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圣麦克斯”章结构意蕴探讨

梁爽
摘要:首次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文献《德意志意识形态》,约占全文总篇幅2/3的《圣麦克斯》章长期被国内理论界忽视。主要原因,一是此章结构令人费解、语言冗长晦涩,二是此章并非像《费尔巴哈》章那样集中正面阐述唯物史观。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的考证证明: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对《圣麦克斯》章的编排未能充分反映马克思思想脉络的原貌,原始手稿“旧约的经济”部分是理解《圣麦克斯》章逻辑结构的钥匙;第二,“圣麦克斯”即施蒂纳在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超越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第三,《圣麦克斯》章对施蒂纳的批判和《费尔巴哈》章唯物史观的起点之间具有内在联系。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圣麦克斯;旧约的经济;施蒂纳;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A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3-0063-008
对于首次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文献《德意志意识形态》(下称《形态》),国内理论界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其第一部分即《费尔巴哈》章。理论界的这种注意力分配与马克思、恩格斯创作这一文献时的注意力分配是不相称的。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等地现存的4093/4个纸张的《形态》原始手稿[1]中,第三部分即《圣麦克斯》章手稿[2]有2671/2个纸张,约占全文总篇幅的65%,近2/3。造成《圣麦克斯》章被人们忽视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这部分的文本结构令人费解,语言冗长晦涩;二是这部分从表面上看是对一个可笑的“小人物”的批判,而非像《费尔巴哈》章那样集中正面阐述新的历史观。事实上,一方面,由于对未完成文本编辑上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对《圣麦克斯》章的编排未能充分反映马克思思想脉络的原貌,因而这部分的逻辑结构似乎是令人费解的;另一方面,从原始手稿的成文年代来看,马克思在系统创作《圣麦克斯》章时不断溢出的新历史观的散碎思绪被抽取出来,集中插入了《费尔巴哈》章,因而《圣麦克斯》章是《费尔巴哈》章的重要思想源头。那么,理解《圣麦克斯》章逻辑结构的钥匙在哪里,“圣麦克斯”即施蒂纳在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超越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圣麦克斯》章对施蒂纳的批判与《费尔巴哈》章新历史观的起点有何种具体联系呢?
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对
《圣麦克斯》章的编排令人费解的原因
占《形态》篇幅2/3的《圣麦克斯》章,目前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3]中呈现的目录,整体层次模糊、局部顺序散乱。文献编辑上的困难固然是由手稿的未完成状态造成的,但也有这一文献版本“血统”上的原因。截至2017年秋,由于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第I部分第5卷(即《形态》卷)迟迟未能出版,所以目前的完整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译出的,而俄文第二版是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于1955年开始出版的,此版未能反映几十年来编辑原则和译文处理方面的时代进步。对于一部作者生前未能发表、作者去世后又被视为唯物史观创立标志的作品,其准确的思维脉络应该去哪里寻找呢?无疑是原始手稿。
现存的《圣麦克斯》章手稿保存基本完整,收藏于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类档案,卷宗编号ARCH00860. A 14 [A 7(_3)],档案标题为“III. 圣麦克斯,1845年9月—1846年5月,德文”,现存2671/2个纸张(部分缺损),由恩格斯和约瑟夫·魏德迈笔迹书写,马克思批注补充。此档案含“莱比锡宗教会议闭幕”部分。档案第一部分的第1—3页为导言,第3—149页为旧约;第二部分的第1—271页为新约,第272—273页为结束语(这里均为档案页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手稿上标注的页码互不相同,情况较复杂,以后将单独讨论)。在导言和旧约部分,第1—16、53—54、69—82、91—98页为魏德迈笔迹,第17—52、55—68、83—90、99—149为恩格斯笔迹;在新约和结束语部分,第1—12、123—126页为魏德迈笔迹,第13—122、127—273为恩格斯笔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数字化档案原始编号为A 7_3。
《圣麦克斯》章是马克思基于麦克斯·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4]的章節结构逐一进行的详尽批判。为了整体解剖并逐一批判施蒂纳的论证结构,马克思也在《圣麦克斯》章的相应部分呈现一个总体逻辑结构,这个总体结构不仅是对施蒂纳理论的逐一批判,也是对自己论证结构的一个统摄,因此可以视为理解整个《圣麦克斯》章,特别是“旧约”部分的一把钥匙。这就是《圣麦克斯》章手稿的第15—20页,标题为“2. 旧约的经济”(2. ?魻konomie des Alten Bundes)。其中,第15—16页为魏德迈的笔迹,插入一处马克思笔迹的补充边注;第17—20页为恩格斯的笔迹。值得注意的是,从第17页开始,后面的手稿转换成了由恩格斯笔迹书写。
与前面第1—16页魏德迈书写的纸张相比,恩格斯书写的纸张呈现几个不同特点:第一个特点,是露出了恩格斯原有的页码编排方式。正如笔记本的版式,通常每一大开纸张对折后,正反面会形成4个页面,前1—16页就是在每个页面的编号。而恩格斯常用的方式是对整个纸张进行编号,也就是说每4个页面才出现一个纸张编号,纸张编号就写在该纸张(4个页面)的第1个页面上。因此,第17页上出现了恩格斯书写的纸张编号6,第18—20页属同一纸张,无恩格斯最初的编号。第21页上出现了恩格斯书写的纸张编号7,第22—24页属同一纸张,无恩格斯最初的编号。由于前面第1—16页共用了4个纸张,所以第17—20页实为第5个纸张,为什么纸张编号却为6呢?是前面的手稿出现了1个纸张(即4个页面)的遗失吗?在接下来的手稿中,时常遇到这个问题,此问题以后将单独讨论。第二个特点,是恩格斯书写的纸张字体同样流畅工整,但时常多出一些增删修改的编辑痕迹,与基本无涂改的魏德迈书写部分对比明显,可以判断恩格斯书写部分的成稿时间应早于魏德迈书写的部分。第三个特点,是恩格斯书写的纸张常见水渍或油渍,很多页面边缘泛黄氧化程度更深,整体感觉比魏德迈书写部分更为陈旧,这也印证了第二个特点。
理解这部分的第一个困难首先来自它的标题。这部分的标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中被直译为“2. 旧约的经济”[3]131。实际上,这部分内容是在分析《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第一部分 人”的整体理论结构,并没有谈“经济”问题。通俗地讲,标题应该是“旧约的结构”,或用马克思的话讲,应叫做“旧约的家政”。因为马克思在这一部分就是用“家政”(Haushalt)[2]15来指代施蒂纳的全部理论框架的:“我们必须在这里暂时从‘律法书跳到‘先知书,以便在这里揭穿天上和人间的唯一者的家政的秘密。……第一部分‘人的生活之所以称为‘创世记,是因为它包含着唯一者的全部家政的萌芽,它向我们提供了直到最后时刻、世界末日来临之际的整个后来发展的原型。”[3]131那么,应如何理解标题“旧约的经济”呢?事实上,?魻konomie的同义词是Wirtschaft,二者互为解释关系,而Wirtschaft除了“经濟”的含义之外,还有“家政、家务管理”的意思。因此,“旧约的经济”应理解为“旧约的家政”,也就是“旧约的理论结构”,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第一部分 人”的理论结构。在之后的“新约的经济”部分,我们也会看到同样的情况。这种语言特点,贯穿在《圣麦克斯》章全篇:除了用“旧约”、“新约”等戏谑的称呼来指代施蒂纳的理论以外,马克思还用了很多讽刺性的外号来称呼施蒂纳本人,包括圣师、柏林小市民、乡下佬雅各、教书匠、圣者、桑乔、堂吉诃德等。
理解这部分的第二个困难来自它的逻辑结构。“旧约的经济”这部分的意义,不仅在于批判地展现《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第一部分 人”的整体理论结构,揭示了唯实主义、唯心主义及其否定的统一利己主义如何在精神世界里运动和变形,而且在于为理解本章手稿的编排层次提供了直接依据。在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5]中,“第一部分 人”的理论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 人
第一章 人生
第二章 古代人和近代人
第一节 古代人
第二节 近代人
A. 精神
B. 中迷者
a. 幽灵
b. 怪想
C. 教阶制
第三节 自由者
A. 政治自由主义
B. 社会自由主义
C. 人道自由主义
附注
与施蒂纳的这个论证结构针锋相对,马克思也逐一展开了对施蒂纳的解剖和批判,结构安排就是“旧约的经济”。但是,马克思的这个逻辑结构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圣麦克斯》章的编排方式之间存在以下差异:
第一,手稿写完后只是按照并列的顺序进行了初步编号,还没有按照马克思的总体逻辑进一步分层和细化调整,因此我们看到的目录是:1. 创世纪,即人的生活;2. 旧约的经济;3. 古代人;4. 近代人;5. 在自己的虚构中享乐的“施蒂纳”;6. 自由者。事实上,这些看似并列的标题分别属于不同的逻辑层次。
第二,作者先写了处于第一章位置的“创世纪,即人的生活”,然后才写了处于导言位置的“旧约的经济”,所以我们实际看到的导言竟然放在了第一章的后面。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作者在写作后面的“新约:‘人”部分[3]II时,就更有经验地先写了处于导言位置的“新约的经济”,然后才写其他部分。
第三,由于施蒂纳的“第二节 近代人”包括A. 精神、B. 中迷者、C. 教阶制三部分,所以马克思最初也是按这个顺序布局的,并按照“纯粹”和“不纯粹”的分类标准使“精神”和“中迷者”对号入座,这就是我们看到的“A. 精神(纯粹的诸精神史)”和“B. 中迷者(不纯粹的诸精神史)”。但在“B. 中迷者(不纯粹的诸精神史)”的目录下写完“a. 幽灵”和“b. 怪想”之后,发现“不纯粹的诸精神史”是可以再分的,即可再分为“纯粹的-不纯粹的诸精神史”和“不纯粹的-不纯粹的诸精神史”。而“幽灵”和“怪想”只是其中的第一方面“纯粹的-不纯粹的诸精神史”,所以单列了标题“不纯粹的-不纯粹的诸精神史”便继续写作第二方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实际目录中,只有“中迷者(不纯粹的诸精神史)”这个总目录和“不纯粹的-不纯粹的诸精神史”这个子目录。也就是说,“中迷者(不纯粹的诸精神史)”这个总目录之后缺少了一个子目录标题“纯粹的-不纯粹的诸精神史”,然后才应该接“不纯粹的-不纯粹的诸精神史”。在实际的目录中,“B. 中迷者(不纯粹的诸精神史)”和“C.不纯粹的-不纯粹的诸精神史”看似处于并列关系,但事实上它们分属不同的逻辑层次。另一个证据是,在这部分手稿上,标题“不纯粹的-不纯粹的诸精神史”的编号“C”是经过恩格斯涂改后重新书写的,涂改前的底层墨迹原为恩格斯的笔迹“B”。[2]55也就是说,这部分与上一部分“B. 中迷者(不纯粹的诸精神史)”同属B部分,后由于篇幅过长而单列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了这后一部分子目录的标题“不纯粹的-不纯粹的诸精神史”,而前一部分的子目录“纯粹的-不纯粹的诸精神史”仍隐藏在“中迷者(不纯粹的诸精神史)”之中,未能显现。在“不纯粹的-不纯粹的诸精神史”的编号由“B”改成“C”之后,手稿上的底层墨迹显示,“教阶制”的编号也相应地由“C”改成了“D”。[2]65这些证据印证了我们刚才的判断,解决了《圣麦克斯》章“近代人”各部分的逻辑断层问题。
第四,在“不纯粹的-不纯粹的诸精神史”中,原本的逻辑层次应分为“天主教(黑人)”和“新教(蒙古人)”,因为二者分别代表了儿童和青年、唯实和唯心。为了叙述的方便,《圣麦克斯》章把它安排成“黑人和蒙古人”、“天主教和新教”的顺序。另外,逻辑层次的“新教(蒙古人)”又可再分为“英国哲学(唯实主义)”和“德国哲学(唯心主义)”,这一点在实际目录中也未显示。
第五,“教阶制”原本应处于“A. 精神”、“B. 中迷者”之后的第三位,因为它是“精神”和“中迷者”运动后的结果,但由于前面插入了“不纯粹的-不纯粹的诸精神史”而被挤到了第四位。“教阶制”实为“有教养者(黑格尔主义者)”对“无教养者(非黑格尔主义者)”的统治,这个子目录在实际目录中也未显示。
第六,马克思在写完结语性质的“在自己的虚构中享乐的‘施蒂纳”之后,并没有结束“人”而开始“我”,而是插入了“自由者”部分。在插叙这一段之前,马克思说:“我们本来已经紧挨到的我,现在又离开我们而走向朦胧的远方,对此我们不能负责。总之,我们没有在‘圣书第20页上立即过渡到我,这不是我们的过失。”[3]211
第七,在“自由者”的第二方面,施蒂纳谈的是“社会自由主义”,而马克思把相应的标题改成了“共产主义”。因为马克思认为施蒂纳所说的“社会自由主义”实际指当时所谓的“共产主义”。
因此,在“旧约的经济”部分[2]15-20,马克思实际展现出的批判路径如下:
旧约:人
导 言 旧约的经济
第一章 创世记,即人的生活
第二章 古代人和近代人
第一节 古代人
第二节 近代人
A. 精神(纯粹的诸精神史)
B. 中迷者(不纯粹的诸精神史)
1. 纯粹的-不纯粹的诸精神史
a. 幽灵
b. 怪想
2. 不纯粹的-不纯粹的诸精神史
a. 天主教(黑人)
b. 新教(蒙古人)
(1)英国哲学(唯实主义)
(2)德国哲学(唯心主义)
C. 教阶制
1. 无教养者
2. 有教养者
第三节 自由者
A. 政治自由主义
B. 社会自由主义
C. 人道自由主义
结 语 在自己的虚构中享乐的“施蒂纳”
马克思的总体结构设计更突出层次性,而这种明晰的层次在《圣麦克斯》章的实际编排中并未完全展现。这里,虚拟出的、带下划线的章节层次是马克思实际展现的整体逻辑层次
二、“圣麦克斯”即施蒂纳
在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超越中发挥的作用
在《形态》手稿的《莱比锡宗教会议》[3]88-90部分, 马克思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形态》涉及的主要人物关系:1845年在莱比锡出版的《维干德季刊》第3卷便是黑格尔之后的“思想勇士”和“圣者”对“异教徒”进行宗教审判的场所。先是圣布鲁诺,即布鲁诺·鲍威尔登场,然后是圣麦克斯,即麦克斯·施蒂纳出现。这两位“圣者”主审费尔巴哈,顺便也裁判了其同党赫斯、马克思和恩格斯,审判结束后两位“圣者”之间又出现了摩擦和倾轧。
马克思、恩格斯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已在1844年的《神圣家族》中进行了,所以在《形态》中的相应部分《圣布鲁诺》章呈现两个特点:一是笔墨较少,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等地现存的4093/4个纸张的《形态》手稿中,《圣布鲁诺》章手稿[6]只有17个纸张,仅占全文总篇幅的4%。二是组成此章的4节的结构安排基本照应了《莱比锡宗教会议》中提到的要点,也就是圣布鲁诺做的4件事:第一节是“征讨”费尔巴哈,第二节是圣布鲁诺对费尔巴哈和施蒂纳之间斗争的思考,第三节是圣布鲁诺反对“神圣家族”的作者,第四节是与莫·赫斯的诀别。在《圣布鲁诺》章手稿的最后一页,圣布鲁诺本来还有第5件事要做,即乘坐在自己的“凯旋车”上扬扬自得一下,后来两位“圣者”胜利后得意的颂歌被安排在“莱比锡宗教会议闭幕”时统一进行,[3]531—532因而被作者删去。
而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并没有像对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那样真正系统进行,因为《费尔巴哈》章实际上主要是在系统阐述新的历史观。作为《形态》的作者之一,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也确认了这一事实:“在这篇稿子(注: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注:指《形态》)找出来看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旧稿中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所以,旧稿对现在这一目的是不适用的。”[7]266换句话说,马克思恩格斯是在缺乏对费尔巴哈学说进行系统批判的情况下,就在《形态》中系统阐述了新的历史观,对新的历史观的阐述直接代替了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这一理论层面的缺憾也为恩格斯后来的行为所承认。马克思在创立新的历史观前夕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在马克思去世后找到了直接证据,即在一本标注为1844—1847年的笔记本中,恩格斯发现了马克思所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11条简要的提纲[8]19-21,并在马克思去世5年后首次发表出来。所以,恩格斯在说完了刚才的话以后接着说:“可是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现在作为本书附录刊印出来。……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是非常宝贵的。”[7]266恩格斯此举有两重含义,一是作为《形态》的作者之一,承认了《形态》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二是意在说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形态》之间存在更紧密的内在联系,而非像有的学者理解的那样,认为《提纲》是《神圣家族》的延续。
按照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叙述,创立新历史观的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9]592-593,而在《形态》中,代表“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有三位主要“思想勇士”: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既然对布·鲍威尔已在1844年批判过(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还不是1845年的态度),对费尔巴哈又没有系统展开批判,那么新的历史观的阐述应该是以批判施蒂纳的形式来最终实现的。事实上,这就是2671/2个手稿纸张组成的《圣麦克斯》章,也就是说,《形态》约2/3的篇幅是对施蒂纳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详尽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同黑格尔之后的这三位哲学家的关系中,1844年《神圣家族》中批判布·鲍威尔时期,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还没有表现出针锋相对的批判态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在用带有费尔巴哈痕迹的“类特性”来说明人的活动。但是,1844年尾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问世之后,马克思在1845年就把费尔巴哈同布·鲍威尔、施蒂纳一起列为主要批判对象来清算。马克思在对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系统批判之后,越过对费尔巴哈的系统详细的批判,就直接阐述了新的历史观。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施蒂纳都应是马克思在最终超越費尔巴哈、创立新历史观的过程中不可逾越的人物。
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10]中的主要理论贡献是演绎地证明了“神学之秘密是人本学”。[11]5在人类思想史上,有一对相互利用、如影随形的意识形态的形式,即哲学和宗教。在费尔巴哈看来,这二者的关系就是理性和信仰的关系,也是普遍和特殊的关系、规律和例外的关系。“构成宗教跟哲学的本质区别的,就是影像。”[11]4换句话说,宗教就是包裹着“骷髅”的“皮囊”,作为“本体论”的哲学好比骷髅,作为“行为论”的宗教就是皮囊,或本体的影子。研究“皮囊”的外在行为是如何被内在骨架所支配的,也就是“病理学”,确切来讲这是精神活动的病理学,故而被费尔巴哈视为“精神病理学”。[11]4《基督教的本质》内容虽是“病理学”,目的却是“治疗学”,费尔巴哈试图使用“水疗”,即自然理性之水揭开事物的本质。[11]6因此,作者把此书分为两部分:一是宗教之真正的即人本学的本质,二是宗教之不真的(或神学的)本质。前半部分实为肯定,谈宗教的本质,是论述;后半部分实为否定,谈宗教的矛盾,是论战。通过这种结构,揭示了宗教的全部魔术手段:“宗教先使上帝成为人,然后才使这个具有人的模样、像人一样地感知和思念的上帝成为自己崇拜和敬仰的对象。” [11]16
如果说费尔巴哈把“上帝”变成了“人”,那么施蒂纳就是把“人”进一步变成了“我”。施蒂纳的这一转化既有理论必要性,也有理论可行性。一方面,因为在费尔巴哈看来,“属神的本质之秘密,就是属人的本质” [11]349,所以“对上帝的意识,不外乎就是对类的意识;人所能够和应当超越的,只不过是自己的个体性或人格性之界限,而并不是自己所属的类之规律、本质规定” [11]349。类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东西从人的个体中抽象出来,异化成一种力量,又会反过来形成对人压制的力量,政治自由主义者以“国家”的名义、社会自由主义者以“社会”的名义、人道自由主义者以“人道”的名义对个人的统治就是这样的异化力量。因此,“人”必须进一步“解脱”。这是施蒂纳把“人”变成“我”的理论必要性。另一方面,费尔巴哈说:“人使他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然后,又使自己成为这个对象化了的、转化为主体、人格的本质的对象。这就是宗教之秘密。” [11]63人把自己看作上帝的对象,实则不过是一个作为“人的对象”的对象,所以,“在上帝之中和通过上帝,人只是以自己為目的” [11]64。如果上帝其实代表着人的本质,在上帝对人的关系中,上帝也就成了“一个唯己的、利己主义的存在者” [11]60。这也是施蒂纳把“人”变成“我”的理论可能性。
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施蒂纳正是把论述结构分为第一部分“人”和第二部分“我”。有人认为,这种二元结构“显而易见”[5]iv是模仿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这一评价略显武断。《基督教的本质》虽也分为两部分,但第一部分主要为肯定,谈宗教的本质,是论述。第二部分主要为否定,谈宗教的矛盾,是论战。而《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部分谈“人”的历史,实质上是“逻辑范围内的历史、受过去时代束缚着的逻各斯”[3]119;第二部分谈“我”的演绎,实质上是“历史中的逻辑,即已经解放出来的、和现时代斗争着并战胜着现时代的逻各斯”。[3]119第一部分在精神的王国里谈历史,就像《圣经》旧约;第二部分在精神的王国里谈“我”的解脱之道,就像“天国的福音”即《圣经》新约。因此,马克思对这两部分的理解和称呼是恰当的。与其说施蒂纳的立论结构的模板源自费尔巴哈,不如说它更像《圣经》。
三、《圣麦克斯》章对施蒂纳的批判与
《费尔巴哈》章新历史观起点的具体联系
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实际是接过费尔巴哈的话头,进一步谈“人”,因为费尔巴哈只是把人的最高本质由“上帝”变为“人”。因此,“人”就成为施蒂纳的立论起点。施蒂纳在“第一章 人生”中,试图把“人”理解为一个过程(当然,这是黑格尔的理论贡献),即把人生分为儿童、青年和成年三个阶段。人生的各个阶段是人的“自我发现”,儿童同世界的关系是唯实主义的,青年同世界的关系是唯心主义的,成人则是二者的否定的统一,即利己主义的。
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现存的《形态》手稿《圣麦克斯》章的第1—14页,就是针对这一立论起点的批判。这部分均为魏德迈笔迹,标题、标号层次清晰,书写工整流畅,页面少有涂改,与其他部分手稿形成鲜明对比,可基本判定为修改之后的誊抄稿。此部分依次包含以下标题:III. 圣麦克斯(1);1.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旧约:人;创世纪,即人的生活。由于《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分为“第一部分 人”和“第二部分 我”,《圣麦克斯》章也就相应分为“旧约:人”和“新约:我”。《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第一章标题为“Ein Menschenleben”,在商务印书馆的汉译本中翻译为“人生”[5]8,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中翻译为“人的生活”[3]119,其实是指同一标题,这一立论起点也被马克思称为“创世纪”[3]119。所谓“创世纪”,表示这是一切的起点,但这个起点是处于虚幻世界中的:第一,施蒂纳引入“儿童—青年—成人”的结构,只是一种乔装改扮的想解决唯实主义、唯心主义哲学对立的企图;第二,通过这种方式,儿童、青年、成人就变成了代表唯实主义、唯心主义、利己主义等抽象的幻想,关于儿童、青年、成人的这些概念、或者说幻想,就同“生活”着的儿童、青年、成人的现实混淆起来了;第三,施蒂纳并非这种理论的首创者,这种关于人生阶段的虚构的原型,在黑格尔的“哲学全书”第三部中出现过,包括它的各种变型也被黑格尔使用过;第四,正因此,施蒂纳没有注意到人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3]129-131也就是说,真正的历史的起点应该去施蒂纳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寻找。
在现存的《形态》手稿《费尔巴哈》章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寻找的历史起点。《费尔巴哈》章手稿[12]是整个《形态》手稿中情况最为复杂的,它收藏于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类档案,卷宗编号ARCH00860. A 11 [A 7(_1)],档案标题为“I. 费尔巴哈,1845年9月—1846年10月,德文”,现存59个纸张,由恩格斯笔迹书写,马克思批注补充。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数字化档案原始编号为A 7_1。在此章手稿中,有三份不同的带有标题的开头片段[12]:第一份题为“I. 费尔巴哈。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份题为“I. 费尔巴哈”,第三份题为“I. 费尔巴哈。1. 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A.”。在第三份开头的片段中,开篇阐述了历史的起点,这里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历史观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
第一,真正的历史的起点,应是现实的,而非臆想的前提,因此它应在生活中而非精神中寻找。紧接在标题“A.”之后,原本是这样的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13]516、519之后作者在手稿上删掉了这段话,保留了下面要重点说的:“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3]519
第二,作者正面阐述的历史的前提,仍然是人,只不过不是概念世界里抽象的人,而是人间的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3]519
第三,如何定义“人”?或者说,什么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13]519也就是說,人的生活是由自己生产出来的,所以,开始生产就意味着人的历史的开端。
第四,既然人的生活即意味着人的生产,那么“人生是怎样的”就和“人怎样生产”息息相关,即生产的方式。“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3]519-520
第五,个人在生产生活资料的同时,人口本身也在生产。对于处在一个族群中的个人来说,相互之间会发生关系,即他们是如何交往的。“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13]520至此,这一片段结束。
阐述与以往不同的历史观就不可避免地提出一系列的理论问题:1.历史是什么?是精神之间的演化,还是生活之间的联系?究竟谁是谁的倒影?2.人类历史的开端应如何确定?它起源于某种不证自明的逻辑起点,还是已知的或未知的实证性证据?3.人的本质是什么?这种本质是随着衡量标准而变化的,还是某种内在的、固有的东西?4.人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人们生产什么和怎么生产,如何影响着生活?5.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交往的形式,是如何演化、发展的,它何以具有力量,在何种条件下会发生何种改变?这个过程同时也提出关于人类历史的产生和运动的关键因素:“有生命的个人”的“生产”和“交往”。这两个关键因素将成为构建新的历史观的基石。
马克思在《圣麦克斯》章总结道:“第一部分‘人的生活之所以称为‘创世记,是因为它包含着唯一者的全部家政的萌芽,它向我们提供了直到最后时刻、世界末日来临之际的整个后来发展的原型。唯一者的全部历史是围绕着儿童、青年和成人这三个阶段兜圈子的,这三个阶段又具有‘各种转变,兜着愈来愈大的圈子,最后直到事物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全部历史被归结为‘儿童、青年和成人为止。”[3]131“作为儿童、青年和成人而出现于我们之前的三个简单范畴,即唯实主义、唯心主义和作为两者的统一的绝对否定(这里称为‘利己主义),被当作全部历史的基础,并挂上各种各样的历史招牌。”[3]132而在《费尔巴哈》章,“有生命的个人”的“生产”和“交往”包含了新历史观中的全部矛盾运动的萌芽,它们的运动也将产生各种变型,构建起新的历史观的大厦。但事实上,这一方法并非来自施蒂纳,而应该说,施蒂纳和马克思的方法都源于黑格尔,只不过一个发挥在“天国”,一个植根于“人间”。
注释:
(1)“麦克斯·施蒂纳”是约翰·卡斯巴尔·施米特的笔名。
参考文献:
[1]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Papers ARCH00860. A 10-17(Die deutsche Ideologie)[Z]. Amsterdam.
[2]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Papers ARCH00860. A 14(III. Sankt Max, IX.1845-V.1846, deutsch) [Z].Amsterdam.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Max Stirner. 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M]. Leipzig: Otto Wigand, 1845. (此书标注的出版时间为1845年,但实际出版时间为1844年10月,后遭封禁,11月解禁后上市)
[5][德]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M].金海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6]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Papers ARCH00860. A 12(II. Sankt Bruno, ca. XII. 1845- IV. 1846, deutsch) [Z].Amsterdam.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1) ad Feuerbach”, Notizbuch aus den Jahren 1844—1847, MEGA IV/3[M].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Ludwig Feuerbach. 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M].Leipzig: Otto Wigand, 1841.
[11][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M].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2]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Papers ARCH00860. A 11 (I. Feuerbach, IX.1845-X.1846, deutsch)[Z]. Amsterdam.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吴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