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回顾与展望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表现为：牢筑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和指导地位，继承弘扬中华优秀学术传统，吸收借鉴世界优秀学术成果，不断探索本土化发展路径，密切关注重大理論和现实问题。新时代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的优势特色，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协同创新，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注意纠正当前学术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化倾向，加强前端治理，遏制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乱象，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学术不端行为;优化人才管理和经费管理，注意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差异;大力提倡学术民主，不断解放和发展学术生产力，为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营造包容、尚贤、求真、务实的学术生态。
[关键词]学术传统;学科建设;学风建设;学术生产力;学术民主;学术生态
[中图分类号]C1?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9—0274（2019）03—0010—05
[作者简介]孙羽津，男，文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讲师，兵团党委党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援疆）。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扎根中国大地，预流国际前沿，人才辈出，成果显著，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日益彰显。站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节点上，回顾总结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成就，汲取经验，分析问题，以期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持续不断地为人民幸福生活、国家长治久安、世界和平发展提供思想源泉和有效方案。
一、新中国成立7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主要特征和基本情况
（一）培根铸魂，牢筑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和指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蔚为大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斐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断深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体现了深厚的学术水平和强烈的现实关怀。
1.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蔚为大观。1953年《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卷问世，拉开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全集出版的序幕。至1956年，《斯大林全集》中文版共出版13卷;1955—1963年，《列宁全集》中文版陆续问世;1956—196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陆续问世。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全集选本、单行本也陆续问世。1972年重编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列宁选集》4卷本。自80年代开始，陆续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斐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1951—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1—4卷先后出版;1991年，《毛泽东选集》第2版修订出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行改革开放，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1983年，《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出版;1989年，《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出版;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出版;1994年，《邓小平文选》第1、2卷第2版出版。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6年，《江泽民文选》第1、2、3卷出版。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2016年，《胡锦涛文选》第1、2、3卷出版。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014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出版;2017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出版;2018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2版出版。
3.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学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成果。[1]代表性成果有李达《〈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艾思奇《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庄福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张一兵《回到马克思》、陈先达《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等。
4.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人文领域代表性成果有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章士钊《柳文指要》、范文澜等《中国通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等;社会科学领域代表性成果有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于光远《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李培林《和谐社会十讲》、房宁《民主政治十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重大问题》等。
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建设卓有成效，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指导作用。同时也应看到，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有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模糊甚至错误，马克思主义在有的研究领域被边缘化、空泛化。[2]70年来的实践表明，凡能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必然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否则，不仅学术研究停滞甚至倒退，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二）守先待后，继承弘扬中华优秀学术传统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过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中国古典文献整理研究不断深入，学科建设在不断调试中向前发展，中华优秀学术传统薪火相传。
1.中国古典文献整理研究不断深入。20世纪50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指示、部署有关部门组织专家点校“二十四史”与《资治通鉴》，并于1958年成立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1983年，教育部成立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多所大学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在此前后，多个省市成立专业古籍出版社。近年来，《中国古籍总目》《续修四库全书》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故训汇纂》及《古音汇纂》《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等重大项目引人瞩目。同时，以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北大简、安大简等为代表的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极大地改变了古代文明研究的面貌。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古籍整理事业，无论从规模还是从优秀成果的数量看，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3]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学术发展的新高度。
2.学科建设在不断调试中向前发展。1952年开始，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大规模调整，由英美体制转向苏式体制。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传统学科规模分布受到一定限制，另一方面相关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的分类更加细密，史论类课程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体制下，虽然培养出一批专精人才，但我们也逐渐意识到，从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长远发展来看，学科建设需要更加重视自身学术传统和发展规律，专业人才需要对中华优秀学术传统有着更为亲切的体认。有鉴于此，21世纪以来许多高校整合文史哲相关学科的学术力量，成立国学教学研究机构，注重把握中华优秀学术传统的整体性和贯通性，注重中华优秀传统学术经典的教学与研究，注重中华优秀传统学术理念和学术方法的继承与弘扬。近年来，学术界普遍认识到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4]许多高校进一步成立了专门的儒学和经学教学研究机构，这不仅为传统人文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标志着中华优秀传统学术根本性的复兴。
3.中华优秀学术传统薪火相传。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即已确立的批判继承原则，经过70年的实践，时至今日仍然无可置疑地作为继承弘扬中华优秀学术文化传统的总原则而存在。与此相呼应的抽象继承原则[5]曾经屡遭批判，但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其方法论意義日益彰显。改革开放以来，学界不断总结前30年学术研究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重新审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学术文化遗产，同时重新审视20世纪以来包括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鲁迅、郭沫若、钱钟书等学术大家在内的学术文化遗产，积极探索中华优秀学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各个专业领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学术成果。限于篇幅，不再枚举。
（三）全球对话，吸收借鉴世界优秀学术成果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世界优秀学术著作译介成果丰硕，多种形式的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比较研究蔚然成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开放中不断成熟。
1.世界优秀学术著作译介成果丰硕。新中国成立之初，世界优秀学术文化成果译介工作陆续展开，当时一大批顶尖专家学者投身于翻译事业，诞生了多部经典译著，沾溉后人。当然，早期翻译著作的国别分布颇不平衡，来自俄苏的著作占总量五分之三以上。改革开放之后，翻译事业突飞猛进。比如，商务印书馆从1981年开始组织策划“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丛书涵盖了哲学、历史·地理、政治·法律·社会、经济、语言学等五大门类，陆续出版了17辑，累计数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在面向国内介绍世界优秀学术成果的同时，学界还敏锐地意识到，海外学界有关中国研究的成果，也是促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发展的重要参照。比如，1988年以来，刘东主持翻译“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囊括了费正清、魏斐德、史华兹、杜赞奇、谢和耐、斯波义信、沟口雄三等世界著名学者有关中国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截至2018年，累计出版185种，为中外学术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2.多种形式的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新中国前30年的国际学术交流，限于世界格局的客观环境，以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交流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多种形式的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据统计，2011年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者39164人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2015年增至44113人次;2011年中国学者赴外讲学4014人次，2015年为3977人次，基本持平;2011年外国学者来华讲学8863人次，2015年增至9675人次;2011年中国学者海外访学6145人次，2015年增至8033人次;2011年外国学者来华访学5526人次，2015年增至6403人次;2011年SSCI和A&CHI收录中国内地学者发表论文3691篇，当年被引用913次，2015年发表论文增至7615篇，当年被引用2985次，实现成倍增长。[6]从数据变化的总趋势来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持续增长。
3.比较研究蔚然成风。前30年间，老一辈学者自觉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如陈寅恪借鉴兰克和布克哈特史学研究方法，丰富了以文证史的研究;[7]钱钟书以其会通中西的宽广视野，实现了“对超时空的绝对理念的契悟神通”[8]，受到海内外学界的敬重和追慕。改革开放以来，比较研究日益受到哲学社会科学各专业的广泛关注，比较文学、比较历史学、比较哲学、比较政治学、比较经济学、比较法学、比较社会学、比较管理学、比较教育学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并经历了从重新开眼看世界，到重回国际学术舞台，再到致力于融合与超越[9]三重发展阶段，目前已成为各自专业领域不可或缺的方法和视野。
（四）扎根本土，与时代发展同呼吸共命运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界不断探索本土化发展路径，紧扣时代脉搏，密切关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思想助力。
1.哲学社会科学界不断探索本土化发展路径。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哲学社会科学本土化发展的一面旗帜，与此同时，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专业领域也在积极探索本土化路径。这种探索在前30年主要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旨归;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理论的大规模涌入，中国学界在充分理解、积极对话西学的同时，有意识地建构中国学术主体性，破除西方学术霸权。在这一方面，林毅夫[10]、邓正来[11]、王学典[12]、郭震旦[13]等学者，从历史与现实出发，基于不同的学科视角做了详尽的阐发。
2.紧扣时代脉搏，密切关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新中国成立7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学界发扬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密切关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与时代发展同呼吸共命运。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大批哲学社会科学家对社会主义建设充满极大热情，他们紧密围绕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理论探索。比如20世纪5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市场调节作用的研究;60年代关于速度和比例、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资金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计划与市场关系、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通货膨胀、“三农”和农民工问题、收入分配关系、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工业化和城市化、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宏观经济调控和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研究。[14]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对正确处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关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等方面展开了充分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助力。
二、新时代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思考
（一）载道致用，不断巩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新时代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协同创新。
1.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是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指导地位的前提。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虽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要关心好、使用好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既要在真学、真懂上下功夫，合理安排教学科研工作量，在打造精品课程的同时，推出一批精品力作;更要在真信、真用上下功夫，为学者创造更多的社会实践和挂职锻炼机会，并逐步实现全覆盖和常态化，全面提升学者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水平。
2.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协同创新，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院不仅是一个教研单位，同时也应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协同创新平台。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院应加强与其他专业院系、研究所、教研部的合作交流，探索驻院访学制度，鼓励其他领域学者与马克思主义学者交流合作，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的优势特色，结合其他专业领域的专长，充分激发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活力，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二）立德立言，大力加强优良学风建设
古人常讲“道德文章”。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立德是本，立言是道，“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要注意纠正当前学术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化倾向，坚决遏制学术研究中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乱象，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学术不端行为。加强学术生产的前端治理，建立全国学术期刊统一投稿平台，对所有准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严格的学术不端和一稿多投审查，同时设立学术征信系统，定期公布失信名单，建立严格的准入退出机制。凡涉及学术研究，任何人都不应抱有“镀金”、作秀或侥幸心理，坚持学术研究面前一律平等，坚决维护学术研究活动的严肃性、公正性和科学性。
（三）优化管理，注意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差异
1.优化职称评聘和人才选拔制度。尊重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专业领域的学科特点和学术规律，以二级学科作为分类标准，优化职称评聘及人才选拔。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与政经法等社会科学的差异，注意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差异，注意基础学科内部之间的差异以及应用学科内部之间的差异，注意不同学科学术生产方式及其表现形式的差异，比如古籍整理、西学译著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但其智力投入和学术价值并不因其特殊形式而降低。
2.优化科研经费管理。认真落实《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50号）等相关政策法规，结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重视智力报偿，充分调动专家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推行科研财务助理制度，彻底把学者从繁琐的财务报销中解脱出来，保证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
（四）提倡民主，不断解放和发展学术生产力
自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提倡“双百”方针以来，坚持学术民主一直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方针。邓小平指出，“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15]。江泽民指出，“历史已经证明，在理论研究中，搞所谓罢黜百家、定于一尊，必然是钳制人口，万马齐喑，窒息思想，其结果只能导致理论的枯萎。因此，要贯彻‘双百方针，必须结束过去那种在理论研究中‘定于一尊的局面，破除封建意识，倡导学术民主和理论民主。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和理论面前同样人人平等”[16]。胡锦涛指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17]。习近平指出，“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要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18]。总之，学术民主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前提，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正确区分学术研究和理论宣传，不断解放和发展学术生产力，为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营造包容、尚贤、求真、务实的学术生态，以期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早日跻身世界学术舞台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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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3.
责任编辑：彭银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