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修辞学理论建构中的美辞学叙事范式
摘要：中国修辞学的理论建构有多种范式，这取决于修辞观。“美辞观”是其中之一，它贯穿了修辞学发展的始终。中国自古就有美辞观，至现代修辞学建立后，美辞理论体系日臻成熟。美辞学理论的发展有三个来源：中国的古典修辞思想、英国的美文学和日本的美辞学。其中，日本明治时代的美辞学理论影响最大。美辞学是修辞学理论建构的一种叙事范式，它经历了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在数字媒介技术发展的今天，美辞学的叙事范式，对国家修辞学、区域修辞学和全球修辞学的理论发展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对中国、日本和英国修辞学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梳理了美辞观的演化和发展轨迹，指出了美辞学在修辞学理论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
关键词：美辞学；修辞学；叙事理论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3-0171-005
中英日：美辞学的渊源
关于“美辞”的论述可以追溯到中国先秦时期。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1]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2]这种对美的追求，贯穿了中国古典修辞论的始终。美辞论多散落在古典的诗文论中，且人们对美的理解不同，论述的角度也不一样。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是把美的类型与文体及其表现风格结合起来论述的。至于孔子所说的“修辞立其诚”[3]，则是从伦理，或者说从善的角度说的。
到了现代，人们对修辞的界定和阐释虽然多种多样，提出了许多观点，但是，美辞始终是其中的重要部分。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指出：“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4]其实，“语词适切”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美。而旗帜鲜明地阐述“美辞观”的要数张弓了。20世纪60年代初，张弓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一书中提出：“修辞是为了有效地表达意旨，交流思想而适应现实语境，利用民族语言各因素以美化语言。”[5]到了80年代，主张“美辞”的学者是谭永祥。他不但主张修辞学主要研究美辞，且排斥修辞学研究其他内容。因此，他的著作名称就是《汉语修辞美学》，[6]主要内容就是修辞格。当然，通常所谓的积极修辞“修辞格”是一种美，其他类型的“消极修辞”也是一种美。
“美辞学”一名最初来自日本，但是，“美辞”一词却出自中国。日本明治时代的“美辞学”也来自中国。日本明治时代的修辞学家岛村泷太郎在其《美辞学》和《新美辞学》中明确表明，其“美辞学”来自曹植的《辩道论》。曹植在《辩道论》中有两句话：“温颜以诱之，美辞以导之。”在日本明治时代，关于修辞学的表述有四五种。其一是以“修辞”为名，比如五十岚力的《修辞学大要》、《修辞学纲要》、《修辞学讲话》，武岛又次郎的《修辞学》（1898）等。其二是以“文章学”命名，比如五十岚力的《文章讲话》（1905）、《新文章讲话》（1909）等。其三是以“论辩”、“雄辩”等为名，比如黑岩大译述的《雄辩美辞法》（1882）、尾崎行雄翻译的《公会演说法》（1877）等。第四，最多的，影响最大的，就是以“美辞学”为名的，比如高田早苗的《美辞学》（1889），坪内逍遥的《美辞学》（1893）、《美辞论稿》、《美辞论》等。[7]
当然，日本“美辞学”的另一个来源则是英国的美文学运动。日本的“美辞学”或者说修辞学，与英国的美文学密切相关。明治时代，日本学者菊池大麓把大英百科全书中修辞学家Hugh Blair（1718—1800）的“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8]翻译成了日文《修辞及华文》。所谓“华文”就是“华丽、华美”的意思，也就是“美辞”。“belles-lettres”是法文，翻译成“美文学”或“纯文学”，是18世纪英国的一项文学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修辞学运动。当时的日本学者认为“美辞学”就是“Rhetoric”的意译。明治时代，这种修辞学思想被引介到日本后，与当时的语文教育趋势形成默契，产生了不少新的美辞学著作。实际上，这种研究目的和追求，也是传统修辞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指向。修辞学研究的根本目的还是要使受教育者的文章和话语都美，都能更富有吸引力。因此，日本修辞学在初创时期的研究重点就是修辞格，也就是美化文章的方法。当然，对文体风格以及美学心理学也有探讨。
把“美辞学”引回到中国，并加以发扬光大的，是20世纪初期的一批修辞学家及其著作，比如龙伯纯的《文字发凡·修辞》卷（1905年）、云六的修辞学论文《国语修辞法述概》（1921年）、王易的《修辞学》（1926年）和《修辞学通诠》（1930年）、陈介白的《修辞学》（1931年）和《新著修辞学》等。这些学者几乎直接模仿了岛村抱月在《新美辞学》中的一些概念和理论框架，诸如消极修辞、积极修辞、语彩、想彩、主观文体、客观文体、平叙文和修饰文等。其中，王易进一步借鉴了“修辞美学”，认为修辞学即文章学，其研究属于美学范围。“辞之所以美者，乃从修辞现象刺激感情之谓也。”[9]“修辞学者，乃研究文辞之所以成美之学也。”[10]这些都是对岛村抱月修辞学思想的模仿性表述。
与中国的美辞思想不同，古希腊的修辞学是从实用开始的。诡辩派把修辞定义为：“修辞术是说服的艺术。”[11]亚里士多德“把修辞术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12]。他认为“修辞术的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在每一种事情上找出其中的说服方式”[13]。古希腊时期的修辞学研究的主要是演讲和论辩，因此，其对修辞的界定重在说服、论辩。其修辞学理论体系的叙事，也是围绕着演讲和论辩展开的。但是，后世的西方修辞学，逐渐与文学融合，探讨文体风格。18世纪英国的修辞学研究多集中在选词择句、文体风格、美与审美情趣、修辞格等。[14]
融合与发展：美辞学叙事
如果说修辞学与美学的结合发端于英国，那么，把修辞学与美学正式结合而建立起“美辭学”理论体系，进行美辞学理论叙事的，则是日本明治时代的修辞学家们。这主要是高田早苗、坪内逍遥、岛村泷太郎等早稻田大学的修辞学家。
高田早苗的《美辞学》（1889），应该是比较早地建构了美辞学理论的。该书分为前编和后编两部分。前编论述了美辞学的定义、美辞的范畴、美辞建构的方法和文体类型。他从审美心理与美学范畴入手，论述了“崇高”、“优美”、“可笑”（滑稽）等审美范畴，并对相应的修辞手段和修辞方法进行了概括。所谓美辞建构的方法，也就是修辞格，主要有暗比、寓言、引语、易名、相换、对照、警语、夸言、疑问、直现、拟人、嗟叹等。高田同时论述了各种文体类型。所谓文体类型，实际上是中国现代修辞学中所说的“表现风格类型”，比如干燥体、素朴体、淡泊体、文雅体、华丽体、单纯体、简约体、蔓衍体、雄健体、软弱体等。后编论述了文章的种类，探讨了散文、诗歌等的结构及修辞方法。[15]其后坪内逍遥的《美辞学》（1893）、《美辞论稿》、《美辞论》等进行了完善和补充。至岛村泷太郎即岛村抱月（1871—1918）才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美辞学理论体系。
岛村泷太郎是日本明治时代的著名修辞学家，也是一位文艺理论家兼作家，其代表作是《美辞学》和《新美辞学》。其《新美辞学》包括“绪论”、“修辞论”和“美论”三部分。第一编“绪论”主要阐述了“美辞”的四个定义，论述了语言、辞的美、文章的美，阐述了美辞学的学科地位、作用，论述了东西方美辞学的历史变迁。第二编是“修辞论”，主要阐述了文章中的修辞现象，也就是使辞美的具体方法。他是把修辞方法，特别是修辞格作为美辞的方法来论述的。在这一部分，他还阐述了文体论，也就是表现风格的类型，简洁体与蔓衍体、刚健体与优柔体、干燥体与华丽体。第三编，是“美论”，在这一部分中，岛村把美辞列入了美学范畴，同时阐述了美辞的心理活动，把修辞学中的各种修辞现象与审美心理结合了起来。
修辞论是岛村泷太郎《新美辞学》的主体部分。在这一部分，他创立了“消极修辞”、“积极修辞”理论，首次提出了修辞的两大分野理论，阐述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内涵外延，同时区分了“语彩”和“想彩”。[16]208据此，岛村把文章划分为修饰文（主要用积极修辞）和平叙文（主要用消极修辞）。平叙文所使用的修辞手段和方法多是消极的，属于消极修辞现象；而修饰文所使用的修辞手段和方法多是积极的，属于积极修辞现象。[16]204岛村把修辞现象划分为“词藻”和“文体”两个方面。“‘词藻大致相当于修辞手段和修辞方法，包括语音、词语和句式的运用及修辞格。‘文体实际上指的是今天的表现风格类型。”[17]
岛村进一步把“词藻”区分为两个方面：外形上的语彩和内容上的想彩。语彩和想彩又分别包括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消极的语彩对应的是言语的妥当，“妥当”又区分为语句的纯正和精确两个方面。积极的语彩是指言语的表情，包括语趣和音调。音调又分为语势的和形式的。形式的分为口调和诗形。内容上的想彩也包括消极的和积极的两个方面。消极的是想念的明晰，包括命题的完备和叙次的顺正。积极的想彩是指想念的发展，包括想念的增殖——譬喻法，想念的变形——化成法，想念的排列——布置法，和想念的态度——表出法。[16]209这些方法，实际上是各种修辞格，也就是美辞的方法。
在岛村看来，文章和“美术”，也就是审美技巧和方法存在密切关系。因此，他认为文章和“美术”是对应的。美的建构方法包括了“素材”和“技巧”两个方面，这也是文章的两个重要方面。文章的“修辞过程”也就是美的建构方法，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16]204这两者都属于审美范畴。
在《新美辞学》中，岛村抱月从文章、修辞过程、修辞现象三个维度详细阐释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表现形式。他认为，在修辞过程中，消极修辞现象侧重了“外形上”、“言语的妥当”和“内容上”、“想念的明晰”，积极修辞现象则侧重“外形上”、“言语的表情”和“内容上”、“想念的发展”。[16]208消极的修辞现象是修辞的最低标准，或者说是修辞现象的零状态。积极修辞，则是在想念的阶段加入了技巧的发展，[16]110“其方式有想念之增殖、想念之变形、想念之排列、想念之态度等。”[16]207-208在形式上，积极修辞就是“利用语言的表现，利用语趣的背景和声音的音调”[16]207-208。
那么，怎样来判定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呢？岛村提出，标准就是看能否刺激人的感情，也就是审美心理。如实表露想法的修辞平淡无奇，追求正确、精确、完整、条理，受众无法通过修辞获得快乐或痛苦的感觉，感情和心理没有受到辞的影响，是一种“消极”修辞。而动用修辞技巧，刺激受众感情，对受众心理或感官产生影响，给受众以感动、快乐或痛苦，就是“积极”修辞。总之，其对修辞过程和修辞现象的阐述涉及了四个维度：内容、思想、语言、形式等。这实际上相当于人们通常所说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无论是积极修辞，还是消极修辞，都是“美辞术”。
综上所述，岛村对修辞学的主要贡献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阐释了修辞学的性质、内涵和外延。……第二，阐释了修辞现象的性质，并对其进行了类型化和归纳。”[17]其中，两大分野是其修辞学贡献的标志。两大分野，既是两种修辞手段和方法类型，也是修辞过程中的两种使用修辞手段和方法的类型，同时是两种文章类型，或者说文体类型。此外，从受众角度看，两大分野是两种语词功能发生机制、机理类型。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岛村完善了明治时代日本修辞学家开创的美辞学叙事范式。
美学转向：一种对修辞学传统的误读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修辞学还是美学，两者是纠缠在一起的，无法将它们相互剥离，或者彼此孤立。美辞学是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重要的分支。
有人认为，“美辞”是西方的舶来品，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此外，有些中国的文艺理论或美学学者到欧美后发现，欧美的文艺批评或者说文艺美学，都是在修辞学框架下进行的。于是，他们惊呼：西方经历了文艺批评、文艺美学乃至哲学的修辞学转向。实际上，这是一种误会，没有深入研究欧美修辞学与文艺美学的历史。欧美修辞学本来就是那样的。即使就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历史来说，也不存在什么轉向，许多中国古代的文论，本来就是修辞论，或者说修辞论本来就是文论。因此，认为中国的文艺美学等在向修辞学转向[18]是一种错觉。
正如有人所说，“西方文艺美学的一个经典性观点，是以‘美为艺术的必不可少特征。文学作为艺术的一种主要形态，自然必须具备怡人情感的美。因此，西方的‘文学又叫‘美文学。”[19]而“美文学”就是修辞学与文学的交叉，比如加州大伯克利分校的修辞学系，主要就是一些研究文艺批评的学者，他们搞的本来就是修辞学，无所谓什么转向。哲学等也是如此。有的学者对此大惊小怪，确切说是自己的创新能力遇到了挫折，没必要拿“转向”说事儿。在西方修辞学中，没有什么转向的问题。只是欧美新修辞学在20世纪中叶后蓬勃发展，横扫了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些领域的学者借鉴了修辞学的理论和方法。
如果一定要说美学或者说文艺美学向修辞学转向，那么，这种转向从日本明治时代就开始了，比如高田早苗、坪内逍遥、岛村泷太郎、五十岚力等修辞学家的“美辞学”。这些学者充分借鉴、吸收了中国古典修辞学和西方修辞学的营养，创造了日本的修辞学体系——美辞学。日本学者化用曹植《辩道论》中的“美辞”，把“rhetoric”翻译成了“美辞学”。这与当时日本的语文学运动有密切关系。当时，日本学者正在进行语文革命，美辞成了国民日语教育的重要渠道。因此，我们看到了日本学者修辞学中的文体、风格以及美学心理学等内容。当然，日本学者也从英国美文学运动中汲取了营养，菊池大麓翻译的《修辞及华文》起了重要作用。此外，英国修辞学家Adam Smith（1723—1790）也著有“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20]这些著作是英国美文学运动的产物，明治时期成了日本美辞学的理论来源之一。
由此可见，所谓“修辞学转向”，无论是其他学科转向修辞学，还是修辞学转向其他学科，都是一种错觉，本质上是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中国的情形也大致相同。20世纪80年代后，修辞学在语言学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修辞学界与国际修辞学界的联系和交流日益紧密，中西修辞学学者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中国修辞学的理论建构空间也大大拓展。对语言学内部以及其他相邻的学科产生了广泛影响。一方面，修辞学领域的学者，对文艺修辞学的研究加强了。另一方面，文艺学、美学、哲学、社会学以及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者也加入到修辞学研究的行列中来，壮大了修辞学研究的队伍，涌现出了一大批新型交叉学科，包括建筑修辞学、视觉修辞学、宗教修辞学、修辞传播学等等。
美辞学：全球修辞学发展中的重要叙事范式
从修辞学发展史角度看，美辞学是修辞学理论建构的一种重要的叙事范式。无论是从修辞观、修辞实践角度看，还是从修辞学的理论体系及其发展历程，以及修辞学理论体系的实践功能角度看，无不是如此。
首先，美辞是修辞实践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最重要的、最显著的目标之一。随着修辞学研究的发展，现在人们更加重视修辞的社会交际功能、信息传播功能，一定程度上忽视甚至忽略了修辞的审美功能，较之于此前纠正唯美的修辞观，有些矫枉过正。曾几何时，有些人只把能产生美感，引起审美修辞效果的现象，特别是修辞格看作是修辞现象，把文艺修辞，把华辞丽句，把优美的篇章，看作是修辞现象，其他的平淡的，不作为修辞。反之，只把消极的修辞现象看作修辞现象，也是不对的。美有多种形态，瑰丽、崇高是美，平实、质朴也是美。当然，在修辞过程中，那些积极的修辞现象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说，美辞也是修辞实践中的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美辞学是一种理论建构中的叙事，它来自修辞实践中的美辞叙事。
其次，美辞是修辞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修辞观之一。在修辞学发展的历程中，美辞观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从古典修辞思想中的风格论，比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风格论，到英国18世纪的美文学运动，以至于日本明治时代的美辞学，中国20世纪初至80年代的美辞论，都是持“美辞观”的，把修辞作为美化民族语言的手段，把美辞作为修辞，一直是一些修辞学家的基本观念。这成为了这些修辞学者理论叙事的重要基础。
再次，美辞是修辞学理论体系叙事的重要纲领。在修辞学发展的历史上，把美、美辞作为理论体系建构的重要纲领，从18世纪英国修辞学家Hugh Blair（1718—1800）所著的“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到日本明治时代黑岩大译述的《雄辩美辞法》（1882）、高田早苗的《美辞学》（1889）、坪内逍遥的《美辞论稿》和《美辞论》、岛村泷太郎的《美辞学》和《新美辞学》，再到20世纪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谭永祥的《汉语修辞美学》，无不是以美学、美辞作为理论叙事的纲领的。因此，可以说，美辞理论始终贯穿于修辞学理论发展的始终，一直是修辞学理论叙事的重要纲领之一。
最后，美辞是修辞学理论体系实踐功能的最重要方面之一，特别是艺术修辞学，或者说文艺修辞学。美辞学的最重要的实践价值，不仅是美化语言，更重要的是指导文艺创作，为文艺理念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美学家，或者说文艺理论家从修辞学发现了灵感，找到了理论拓展的机遇。不仅如此，作为美辞学的修辞学为许多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此外，在语言实践层面，美辞学理论为语言的美化，为生活披上了华丽的衣装，成为修辞实践的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美辞学理论从古典时期的发端，到20世纪的发展繁荣，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全球化过程。它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从中国古代的老子、孔子的“美言”、“言文”思想，到18世纪欧洲的美文学运动，再到明治时代的日本、20世纪中国的美辞学，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修辞学美辞化叙事的全球化过程。我们认为，美辞学或者说从美学角度进行修辞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依然是现今修辞学理论建构和发展的重要范式之一。当然，在数字化、网络化的今天，修辞学的理论叙事应该怎样开展，它应该沿着怎样的路线发展，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老子·八十一章.
[2]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3]周易·乾·文言.
[4]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3.
[5]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1.
[6]谭永祥.汉语修辞美学[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7]陈汝东.新兴修辞传播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39.
[8]Hugh Blair（1718-1800），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London，W.Strahan，T.Cadell；etc.1783.
[9]王易.修辞学[M].商务印书馆，1926：25.
[10]王易.修辞学通诠[M].上海：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1930：8.
[11]亚里士多德.修辞学[M].罗念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24.
[12]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338.
[13]亚里士多德.修辞学[M].罗念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24.
[14]比如布莱尔的《修辞学文选》（Essays on Rhetoric，abridged chiefly from Dr.Blairs Lectures on That Science，London，1882）.
[15]陈汝东.新兴修辞传播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7-148.
[16]岛村泷太郎.新美辞学[M].早稻田大学出版社，1902.
[17]陈汝东.岛村抱月的修辞学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影响//修辞学论文集（第12集）[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
[18]王一川.走向修辞论美学──90年代中国美学的修辞论转向[J].天津社會科学，1994，（3）：52-59.
[19]祁志祥.中国文学与美的关系的历时考察[J].人文杂志，2013，（8）：49-55.
[20]Adam Smith（1723-1790），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London，New York，T.Nelson，1963.
（责任编辑 焦德武）
关键词：美辞学；修辞学；叙事理论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3-0171-005
中英日：美辞学的渊源
关于“美辞”的论述可以追溯到中国先秦时期。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1]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2]这种对美的追求，贯穿了中国古典修辞论的始终。美辞论多散落在古典的诗文论中，且人们对美的理解不同，论述的角度也不一样。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是把美的类型与文体及其表现风格结合起来论述的。至于孔子所说的“修辞立其诚”[3]，则是从伦理，或者说从善的角度说的。
到了现代，人们对修辞的界定和阐释虽然多种多样，提出了许多观点，但是，美辞始终是其中的重要部分。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指出：“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4]其实，“语词适切”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美。而旗帜鲜明地阐述“美辞观”的要数张弓了。20世纪60年代初，张弓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一书中提出：“修辞是为了有效地表达意旨，交流思想而适应现实语境，利用民族语言各因素以美化语言。”[5]到了80年代，主张“美辞”的学者是谭永祥。他不但主张修辞学主要研究美辞，且排斥修辞学研究其他内容。因此，他的著作名称就是《汉语修辞美学》，[6]主要内容就是修辞格。当然，通常所谓的积极修辞“修辞格”是一种美，其他类型的“消极修辞”也是一种美。
“美辞学”一名最初来自日本，但是，“美辞”一词却出自中国。日本明治时代的“美辞学”也来自中国。日本明治时代的修辞学家岛村泷太郎在其《美辞学》和《新美辞学》中明确表明，其“美辞学”来自曹植的《辩道论》。曹植在《辩道论》中有两句话：“温颜以诱之，美辞以导之。”在日本明治时代，关于修辞学的表述有四五种。其一是以“修辞”为名，比如五十岚力的《修辞学大要》、《修辞学纲要》、《修辞学讲话》，武岛又次郎的《修辞学》（1898）等。其二是以“文章学”命名，比如五十岚力的《文章讲话》（1905）、《新文章讲话》（1909）等。其三是以“论辩”、“雄辩”等为名，比如黑岩大译述的《雄辩美辞法》（1882）、尾崎行雄翻译的《公会演说法》（1877）等。第四，最多的，影响最大的，就是以“美辞学”为名的，比如高田早苗的《美辞学》（1889），坪内逍遥的《美辞学》（1893）、《美辞论稿》、《美辞论》等。[7]
当然，日本“美辞学”的另一个来源则是英国的美文学运动。日本的“美辞学”或者说修辞学，与英国的美文学密切相关。明治时代，日本学者菊池大麓把大英百科全书中修辞学家Hugh Blair（1718—1800）的“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8]翻译成了日文《修辞及华文》。所谓“华文”就是“华丽、华美”的意思，也就是“美辞”。“belles-lettres”是法文，翻译成“美文学”或“纯文学”，是18世纪英国的一项文学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修辞学运动。当时的日本学者认为“美辞学”就是“Rhetoric”的意译。明治时代，这种修辞学思想被引介到日本后，与当时的语文教育趋势形成默契，产生了不少新的美辞学著作。实际上，这种研究目的和追求，也是传统修辞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指向。修辞学研究的根本目的还是要使受教育者的文章和话语都美，都能更富有吸引力。因此，日本修辞学在初创时期的研究重点就是修辞格，也就是美化文章的方法。当然，对文体风格以及美学心理学也有探讨。
把“美辞学”引回到中国，并加以发扬光大的，是20世纪初期的一批修辞学家及其著作，比如龙伯纯的《文字发凡·修辞》卷（1905年）、云六的修辞学论文《国语修辞法述概》（1921年）、王易的《修辞学》（1926年）和《修辞学通诠》（1930年）、陈介白的《修辞学》（1931年）和《新著修辞学》等。这些学者几乎直接模仿了岛村抱月在《新美辞学》中的一些概念和理论框架，诸如消极修辞、积极修辞、语彩、想彩、主观文体、客观文体、平叙文和修饰文等。其中，王易进一步借鉴了“修辞美学”，认为修辞学即文章学，其研究属于美学范围。“辞之所以美者，乃从修辞现象刺激感情之谓也。”[9]“修辞学者，乃研究文辞之所以成美之学也。”[10]这些都是对岛村抱月修辞学思想的模仿性表述。
与中国的美辞思想不同，古希腊的修辞学是从实用开始的。诡辩派把修辞定义为：“修辞术是说服的艺术。”[11]亚里士多德“把修辞术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12]。他认为“修辞术的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在每一种事情上找出其中的说服方式”[13]。古希腊时期的修辞学研究的主要是演讲和论辩，因此，其对修辞的界定重在说服、论辩。其修辞学理论体系的叙事，也是围绕着演讲和论辩展开的。但是，后世的西方修辞学，逐渐与文学融合，探讨文体风格。18世纪英国的修辞学研究多集中在选词择句、文体风格、美与审美情趣、修辞格等。[14]
融合与发展：美辞学叙事
如果说修辞学与美学的结合发端于英国，那么，把修辞学与美学正式结合而建立起“美辭学”理论体系，进行美辞学理论叙事的，则是日本明治时代的修辞学家们。这主要是高田早苗、坪内逍遥、岛村泷太郎等早稻田大学的修辞学家。
高田早苗的《美辞学》（1889），应该是比较早地建构了美辞学理论的。该书分为前编和后编两部分。前编论述了美辞学的定义、美辞的范畴、美辞建构的方法和文体类型。他从审美心理与美学范畴入手，论述了“崇高”、“优美”、“可笑”（滑稽）等审美范畴，并对相应的修辞手段和修辞方法进行了概括。所谓美辞建构的方法，也就是修辞格，主要有暗比、寓言、引语、易名、相换、对照、警语、夸言、疑问、直现、拟人、嗟叹等。高田同时论述了各种文体类型。所谓文体类型，实际上是中国现代修辞学中所说的“表现风格类型”，比如干燥体、素朴体、淡泊体、文雅体、华丽体、单纯体、简约体、蔓衍体、雄健体、软弱体等。后编论述了文章的种类，探讨了散文、诗歌等的结构及修辞方法。[15]其后坪内逍遥的《美辞学》（1893）、《美辞论稿》、《美辞论》等进行了完善和补充。至岛村泷太郎即岛村抱月（1871—1918）才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美辞学理论体系。
岛村泷太郎是日本明治时代的著名修辞学家，也是一位文艺理论家兼作家，其代表作是《美辞学》和《新美辞学》。其《新美辞学》包括“绪论”、“修辞论”和“美论”三部分。第一编“绪论”主要阐述了“美辞”的四个定义，论述了语言、辞的美、文章的美，阐述了美辞学的学科地位、作用，论述了东西方美辞学的历史变迁。第二编是“修辞论”，主要阐述了文章中的修辞现象，也就是使辞美的具体方法。他是把修辞方法，特别是修辞格作为美辞的方法来论述的。在这一部分，他还阐述了文体论，也就是表现风格的类型，简洁体与蔓衍体、刚健体与优柔体、干燥体与华丽体。第三编，是“美论”，在这一部分中，岛村把美辞列入了美学范畴，同时阐述了美辞的心理活动，把修辞学中的各种修辞现象与审美心理结合了起来。
修辞论是岛村泷太郎《新美辞学》的主体部分。在这一部分，他创立了“消极修辞”、“积极修辞”理论，首次提出了修辞的两大分野理论，阐述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内涵外延，同时区分了“语彩”和“想彩”。[16]208据此，岛村把文章划分为修饰文（主要用积极修辞）和平叙文（主要用消极修辞）。平叙文所使用的修辞手段和方法多是消极的，属于消极修辞现象；而修饰文所使用的修辞手段和方法多是积极的，属于积极修辞现象。[16]204岛村把修辞现象划分为“词藻”和“文体”两个方面。“‘词藻大致相当于修辞手段和修辞方法，包括语音、词语和句式的运用及修辞格。‘文体实际上指的是今天的表现风格类型。”[17]
岛村进一步把“词藻”区分为两个方面：外形上的语彩和内容上的想彩。语彩和想彩又分别包括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消极的语彩对应的是言语的妥当，“妥当”又区分为语句的纯正和精确两个方面。积极的语彩是指言语的表情，包括语趣和音调。音调又分为语势的和形式的。形式的分为口调和诗形。内容上的想彩也包括消极的和积极的两个方面。消极的是想念的明晰，包括命题的完备和叙次的顺正。积极的想彩是指想念的发展，包括想念的增殖——譬喻法，想念的变形——化成法，想念的排列——布置法，和想念的态度——表出法。[16]209这些方法，实际上是各种修辞格，也就是美辞的方法。
在岛村看来，文章和“美术”，也就是审美技巧和方法存在密切关系。因此，他认为文章和“美术”是对应的。美的建构方法包括了“素材”和“技巧”两个方面，这也是文章的两个重要方面。文章的“修辞过程”也就是美的建构方法，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16]204这两者都属于审美范畴。
在《新美辞学》中，岛村抱月从文章、修辞过程、修辞现象三个维度详细阐释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表现形式。他认为，在修辞过程中，消极修辞现象侧重了“外形上”、“言语的妥当”和“内容上”、“想念的明晰”，积极修辞现象则侧重“外形上”、“言语的表情”和“内容上”、“想念的发展”。[16]208消极的修辞现象是修辞的最低标准，或者说是修辞现象的零状态。积极修辞，则是在想念的阶段加入了技巧的发展，[16]110“其方式有想念之增殖、想念之变形、想念之排列、想念之态度等。”[16]207-208在形式上，积极修辞就是“利用语言的表现，利用语趣的背景和声音的音调”[16]207-208。
那么，怎样来判定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呢？岛村提出，标准就是看能否刺激人的感情，也就是审美心理。如实表露想法的修辞平淡无奇，追求正确、精确、完整、条理，受众无法通过修辞获得快乐或痛苦的感觉，感情和心理没有受到辞的影响，是一种“消极”修辞。而动用修辞技巧，刺激受众感情，对受众心理或感官产生影响，给受众以感动、快乐或痛苦，就是“积极”修辞。总之，其对修辞过程和修辞现象的阐述涉及了四个维度：内容、思想、语言、形式等。这实际上相当于人们通常所说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无论是积极修辞，还是消极修辞，都是“美辞术”。
综上所述，岛村对修辞学的主要贡献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阐释了修辞学的性质、内涵和外延。……第二，阐释了修辞现象的性质，并对其进行了类型化和归纳。”[17]其中，两大分野是其修辞学贡献的标志。两大分野，既是两种修辞手段和方法类型，也是修辞过程中的两种使用修辞手段和方法的类型，同时是两种文章类型，或者说文体类型。此外，从受众角度看，两大分野是两种语词功能发生机制、机理类型。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岛村完善了明治时代日本修辞学家开创的美辞学叙事范式。
美学转向：一种对修辞学传统的误读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修辞学还是美学，两者是纠缠在一起的，无法将它们相互剥离，或者彼此孤立。美辞学是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重要的分支。
有人认为，“美辞”是西方的舶来品，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此外，有些中国的文艺理论或美学学者到欧美后发现，欧美的文艺批评或者说文艺美学，都是在修辞学框架下进行的。于是，他们惊呼：西方经历了文艺批评、文艺美学乃至哲学的修辞学转向。实际上，这是一种误会，没有深入研究欧美修辞学与文艺美学的历史。欧美修辞学本来就是那样的。即使就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历史来说，也不存在什么轉向，许多中国古代的文论，本来就是修辞论，或者说修辞论本来就是文论。因此，认为中国的文艺美学等在向修辞学转向[18]是一种错觉。
正如有人所说，“西方文艺美学的一个经典性观点，是以‘美为艺术的必不可少特征。文学作为艺术的一种主要形态，自然必须具备怡人情感的美。因此，西方的‘文学又叫‘美文学。”[19]而“美文学”就是修辞学与文学的交叉，比如加州大伯克利分校的修辞学系，主要就是一些研究文艺批评的学者，他们搞的本来就是修辞学，无所谓什么转向。哲学等也是如此。有的学者对此大惊小怪，确切说是自己的创新能力遇到了挫折，没必要拿“转向”说事儿。在西方修辞学中，没有什么转向的问题。只是欧美新修辞学在20世纪中叶后蓬勃发展，横扫了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些领域的学者借鉴了修辞学的理论和方法。
如果一定要说美学或者说文艺美学向修辞学转向，那么，这种转向从日本明治时代就开始了，比如高田早苗、坪内逍遥、岛村泷太郎、五十岚力等修辞学家的“美辞学”。这些学者充分借鉴、吸收了中国古典修辞学和西方修辞学的营养，创造了日本的修辞学体系——美辞学。日本学者化用曹植《辩道论》中的“美辞”，把“rhetoric”翻译成了“美辞学”。这与当时日本的语文学运动有密切关系。当时，日本学者正在进行语文革命，美辞成了国民日语教育的重要渠道。因此，我们看到了日本学者修辞学中的文体、风格以及美学心理学等内容。当然，日本学者也从英国美文学运动中汲取了营养，菊池大麓翻译的《修辞及华文》起了重要作用。此外，英国修辞学家Adam Smith（1723—1790）也著有“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20]这些著作是英国美文学运动的产物，明治时期成了日本美辞学的理论来源之一。
由此可见，所谓“修辞学转向”，无论是其他学科转向修辞学，还是修辞学转向其他学科，都是一种错觉，本质上是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中国的情形也大致相同。20世纪80年代后，修辞学在语言学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修辞学界与国际修辞学界的联系和交流日益紧密，中西修辞学学者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中国修辞学的理论建构空间也大大拓展。对语言学内部以及其他相邻的学科产生了广泛影响。一方面，修辞学领域的学者，对文艺修辞学的研究加强了。另一方面，文艺学、美学、哲学、社会学以及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者也加入到修辞学研究的行列中来，壮大了修辞学研究的队伍，涌现出了一大批新型交叉学科，包括建筑修辞学、视觉修辞学、宗教修辞学、修辞传播学等等。
美辞学：全球修辞学发展中的重要叙事范式
从修辞学发展史角度看，美辞学是修辞学理论建构的一种重要的叙事范式。无论是从修辞观、修辞实践角度看，还是从修辞学的理论体系及其发展历程，以及修辞学理论体系的实践功能角度看，无不是如此。
首先，美辞是修辞实践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最重要的、最显著的目标之一。随着修辞学研究的发展，现在人们更加重视修辞的社会交际功能、信息传播功能，一定程度上忽视甚至忽略了修辞的审美功能，较之于此前纠正唯美的修辞观，有些矫枉过正。曾几何时，有些人只把能产生美感，引起审美修辞效果的现象，特别是修辞格看作是修辞现象，把文艺修辞，把华辞丽句，把优美的篇章，看作是修辞现象，其他的平淡的，不作为修辞。反之，只把消极的修辞现象看作修辞现象，也是不对的。美有多种形态，瑰丽、崇高是美，平实、质朴也是美。当然，在修辞过程中，那些积极的修辞现象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说，美辞也是修辞实践中的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美辞学是一种理论建构中的叙事，它来自修辞实践中的美辞叙事。
其次，美辞是修辞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修辞观之一。在修辞学发展的历程中，美辞观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从古典修辞思想中的风格论，比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风格论，到英国18世纪的美文学运动，以至于日本明治时代的美辞学，中国20世纪初至80年代的美辞论，都是持“美辞观”的，把修辞作为美化民族语言的手段，把美辞作为修辞，一直是一些修辞学家的基本观念。这成为了这些修辞学者理论叙事的重要基础。
再次，美辞是修辞学理论体系叙事的重要纲领。在修辞学发展的历史上，把美、美辞作为理论体系建构的重要纲领，从18世纪英国修辞学家Hugh Blair（1718—1800）所著的“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到日本明治时代黑岩大译述的《雄辩美辞法》（1882）、高田早苗的《美辞学》（1889）、坪内逍遥的《美辞论稿》和《美辞论》、岛村泷太郎的《美辞学》和《新美辞学》，再到20世纪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谭永祥的《汉语修辞美学》，无不是以美学、美辞作为理论叙事的纲领的。因此，可以说，美辞理论始终贯穿于修辞学理论发展的始终，一直是修辞学理论叙事的重要纲领之一。
最后，美辞是修辞学理论体系实踐功能的最重要方面之一，特别是艺术修辞学，或者说文艺修辞学。美辞学的最重要的实践价值，不仅是美化语言，更重要的是指导文艺创作，为文艺理念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美学家，或者说文艺理论家从修辞学发现了灵感，找到了理论拓展的机遇。不仅如此，作为美辞学的修辞学为许多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此外，在语言实践层面，美辞学理论为语言的美化，为生活披上了华丽的衣装，成为修辞实践的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美辞学理论从古典时期的发端，到20世纪的发展繁荣，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全球化过程。它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从中国古代的老子、孔子的“美言”、“言文”思想，到18世纪欧洲的美文学运动，再到明治时代的日本、20世纪中国的美辞学，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修辞学美辞化叙事的全球化过程。我们认为，美辞学或者说从美学角度进行修辞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依然是现今修辞学理论建构和发展的重要范式之一。当然，在数字化、网络化的今天，修辞学的理论叙事应该怎样开展，它应该沿着怎样的路线发展，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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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焦德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