在于“仅仅局限于探究人们周围的自然界在心理方面或者生理方面对人的影响，而完全忽视了自然界对社会生产力状况，并且通过生产力状况而对人类的全部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的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影响”③。同时，他认为地理环境并不能直接影响人们的心理，也不能直接决定社会制度，用纯地理因素是不能全面地说明历史的。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是通过影响人的生理和心理而实现的，要以生产力为中介，随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也就是说“地理环境经过社会环境影响于人”④。与孟德斯鸠相似，爱尔维修也从环境来解释人的心理、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但是，他强调的并非地理环境，而是社会环境，如人们生活中的制度和所接受的教育情况等。他反对孟德斯鸠关于地理环境决定人精神面貌的主张，认为决定民族精神面貌的是社会环境，尤其是法律和政治制度。民族性格和精神会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即“各个民族的性格和精神是随着他们的政治形式变化的，不同的统治轮流给予同一个民族以高尚的或卑下的、坚定的或轻浮的、勇敢的或怯懦的性格”⑤。可见，爱尔维修也从唯物主义路径来解释社会心理的形成，但由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最终取决于人的观念，所以其理论必然堕入“人是环境的产物”和“人的观念决定环境”的二律背反的泥潭之中。为了寻求出路，他诉诸天才，结果又陷入“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和循环论的陷阱中。普列汉诺夫认为，爱尔维修只看到了社会环境中的制度和教育对社会心理的决定性影响，偏偏遗漏了阶级和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由此，普列汉诺夫进一步探讨了社会心理和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的心理适应于它的经济”、当建立“新的经济基础”，就会有“新的心理怒放起来”。总之，孟德斯鸠和爱尔维修对社会心理的生成都给予了环境决定论的解释，他们的阐述中都包含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合理因素，从这点来说，他們都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但是，他们都没有看到只有通过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发生的生产关系才能影响社会心理。
在孟德斯鸠和爱尔维修之后，黑格尔和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哲学家丹纳也探讨了社会心理。黑格尔在探讨哲学和时代的关系基础上阐述了时代精神，即社会心理。他认为哲学史的本质是“揭示民族和时代的一般性格和一般情况”，“哲学是对时代精神的实质的思维”，哲学与其它意识形态如艺术、宗教、法律和政治史之间不是互为原因和根据，它们都被一个更深刻的原因所决定，“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根源——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是一个贯穿着所有各个文化部门的特定的本质或性格”⑥。黑格尔对意识形态共同根源的追问，无疑在当时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他的整个哲学体系都建立在“绝对观念”基础之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也都只不过是“绝对观念”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表现而已，他的社会心理观点仍逃不出客观唯心主义的窠臼。丹纳受到黑格尔哲学和美学的影响，从社会因素中考察评价艺术，他把艺术的发展和社会因素联系起来，认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群众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艺术家的情趣和才能也在同一时间、同一认识上发生变化”⑦ 。但“他所说的环境，就是群众的一般心理，某一时代和某一阶级的‘普通人的心理，在他看来，这种心理是科学家最后靠山”⑧。受到丹纳的影响，普列汉诺夫重点论述了社会心理和艺术之间的关系，但他并没有把社会心理作为艺术的“最后靠山”，而是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而它的境况归根到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的”⑨。普列汉诺夫认为当社会结构变得复杂了，生产力、社会存在对艺术的决定作用就从直接变成间接的，艺术就直接来源于充当它们中间环节的社会心理。可见黑格尔和丹纳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即将时代精神、观念相对于艺术等意识形态的“流”，当作了其最终的“源”而陷入唯心主义，但是他们对意识形态最后根源的追问影响了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把意识形态的最后根源归结为社会心理。然而，他说的这个“最后根源”只是限定在精神领域内的，在社会心理这个“中介环节”背后的生产力才是“一切思想体系”和“共同根源”的“最终根源”。
马克思恩格斯也将社会心理纳入了唯物史观的框架中，仔细研读文献就会发现有不少关于社会心理的思想散落于他们的著作中。首先，在多种场合，他们都谈到过社会心理。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觀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⑩ 恩格斯也论述了社会心理，“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11}。恩格斯在这里提到民族动机、阶级动机，实际上都是社会心理。其次，他们对社会心理等人类精神现象的来源表现了极大的关切，并且探寻到了决定人类精神现象的最终根源——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2} 他们的这一思想被普列汉诺夫继承，而且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结构三层次理论（生产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五项因素”理论，阐述了生产力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和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中介地位，进一步把恩格斯关于法律和政治的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与哲学和宗教的意识形态的“中间环节”的思想发展为社会心理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中介环节”理论。
由上述可见，普列汉诺夫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的观点，创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否定性批判”和“肯定性借鉴”了唯物主义环境决定论和唯心主义观念决定论的思想，第一次从历史观角度明确提出了“社会心理”概念，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心理思想，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原则性和结构性的参考。这便是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思想形成的逻辑。
二、借鉴中构建：社会心理思想核心观点的理论旨归
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思想的核心观点是：社会心理是自发形成的、不系统的、低水平的社会意识；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中介地位，是社会存在和思想体系（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的中介环节；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的直接根源，等等。通过对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思想的深入研读，我们可以透视到其社会心理思想核心内容的理论要旨。
1. 社会心理的实践生成方式
特定时期，特定阶级、阶层和集团的社会心理是如何形成的？它的生成机制是什么？这是研究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思想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思想的解读，我们知道他否定了孟德斯鸠和爱尔维修关于社会心理的形成是由环境决定的观点，他也反对黑格尔和丹纳社会心理是由观念决定的观点。从普列汉诺夫的相关论述可知，他把社会心理的形成归结为人们的社会实践，认为社会心理这种包括感觉、情感、动机、风俗习惯和审美情趣等多个方面的不系统的日常意识都是在人们的实践中形成的，在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在人们交往的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处于社会心理逻辑结构底层的感觉就是外界客观事物通过实践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由这一客观事物满足人们需要的情况而引发的好恶的情感、愿望和各种动机；风俗习惯则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和相互交往过程中，或者从传统中习得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是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他人的语言、行为或客观事物等的道德评判和美丑的评价。概括起来，社会心理的这些诸多要素都是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相互交往过程中自发形成的或者从传统中获得的日常意识。而这个现实生活，交往的过程和习得的过程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因为实践的基本形式不外乎就是物质生产实践、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和科学文化实践。也就是说，社会心理是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它被实践中形成的政治、经济和以往意识形态的发展状况所决定或制约。普列汉诺夫明确指出，“一旦有了社会生产力，就有了社会的结构，从而也就有了社会的心理”{13}，社会心理“应该适合于人们的生活式样，适合于他们的获得食料的方式。社会心理永远服从它的经济目的，永远为它所决定”{14}，“任何进步着的社会的经济都在变化：生产力的新状况引起新的经济结构，同样也引起新的心理、新的‘时代精神”{15}。普列汉诺夫除了强调社会经济生活对社会心理形成的决定作用外，还看到了阶级斗争以及政治关系和法权对社会心理形成的影响，认为“阶级斗争给斗争两方面的心理涂上了色彩。……阶级斗争愈是尖锐，则这一斗争对于斗争中的各阶级的心理影响也愈是强烈”{16}，“某一经济结构所产生的法权的和政治的关系，对于社会人类的全部心理有着决定的影响”{17}。
2. 实践是社会心理中介环节作用的实现路径
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思想的核心观点是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中介地位，也就是说，社会心理充当着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形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环节。而这个中介环节的实现机制仍然是实践的，原因在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是分别属于主观和客观世界的范畴，只有实践才能将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一方面，社会意识产生的基础就是人类的社会实践。社会意识根源于社会存在，是在实践基础上对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世界的反映，是人们社会交往的产物，是在生产实践中由于交往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决定作用的实现依赖于实践。另一方面，社会意识要实现对社会存在能动的反作用也必须依赖于实践。因为能把人们的观念转化为现实的也只有人们的实践活动，即要实现思想就必须实践。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双向的实践过程中，社会心理就是这个双向实践活动的必经关节点。因为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在反映社会存在时最先形成的低层次的、不系统的意识，这些不系统的社会心理经过理论化的加工整理就形成高层次的社会意识——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反之，当社会高层次的思想体系要实现对社会存在的能动反作用，也必须首先转化为社会心理，才能支配人们的实践活动，从而实现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由此可知，社会心理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社会存在和思想体系相互作用的必经关节点，这一关节点作用只能在实践中发生，必须以实践活动为前提和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思想就是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探讨的成果。离开社会心理来谈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就会显得空洞乏力；同样，离开实践来谈社会心理的中介作用也缺乏任何说服力。
3. 社会心理是民族时代性和历史继承性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
既然实践对社会心理有基础性的决定作用，社会心理既是在人们实践中生成的，又要从传统中获得日常意识，那么它就必然随着人们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生改变，也会受到以往意识形态发展状况的制约。因此，社会心理具有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和历史继承性。没有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一般性原则的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总是具体的、历史的，是民族时代性和历史继承性的统一。这两个相互补充的层面共同组成了社会心理的历史发展。社会心理是具体的、是历史的，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因为社会心理由经济基础所决定，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分配方式决定社会心理的内容和特点，决定由社会心理所支配的人们的行为选择方式。社会心理的内容特点和人们的行为选择方式总会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或快或慢地发生改变。所以普列汉诺夫指出，“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就有“新的心理怒放起来”，“任何进步着的社会的经济都在变化：生产力的新状况引起新的经济结构，同样也引起新的心理、新的‘时代精神”{18}。
三、构建后的展望：社会心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我们重新审视和进一步深化对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思想的研究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思想，对我们今天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有重要理论意义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一直被误认为是“宏大叙事”和整体主义，其实深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并不缺乏微观视域。李海青教授明确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经典著作，从论述的主题看似宏大叙事，但其中有大量的实证性材料与具体性分析，内容极其丰富，不乏微观研究与中观研究，而这正是我们当前的研究所缺乏的。”{19} 从我们对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思想形成的分析中，就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有关于社会心理的论述。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人本主义哲学流派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社会心理思想及其微观研究方法，它们关注并深化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尤其关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全面奴役的人的内心世界、精神世界；关注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选择之间的内在关联，从文化批判入手，对人的行为活动进行精神分析。然而，社会心理在我国的研究力度和深度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丰富、发展唯物史观，避免“宏大叙事”，使其在解释社会历史时更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有效途径就是从宏观切换到微观，从社会心理这个微观维度去展开研究，这样才能全面、完整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使哲学更好地“解释世界”。同时，加强对社会心理的研究也是深化我国人学理论研究，实现人学研究范式转变的有效途径。因此，对社会心理思想的研究应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突破口和“理论增长点”。
2.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思想，对科学分析、把握和阐释当前中国各阶层的社会心理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人们的“生存性需求”和物质性需求已得到基本满足，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人们的“发展性需求”和精神性需求的关注就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恰当分析社会心理问题，把握当前中国各阶层的社会心理？分析社会心理应把握哪些原则和标准？
第一，明确社会心理的实践解释原则。研究社会心理问题应该以什么为出发点？从社会心理的概念来衡量当前的社会心理，还是从社会现实出发，从当前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方式出发来考察社会心理？这是我们分析当前中国各阶层社会心理必须首先要明确的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赋予了社会心理实践生成的意义，社会心理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这一唯物史观的观点，凸显了社会心理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因此，我们对当前中国各阶层社会心理的研究分析必须坚持实践的解释原则。深刻的原因在于，社会心理的产生，社会心理的内容，社会心理中介作用的实现都是基于实践，因此，我们对社会心理的剖析也应从实践，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实践中去解剖人们的心理状态。一切社会心理现象只有放在实践中，放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条件下的实践中才能找到最后的根源，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0}。总之，只有从实践的解释原则出发，才能达到对社会心理的科学理解。
第二，科学理解社会心理的优劣及其划分标准。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中，无论是从历时性维度还是共时性维度来看， 社会心理都是多元的：不同时期有不同民族、阶级、阶层的社会心理，同一时期不同民族、不同阶级和阶层的社会心理也是各异的。而这些多元的社会心理直接支配着人们多元的社会行为，这些多元的社会行为又会对社会发展造成多种影响。因此，如何评价这些不同的社会心理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社会心理有无优劣之分？如果有，判定社会心理优劣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我们探讨社会心理时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中，多元社会心理都有它们存在的理由和根据，但决不意味着所有存在的社会心理都是合理的；评价社会心理合理与否没有一个普遍的、抽象的标准，但也决不意味着没有标准。划分社会心理优劣的标准主要是根据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要看这种社会心理与当时的经济基础是否相适应，是否能促进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就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因為社会心理的优劣是相对于产生它的历史条件来说的，这种优劣并不是超阶级的、超历史的、永恒的。也就是说，判定社会心理合理与否应根据它是否合乎历史的必然性而不是其它。“只有符合历史必然性的存在才是一种现实性的存在，只有现实性的存在才是合乎理性的存在”{21}，“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22}。然而，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这种历史必然性会发展变化，一切曾经是现实的东西，都必定要转化为不现实的东西，“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23}。也就是说，作为衡量特定时期社会心理优劣的标准和条件的经济基础、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状况也是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变化的。
3.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思想，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心态的培育、良好社会心态的构建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变革，各种矛盾和冲突凸显，必然产生一些社会心态的问题。因此，社会心态的培育、社会心理的构建就成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的当务之急。“十二五”规划中把“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培育“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作为社会心态培育的目标，第一次将社会心态的培育提上了日程。之后，党的十八大把“十二五”提出的目标进一步拓展为“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因此，我们要依托对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思想的研究，深入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现实中去，在社会重大现实问题上建立自己的话语权，为培育开放包容、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提供理论指导，从而实现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根据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思想，我们培育良好社会心态时应遵循一些基本原则、方法和路径：
第一，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是培育良好社会心态的根本途径。根据普列汉诺夫对社会心理实践生成方式的阐释，社会心理归根结底是从人们现实的经济生活，从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中沉淀而来的。社会心理反映着人们现实经济条件和现实生活关系。因此，培育社会心态或社会心理的根本途径就应从社会心理生成的根源着手，因为在不同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基础上必然生成不同的社會心理。从历史性维度看，历史上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也主要是由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决定的，这时的社会心理是合时宜的、合理的。但是随着人们实践的发展，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原有的社会心理就会丧失其存在的必然性而遭到批判；从现实性维度看，同一时期不同民族社会心理的差异，也都主要反映了人们实践水平、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差异。任何历史时期特定人群的社会心理都反映和表征着人们的实践水平，而人类的实践水平和能力是不断增长和积累的，因此，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结果的社会心理状态也必然是不断改变和进步的。就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言，整个人类的社会心理的发展也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我国要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应从社会意识之外的社会存在着手，从民本和公平入手，解决百姓关心的吃穿住行用等方面的问题，解决就业、分配和社会保障等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
第二，增强我国文化的自信是培育良好社会心态的重要内容。依据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社会心理的生成不仅被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决定，还要受到当前和以往社会意识的影响和制约。正如上文所说，社会心理是民族时代性和历史继承性的统一。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精神财富，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也就是说，社会心态的形成要受到传统文化和当前文化的制约，社会心态的状态与文化是密切相关的。如何培育自尊自信的社会心态？自尊自信从哪里来？自信的底气又在哪里？一个民族的自信不外乎来自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表现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等方面。有了文化自信，有了对自身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文化价值的坚定信心和对自身文化历史的认可，才能在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不自卑媚外，才能形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因此，增强文化自信是培育自尊自信社会心态的应有之义。增强中国文化的自信与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一脉相承。要增强中国文化的自信，就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因为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连续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继承和创新相统一的过程。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不能采取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要把传统文化放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环境中去审视和评价它，对其采取扬弃的态度；同样，对待西方文化既不能“仰视”，也不能“俯视”。只有做到文化自信了，良好的社会心态、“大国心态”才有可能形成。
注释：
①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5页。
②③④{14}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810—811、484—485、766、715页。
⑤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02页。
⑥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56页。
⑦ 丹纳：《艺术哲学》，张伟译，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⑧{16}{17}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2年版，第199、188、171页。
⑨ 何梓焜：《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述评》，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页。
⑩{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5、135—136页。
{11}{22}{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5—256、221、22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13}{15}{18} 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07、180、180页。
{19} 李海青：《困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种反思性的视角》，《哲学动态》2012年第3期。
{21} 林剑：《论社会历史与演进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哲学研究》2013年第6期。
作者简介：贾孝敏，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贵州贵阳，550025。
（责任编辑 胡 静）
关键词：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实践；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C9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2-0056-06
社会心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也是我们讨论社会发展时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明确阐述过“社会心理”这一概念，唯独普列汉诺夫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心理思想，这是他对唯物史观的重大贡献。然而，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社会心理问题一直少人问津，在教科书中几乎找不到“社会心理”一词。尽管上世纪80年代曾兴起一小股研究热潮，但是对社会心理研究的力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要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唯物史观更加精细和丰满，避免“宏大叙事”，使其在解释社会历史时更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社会心理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微观切入点。而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思想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
一、批判中借鉴：社会心理思想形成的逻辑
在普列汉诺夫之前，哲学家们从不同的维度对社会心理作过探讨，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环境决定论、观念决定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普列汉诺夫对这些成果进行了“否定性批判”和“肯定性借鉴”，它们成为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思想的理论来源和逻辑前提，这便是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思想形成的主要特色。
孟德斯鸠是从历史观维度关注社会心理的第一人。尽管他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心理”这一概念，但是他在《论法的精神》中多次谈到了风俗、习惯、礼俗、礼仪、性格等等“民族的一般的精神”，认为这个“民族的一般的精神”的形成是因为“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就是：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风俗、习惯”①。这个“民族的一般的精神”就属于历史观论域中社会心理的范畴。孟德斯鸠从地理环境因素对民族精神气质、性格和社会政治制度起决定作用立论，阐述了社会心理的产生。尽管孟德斯鸠过分夸大了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但他毕竟是用物质因素的地理环境，而非精神方面的因素来解释“民族的一般的精神”即社会心理的，就这一点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都予以了肯定。普列汉诺夫则明确说，他“‘以纯地理因素来说明各民族的历史命运。在他彻底坚持这些因素时，他，无疑地，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这一唯物主义是唯物史观的个别情况。但是它比一些其余的‘个别情况所能做的更完全些地，更全面些地说明历史”②。但是，这种以纯地理因素来说明民族社会心理的观点也遭到普列汉诺夫的批判，他认为孟德斯鸠的错误在于“仅仅局限于探究人们周围的自然界在心理方面或者生理方面对人的影响，而完全忽视了自然界对社会生产力状况，并且通过生产力状况而对人类的全部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的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影响”③。同时，他认为地理环境并不能直接影响人们的心理，也不能直接决定社会制度，用纯地理因素是不能全面地说明历史的。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是通过影响人的生理和心理而实现的，要以生产力为中介，随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也就是说“地理环境经过社会环境影响于人”④。与孟德斯鸠相似，爱尔维修也从环境来解释人的心理、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但是，他强调的并非地理环境，而是社会环境，如人们生活中的制度和所接受的教育情况等。他反对孟德斯鸠关于地理环境决定人精神面貌的主张，认为决定民族精神面貌的是社会环境，尤其是法律和政治制度。民族性格和精神会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即“各个民族的性格和精神是随着他们的政治形式变化的，不同的统治轮流给予同一个民族以高尚的或卑下的、坚定的或轻浮的、勇敢的或怯懦的性格”⑤。可见，爱尔维修也从唯物主义路径来解释社会心理的形成，但由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最终取决于人的观念，所以其理论必然堕入“人是环境的产物”和“人的观念决定环境”的二律背反的泥潭之中。为了寻求出路，他诉诸天才，结果又陷入“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和循环论的陷阱中。普列汉诺夫认为，爱尔维修只看到了社会环境中的制度和教育对社会心理的决定性影响，偏偏遗漏了阶级和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由此，普列汉诺夫进一步探讨了社会心理和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的心理适应于它的经济”、当建立“新的经济基础”，就会有“新的心理怒放起来”。总之，孟德斯鸠和爱尔维修对社会心理的生成都给予了环境决定论的解释，他们的阐述中都包含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合理因素，从这点来说，他們都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但是，他们都没有看到只有通过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发生的生产关系才能影响社会心理。
在孟德斯鸠和爱尔维修之后，黑格尔和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哲学家丹纳也探讨了社会心理。黑格尔在探讨哲学和时代的关系基础上阐述了时代精神，即社会心理。他认为哲学史的本质是“揭示民族和时代的一般性格和一般情况”，“哲学是对时代精神的实质的思维”，哲学与其它意识形态如艺术、宗教、法律和政治史之间不是互为原因和根据，它们都被一个更深刻的原因所决定，“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根源——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是一个贯穿着所有各个文化部门的特定的本质或性格”⑥。黑格尔对意识形态共同根源的追问，无疑在当时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他的整个哲学体系都建立在“绝对观念”基础之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也都只不过是“绝对观念”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表现而已，他的社会心理观点仍逃不出客观唯心主义的窠臼。丹纳受到黑格尔哲学和美学的影响，从社会因素中考察评价艺术，他把艺术的发展和社会因素联系起来，认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群众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艺术家的情趣和才能也在同一时间、同一认识上发生变化”⑦ 。但“他所说的环境，就是群众的一般心理，某一时代和某一阶级的‘普通人的心理，在他看来，这种心理是科学家最后靠山”⑧。受到丹纳的影响，普列汉诺夫重点论述了社会心理和艺术之间的关系，但他并没有把社会心理作为艺术的“最后靠山”，而是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而它的境况归根到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的”⑨。普列汉诺夫认为当社会结构变得复杂了，生产力、社会存在对艺术的决定作用就从直接变成间接的，艺术就直接来源于充当它们中间环节的社会心理。可见黑格尔和丹纳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即将时代精神、观念相对于艺术等意识形态的“流”，当作了其最终的“源”而陷入唯心主义，但是他们对意识形态最后根源的追问影响了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把意识形态的最后根源归结为社会心理。然而，他说的这个“最后根源”只是限定在精神领域内的，在社会心理这个“中介环节”背后的生产力才是“一切思想体系”和“共同根源”的“最终根源”。
马克思恩格斯也将社会心理纳入了唯物史观的框架中，仔细研读文献就会发现有不少关于社会心理的思想散落于他们的著作中。首先，在多种场合，他们都谈到过社会心理。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觀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⑩ 恩格斯也论述了社会心理，“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11}。恩格斯在这里提到民族动机、阶级动机，实际上都是社会心理。其次，他们对社会心理等人类精神现象的来源表现了极大的关切，并且探寻到了决定人类精神现象的最终根源——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2} 他们的这一思想被普列汉诺夫继承，而且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结构三层次理论（生产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五项因素”理论，阐述了生产力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和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中介地位，进一步把恩格斯关于法律和政治的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与哲学和宗教的意识形态的“中间环节”的思想发展为社会心理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中介环节”理论。
由上述可见，普列汉诺夫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的观点，创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否定性批判”和“肯定性借鉴”了唯物主义环境决定论和唯心主义观念决定论的思想，第一次从历史观角度明确提出了“社会心理”概念，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心理思想，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原则性和结构性的参考。这便是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思想形成的逻辑。
二、借鉴中构建：社会心理思想核心观点的理论旨归
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思想的核心观点是：社会心理是自发形成的、不系统的、低水平的社会意识；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中介地位，是社会存在和思想体系（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的中介环节；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的直接根源，等等。通过对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思想的深入研读，我们可以透视到其社会心理思想核心内容的理论要旨。
1. 社会心理的实践生成方式
特定时期，特定阶级、阶层和集团的社会心理是如何形成的？它的生成机制是什么？这是研究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思想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思想的解读，我们知道他否定了孟德斯鸠和爱尔维修关于社会心理的形成是由环境决定的观点，他也反对黑格尔和丹纳社会心理是由观念决定的观点。从普列汉诺夫的相关论述可知，他把社会心理的形成归结为人们的社会实践，认为社会心理这种包括感觉、情感、动机、风俗习惯和审美情趣等多个方面的不系统的日常意识都是在人们的实践中形成的，在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在人们交往的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处于社会心理逻辑结构底层的感觉就是外界客观事物通过实践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由这一客观事物满足人们需要的情况而引发的好恶的情感、愿望和各种动机；风俗习惯则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和相互交往过程中，或者从传统中习得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是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他人的语言、行为或客观事物等的道德评判和美丑的评价。概括起来，社会心理的这些诸多要素都是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相互交往过程中自发形成的或者从传统中获得的日常意识。而这个现实生活，交往的过程和习得的过程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因为实践的基本形式不外乎就是物质生产实践、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和科学文化实践。也就是说，社会心理是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它被实践中形成的政治、经济和以往意识形态的发展状况所决定或制约。普列汉诺夫明确指出，“一旦有了社会生产力，就有了社会的结构，从而也就有了社会的心理”{13}，社会心理“应该适合于人们的生活式样，适合于他们的获得食料的方式。社会心理永远服从它的经济目的，永远为它所决定”{14}，“任何进步着的社会的经济都在变化：生产力的新状况引起新的经济结构，同样也引起新的心理、新的‘时代精神”{15}。普列汉诺夫除了强调社会经济生活对社会心理形成的决定作用外，还看到了阶级斗争以及政治关系和法权对社会心理形成的影响，认为“阶级斗争给斗争两方面的心理涂上了色彩。……阶级斗争愈是尖锐，则这一斗争对于斗争中的各阶级的心理影响也愈是强烈”{16}，“某一经济结构所产生的法权的和政治的关系，对于社会人类的全部心理有着决定的影响”{17}。
2. 实践是社会心理中介环节作用的实现路径
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思想的核心观点是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中介地位，也就是说，社会心理充当着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形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环节。而这个中介环节的实现机制仍然是实践的，原因在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是分别属于主观和客观世界的范畴，只有实践才能将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一方面，社会意识产生的基础就是人类的社会实践。社会意识根源于社会存在，是在实践基础上对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世界的反映，是人们社会交往的产物，是在生产实践中由于交往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决定作用的实现依赖于实践。另一方面，社会意识要实现对社会存在能动的反作用也必须依赖于实践。因为能把人们的观念转化为现实的也只有人们的实践活动，即要实现思想就必须实践。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双向的实践过程中，社会心理就是这个双向实践活动的必经关节点。因为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在反映社会存在时最先形成的低层次的、不系统的意识，这些不系统的社会心理经过理论化的加工整理就形成高层次的社会意识——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反之，当社会高层次的思想体系要实现对社会存在的能动反作用，也必须首先转化为社会心理，才能支配人们的实践活动，从而实现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由此可知，社会心理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社会存在和思想体系相互作用的必经关节点，这一关节点作用只能在实践中发生，必须以实践活动为前提和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思想就是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探讨的成果。离开社会心理来谈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就会显得空洞乏力；同样，离开实践来谈社会心理的中介作用也缺乏任何说服力。
3. 社会心理是民族时代性和历史继承性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
既然实践对社会心理有基础性的决定作用，社会心理既是在人们实践中生成的，又要从传统中获得日常意识，那么它就必然随着人们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生改变，也会受到以往意识形态发展状况的制约。因此，社会心理具有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和历史继承性。没有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一般性原则的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总是具体的、历史的，是民族时代性和历史继承性的统一。这两个相互补充的层面共同组成了社会心理的历史发展。社会心理是具体的、是历史的，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因为社会心理由经济基础所决定，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分配方式决定社会心理的内容和特点，决定由社会心理所支配的人们的行为选择方式。社会心理的内容特点和人们的行为选择方式总会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或快或慢地发生改变。所以普列汉诺夫指出，“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就有“新的心理怒放起来”，“任何进步着的社会的经济都在变化：生产力的新状况引起新的经济结构，同样也引起新的心理、新的‘时代精神”{18}。
三、构建后的展望：社会心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我们重新审视和进一步深化对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思想的研究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思想，对我们今天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有重要理论意义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一直被误认为是“宏大叙事”和整体主义，其实深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并不缺乏微观视域。李海青教授明确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经典著作，从论述的主题看似宏大叙事，但其中有大量的实证性材料与具体性分析，内容极其丰富，不乏微观研究与中观研究，而这正是我们当前的研究所缺乏的。”{19} 从我们对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思想形成的分析中，就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有关于社会心理的论述。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人本主义哲学流派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社会心理思想及其微观研究方法，它们关注并深化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尤其关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全面奴役的人的内心世界、精神世界；关注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选择之间的内在关联，从文化批判入手，对人的行为活动进行精神分析。然而，社会心理在我国的研究力度和深度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丰富、发展唯物史观，避免“宏大叙事”，使其在解释社会历史时更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有效途径就是从宏观切换到微观，从社会心理这个微观维度去展开研究，这样才能全面、完整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使哲学更好地“解释世界”。同时，加强对社会心理的研究也是深化我国人学理论研究，实现人学研究范式转变的有效途径。因此，对社会心理思想的研究应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突破口和“理论增长点”。
2.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思想，对科学分析、把握和阐释当前中国各阶层的社会心理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人们的“生存性需求”和物质性需求已得到基本满足，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人们的“发展性需求”和精神性需求的关注就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恰当分析社会心理问题，把握当前中国各阶层的社会心理？分析社会心理应把握哪些原则和标准？
第一，明确社会心理的实践解释原则。研究社会心理问题应该以什么为出发点？从社会心理的概念来衡量当前的社会心理，还是从社会现实出发，从当前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方式出发来考察社会心理？这是我们分析当前中国各阶层社会心理必须首先要明确的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赋予了社会心理实践生成的意义，社会心理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这一唯物史观的观点，凸显了社会心理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因此，我们对当前中国各阶层社会心理的研究分析必须坚持实践的解释原则。深刻的原因在于，社会心理的产生，社会心理的内容，社会心理中介作用的实现都是基于实践，因此，我们对社会心理的剖析也应从实践，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实践中去解剖人们的心理状态。一切社会心理现象只有放在实践中，放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条件下的实践中才能找到最后的根源，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0}。总之，只有从实践的解释原则出发，才能达到对社会心理的科学理解。
第二，科学理解社会心理的优劣及其划分标准。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中，无论是从历时性维度还是共时性维度来看， 社会心理都是多元的：不同时期有不同民族、阶级、阶层的社会心理，同一时期不同民族、不同阶级和阶层的社会心理也是各异的。而这些多元的社会心理直接支配着人们多元的社会行为，这些多元的社会行为又会对社会发展造成多种影响。因此，如何评价这些不同的社会心理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社会心理有无优劣之分？如果有，判定社会心理优劣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我们探讨社会心理时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中，多元社会心理都有它们存在的理由和根据，但决不意味着所有存在的社会心理都是合理的；评价社会心理合理与否没有一个普遍的、抽象的标准，但也决不意味着没有标准。划分社会心理优劣的标准主要是根据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要看这种社会心理与当时的经济基础是否相适应，是否能促进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就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因為社会心理的优劣是相对于产生它的历史条件来说的，这种优劣并不是超阶级的、超历史的、永恒的。也就是说，判定社会心理合理与否应根据它是否合乎历史的必然性而不是其它。“只有符合历史必然性的存在才是一种现实性的存在，只有现实性的存在才是合乎理性的存在”{21}，“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22}。然而，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这种历史必然性会发展变化，一切曾经是现实的东西，都必定要转化为不现实的东西，“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23}。也就是说，作为衡量特定时期社会心理优劣的标准和条件的经济基础、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状况也是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变化的。
3.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思想，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心态的培育、良好社会心态的构建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变革，各种矛盾和冲突凸显，必然产生一些社会心态的问题。因此，社会心态的培育、社会心理的构建就成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的当务之急。“十二五”规划中把“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培育“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作为社会心态培育的目标，第一次将社会心态的培育提上了日程。之后，党的十八大把“十二五”提出的目标进一步拓展为“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因此，我们要依托对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思想的研究，深入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现实中去，在社会重大现实问题上建立自己的话语权，为培育开放包容、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提供理论指导，从而实现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根据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思想，我们培育良好社会心态时应遵循一些基本原则、方法和路径：
第一，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是培育良好社会心态的根本途径。根据普列汉诺夫对社会心理实践生成方式的阐释，社会心理归根结底是从人们现实的经济生活，从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中沉淀而来的。社会心理反映着人们现实经济条件和现实生活关系。因此，培育社会心态或社会心理的根本途径就应从社会心理生成的根源着手，因为在不同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基础上必然生成不同的社會心理。从历史性维度看，历史上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也主要是由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决定的，这时的社会心理是合时宜的、合理的。但是随着人们实践的发展，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原有的社会心理就会丧失其存在的必然性而遭到批判；从现实性维度看，同一时期不同民族社会心理的差异，也都主要反映了人们实践水平、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差异。任何历史时期特定人群的社会心理都反映和表征着人们的实践水平，而人类的实践水平和能力是不断增长和积累的，因此，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结果的社会心理状态也必然是不断改变和进步的。就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言，整个人类的社会心理的发展也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我国要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应从社会意识之外的社会存在着手，从民本和公平入手，解决百姓关心的吃穿住行用等方面的问题，解决就业、分配和社会保障等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
第二，增强我国文化的自信是培育良好社会心态的重要内容。依据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社会心理的生成不仅被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决定，还要受到当前和以往社会意识的影响和制约。正如上文所说，社会心理是民族时代性和历史继承性的统一。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精神财富，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也就是说，社会心态的形成要受到传统文化和当前文化的制约，社会心态的状态与文化是密切相关的。如何培育自尊自信的社会心态？自尊自信从哪里来？自信的底气又在哪里？一个民族的自信不外乎来自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表现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等方面。有了文化自信，有了对自身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文化价值的坚定信心和对自身文化历史的认可，才能在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不自卑媚外，才能形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因此，增强文化自信是培育自尊自信社会心态的应有之义。增强中国文化的自信与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一脉相承。要增强中国文化的自信，就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因为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连续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继承和创新相统一的过程。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不能采取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要把传统文化放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环境中去审视和评价它，对其采取扬弃的态度；同样，对待西方文化既不能“仰视”，也不能“俯视”。只有做到文化自信了，良好的社会心态、“大国心态”才有可能形成。
注释：
①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5页。
②③④{14}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810—811、484—485、766、715页。
⑤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02页。
⑥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56页。
⑦ 丹纳：《艺术哲学》，张伟译，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⑧{16}{17}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2年版，第199、188、171页。
⑨ 何梓焜：《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述评》，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页。
⑩{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5、135—136页。
{11}{22}{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5—256、221、22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13}{15}{18} 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07、180、180页。
{19} 李海青：《困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种反思性的视角》，《哲学动态》2012年第3期。
{21} 林剑：《论社会历史与演进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哲学研究》2013年第6期。
作者简介：贾孝敏，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贵州贵阳，550025。
（责任编辑 胡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