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帝国保守主义政治现代化理论
摘要：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国各政治派别和意识形态论者寻求对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众多问题的答案，提出社会政治改革方案，用现代术语表达可称为政治现代化理论。目前俄国政治局势的特点使革命前时期的意识形态话语具有了现实意义，保守主义现代化理论在这方面首当其冲。俄罗斯帝国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到20世纪初完成了自己的理论建构，是对法国大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化进程及其对俄罗斯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反应，也是对国家激进的西化政策及现代化进程在思想和政治上所做出的反思。俄国保守主义政治现代化方案的主要思想是：保留传统的东正教意识，维护君主专制和等级制度，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保守主义政治现代化方法论的基础是强调历史进程的连续性、社会发展的继承性、改革的渐进性原则。
关键词：俄国；保守主义；政治现代化；传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罗斯政治现代化理论与进程研究”（项目编号：12CSS010）
中图分类号：K5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4-0117-07
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俄国各政治派别和意识形态论者曾经积极寻求本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众多问题的答案，提出社会政治改革方案，用现代术语表达可称为政治现代化理论。保守主义者追求在传统价值观基础上实现在他们看来最佳的社会发展模式，即在俄国实现保守主义现代化。20世纪90年代激进自由主义改革的悲剧性后果使俄国社会大多数群体对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信任危机加深，公民的选举行为表明他们积极反对西化的意识形态，希望寻找一种基于国家历史和社会文化传统之上的建设性的“本土”意识形态。各种政治力量审时度势，急于宣称自己为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开始在政治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逐步官方意识形态化。俄国许多学者和国务活动家也开始认识到把传统和现代化概念对立起来的国家现代化道路将注定失败，因此保守主义可能成为21世纪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① 当代俄国政治局势使革命前保守主义现代化方案具有了现实意义，研究俄罗斯帝国时期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对于理解当代俄国现状及其寻找摆脱政治与文明危机的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形成
“保守主义”的概念出自拉丁词汇“conservare”——保护、维护。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流派，“保守主义”诞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西欧，是对法国大革命及此前的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回应。保守主义思想诞生的标志是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的著作《反思法国大革命》以及法国哲学家德·梅斯特尔和德·波纳德的著作②，这些作品中提出了与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针锋相对的价值观清单：宗教性是个人和社会的主要特征，政治活动与宗教和精神世界相辅相成；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集体优先于个体，维护强大的国家政权；推崇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是生活的基础，相对于抽象逻辑处于优先地位；社会进程是一种自然的有机发展，主张变革的渐进性和谨慎性；个人权利和自由受制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个人的地位在客观上不平等，社会具有等级结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原则是维护社会传统，是对动摇和破坏传统生活的事件与进程作出的理论回应，以保护或恢复历史传统为根本任务。
俄国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形成，到20世纪初完成了自己的理论建构，是对法国大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化进程及其对俄国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反应，也是对国家激进的西化政策及现代化进程在思想和政治上所做出的反思。保守主义有其自身的背景，乃是建立在先辈的思想基础之上。19—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保守主义思想是基于国家千年的传统，根据俄国研究保守主义的著名学者В·А·古谢夫的观点，在完整地阐述俄国保守主义思想轮廓之前，有必要勾勒一些决定俄国社会和政治传统特殊发展方向的基本因素。这样的基本因素至少有两个。首先，这是10世纪末罗斯接受的东正教，对人民的日常生活到政治生活各个领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其次，这是由罗斯开放的地理环境决定的有关强大中央集权国家的理想。这些因素决定的价值取向在俄国现存的最早历史文献已经清楚地体现出来。③
基辅都主教伊拉里奥认为罗斯受洗是俄罗斯精神和有意识的历史的起点，他在《教规和神赐宝训》中写道，“当时我们的土地被多神教的热情燃烧得荒芜、干涸，福音突然降临，浇灌我们的土地”。④ “片刻之间我们所有的土地都开始颂扬基督、圣父和圣灵。多神教的黑暗远离我们，笃信教义的霞光闪耀；魔鬼笼罩的黑暗时代消失，福音的训示照耀着我们的土地”。⑤ 在位期间使基辅罗斯国力达到鼎盛的莫诺马赫大公给国务活动家的《训诫》体现了东正教对政治观点的影响，“要敬畏上帝高于一切，不要杀死任何一个基督徒”。⑥ 东正教在基辅罗斯时代就完全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几百年以来“东正教徒”和“俄罗斯人”几乎成为同义词。随着莫斯科王国的兴起，人们越来越关注沙皇权力的来源和本质问题，在一点上达成共识，即认为罗斯必须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国家。修道院长菲洛费伊的“莫斯科—第三罗马”的观点在这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异教徒占领之后，罗斯开始确信自己是拜占庭的历史继承者，世界上唯一的真正信仰的守护者。菲洛费伊把这些观点发展成为政治学说，将东正教和强大国家的理想结合起来，国家开始为维护东正教承担责任，“虽然两个罗马灭亡了，但第三个巍然屹立，而且不会再有第四个”。罗斯一直把“天主教”西方作为东正教的主要敌人，由此出现了传统的反西方思想，把西方视为东正教及其独特人民文化的威胁，11世纪这种立场已经出现。著名的修道院院长圣狄奥多西的《基督教或天主教信仰宝训》整部作品中已明显贯穿着反西方的思想。这个延续了七个世纪的反西方传统在18世纪被严重动摇，从彼得改革开始俄国启动了追赶西方经济先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吸收西方文明的行为准则以及全套价值观，尽管当时存在对西方文明的批评声音，如杰出国务活动家和思想家代表В·Н·塔季舍夫、М·М·谢尔巴托夫公爵的著述，А·П·苏马罗科夫和Г·Р·杰尔扎温的诗歌等，可以說这是俄国保守主义政治学说的先驱。法国大革命后，俄国重新对欧洲持警觉态度，这场革命使俄国贵族经历了真正的精神冲击，他们看到了俄国西化将面临的巨大代价——爆发革命，从此开始积极探索俄国与欧洲的本质差别，揭示真正贯穿和决定俄国历史的独特传统。法国大革命成为影响俄国社会和政治思想转折的重大事件，俄国开始形成独立的保守主义思想。
俄国保守主义的诞生与Н·М·卡拉姆津和С·С·乌瓦罗夫的创作活动联系在一起。Н·М·卡拉姆津可以说是俄国保守主义思想整体上的奠基人，他在俄国第一个对法国大革命作出反应，在自己的一些政论著作中对国家体制、革命、自由、平等和对西方的态度等问题提出保守主义政治观点，成为俄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基石，随后几代俄国保守主义者都从中寻找其思想观点进一步发展的支柱和源泉，在这个意义上说他可以与英国的伯克、法国的梅斯特尔和波纳德等思想家相比肩。С·С·乌瓦罗夫作为尼古拉一世时期俄国科学院主席，人民教育大臣，创造性地提出了“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三位一体的“官方民族性”理论，这个理论体现了“俄罗斯社会生活深处蕴含的隐密原则，俄罗斯人民的精神性灵，俄罗斯文明的基本原则”，直到1917年俄罗斯帝国崩溃一直是国家官方意识形态，也成为俄国保守主义的“座右铭”。⑦ 19世纪上半叶是俄国保守主义流派之一的斯拉夫派创作的繁荣时期，斯拉夫派在与西方派的思想争论中完成了自己有关俄国发展道路特殊性的政治-哲学思想建构。但19世纪上半叶只可称为俄国保守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比较系统而完整的保守主义理论和政治现代化学说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资本主义关系形成时期，与亚历山大二世改革时代相契合。俄国保守主义在批评欧化改革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到20世纪初完成了自己的理论建构。Л·А·季霍米罗夫、М·Н·卡特科夫、К·П·波别多诺夫采夫、И·С·阿克萨科夫和 К·Н·列奥季耶夫等提出了保守主义政治理论和改革方案，使俄国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得以系统化。
与其他意识形态一样，俄国保守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不是统一的，学界根据不同的标准将其划分成为不同的流派，比较公认的有两个基本派别：国家保护流派和斯拉夫派。国家保护流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Н·М·卡拉姆津、М·Н·卡特科夫、К·П·波别多诺斯采夫和Л·А·季霍米罗夫等。他们强调专制制度是俄国的根本传统，主张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维护和完善俄国在彼得堡发展时期形成的管理机制。斯拉夫派认为俄国传统的核心是由东正教衍生的民族性，专制制度只是一种服务性工具，用于保障俄国人民独特文化的有机发展。俄国上千年的东正教信仰及特殊的地理和气候环境条件，使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世界和国家传统。尽管保守主义者所倚重的传统不同，提出的思想主张各异，流派纷杂，但还是具有共同的思想核心，В·А·古谢夫对俄国保守主义实质的界定最为精确，“有资格称为俄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前提是这种思想无条件地遵循俄国的古老传统，把东正教及在其基础上产生的从日常生活、民族精神、经济至政治方面的关系规范视为一种绝对的价值观；把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视为一种政治理想；谨慎地对待俄国历史上一直面临的西方扩张问题，把之视为对东正教及由其产生的民族文化以及保卫这种文化的国家政权的威胁。”⑧
二、保守主义政治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思想
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建立在宗教价值观之上，思想核心是从神学角度阐释国家、社会和政治生活现象，认为个人、社会和国家权力都源于上帝。俄国精神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基础是东正教，莫斯科大主教费拉列特的观点代表了东正教会对国家和政权的诠释：国家的产生是“造物主的意图”，政权的基础在于服从，“服从”是社会存在的基础。⑨ 在东正教思想中君主专制是唯一合法化的国家形式，专制政权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的本质。君权神授是君主专制学说的本体论基础，也是君主政权合法性的根本原则。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任何现代化趋势都不可动摇君主专制原则。教会在国家中起到精神领袖的作用，教会与国家不可分离，国家是民族的躯体，教会是民族的灵魂。东正教有关专制政权的理论有着救世主的意蕴，沙皇“肩负特殊使命，与教会合奏交响乐根除世间罪恶”。⑩
保守主义思想认为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个人、社会阶层与国家整体的有机联系。国家独立于个人和社会阶层，由神意授予专制权力的君主为代表，君主与臣民的关系不是由法律决定，而是由建立在宗教服从基础上的道德义务决定。也许可称为俄国君主主义最主要理论家的Л·А·季霍米罗夫指出，君主制存在的前提是社会存在某种使人们时刻准备无条件遵从的普遍道德理想，能够对社会起到这种巨大影响的只有宗教，而不是任何哲学体系。{11} 人类是“宗教的动物”，不管历史时代如何在生活中都需要道德和精神权威，国家统治者的神选性质，使君主成为“真理”的标尺。保守主义者对君主制政权从宗教-道德立场的解释也体现在他们对法律的看法当中，他们认为法律意识基于宗教道德和良心之上。“俄国法律通常先在人民的观念中自然形成，之后才被写在纸上，成为法律”。{12} 在俄国人民的意识中，道德伦理高于一切。法律条文应该符合道德规范；法律的适用永远要符合真理和正义。不管法律和政府机制、法院和行政部门如何完善，如果公民不是发自内心地认为他们在根据公正和道德规范生活，那么都不能保证国家的目标得到实现。
在保守主义思想建构中有机论的范畴占据着特殊的位置，认为整体高于部分，国家高于个人、团体和阶级，并提出“国家机体”的理论，国家机体不只由个体的成员组成，也由固定的集体成员，即社会阶层（等级、社团、村社等）组成。等级制度是宇宙的主导原则，也是社会生活的主导原则。Л·А·季霍米羅夫指出，任何社会都分成阶层、阶级、社会和职业团体，这种划分是常见的、永恒的、必然的现象。{13} 社会平等从原则上讲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环境本质上是不平等的，人的能力、才干和道德境界等方面也存在自然的不平等，别尔嘉耶夫在分析贵族作风时写道：“高贵的骨头”的存在不仅是等级的偏见，也是不可否认的人类学事实。{14}保守主义者对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权力”和“自由”等概念的看法也都是从有机论的角度出发。保守主义思想中的人是有机的个体，上帝主权思想的载体，个体本身通过上帝获得最高的意义，也只是在与其他的“我”有机合作的制度下才有意义。保守主义思想中的人如果不加入一系列微型社会：地域和教会的公社、社团或等级等等，不能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人。斯拉夫派推出了“聚合性”思想（идея соборности），承认人类个体的最高价值，但每个个体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的“我”共融。斯拉夫派认为，俄国传统的生活组织——村社之中最明显地体现了聚合性原则。{15} 保守主义者重视人的内心自由，认为俄罗斯人民追求的是内心世界，在他们的价值结构体系中政治利益占据相当低的位置，他们在政治问题方面不太内行，但在精神领域十分内行。因此国家在政治方面实行专制主义，在精神领域实行共和制——“宗教民主”。{16} 在保守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家作为强制的范畴和社会作为自由的范畴两者并不相对立，“人民的自由只有在国家中才能够发展”，“只有给予人民自由的国家才能走向强盛”。{17}
保守主义思想家经常将伟大的俄罗斯民族与国家等同起来，强调俄罗斯民族的重要意义。他们提出，历史上赋予特殊地位的种族成为国家的基础，将其他种族以国家的名义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俄国，这样的优势种族只能是俄罗斯民族，Л·А·季霍米罗夫写道：“俄国——由俄罗斯民族创建并且仅能由俄罗斯民族维护，只有俄罗斯人的力量能使其他民族走向彼此的团结以及与帝国的团结”。{18} 他们在赋予俄罗斯民族肩负国家以及人民命运重大责任的同时，强调国家境内各个民族应该同样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国家整体的成员，一个最高政权的臣民。与民族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保守主义者对俄国与西方关系的看法。他们持激进的反欧洲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想，提出俄罗斯是一种独特的文明，俄国和西方在本体上敌对。例如，俄国地缘政治学家、泛斯拉夫主义思想家、文明历史观奠基人之一，也是重要的保守主义思想家的Н·达尼列夫斯基认为俄国“致命的谬误是西方主义”，将欧洲文明与全人类文明等同，向俄国土地上移植西方制度。他不仅否认俄国属于欧洲，而且认为西方也把俄国和斯拉夫人民看成是异己的、敌对的。俄国注定要与欧洲斗争。{19} 同为保守主义思想权威的К·Н·列奥季耶夫也持这种立场，认为俄国的历史使命在于抵御因自由主义追求平等进步而腐朽退化的欧洲，巩固自己的拜占庭保守主义原则——东正教、君主制国家和农民村社。{20} 他们坚持俄罗斯文明的独特性及其与西方的根本区别，把俄罗斯看成是具有无与伦比的精神基础的特殊世界，有着自己的历史道路。
三、保守主义政治现代化方案中的政治—社会组织形式
保守主义者认为俄国历史上最适合的国家体制形式是专制制度，这种制度一方面满足了国家地缘政治地位所带来的军事国防任务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符合俄国东正教精神的价值观念体系。但他们强调俄国专制制度与西欧一定时期内非常普及的绝对专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西欧绝对专制君主的权力是真正无限的，捍卫自身和上层贵族的利益，以武装力量为支柱，很少关注人民的意见，而俄国专制制度充分代表了人民的愿望。Л·А·季霍米罗夫对俄国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理论论证，划分出了三种类型的君主制：“真正的”专制君主制（мона-рхия самодержавная）以及两种偏离形式：独裁君主专制（монархия деспотическая）和绝对君主专制（монархия абсолютная）。独裁君主专制的基础是神化君主个人，而不是一套社会所接纳的宗教体系，君主可以肆意专断，君主的个性决定了专制统治的特点。东方君主制是这种类型的专制。绝对君主专制的统治也没有宗教根基，专制政权把自身与国家等同。绝对君主制在西方比较典型。而俄国“真正的”君主专制则建立在宗教—道德根基之上，由民族精神承认和支持，并不是绝对的专制：“它必须履行宗教—道德原则，也因此才获得了合法的无限权力”。{21} 俄国专制制度源于人民对道德自由的理解和追求基督的自我完善，人民赋予了君主所有的权力，留给自己的是完全的道德和精神自由，政权的职责是保障人民的和平与宁静，“思想的权利”属于人民，“行动的权利”属于沙皇。
保守主义者认为俄国专制政权的实质首先是君主在上帝面前承担着巨大的个人责任，为国家作出牺牲，专制者的权力不是特权，而是伟大的奉献，因此这种权力也不能被任何人所限制，“人们对沙皇权力的任何限制都会使他得到解脱，不再对良心和上帝负责。”{22} 他们一致坚决反对通过宪法限制君主权力的西方议会制度，认为主张“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并基于人民意愿”的民权理念是最虚伪的政治原则之一，这个原则的谬误主要在于理论与实践相矛盾。在最经典的议会制国家，其实践也不符合其理论中所设定的任何一个条件：选举不代表选民的意志，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也不会受到选民观点的影响，选民只是代表“拉拢选票的对象，获得社会权力和地位的工具。具有爱国思想的杰出人物，具有荣誉和责任感的人物并不适应这种选举程序，在这种选举程序中拔得头筹者一般是谋求私利、善于钻营的人。从理论上讲，议会代表应该是阅历丰富、公正无私者，但在实践中，议会代表通常是一批自私自利、巧舌如簧者。议会制度是自私自利的最高体现。”{23} 但对于俄国君主制条件下是否可以设立人民代表制度问题，保守主义者内部斯拉夫派和国家保护流派之间产生了分歧。斯拉夫派主张在俄国君主制下设立全民的人民代表制度，而国家保护流派坚持沙皇与人民直接交流的模式。
斯拉夫派提出建立沙皇下的“纯俄罗斯的”人民代表制度，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有效联合。А·И·科舍廖夫在其著作《专制制度和国民杜马》中最先提出了君主制下的“人民代表制”的完整学说。这种人民代表制在形式上是沙皇下的特殊咨议机构国民杜马（Земская Дума），是选举产生的泛等级组织，由沙皇下令召开，“在召开时不是讨论一般宪法问题，而是直接研究和寻找改善国家内部管理的必要措施，确定国家、社会和地方预算”。{24} 君主专制下的“人民代表制度”与立宪君主制下的“议会代表制” 的根本区别在于，西方立宪国家议会代表制的任务是限制君主的权力，俄国君主专制下人民代表制的主要职能是实现沙皇和人民之间的真正交流。{25} 但斯拉夫派的这种思想遭受到国家保护流派的激烈批评，认为类似理论是“自由主义的火种”，可能导致通过宪法限制君主权力，也可能引发革命。他们认为，俄国君主制只有在沙皇与人民直接交流的情况下才能维护自己的专制性质。设立任何代表制，从议会到国民会议，都会破坏沙皇与人民的有机联系，在他们之间建立一个强大的反君主阶层。
保守主义者一致主张俄国必须实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认为只有强大的国家政权可以将俄罗斯多民族国家的所有人民团结起来，解决社会文化、经济和民族矛盾，构建和谐发展的社会。如果国家政权软弱，势必纷争不休，暴力横行，道德根基动摇。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社会局势紧张，各种恐怖和犯罪行为增加的情况下，许多保守主义思想家毫不犹豫地选择采取不惜一切确保国家利益的手段。М· Н·卡特科夫指出：“国家的象征是剑——在必要的时候要采取严厉乃至残酷的措施”。{26} 国民服从和顺从国家不是社会的反常状态，而是普遍规范。但保守主义者同時也严肃地研究了君主制国家下的社会组织和自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思想观点有所分歧，大体可分成三个派别。第一个派别的代表人物为Н·М·卡拉姆津、М·Н·卡特科夫和К·П· 波别多诺夫采夫等人，他们认为国家政权是俄国历史上唯一的创造性力量，国内政策的基础是强权原则，对社会生活进行严格规定和监督，国家公民只能拥有最小的主动性，或者是根本没有主动性。发展地方自治将导致分立趋势，衡量地方自治的实用性和必要性的主要标准是为君主制国家服务。第二个派别的代表人物为斯拉夫主义者，他们主张给予公民自由，包括新闻自由，坚持必须有发达的地方自治制度，赋予公民自治以及社会的自我组织以重大作用，将之作为君主制完全存在的条件。例如，И·С·阿克萨科夫所设计的俄国未来社会政治制度是“以专制沙皇为领导的地方自治公社”，这种国家管理模式完全依赖于君主和地方社会自治的相互作用。第三个派别的主要代表人物为К·Н·列奥季耶夫和Л·А·季霍米罗夫，他们同样拥护强大的国家政权，但意识到完全依靠国家官僚机构的不足，提出了等级-社团国家的概念。К·Н·列奥季耶夫第一个将“社团”（корпорация）与“等级”（сословие）的术语并在一起使用{27}，主张从法律上确立专制权力控制下的等级—社团制度，国家制定维护各社会阶层利益的政策。新形成的一些阶层，首先是无产阶级，与传统的社会阶层一起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Л·А·季霍米罗夫提出了“阶级团结”和社团国家相辅相成的想法。他计划在未来成立各个职业组织——社团，但必须使之处于政府监督之下。国家位于各阶级之上，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起着社会仲裁者的角色。他所提出的社团国家的理论基础是在不放弃君主制度的条件下实现“社会和平”，后来在俄侨保守主义者的思想和理论构建中获得了广泛发展。
俄国保守主义在坚持中央集权制度的同时坚持帝国制度，认为在俄国地理条件下，任何削弱中央集权，给予地区更多权力的思想，都必然会导致国家管理涣散，地区分立及至国家解体。俄罗斯民族是帝国的主要构成因素，起主导性作用，“在俄罗斯人民的保护之下”， 历史上形成的俄罗斯帝国模式促进了生活在这片国土上的所有民族的联合，同时各个民族保留着自己的独特文化和种族特色。出于同样的原因，保守主义者强烈反对联邦制度，认为在各民族文化、语言、历史传统和“野心”各异的情况下，对俄罗斯帝国实行联邦制改革的方案都是“儿童般不切实际的幻想”。俄国政治体制在形式上必须是单一的，但在精神上是联邦的。团结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应突出各地区和民族独立的精神文化，使全国人民兄弟般的团结在一起。
四、保守主义政治现代化的方法论
俄国保守主义者主張保留传统社会生活形式，维护国家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制度，否定牺牲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社会改革，认为这是脱离“根基”，转向历史虚无主义。他们坚信人类无权承担改造世界的使命，根据某些理性构建模式对社会进行抽象改造是最大的危险，人类的理智是有局限的，从原则上讲没有能力预测自己行动的全部后果，而这些后果对社会来说可能是悲剧性的。用俄国侨民政论家Н·А·雷梅尔斯的话讲，保守主义者倾向于把所有改革计划制订者称为“最危险的罪犯，比疯子和杀人犯更可怕的人”。{28}
但是，俄国保守主义者是否为顽固的守旧者，全然反对改革？他们是否有自己的改革纲领和现代化方法论？对于前一个问题答案是否定的，第二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从19世纪下半叶起，俄国保守主义者开始意识到对国家权力和社会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克里木战争失败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矛盾尖锐，亚历山大二世自由主义改革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特和斯托雷平的经济政策，使国家君主制组织结构中融入了西方法律和制度因素，保守主义者认为这与俄国传统政治和文化相矛盾，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冲突，提出了在专制框架下进行改革的模式，Р·派普斯就此指出，从19世纪下半叶起“俄国保守主义从维护现行体制的静止学说转成变革的理论”。{29}
俄国保守主义者提出的现代化模式的基础是历史进程的连续性、社会发展的继承性和改革的渐进性。与政治激进主义者要求全面摧毁旧社会，进行根本性改革的现代化方案不同，他们认为任何改革都是某种历史逻辑的延续，人民生活的历史应该遵循这个逻辑逐渐地改革。改革通过发展和变革传统制度来实现，保证社会体系整体上的平稳运行。改革应致力于完善和更新现行“社会秩序”，不放弃社会体制的基本原则，传统价值观和文化规范。他们确信，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与创新并不矛盾，因为创新本身是自我发展机制作用的结果，是历史演化进程中社会体系运行、完善和建设地适应周围世界的一种独特进程。保守主义进化改革模式本身是维护现有社会政治体系的一种手段。斯拉夫主义创始人之一А·С·霍米亚科夫强调，保守主义不是一种追求既往，而是面向未来的学说：“保守主义”——是不断的完善，这种完善建立在改进古老事物之上。完全停滞是不可能的，而断裂更是灾难性的。{30} 俄国哲学家Н·А·别尔嘉耶夫也对保守主义做出类似评价，“保守主义原则本身与发展并不对立，它只是要求有机的发展，未来不是对过去的灭绝，而是对过去的进一步发展”。{31}
保守主义者强调社会的“自然”起源，提出社会有机体的概念，认为不能任意将一些国家的政治经验与制度转移到国外土壤。在他们看来，每个社会都是独特的历史发展果实，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在特定的土壤中诞生并成长，社会和政治制度也是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社会条件下独特而不可复制的产品，不能对其进行机械移植。保守主义者注意到文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民族特色的现代化方案，Н·Я·达尼列夫斯基的《俄国与欧洲》一书针对欧洲中心论，社会进步的单线性模式，提出了“文化—历史类型”文明理论。各个文化—历史类型文明的基本原则不会彼此转移，真正的发展只能是在一定的民族—文明结构框架内，以保留文明的自我定位和有机整体性为条件。{32} 任何现代化的原始基点是国家传统社会文化和政治原则。
保守主义政治现代化方法论的必要组成部分是由Л·А·季霍米罗夫提出的 “保守主义改革”系统理论。他指出，改革首先要符合“民族生活的传统思想”和“民族存在的条件”。“任何变化要自然地发生，发生在需要并且可以改变的地方，在已经积累了变革条件的地方，就像大树发新芽一样。”进行任何改革时都必须非常审慎，考虑到改革的后果。对于政治家来说，“所有事情都变化万端，谁能预料到这一切会发生”这样的说法不是洗脱责任的理由，而是不胜任职责的借口。Л·А·季霍米罗夫认为，政治是一种工具，要为民族的安康生活，物质和精神力量的壮大创造各种可能的条件。国家制度形式应符合历史传统，人民独特的文化和心理需求。他通过分析俄国历史指出君主制从最初起就是俄国主导政治形式，千年之间一直是如此，这是由俄罗斯民族社会文化、心理和地缘政治特点决定的。俄国专制制度是俄国历史发展的结果，保障俄罗斯民族走自己的历史发展道路，避免停滞和革命震动。他指出，俄国传统国家机构和法律关系在彼得堡发展时期处于西欧压力之下，俄国政治进程出现消极因素，社会意识中的君主制思想被破坏，俄罗斯独特文明的基础被动摇，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革命的爆发。应该指出，Л·А·季霍米罗夫的一些立场在今天也具有现实的意义，他坚持必须深入研究社会生活中的民族、历史、文化和宗教基础，任何一种政治上层建筑都建立在这些基础上。一个国家的政治学也应该是独立的，要谨慎地对待外来政治思想，不盲目模仿，因为这些思想经常是产生于与本国迥异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下，可能对本国人民的政治和文化生活有害无利。
保守主义政治现代化理论维护的君主专制制度在1917年之后俄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中停止存在，这是否意味着研究这个问题不再有“现实意义”？这里我们遇到一个神奇的悖论：“1917年2月推翻专制制度后的俄国还有保守主义君主制度的元素吗？”基于俄国历史上苏联以及苏联后时期的现实，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这个问题给予肯定回答。俄国强大的专制传统，民族意识倾向于强权国家、宗法式保护、铁腕政治和帝国思想，这一切至今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可以说，保守主义政治学说可能最为完整地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的政治理念及精神特征。当前俄国对保守主义的兴趣不断增加，希望保守主义丰富的创作遗产帮助解决现代俄国生存和发展的最紧迫问题。我们认为，正如近代俄国改革的戏剧性实践所表明的，国家转向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将历史传统、现代原则与本土中成长起来的一切结合起来，不会是徒劳无益的。
注释：
① См.： Добреньков В. И.，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ология России？//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 18， Социология и политология， 2011， №. 02， c.3-55.
② 约瑟夫·德·梅斯特尔是法国哲学家、政治家和外交家，代表作品为《论法国革命》，德·波纳德是法国哲学家，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政治家，代表作品为《公民社会的政治和宗教权力理论》和《试析社会体制的自然规律》。
③⑧{16} Гусев В. А.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и этапы развития， Тверь， Твер-ь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1， c.35， c.40， c.58.
④⑤ Иларион， митрополит Киевский， Слово о законе и благодати// Златоструй.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90， c.144， c.117.
⑥ Владимир Мономах， Поучение// Златоструй，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c.166-167.
⑦ Добреньков В. И.，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ология России？//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 18， Социология и политология， 2011， №.2， c.6.
⑨Слова и речи Филарета， Митрополит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Собрание второе， Часть III. М.， Типографии Грачева и Ко， 1861， c.17.
⑩ Тускарев А. 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едантихристова эпоха. Киев， Изд. Свет Печерский， 1993， c.14.
{11}Тихомиров Л. А. Единоличная власть как принцип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ения， М.， ТРИМ， 1993，c.80-81.
{12} Киреевский И. В.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М.，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84， c.2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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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许金秋，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长春，130012。
关键词：俄国；保守主义；政治现代化；传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罗斯政治现代化理论与进程研究”（项目编号：12CSS010）
中图分类号：K5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4-0117-07
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俄国各政治派别和意识形态论者曾经积极寻求本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众多问题的答案，提出社会政治改革方案，用现代术语表达可称为政治现代化理论。保守主义者追求在传统价值观基础上实现在他们看来最佳的社会发展模式，即在俄国实现保守主义现代化。20世纪90年代激进自由主义改革的悲剧性后果使俄国社会大多数群体对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信任危机加深，公民的选举行为表明他们积极反对西化的意识形态，希望寻找一种基于国家历史和社会文化传统之上的建设性的“本土”意识形态。各种政治力量审时度势，急于宣称自己为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开始在政治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逐步官方意识形态化。俄国许多学者和国务活动家也开始认识到把传统和现代化概念对立起来的国家现代化道路将注定失败，因此保守主义可能成为21世纪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① 当代俄国政治局势使革命前保守主义现代化方案具有了现实意义，研究俄罗斯帝国时期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对于理解当代俄国现状及其寻找摆脱政治与文明危机的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形成
“保守主义”的概念出自拉丁词汇“conservare”——保护、维护。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流派，“保守主义”诞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西欧，是对法国大革命及此前的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回应。保守主义思想诞生的标志是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的著作《反思法国大革命》以及法国哲学家德·梅斯特尔和德·波纳德的著作②，这些作品中提出了与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针锋相对的价值观清单：宗教性是个人和社会的主要特征，政治活动与宗教和精神世界相辅相成；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集体优先于个体，维护强大的国家政权；推崇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是生活的基础，相对于抽象逻辑处于优先地位；社会进程是一种自然的有机发展，主张变革的渐进性和谨慎性；个人权利和自由受制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个人的地位在客观上不平等，社会具有等级结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原则是维护社会传统，是对动摇和破坏传统生活的事件与进程作出的理论回应，以保护或恢复历史传统为根本任务。
俄国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形成，到20世纪初完成了自己的理论建构，是对法国大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化进程及其对俄国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反应，也是对国家激进的西化政策及现代化进程在思想和政治上所做出的反思。保守主义有其自身的背景，乃是建立在先辈的思想基础之上。19—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保守主义思想是基于国家千年的传统，根据俄国研究保守主义的著名学者В·А·古谢夫的观点，在完整地阐述俄国保守主义思想轮廓之前，有必要勾勒一些决定俄国社会和政治传统特殊发展方向的基本因素。这样的基本因素至少有两个。首先，这是10世纪末罗斯接受的东正教，对人民的日常生活到政治生活各个领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其次，这是由罗斯开放的地理环境决定的有关强大中央集权国家的理想。这些因素决定的价值取向在俄国现存的最早历史文献已经清楚地体现出来。③
基辅都主教伊拉里奥认为罗斯受洗是俄罗斯精神和有意识的历史的起点，他在《教规和神赐宝训》中写道，“当时我们的土地被多神教的热情燃烧得荒芜、干涸，福音突然降临，浇灌我们的土地”。④ “片刻之间我们所有的土地都开始颂扬基督、圣父和圣灵。多神教的黑暗远离我们，笃信教义的霞光闪耀；魔鬼笼罩的黑暗时代消失，福音的训示照耀着我们的土地”。⑤ 在位期间使基辅罗斯国力达到鼎盛的莫诺马赫大公给国务活动家的《训诫》体现了东正教对政治观点的影响，“要敬畏上帝高于一切，不要杀死任何一个基督徒”。⑥ 东正教在基辅罗斯时代就完全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几百年以来“东正教徒”和“俄罗斯人”几乎成为同义词。随着莫斯科王国的兴起，人们越来越关注沙皇权力的来源和本质问题，在一点上达成共识，即认为罗斯必须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国家。修道院长菲洛费伊的“莫斯科—第三罗马”的观点在这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异教徒占领之后，罗斯开始确信自己是拜占庭的历史继承者，世界上唯一的真正信仰的守护者。菲洛费伊把这些观点发展成为政治学说，将东正教和强大国家的理想结合起来，国家开始为维护东正教承担责任，“虽然两个罗马灭亡了，但第三个巍然屹立，而且不会再有第四个”。罗斯一直把“天主教”西方作为东正教的主要敌人，由此出现了传统的反西方思想，把西方视为东正教及其独特人民文化的威胁，11世纪这种立场已经出现。著名的修道院院长圣狄奥多西的《基督教或天主教信仰宝训》整部作品中已明显贯穿着反西方的思想。这个延续了七个世纪的反西方传统在18世纪被严重动摇，从彼得改革开始俄国启动了追赶西方经济先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吸收西方文明的行为准则以及全套价值观，尽管当时存在对西方文明的批评声音，如杰出国务活动家和思想家代表В·Н·塔季舍夫、М·М·谢尔巴托夫公爵的著述，А·П·苏马罗科夫和Г·Р·杰尔扎温的诗歌等，可以說这是俄国保守主义政治学说的先驱。法国大革命后，俄国重新对欧洲持警觉态度，这场革命使俄国贵族经历了真正的精神冲击，他们看到了俄国西化将面临的巨大代价——爆发革命，从此开始积极探索俄国与欧洲的本质差别，揭示真正贯穿和决定俄国历史的独特传统。法国大革命成为影响俄国社会和政治思想转折的重大事件，俄国开始形成独立的保守主义思想。
俄国保守主义的诞生与Н·М·卡拉姆津和С·С·乌瓦罗夫的创作活动联系在一起。Н·М·卡拉姆津可以说是俄国保守主义思想整体上的奠基人，他在俄国第一个对法国大革命作出反应，在自己的一些政论著作中对国家体制、革命、自由、平等和对西方的态度等问题提出保守主义政治观点，成为俄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基石，随后几代俄国保守主义者都从中寻找其思想观点进一步发展的支柱和源泉，在这个意义上说他可以与英国的伯克、法国的梅斯特尔和波纳德等思想家相比肩。С·С·乌瓦罗夫作为尼古拉一世时期俄国科学院主席，人民教育大臣，创造性地提出了“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三位一体的“官方民族性”理论，这个理论体现了“俄罗斯社会生活深处蕴含的隐密原则，俄罗斯人民的精神性灵，俄罗斯文明的基本原则”，直到1917年俄罗斯帝国崩溃一直是国家官方意识形态，也成为俄国保守主义的“座右铭”。⑦ 19世纪上半叶是俄国保守主义流派之一的斯拉夫派创作的繁荣时期，斯拉夫派在与西方派的思想争论中完成了自己有关俄国发展道路特殊性的政治-哲学思想建构。但19世纪上半叶只可称为俄国保守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比较系统而完整的保守主义理论和政治现代化学说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资本主义关系形成时期，与亚历山大二世改革时代相契合。俄国保守主义在批评欧化改革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到20世纪初完成了自己的理论建构。Л·А·季霍米罗夫、М·Н·卡特科夫、К·П·波别多诺夫采夫、И·С·阿克萨科夫和 К·Н·列奥季耶夫等提出了保守主义政治理论和改革方案，使俄国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得以系统化。
与其他意识形态一样，俄国保守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不是统一的，学界根据不同的标准将其划分成为不同的流派，比较公认的有两个基本派别：国家保护流派和斯拉夫派。国家保护流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Н·М·卡拉姆津、М·Н·卡特科夫、К·П·波别多诺斯采夫和Л·А·季霍米罗夫等。他们强调专制制度是俄国的根本传统，主张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维护和完善俄国在彼得堡发展时期形成的管理机制。斯拉夫派认为俄国传统的核心是由东正教衍生的民族性，专制制度只是一种服务性工具，用于保障俄国人民独特文化的有机发展。俄国上千年的东正教信仰及特殊的地理和气候环境条件，使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世界和国家传统。尽管保守主义者所倚重的传统不同，提出的思想主张各异，流派纷杂，但还是具有共同的思想核心，В·А·古谢夫对俄国保守主义实质的界定最为精确，“有资格称为俄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前提是这种思想无条件地遵循俄国的古老传统，把东正教及在其基础上产生的从日常生活、民族精神、经济至政治方面的关系规范视为一种绝对的价值观；把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视为一种政治理想；谨慎地对待俄国历史上一直面临的西方扩张问题，把之视为对东正教及由其产生的民族文化以及保卫这种文化的国家政权的威胁。”⑧
二、保守主义政治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思想
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建立在宗教价值观之上，思想核心是从神学角度阐释国家、社会和政治生活现象，认为个人、社会和国家权力都源于上帝。俄国精神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基础是东正教，莫斯科大主教费拉列特的观点代表了东正教会对国家和政权的诠释：国家的产生是“造物主的意图”，政权的基础在于服从，“服从”是社会存在的基础。⑨ 在东正教思想中君主专制是唯一合法化的国家形式，专制政权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的本质。君权神授是君主专制学说的本体论基础，也是君主政权合法性的根本原则。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任何现代化趋势都不可动摇君主专制原则。教会在国家中起到精神领袖的作用，教会与国家不可分离，国家是民族的躯体，教会是民族的灵魂。东正教有关专制政权的理论有着救世主的意蕴，沙皇“肩负特殊使命，与教会合奏交响乐根除世间罪恶”。⑩
保守主义思想认为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个人、社会阶层与国家整体的有机联系。国家独立于个人和社会阶层，由神意授予专制权力的君主为代表，君主与臣民的关系不是由法律决定，而是由建立在宗教服从基础上的道德义务决定。也许可称为俄国君主主义最主要理论家的Л·А·季霍米罗夫指出，君主制存在的前提是社会存在某种使人们时刻准备无条件遵从的普遍道德理想，能够对社会起到这种巨大影响的只有宗教，而不是任何哲学体系。{11} 人类是“宗教的动物”，不管历史时代如何在生活中都需要道德和精神权威，国家统治者的神选性质，使君主成为“真理”的标尺。保守主义者对君主制政权从宗教-道德立场的解释也体现在他们对法律的看法当中，他们认为法律意识基于宗教道德和良心之上。“俄国法律通常先在人民的观念中自然形成，之后才被写在纸上，成为法律”。{12} 在俄国人民的意识中，道德伦理高于一切。法律条文应该符合道德规范；法律的适用永远要符合真理和正义。不管法律和政府机制、法院和行政部门如何完善，如果公民不是发自内心地认为他们在根据公正和道德规范生活，那么都不能保证国家的目标得到实现。
在保守主义思想建构中有机论的范畴占据着特殊的位置，认为整体高于部分，国家高于个人、团体和阶级，并提出“国家机体”的理论，国家机体不只由个体的成员组成，也由固定的集体成员，即社会阶层（等级、社团、村社等）组成。等级制度是宇宙的主导原则，也是社会生活的主导原则。Л·А·季霍米羅夫指出，任何社会都分成阶层、阶级、社会和职业团体，这种划分是常见的、永恒的、必然的现象。{13} 社会平等从原则上讲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环境本质上是不平等的，人的能力、才干和道德境界等方面也存在自然的不平等，别尔嘉耶夫在分析贵族作风时写道：“高贵的骨头”的存在不仅是等级的偏见，也是不可否认的人类学事实。{14}保守主义者对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权力”和“自由”等概念的看法也都是从有机论的角度出发。保守主义思想中的人是有机的个体，上帝主权思想的载体，个体本身通过上帝获得最高的意义，也只是在与其他的“我”有机合作的制度下才有意义。保守主义思想中的人如果不加入一系列微型社会：地域和教会的公社、社团或等级等等，不能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人。斯拉夫派推出了“聚合性”思想（идея соборности），承认人类个体的最高价值，但每个个体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的“我”共融。斯拉夫派认为，俄国传统的生活组织——村社之中最明显地体现了聚合性原则。{15} 保守主义者重视人的内心自由，认为俄罗斯人民追求的是内心世界，在他们的价值结构体系中政治利益占据相当低的位置，他们在政治问题方面不太内行，但在精神领域十分内行。因此国家在政治方面实行专制主义，在精神领域实行共和制——“宗教民主”。{16} 在保守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家作为强制的范畴和社会作为自由的范畴两者并不相对立，“人民的自由只有在国家中才能够发展”，“只有给予人民自由的国家才能走向强盛”。{17}
保守主义思想家经常将伟大的俄罗斯民族与国家等同起来，强调俄罗斯民族的重要意义。他们提出，历史上赋予特殊地位的种族成为国家的基础，将其他种族以国家的名义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俄国，这样的优势种族只能是俄罗斯民族，Л·А·季霍米罗夫写道：“俄国——由俄罗斯民族创建并且仅能由俄罗斯民族维护，只有俄罗斯人的力量能使其他民族走向彼此的团结以及与帝国的团结”。{18} 他们在赋予俄罗斯民族肩负国家以及人民命运重大责任的同时，强调国家境内各个民族应该同样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国家整体的成员，一个最高政权的臣民。与民族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保守主义者对俄国与西方关系的看法。他们持激进的反欧洲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想，提出俄罗斯是一种独特的文明，俄国和西方在本体上敌对。例如，俄国地缘政治学家、泛斯拉夫主义思想家、文明历史观奠基人之一，也是重要的保守主义思想家的Н·达尼列夫斯基认为俄国“致命的谬误是西方主义”，将欧洲文明与全人类文明等同，向俄国土地上移植西方制度。他不仅否认俄国属于欧洲，而且认为西方也把俄国和斯拉夫人民看成是异己的、敌对的。俄国注定要与欧洲斗争。{19} 同为保守主义思想权威的К·Н·列奥季耶夫也持这种立场，认为俄国的历史使命在于抵御因自由主义追求平等进步而腐朽退化的欧洲，巩固自己的拜占庭保守主义原则——东正教、君主制国家和农民村社。{20} 他们坚持俄罗斯文明的独特性及其与西方的根本区别，把俄罗斯看成是具有无与伦比的精神基础的特殊世界，有着自己的历史道路。
三、保守主义政治现代化方案中的政治—社会组织形式
保守主义者认为俄国历史上最适合的国家体制形式是专制制度，这种制度一方面满足了国家地缘政治地位所带来的军事国防任务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符合俄国东正教精神的价值观念体系。但他们强调俄国专制制度与西欧一定时期内非常普及的绝对专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西欧绝对专制君主的权力是真正无限的，捍卫自身和上层贵族的利益，以武装力量为支柱，很少关注人民的意见，而俄国专制制度充分代表了人民的愿望。Л·А·季霍米罗夫对俄国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理论论证，划分出了三种类型的君主制：“真正的”专制君主制（мона-рхия самодержавная）以及两种偏离形式：独裁君主专制（монархия деспотическая）和绝对君主专制（монархия абсолютная）。独裁君主专制的基础是神化君主个人，而不是一套社会所接纳的宗教体系，君主可以肆意专断，君主的个性决定了专制统治的特点。东方君主制是这种类型的专制。绝对君主专制的统治也没有宗教根基，专制政权把自身与国家等同。绝对君主制在西方比较典型。而俄国“真正的”君主专制则建立在宗教—道德根基之上，由民族精神承认和支持，并不是绝对的专制：“它必须履行宗教—道德原则，也因此才获得了合法的无限权力”。{21} 俄国专制制度源于人民对道德自由的理解和追求基督的自我完善，人民赋予了君主所有的权力，留给自己的是完全的道德和精神自由，政权的职责是保障人民的和平与宁静，“思想的权利”属于人民，“行动的权利”属于沙皇。
保守主义者认为俄国专制政权的实质首先是君主在上帝面前承担着巨大的个人责任，为国家作出牺牲，专制者的权力不是特权，而是伟大的奉献，因此这种权力也不能被任何人所限制，“人们对沙皇权力的任何限制都会使他得到解脱，不再对良心和上帝负责。”{22} 他们一致坚决反对通过宪法限制君主权力的西方议会制度，认为主张“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并基于人民意愿”的民权理念是最虚伪的政治原则之一，这个原则的谬误主要在于理论与实践相矛盾。在最经典的议会制国家，其实践也不符合其理论中所设定的任何一个条件：选举不代表选民的意志，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也不会受到选民观点的影响，选民只是代表“拉拢选票的对象，获得社会权力和地位的工具。具有爱国思想的杰出人物，具有荣誉和责任感的人物并不适应这种选举程序，在这种选举程序中拔得头筹者一般是谋求私利、善于钻营的人。从理论上讲，议会代表应该是阅历丰富、公正无私者，但在实践中，议会代表通常是一批自私自利、巧舌如簧者。议会制度是自私自利的最高体现。”{23} 但对于俄国君主制条件下是否可以设立人民代表制度问题，保守主义者内部斯拉夫派和国家保护流派之间产生了分歧。斯拉夫派主张在俄国君主制下设立全民的人民代表制度，而国家保护流派坚持沙皇与人民直接交流的模式。
斯拉夫派提出建立沙皇下的“纯俄罗斯的”人民代表制度，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有效联合。А·И·科舍廖夫在其著作《专制制度和国民杜马》中最先提出了君主制下的“人民代表制”的完整学说。这种人民代表制在形式上是沙皇下的特殊咨议机构国民杜马（Земская Дума），是选举产生的泛等级组织，由沙皇下令召开，“在召开时不是讨论一般宪法问题，而是直接研究和寻找改善国家内部管理的必要措施，确定国家、社会和地方预算”。{24} 君主专制下的“人民代表制度”与立宪君主制下的“议会代表制” 的根本区别在于，西方立宪国家议会代表制的任务是限制君主的权力，俄国君主专制下人民代表制的主要职能是实现沙皇和人民之间的真正交流。{25} 但斯拉夫派的这种思想遭受到国家保护流派的激烈批评，认为类似理论是“自由主义的火种”，可能导致通过宪法限制君主权力，也可能引发革命。他们认为，俄国君主制只有在沙皇与人民直接交流的情况下才能维护自己的专制性质。设立任何代表制，从议会到国民会议，都会破坏沙皇与人民的有机联系，在他们之间建立一个强大的反君主阶层。
保守主义者一致主张俄国必须实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认为只有强大的国家政权可以将俄罗斯多民族国家的所有人民团结起来，解决社会文化、经济和民族矛盾，构建和谐发展的社会。如果国家政权软弱，势必纷争不休，暴力横行，道德根基动摇。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社会局势紧张，各种恐怖和犯罪行为增加的情况下，许多保守主义思想家毫不犹豫地选择采取不惜一切确保国家利益的手段。М· Н·卡特科夫指出：“国家的象征是剑——在必要的时候要采取严厉乃至残酷的措施”。{26} 国民服从和顺从国家不是社会的反常状态，而是普遍规范。但保守主义者同時也严肃地研究了君主制国家下的社会组织和自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思想观点有所分歧，大体可分成三个派别。第一个派别的代表人物为Н·М·卡拉姆津、М·Н·卡特科夫和К·П· 波别多诺夫采夫等人，他们认为国家政权是俄国历史上唯一的创造性力量，国内政策的基础是强权原则，对社会生活进行严格规定和监督，国家公民只能拥有最小的主动性，或者是根本没有主动性。发展地方自治将导致分立趋势，衡量地方自治的实用性和必要性的主要标准是为君主制国家服务。第二个派别的代表人物为斯拉夫主义者，他们主张给予公民自由，包括新闻自由，坚持必须有发达的地方自治制度，赋予公民自治以及社会的自我组织以重大作用，将之作为君主制完全存在的条件。例如，И·С·阿克萨科夫所设计的俄国未来社会政治制度是“以专制沙皇为领导的地方自治公社”，这种国家管理模式完全依赖于君主和地方社会自治的相互作用。第三个派别的主要代表人物为К·Н·列奥季耶夫和Л·А·季霍米罗夫，他们同样拥护强大的国家政权，但意识到完全依靠国家官僚机构的不足，提出了等级-社团国家的概念。К·Н·列奥季耶夫第一个将“社团”（корпорация）与“等级”（сословие）的术语并在一起使用{27}，主张从法律上确立专制权力控制下的等级—社团制度，国家制定维护各社会阶层利益的政策。新形成的一些阶层，首先是无产阶级，与传统的社会阶层一起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Л·А·季霍米罗夫提出了“阶级团结”和社团国家相辅相成的想法。他计划在未来成立各个职业组织——社团，但必须使之处于政府监督之下。国家位于各阶级之上，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起着社会仲裁者的角色。他所提出的社团国家的理论基础是在不放弃君主制度的条件下实现“社会和平”，后来在俄侨保守主义者的思想和理论构建中获得了广泛发展。
俄国保守主义在坚持中央集权制度的同时坚持帝国制度，认为在俄国地理条件下，任何削弱中央集权，给予地区更多权力的思想，都必然会导致国家管理涣散，地区分立及至国家解体。俄罗斯民族是帝国的主要构成因素，起主导性作用，“在俄罗斯人民的保护之下”， 历史上形成的俄罗斯帝国模式促进了生活在这片国土上的所有民族的联合，同时各个民族保留着自己的独特文化和种族特色。出于同样的原因，保守主义者强烈反对联邦制度，认为在各民族文化、语言、历史传统和“野心”各异的情况下，对俄罗斯帝国实行联邦制改革的方案都是“儿童般不切实际的幻想”。俄国政治体制在形式上必须是单一的，但在精神上是联邦的。团结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应突出各地区和民族独立的精神文化，使全国人民兄弟般的团结在一起。
四、保守主义政治现代化的方法论
俄国保守主义者主張保留传统社会生活形式，维护国家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制度，否定牺牲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社会改革，认为这是脱离“根基”，转向历史虚无主义。他们坚信人类无权承担改造世界的使命，根据某些理性构建模式对社会进行抽象改造是最大的危险，人类的理智是有局限的，从原则上讲没有能力预测自己行动的全部后果，而这些后果对社会来说可能是悲剧性的。用俄国侨民政论家Н·А·雷梅尔斯的话讲，保守主义者倾向于把所有改革计划制订者称为“最危险的罪犯，比疯子和杀人犯更可怕的人”。{28}
但是，俄国保守主义者是否为顽固的守旧者，全然反对改革？他们是否有自己的改革纲领和现代化方法论？对于前一个问题答案是否定的，第二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从19世纪下半叶起，俄国保守主义者开始意识到对国家权力和社会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克里木战争失败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矛盾尖锐，亚历山大二世自由主义改革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特和斯托雷平的经济政策，使国家君主制组织结构中融入了西方法律和制度因素，保守主义者认为这与俄国传统政治和文化相矛盾，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冲突，提出了在专制框架下进行改革的模式，Р·派普斯就此指出，从19世纪下半叶起“俄国保守主义从维护现行体制的静止学说转成变革的理论”。{29}
俄国保守主义者提出的现代化模式的基础是历史进程的连续性、社会发展的继承性和改革的渐进性。与政治激进主义者要求全面摧毁旧社会，进行根本性改革的现代化方案不同，他们认为任何改革都是某种历史逻辑的延续，人民生活的历史应该遵循这个逻辑逐渐地改革。改革通过发展和变革传统制度来实现，保证社会体系整体上的平稳运行。改革应致力于完善和更新现行“社会秩序”，不放弃社会体制的基本原则，传统价值观和文化规范。他们确信，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与创新并不矛盾，因为创新本身是自我发展机制作用的结果，是历史演化进程中社会体系运行、完善和建设地适应周围世界的一种独特进程。保守主义进化改革模式本身是维护现有社会政治体系的一种手段。斯拉夫主义创始人之一А·С·霍米亚科夫强调，保守主义不是一种追求既往，而是面向未来的学说：“保守主义”——是不断的完善，这种完善建立在改进古老事物之上。完全停滞是不可能的，而断裂更是灾难性的。{30} 俄国哲学家Н·А·别尔嘉耶夫也对保守主义做出类似评价，“保守主义原则本身与发展并不对立，它只是要求有机的发展，未来不是对过去的灭绝，而是对过去的进一步发展”。{31}
保守主义者强调社会的“自然”起源，提出社会有机体的概念，认为不能任意将一些国家的政治经验与制度转移到国外土壤。在他们看来，每个社会都是独特的历史发展果实，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在特定的土壤中诞生并成长，社会和政治制度也是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社会条件下独特而不可复制的产品，不能对其进行机械移植。保守主义者注意到文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民族特色的现代化方案，Н·Я·达尼列夫斯基的《俄国与欧洲》一书针对欧洲中心论，社会进步的单线性模式，提出了“文化—历史类型”文明理论。各个文化—历史类型文明的基本原则不会彼此转移，真正的发展只能是在一定的民族—文明结构框架内，以保留文明的自我定位和有机整体性为条件。{32} 任何现代化的原始基点是国家传统社会文化和政治原则。
保守主义政治现代化方法论的必要组成部分是由Л·А·季霍米罗夫提出的 “保守主义改革”系统理论。他指出，改革首先要符合“民族生活的传统思想”和“民族存在的条件”。“任何变化要自然地发生，发生在需要并且可以改变的地方，在已经积累了变革条件的地方，就像大树发新芽一样。”进行任何改革时都必须非常审慎，考虑到改革的后果。对于政治家来说，“所有事情都变化万端，谁能预料到这一切会发生”这样的说法不是洗脱责任的理由，而是不胜任职责的借口。Л·А·季霍米罗夫认为，政治是一种工具，要为民族的安康生活，物质和精神力量的壮大创造各种可能的条件。国家制度形式应符合历史传统，人民独特的文化和心理需求。他通过分析俄国历史指出君主制从最初起就是俄国主导政治形式，千年之间一直是如此，这是由俄罗斯民族社会文化、心理和地缘政治特点决定的。俄国专制制度是俄国历史发展的结果，保障俄罗斯民族走自己的历史发展道路，避免停滞和革命震动。他指出，俄国传统国家机构和法律关系在彼得堡发展时期处于西欧压力之下，俄国政治进程出现消极因素，社会意识中的君主制思想被破坏，俄罗斯独特文明的基础被动摇，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革命的爆发。应该指出，Л·А·季霍米罗夫的一些立场在今天也具有现实的意义，他坚持必须深入研究社会生活中的民族、历史、文化和宗教基础，任何一种政治上层建筑都建立在这些基础上。一个国家的政治学也应该是独立的，要谨慎地对待外来政治思想，不盲目模仿，因为这些思想经常是产生于与本国迥异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下，可能对本国人民的政治和文化生活有害无利。
保守主义政治现代化理论维护的君主专制制度在1917年之后俄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中停止存在，这是否意味着研究这个问题不再有“现实意义”？这里我们遇到一个神奇的悖论：“1917年2月推翻专制制度后的俄国还有保守主义君主制度的元素吗？”基于俄国历史上苏联以及苏联后时期的现实，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这个问题给予肯定回答。俄国强大的专制传统，民族意识倾向于强权国家、宗法式保护、铁腕政治和帝国思想，这一切至今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可以说，保守主义政治学说可能最为完整地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的政治理念及精神特征。当前俄国对保守主义的兴趣不断增加，希望保守主义丰富的创作遗产帮助解决现代俄国生存和发展的最紧迫问题。我们认为，正如近代俄国改革的戏剧性实践所表明的，国家转向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将历史传统、现代原则与本土中成长起来的一切结合起来，不会是徒劳无益的。
注释：
① См.： Добреньков В. И.，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ология России？//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 18， Социология и политология， 2011， №. 02， c.3-55.
② 约瑟夫·德·梅斯特尔是法国哲学家、政治家和外交家，代表作品为《论法国革命》，德·波纳德是法国哲学家，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政治家，代表作品为《公民社会的政治和宗教权力理论》和《试析社会体制的自然规律》。
③⑧{16} Гусев В. А.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и этапы развития， Тверь， Твер-ь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1， c.35， c.40， c.58.
④⑤ Иларион， митрополит Киевский， Слово о законе и благодати// Златоструй.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90， c.144， c.117.
⑥ Владимир Мономах， Поучение// Златоструй，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c.166-167.
⑦ Добреньков В. И.，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ология России？//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 18， Социология и политология， 2011， №.2， c.6.
⑨Слова и речи Филарета， Митрополит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Собрание второе， Часть III. М.， Типографии Грачева и Ко， 1861， c.17.
⑩ Тускарев А. 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едантихристова эпоха. Киев， Изд. Свет Печерский， 1993， c.14.
{11}Тихомиров Л. А. Единоличная власть как принцип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ения， М.， ТРИМ， 1993，c.80-81.
{12} Киреевский И. В.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М.，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84， c.226-227.
{13}{21} Тихомиров Л. А. 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СПб.， Комплект， 1992， c.510， c.98.
{14} Цит. по： Кольев А. Н. Нация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теория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ой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М.， Логос. 2005， c.184-185.
{15} Каплин А. Д.，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славянофилов， История и будущее России， М.：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08， c.167.
{17} Тихомиров Л. А. Что такое монархия Опыт монархического катехизиса， М.， Вострогов， 1911， c.9.
{18} Тихомиров Л. А. К реформе обновл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Тип. В.М. Саблина， 1912， c.46-47.
{19}{32} Н. Я. Данилевский，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5， c.398， c.493-509.
{20} Леонтьев К. Н. Письма о восточных делах， Он ж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 Тип. В.М. Саблина， 1912， Т.5， c.441.
{22} Тихомиров Л. А. Критика демократии， М.， Москва， 1997， c.532， 531.
{23}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 К. П.， Великая ложь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М.， Русская книга， 1993， c.73.
{24} Кошелев А.И.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и Земская Дума. М.，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11， c.39-40.
{25} Семенов П. Н.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ка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трой， СПб.， Сенат， тип， 1906， c.55.
{26} Катков М. Н. Собрание передовых статей Московских ведомостей с 1863 по 1887 г. М.， Издание С. П. Катковой， 1897， c.302.
{27} “等級”表示的社会团体的归属性由继承原则决定；而“社团”表示的社会团体的归属性由职业或领域特征决定。
{28} Реймерс Н. А. О правом и левом типах мышления， Париж， [б. и.]， 1949， c.27.
{29} Пайпс Р.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доклад на XIII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конгресс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М.，[б. и.]， 1970， c.6.
{30} Хомяков А. 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8-ми тт. 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1900， t.8. c.21.
{31} Бердяев Н. А. Философия неравенства， Письма к недругам по социальн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М.，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12， c.133.
作者简介：许金秋，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长春，13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