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作用研究综述
陈梦 张霞
[摘要]本文指出西部地区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框架是：人口红利定义与认识、作用机制、动力机制，并沿着这个主体框架进一步对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发展趋势的展望。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增长;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124.1;C924.2 [文献标识码]A 章编号]1009—0274（2019）04—0090—06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经济增长迅猛，人口红利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被国内外学者多次提及，但却没有学者对西部人口红利进行综述。为了全面了解西部地区人口红利现状以及与经济增长关系，我们对西部地区近年来已有人口红利文献综述，梳理出人口红利实质、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动力机制以及西部地区人口红利的发展趋势。
一、人口红利的定义与认识
（一）人口紅利的定义
人口红利被解释为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国家的经济整体呈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是由梅森在研究人口转变与东亚经济增长奇迹联系时首次提出的，由Demographic Gift转变而来的，之后人口红利由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报告中正式引用。梅森提出由于“两头小、中间大”的人口年龄结构带来的劳动力的充分释放以及人口总抚养比的下降，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被称为人口红利。
（二）国外学者对人口红利的认识
人口红利在国外作为新的研究视角被探索，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历程为这些国外学者提供了新鲜的素材。众多学者研究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过程，针对劳动力数量以及质量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为什么日本曾经陷入20年的经济停滞期，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如何有效利用人口红利这一条件让中国经济能够稳定增长进行了深度思考。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提出人口红利的划分，即“后人口红利经济体”“晚期人口红利经济体”“早期人口红利经济体”和“前人口红利经济体”等;布鲁姆、坎宁以及塞维利亚（2003）首先根据红利经济体提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在其文章中提到把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利用平均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工作经验等相关指标来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最终发现平均寿命和受教育年限对人力资本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健康水平对人力资本没有显著性影响。国外学者Nathaniel（1969）较早提出人口抚养比的增大一方面会减少储蓄效应，另一方面增加经济增长的负担，该理论能够很好的解释我国改革开放后迎来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国外学者走在研究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前端，但他们并不完全了解我国人口红利的变化，以及为什么我国能够保持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国内学者依据国外学者经验根据我国的国情重点研究了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三）我国学者对人口红利的认识
我国有众多学者都对人口红利进行了阐述以及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前景进行展望。例如蔡昉、王德文[3]（2010，2017）等学者在其文章中引用李·梅森[4]（2006）按照人口转变的节点将其分为“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一些学者用定性分析按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将其分为“人口数量红利”和“人口质量红利”。人口质量红利建立在人口数量红利上，我国西部地区现今劳动力发展的问题就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或不变的情况下，如何有效的将人口数量红利转变为人口质量红利。其他学者对人口红利提出质疑，认为我国经济下滑、失业加大以及劳动力数量的缩减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数量与结构之间的矛盾（穆光宗，2008）[5]。由于国内人口老龄化的现状，相关经济学者对人口红利的褪去引起的经济下滑的恐慌，丁洋[6]（2018）在其文章中表明，人口老龄化将对住房需求具有负向作用，而之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与购房具有正向关系。
（四）对西部地区人口红利的认识
根据搜索相关文献有很多学者研究国内外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却有较少相关文献对西部地区人口红利进行综述。西部地区不仅经济发展程度与东部、中部相差很大，其国家政策也有所不同。对于国家政策的精准扶贫，基础设施与医疗设施的补贴，还有相关重大政策都使西部地区发展路径区别于其他地区，所以必须深入了解西部地区人口红利的因素，有效推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二、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的理论研究
长期以来，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我国经济是如何通过人口红利实现增长的，一直是经济学界各专家学者争论的热点，这种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至今没有一个定论，主要有三个观点之争。
（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不同研究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者分别使用经验研究、实地考察与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肯定。美国经济学家博斯鲁普[7]（1976）通过研究，首次提出人口增长对于资本需求有刺激作用，人口的“推进力”“发明拉力”会带来人口红利进而促进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郭有群、潘琦[8]（2012）等学者认为通过提高储蓄率水平、劳动参与率、劳动力配置效应三个方面来提高人口红利效应。从我国国情来看，在改革开放时期，由于劳动参与率的大幅提升，少儿和老人没有能力劳动，其储蓄水平全都集中在劳动者手中，高储蓄率的水平为我国经济发展由低收入国家跨越到中高等收入国家奠定了基础。当时，由于刘易斯城乡二元经济现状，以及政策的支持，大量农村劳动力和偏远城市的劳动力流向发展较快的城市，受过初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大量融入到制造业中，高等教育者进入新型产业，劳动参与率以及劳动配置效应都大幅提升，从而得出结论人口红利效应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王悦、马树才[9]（2016）运用省级区域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得出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赵春燕[10]（2019）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正偏效应，这些空间实证研究了空间人口红利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虽然对于东、东北、中部及西部四大区域的经济增长影响都显著正向关系，但由于政策各不相同，由于西部地区人口的大规模流出，只有挖掘剩余劳动力才能带动西部经济的发展。各个专家学者基于不同计量方法和经验方法分析了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都得出相同的结论：人口红利对于經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二）人口红利的弱化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阻碍作用
马尔萨斯在《人口理论》表明如果人口过快增长，而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是有一定容量，如果人口总量大于环境容量，那么必然制约经济的发展。以D.L梅多斯[11]（1984）为代表的美国学者认为人口增长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都展现出经济发展决定其人口增长。Li和Zhang[12]（2007）在研究中加入了生育率作为参考因素，并结合了计划生育政策，利用多个省份20多年的面板数据，发现了过高的生育率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我国前沿学者预测中国人口红利将在2010年逐渐消失，从表1能够清楚的了解到2010年之后我国的人口抚养比大幅上升。对比西部地区，表1中给出了新疆、西藏、青海、宁夏、甘肃六省八年的总人口抚养比的变化，可以得出结论西部地区的整体抚养比呈现上升趋势。相关文献也表明了过高的抚养比会抑制人口红利从而抑制经济增长。黄润龙[13]（2009）指出不应该用简单的人口总抚养比来解释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人口红利并不是单一影响经济产出的变量，无法论证人口是如何影响经济的细节，更无法说明我国经济的突变和起落，人口红利虚化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钟水映、赵雨、任静儒[14]（2016）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得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
表1 我国总抚养比和西部部分地区总抚养比（%）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7）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数据9.9%（2000）、10.7%（2005）、11.9%（2010）、15.9%（2017），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增长，因此有国外学者认为我国人口红利优势消失殆尽，中国经济将不断下滑直至陷入中等收入贫困陷阱。特别是西部地区由于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大，其抚养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及越来越高的老年抚养率。此时，于学军[15]（2003）也提出我国将由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继而由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阻碍经济的快速增长的形象。那么我国还没有相关文献说明西部地区现处于人口红利还是人口负债现状。很多国外学者在文章中提到中国现在面临就业荒、民工荒现象以及将陷入拉美所存在的中等贫困陷阱，若政府政策不适应民生发展，人口红利的弱化势必会阻碍经济发展。
（三）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具有两面性
凯利·艾伦[16]（1998）分析到人口因素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它对经济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能为正向可能为负向。曹新[17]（2001）提出人口增长一方面能够带来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刺激生活需求的压力，从而推进了世界工业化的进程和技术的革新和进步，另一方面人口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不协调也会阻碍经济的进步。蔡昉利用了刘易斯拐点来说明人口红利的转变，在刘易斯拐点之前，我国具有深厚的人口红利优势，劳动力的增长率与参与率都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因此中国才能有跳跃式的经济增长。但随之而来的在刘易斯拐点之后，我国劳动力的下降无法弥足制造业以及其他产业的持续发展，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不相匹配，那么人口红利的转变势必会阻碍经济增长。
三、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所谓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简单的来讲动力机制是发展动力的根源，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在推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促动机制，或者可以理解为连接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的介质是什么。我国学者从人口红利发展历程的研究证明人力资本积累、储蓄率水平、公共投资以及制度建设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显著影响。
（一）人力资本的积累
在当前经济发展中，中国需要充分地挖掘和释放人才红利来实现现代化强国，所以在保障充分就业的同时，应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张同斌[18]（2016）基于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得出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会提升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中国想要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一方面要提高劳动参与率，一方面要提高劳动人口素质，挖掘劳动力产出的潜力。所以国内研究者将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劳动力质量。翟文华、周志太[19]（2017）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会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和教育的质量，人们对教育投资的重视，会提升后代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从而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田艳波[20]（2007）指出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我国少数民族政策的照顾，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红利具有滞后性，且具有较高的少儿抚养率，其人口红利显著小于东部沿海城市。持有相同观点的何勇[21]（2016）认为应加强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等相关教育资金的投入，丰盈西部地区的人才总库，以保持西部地区人口红利的长久活力。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采取的是创新型驱动战略，重视的是内涵式要素质量，因此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国家发展方式的升级，对积极推进经济持续增长有重要作用。
第二，劳动参与率。依据第一次人口普查到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蔡昉得出少儿抚养比为22.9%，老龄抚养比为7%，劳动年龄人口占据人口比例的主体部分，因此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都维持着较高水平，而这种劳动力的资源优势禀赋极大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郭琳、车士义[22]（2011）利用1990—2009年的时序数据进行格兰因因果检验得出，在10%的显著情况下都仍然接受人口红利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同时我国应该逐步延缓退休年龄，改善传统的国民受教育情况，保持较高的劳动率参与水平，以充分发挥人口红利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相对于西部地区而言，王康、孙健等[23]（2017）依据1991—2015年西部地区的劳动贡献率得出西部省份近几年人口形成净流出，劳动力资源的高效配置不明显，因此政府应进行路径创造，推进知识型人才红利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储蓄率水平
王德文、蔡昉、張学辉[24]（2004）使用LEFF模型，对储蓄率和人口抚养负担比的关系进行实证，得出我国人口转变对目前的储蓄率水平是具有显著的作用。而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是通过储蓄的增长，其中人口抚养比是影响储蓄率的重要因素。李魁[25]（2009）认为不同年龄段的经济行为具有“异质性”，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必然通过一些中间变量来传导到经济增长上，通过工具变量来解决变量的内生性影响，得出在10%的显著水平上，少儿抚养比对储蓄率具有显著性影响，说明储蓄率的上升是因为少儿抚养比的下降。但这部分对于西部地区并不明显。其实人口红利效应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是息息相关的，朱景琳[26]（2014）分析得出西部地区的人口抚养比在2007年才有稳步下降的趋势，并且人口总抚养比每下降1%，西部地区的储蓄率上升0.72189%，因此西部地区仍在人口红利的暴利期，人口红利效用还没能充分发挥。
总的来说，推动储蓄率增加有两方面：一方面较高比例的适龄的工作人口会使储蓄水平上升，另一方面具有储蓄意愿且比重较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会提升边际储蓄倾向。
（三）公共投资
除了人力资本积累和储蓄率水平两个中介变量的研究外，国内也出现关于人口红利中的公共投资部分的研究。金德环、赵海蕾[27]（2018）认为在人口红利时期，政府在公共投资支出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可以将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的建设中，这有助于经济朝着高质量经济方向发展。
财政部、教育部在2018年7月制定了《银龄讲学计划实施方案》，其实在人口机会之窗关闭之后，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加深，政府应该扩大对公共领域的投资，例如在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资，不仅可以缓解居民的预防性动机，也能缓解老年抚养比重，有效释放消费需求。孙文亮、原新[28]（2018）认为政府应该加大对养老医疗保障的投入，大力支持“银色产业”，同时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养老产业投融资，极大刺激养老产业及关联产业从而培养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张鑫[29]（2015）通过2000—2013《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研究，认为西部地区应着力解决老龄化问题，并完善医疗、卫生等多项制度。对于少儿抚养比重，政府应该增加教育领域的公共投资。钟水映、赵雨等[30]（2016）使用了中国2000—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拟合优度检验，发现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延长人口红利的瓶颈，缓解人口红利消失的负面影响。
（四）制度建设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量的劳动力开始从农村涌入城市非农部门，使得劳动供给的弹性扩大，相对于我国的劳动适龄人口比来讲，自2004年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民工荒进入大众的视野，户籍制度的不完善已经成为了阻碍经济稳定增长的桎梏。谭宗泽、黄强[31]（2016）建议应将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建立稳定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相结合，打破户口性质不同的差别化待遇，为第三次人口红利的推进奠定基础。而对于西部地区来讲，城市化进程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维持西部经济活力重要因素。曾祥旭[32]（2011）认为现有的户籍制度遏制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应渐进式地推进和统筹好城乡的发展，下好流动迁徙人口区域统筹的“一盘棋”，实现西部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展望
通过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来看，西部地区近五年来第三产业增加值提高了9.4%，升至46.7%，明显高于全国同期水平，总体来说西部地区处于经济中高速发展的机遇期和窗口期，仍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但相对比东部沿海城市，其基础设施、医疗水平以及保障制度等相关制度还存在着明显不足。
从西部地区来看，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人口红利需要与其他条件联系在一起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西部地区既与东部、中部发展历程相似，但又有所不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居多，学生上学年龄普遍晚于全国平均水平，受教育程度低于东、西部城市，最基础的是国家通用语言水平还未达标，很多年龄偏大的人甚至听不懂国家通用语言，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劳动力的参与率。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我们了解到，国家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而主要贫困地区集中在西部地区，那么如何利用人口红利来拉动经济增长进而实现西部地区的脱贫目标便成了当今政府的主要问题。
从产业发展来看西部地区人口红利现象，现阶段由于东、西部人口老龄化以及工资大幅提高，人口红利消失的同时，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也随之丢失。从全球产业转移程度来看，根据雁阵模型的解释，很多产业搬迁到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东南亚国家，也有一部分转移到西部地区，劳动力也随之回流。面对产业转移和劳动力回流现象，西部地区将迎来传统的人口红利，经济必定会随之增长。西部地区要在利用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基础上，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加大人力资本和新型产业的投资。
从就业形势来看西部地区新型人口红利的发展趋势，一方面从失业率来看西部地区政策以及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现象。我国西部地区的失业率在2015年之前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在2015年到2017年趋于稳定，新疆、甘肃以及西藏大约保持在2.5%的水平，陕西、青海、宁夏保持在3.2%的水平，相较于沿海城市特别是福建省，失业率逐年上升现已达到3.9%的高水平，可看出西部城市即将迎来发展的春天。另一方面，从劳动参与率来看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形势，以新疆和西藏为例，2018年，新疆就业人口为586.3万人，西藏就业人口为90.9万人，其中其劳动力人口（15岁至64岁）分别为245.27万人、33.94万人，就业人数远远大于该地区的劳动力人口，可看到我国西部地区劳动力大量回流，西部地区的人口红利正在推动经济发展，逐步缩小东西贫富差距。
在我国西部地区经济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红利与人口老龄化并存时期，西部地区要做到利用人口红利这个机会窗口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保障老龄人口的生活水平。通过上文所述，只有通过储蓄率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的增强以及保障制度的完善，完善户籍制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全面分析西部地区的人口红利，才能抓住此次机遇，充分释放西部人口红利，进而拉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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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银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