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90年代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思考
齐琳
摘要：1946年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当中对赵树理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借由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对解放区主流文学界的规范性话语进行了阐发。1947年陈荒煤明确提出了“赵树理方向”，自此对“赵树理方向”的评价便成了一个争议不断的话题。进入20世纪80、90年代后，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主流意识形态下“赵树理方向”的话语叙事做出了阐释，以此揭示“赵树理方向”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的时代境遇以及20世纪80、90年代“赵树理方向”评价背后的历史内蕴。
关键词：“赵树理方向”;主流意识形态;20世纪80、90年代探究;当代文学规范的变迁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 ?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11-0018-03
1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下“赵树理方向”的历史境遇
一直以来赵树理因其独特的人生境遇而受到关注，其创作思想从与主流文艺思想的完全契合到有所偏离也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热点，随着文学理论与观念的发展，学者们做出了褒贬不一的评价。纵观赵树理建国前后的文学观念及创作实践，二者并未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但在建国后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却被置于了被批判的命运当中，这二者之间的落差从中让我们窥见赵树理创作思想与主流话语逐渐偏离的一个过程。建国后赵树理的“方向”定位便“坎坷”起来，甚者可以回溯到1943—1946年的这段评价空窗期，《小二黑结婚》的出版经历重重困难到出版后“无人问津”，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出当时以新文学传统为主导思想的作家、评论家们是不认可赵树理的此种创作的，自1946年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开始，才有了对赵树理的集中关注，其中有些则是出于为响应“党的号召”的目的才将目光投注到赵树理身上，这就可以说明其实从一开始，赵树理的创作实践就未能真正获得认可，只是将其作为应时而生的实践而加以强调。建国后的“东西总布胡同之争”、主编《说说唱唱》却不停地做检讨都表明赵树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已初现端倪，更准确地说赵树理与当初党赋予“赵树理方向”的内涵已渐行渐远。赵树理将目光所及的农民作为书写对象，书写他们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跃进”中的“痛苦”“艰辛”以及因之在抗战之后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自私落后的心理行为，并有些偏执地陷入到民间之中不可自拔，因而与当时大环境所趋所需要的正面阳光的人物形象出现了偏差，从而导致了主流话语引导下的一些学者们对赵树理的批评。如20世纪50年代《三里湾》和《锻炼锻炼》即遭到了批判，“方向”即将遭致冷落的端倪已初步显现。如1950年竹可羽即在《评和》中认为赵树理在人物刻画方面更擅于描写人物的落后，而对人物的先进性的描写则显得有些生疏，“方向”即将遭致冷落的端倪已初步显现了出来。随后赵树理创作出的《三里湾》和《锻炼锻炼》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批判。《三里湾》作为我国第一部較大规模地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部优秀作品同样被认为不能很好地塑造“农民中的先进人物的形象”、没有表现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等。1959年《文艺报》组织“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讨论，恰逢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言论不久，最终导致对赵树理的否定性认识，否定的理由是认为赵树理把社会主义农村描写得太黑暗了。武养的《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读后感》则在此指导下认为赵树理描写的农村妇女形象到对干部的描写都是歪曲了现实。对赵树理越来越严厉的指责和批判，实际上是当时文艺界越来越高涨的激进主义文艺思潮和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反映，这些批评背后的依据最终都指向了《讲话》所规范的主流意识形态叙事话语，既涉及到了“歌颂”与“暴露”问题的争议，同时也与一直强调的“两条路线斗争”有关，后一种强调的反复加强才导致了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在此种话语规范下，赵树理此后的创作不断有着认识上的问题，这也是建国后胡乔木让赵树理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列宁对文艺的言论摘录和一批俄国作家的作品的出发点。无论是批评者还是陈伯达他们都秉持着以《讲话》为主导的文艺规范对赵树理发生的与《讲话》之间的偏离做出纠正甚至批判。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日益严峻，赵树理成了“黑作家”“大毒草”，其创作人物的方法被批为“中间人物论”，以当时的文艺政策和政治观念来界定其人其文，作为“方向”的旗帜引导彻底被打倒了，1970年赵树理最终遭迫害致死。一生起伏兴衰，方向由赵树理到遭致冷落甚至批判，其背后的历史内蕴引发我们思考。
赵树理提出的“文摊”与“文坛”，实已暗含了赵树理后期的命运。笔者以为建国后文艺创作情况可用“文坛”来概括和赵树理的“文摊”相对存在，此时的文坛现状已产生了所谓的“进化”，“文坛”内涵逐渐在“文摊”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时代文化需求。随着抗战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建立，文学的接受对象发生了变化，因之国家文化建设也需要“赵树理方向”的内涵能够与时俱进，但赵树理未能洞悉接受主体的变化以及新话语的需要导致了“赵树理方向”停在了那个年代。
2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的话语阐释
新时期以来，文学迫不及待地呼吸新鲜空气，汲取新鲜养分，从西方传入的新思想、新方法掀起了“重写文学史”的热潮，否定文学与政治过于紧密的关系，回到文学自身，关注文学本体成为重点。“赵树理方向”一直以来被视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践自然在此思潮中会被认为是政治话语的忠实者而受到批判，具体有戴光中《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否定了“赵树理方向”的时代进步性，他从“问题小说论”和“民间文学正统论”两个方面对赵树理创作的现实政治意义倾向和艺术创作上的保守性进行了批判[1]。这当中我们不难看到，戴光中对赵树理的评价存在一些偏颇之处，作者将赵树理的创作完全视为为政治服务的产物，是忽视了赵树理的艺术创作的独立性的。另外还有郑波光的《接受美学与“赵树理方向”——赵树理艺术迁就的悲剧》[2]以接受美学为理论视角，认为赵树理的文学创作的审美层次过于迁就于农民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达不到艺术水准的高度，还将赵树理在“大众化”创作道路中对民间立场的采取以及对传统民间戏曲、小调、说书等的继承与学习视为“艺术迁就”，对赵树理小说创作的时代性发展性及作家审美理想的趋众化，给予否定。上述两篇论文虽然从不同角度论述，但都认为“赵树理方向”的产生是由于赵树理过分注重现实政治意义和农民的需要，将赵树理视为“农民作家”并将其创作手法视为对农民的艺术迁就，足可见对赵树理的贬低意味。然而他们却都忽略了赵树理的身份不仅是一位农民同时也是一名知识分子，他接受过五四新文学教育，并曾经用欧化句式和语法写过小说，因此将赵树理简单地定位为“农民作家”有其偏狭之处。
“接受美学”理论是以文学作品的接受对象为主体出发，根据读者的审美阅读期待心理来进行创作。而赵树理则同样是从农民的审美趣味出发，选择了农民听得懂的语言，将五四新文学局限于城市市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传统打破，将封闭圈之外不识字的农民等低文化水平的人纳入自己的创作活动过程中，创作出“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作品。统观郑波光和赵树理二人，都是从接受者的角度出发，然而各自的审美观不同，此中便存在一个以何为标准的问题。无论是从20世纪50年代“阶级论”的指导思想还是到新时期以后转向以启蒙、现代性的指导思想都是根据时代的变迁发生的转换，如果以现下的思想去对当时的时代选择做出批判实则也存在偏颇之处。
20世纪80年代政治意识形态中心地位的消解，使文学表现出多元化的指向。文学理论与批评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对赵树理的研究也逐渐从更多方面、多角度，运用多种方法展开。20世纪80年代“赵树理方向”的研究大致上呈现出两条路径，一是以戴光中、郑波光为代表的对“赵树理方向”的批驳，另一条则是以政治意识形态标准对“赵树理方向”做出的肯定。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一研究态势发生了改变，打破单一的以艺术性或政治性的单一框架，开始考虑特殊的历史语境赋予赵树理的使命以及赵树理前期自觉遵守并实践《讲话》方向。江胜清的《论“赵树理方向”的生成机制及其影响》一方面认为“赵树理方向”是一个多重原因构成的“历史综合”，是一个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发展和作家的追求相结合的艺术结晶，另一方面从表现内容、接受对象和小说模式、对待中外古今文化遗产的态度上、语言风格四个方面对赵树理进行了分析，认为“赵树理方向”客观上导致了中国文学长期呈现出一种封闭性和保守性。从观念上说，这不能不是一种倒退。”江胜清从正反两方面对“赵树理”方向应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可以说这种学理性态度及方法为我们现在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赵树理方向”的形成不仅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文艺理论将之作为战争时代语境下的统摄文化文学领域的工具，也是赵树理对《讲话》要求的主动靠近的一种选择。战争的爆发使农民作为最广大主体力量凸现于历史场景当中，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之前的“大众化”尝试最终都循环为“化大众”，没有得到实现。战争语境下民族国家的建构对新话语的需求日臻迫切，赵树理的出现恰好提供出了“解决方案”，正如孙犁所说，赵树理是时代的产物。周扬也敏锐地指出在战争这个大时代环境下，由于文化中心的转移，知识分子渐渐迁移到了农村这个闭塞落后的环境，最终使得进步的文艺和落后的农村进一步接触了，迫于文化环境的改变，知识分子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文学创作方式以此来满足作为抗战主体力量的农民的文化需求，这是抗战现实情势所加于新文艺的一种责任。1947年晋冀鲁豫文艺座谈会陈荒煤作《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确立了“赵树理方向”，建国以前赵树理基本上是延循“赵树理方向”进行创作的。其实早在1934年赵树理便明确了“大众化“的创作目标，在《讲话》对作家们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要求之前赵树理已经将之付诸实践。李普在《赵树理印象记》中转引赵树理本人的说法：“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钱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3]事实上，赵树理青年时期接受了现代教育，深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他阅读的主要是“鲁迅、郭沫若、成仿吾、郑振铎等人的作品和《小说月报》《文学周报》等杂志”[4]这培养了作家的文学趣味，也影响了他的创作取向。在赵树理1929年发表的小说《悔》和《白马的故事》中，从情节、语言到心理描写等，无不可以看出新文学的腔调。1930年，好友史纪言将赵树理的《打卦歌》带到北京，在《北平晨报》上发表[5]——这是赵树理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有趣的是，《打卦歌》是古体敘事诗，作者在最后还特地标注：“这段故事，我所以要拿旧体格来写，不过是试试难易，并没有缩回中世纪去的野心：特此声明。”[6]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赵树理方向”的确立既是主流叙事规范下的形成也是赵树理出于主动的选择。
3“方向”评价背后的历史内蕴
对赵树理评价争论的歧义正如贺桂梅所说一方面是此前文艺界对赵树理创作的异议的发露，同时也显现出文坛关于当代文学规范的内涵并未获得统一的认识，而存在着矛盾和冲突[7]。20世纪40、50年代依据《讲话》将赵树理置于文坛格局中的顶端，并通过明确“赵树理方向”树立权威给予他明确定位，随着当代文学规范体制化，赵树理日益与《讲话》所确立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疏离并发生错位，20世纪60、70年代当代文学规范的内涵走向了极端，“赵树理方向”彻底被推下了权威位置，之后左翼规范性话语调控处于不断建构过程当中，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中开始关注文学本身，注意解构政治权力话语，20世纪90年代多元文化格局中随着市场经济的涌入“人文主义思潮”的衰落，当代文学规范的内涵发生了较大转变，作品出版以市场为导向，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与意识形态文学多元并存，三位一体。年代文化的转型使得“大众文学崛起并站稳脚跟，“大众文学”借助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影响的范围日益扩大，读者范围不断扩大，读者市场为大众文学所侵占。这些促使研究者们用客观辩证的视野对赵树理做出评价。当代文学的规范一直建构过程当中，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解放战争时期和当代文学规范体制化时期也在发生着变化，根据时代对作家、评论家们提出不同的历史要求。从对“赵树理方向”的评价来看当代文学规范的变迁意识到中国现代化和市场化实践存在着多种可能性，赵树理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洞察当代文学的契机。
参考文献
[1]戴光中.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J].上海文论，1988（4）：178.
[2]郑波光.赵树理艺术迁就的悲剧[J].批评家，1989（3）：169-170.
[3]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40.
[4]董大中.赵树理年谱[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
[5]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489.
[6]赵树理.赵树理全集[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
[7]贺桂梅.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
（责编：王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