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鲜为人知的杜重远

    曹娜

    [摘要]通过对杜重远的生平介绍，以及他的思想转变过程，由实业家到爱国民主战士，以他特殊的身份，对张学良、杨虎城思想的转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西安事变的发动，做出了积极贡献，体现了他崇高的爱国精神和高尚的革命气节。

    [关键词]杜重远；西安事变；抗日救亡

    1936年12月12日，对于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震惊中外，尽人皆知。但对杜重远与西安事变的关系却鲜为人知。西安事变是当时中国民族矛盾上升的产物，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关键时刻挽救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危亡。发生在75年前的这场事变，对于我们来说貌似太过熟悉，其中的主要当事人，虽然都已离我们远去，其过程也都大致清楚，但对于这一事件中的其他人物，尤其是幕后人物，是否也清楚？恐怕往往不为人知，本文就西安事变中鲜为人知的杜重远及其在此事变中的贡献做一论述，以对今后研究有所帮助。

     一

    提起“西安事变”，自然而然地会想到主要发起人张学良、杨虎城，更进一步讲，可能会想到中共得力代表周恩来，而杜重远鲜为人知。杜重远，祖辈世代务农，家境贫寒，从小立志上进，1916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窑业科学习。由于他的童年和少年都生活在清朝统治末期，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因此立志报国，经过反复思考，决定走“实业救国”的道路[1]。1923年毕业回国后，放弃了一切做官的机会，自筹资金，在沈阳创办了当时我国最大的机器制瓷工厂——肇新窑业公司。

    他从少年到留学再到回国，一直都怀揣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在留学期间，正值旅顺、大连由帝俄转租日本为期二十五年期满，北洋军阀政府默许日本企图展延租期为九十九年的要求，杜重远满腔怒火，便在东京组织东北籍留日学生游行，春节期间又回国组织北京天津各大学校学生示威游行，毕业后更是联合商会对日实行经济绝交，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演说。后来他领导商民进行斗争得罪了亲日派军阀和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被迫放弃实业，离开了东北。但他不甘心做日本帝国主义的顺民，[2]毅然决然地投身了抗日救亡运动。

    这一时期，他先后在长江、华南华北和上海一带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结交了沈钧儒、邹韬奋、夏衍、胡愈之等进步人士，并通过夏衍牵线秘密会见了周恩来，还与潘汉年取得了联系。[3]除此以外，他大力支持邹韬奋的《生活》周刊，积极为周刊写通讯，由于《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查封，杜重远继之主办《新生》周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他的这些活动都是为了达到抗日救国的目的。但是他最突出的爱国行为就是在西安事变中的贡献。

     二

    “西安事变”的名单中没有提到杜重远，而他的影响和实际作用却是不能忽视的。杜重远入狱以后，早年与他建立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宋介农）对他十分关切，给他送去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和党的抗日政策文献，杜重远利用这个机会，阅读了马列经典著作，对其思想起到了很大影响，深为共产党的联合抗日方针所鼓舞。众所周知，他是东北地区的著名爱国人士，加之“新生事件”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尤其是东北军中的许多官兵。因此，在杜重远入狱期间，各界人士包括大批的东北军将领以及爱国青年学生络绎不绝地前来慰问，杜重远在接待他们和爱国学生的同时，乘此机会继续宣传抗日思想。

    除此以外，还和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士相互交换消息，讨论时局问题。一致拥护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12月 “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这些现实使杜重远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决定响应联合抗日的主张，利用蒋张之间的矛盾，积极去做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西北军联合抗日的工作。

    1935年10月东北抗日团体代表高崇民、阎宝航去探望杜重远，对蒋介石调集东北军到陕北“围剿”红军强烈不满，联名致函张学良，提出一致对外，并与杨虎城联络，进行西北大联合的主张。1936年又派高崇民带着杜重远的亲笔信来到西安，亲自会见了张、杨二人。杜重远虽然与西安事变的发起人之一张学良是同乡，也是挚友，两人关系密切，有着深厚的友谊，张学良曾经支持杜重远发展窑业公司，在创办实业，抵制日货，发展东北经济方面，有着共同的志向。但在抗日救国这一点上，杜重远先迈出了一步，而张学良则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他多年受命于蒋介石，实行“剿共”政策，兵力大损以后，看穿了蒋介石一箭双雕的阴谋，倘若剿共成功，东北军损失严重，从此一蹶不振。反之，则全军覆没，无论怎样都是绝路一条，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加之其爱国心的驱使，终于认识到了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可见，杜重远在促使张学良思想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然在此过程中，周恩来也起到了幕后策划的作用，代表中国共产党给予杜重远正确的指示，杜重远在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领受了周恩来交付的任务，把中共的抗日思想传达于张、杨，起到桥梁的作用。当时，国共之间十分需要这样的桥梁，杜重远正是扮演了这个角色。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处于低谷的时候，他靠拢党，支持党，接受党的领导，响应党的号召。

    杜重远在周恩来的影响下，更加坚定了抗日的决心，因此开始做张、杨的动员工作。1935年杜重远被监禁在上海漕河泾监狱，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会议，顺便去看望了杜重远。杜向他推心置腹地商讨抗日救国，联合战线的问题，介绍了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人从事抗日救国运动的情况，奉劝他要改变“剿共”政策，蒋介石是借剿共消灭异己，必须停止内战，一致把矛头指向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侵略者，指出“日寇并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气节。只要万众一心，中国是有前途的，也只有消灭了外患之后，才能谈到中国的光明前程”[4]。同时向张学良传达了《八一宣言》的内容，建议他联共、联杨（杨虎城）、联盛（盛世才）。

    杜重远诚恳相劝使张学良受到感动和启发，对张学良下定联共抗日的决心起到了促进作用。1936年张再次借到南京开会的机会，在中共地下党员宋介农的安排下，去上海虹桥疗养院探视杜重远，再次商讨抗日问题。[5]同时张学良提出西北相关方面要给予配合，在西北要有所行动，首先与西北军队进行接洽，并与陕北红军达成一致。其次，在政治方面张学良委托杜重远代为邀请一些民主人士共赴西北，配合军事，组成政治班子以配合军事行动。

    杜重远不仅对张学良，而且对杨虎城的思想转变也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之前，虽然杨虎城有抗日思想，但是不够坚决，杜便介绍高崇民、孙达生去西安，与杨虎城、杜斌丞联系，[6]以加强张、杨的联系。1936年国民党政府慑于全国舆论的压力，将杜重远转入虹桥疗养院软禁，杨虎城正好借治牙病就医于虹桥疗养院，与杜重远经常会面交谈，商讨抗日救国之事，他们这段的相处，进一步促进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联合。

    事变前夕，杜重远刑满出狱便亲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晤谈，杜重远在军官团、通信大队等地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并在东北军、西北军中进行了广泛的政治联络工作，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逼蒋抗日。可见，杜重远为西安事变的顺利进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也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

    西安事变爆发后，杜重远回到江西，国民党南京政府方面盛传杜重远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幕后策划者，是红军与西北军、东北军联系的牵线人，扣押着杜重远迟迟不放。当他被陈立夫软禁在景德镇时，[7]杜重远表明完全同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拥护《八一宣言》 ”[8]。陈立夫大怒之下，将杜重远押送到南京，直到蒋介石回到南京，杜重远才被释放。

    杜重远未被释放前，在给杜月笙、黄炎培的信中，呼吁：“各党各派均宜打破成见，共救危舟”[9]。“西安事变”后各方面曾商谈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周恩来代表中共方面推荐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等五人为联合政府负责人。由此可见，杜在当时的影响和声望是不一般的，充分受到了中共的信任，杜重远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获悉这一消息，余彻夜未眠，余定不负周君之期望”[10]。

    尽管杜重远与张、杨都抱有为民族和国家牺牲的雄心壮志，但是结果并不令人完全满意，任何一次革命的成功，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些代价，[11]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是中国抗战的重要转折点，在历史上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12]张学良成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之一，赢得世人的敬重。然而，张学良的命运也由此发生了巨变，几乎性命不保。

    杜重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利用与国民党上层的关系向宋子文等人做了大量工作，多方设法营救，但都未能奏效。最后，宋美龄威逼蒋介石：“西安事变，他不要钱，也不要地盘，要的是牺牲。你要杀他，那我就走开”[13]，方才保住性命，但他从此被幽禁长达半个世纪。杨虎城一家惨死于冤狱，事变后东北军内发生混战，党内党外爱国进步人士因事变而遭牺牲、迫害者，不在少数。杜重远虽然没有遭到迫害，但最后还因为宣传抗日而被杀害。

    杜重远并非共产党员，甚至连民主党派成员也不是，只能算得上是一名锐意改革的实业家，但他是真正的爱国民主战士，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在党危在旦夕之时，毫不犹豫地接受党的领导，赤诚爱国，要求进步，生前曾表示要去苏联学习，去延安干革命，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我国现代革命史上有着特殊贡献的重要人物，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范，被称为“革命左派先驱，爱国拥党英烈”[14]。

    他为西安事变做出过贡献，进而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他在事变前后的秘密工作中，对当局转变态度，停止内战，对抗日救亡起到的影响，了解最多的恐怕只有与他接触较多的周恩来，[15]杜重远从未标榜过自己，他放弃了优越的安定生活以及去美国办实业的良机，在极端严酷艰苦的环境下，拯救水生火热中的中华民族，为抗日救国、唤起全国民众而奔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不畏险阻挺身保护友人，继承战友的革命事业，永远值得我们敬仰，我们将永远怀念杜重远先生热爱祖国、为革命献身的精神。

    [参考文献]

    [1] [7]张宝裕,杨美君,关继廉.杜重远[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

    [2][14][15]杜毅,杜颖.杜重远文集[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0.

    [3] 常希梅.杜重远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J].党史文苑,2005,(10).

    [4] 杜重远.盛世才与新新疆[M].安徽：生活书店,2010,(6).

    [5] 周天度.杜重远与30年代的抗日救国运动[J].抗日战争研究,1999,(4).

    [6] 朱宝琴.杜重远——从自发的爱国人士到自觉的民主战士[J]南京大学学报,1996,(4). [8] 杜重远.青年的爱国义愤(狱中杂感)[J].大众生活,1936,(8).

    [9] 中国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杜重远致函杜月笙、黄炎培.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 北京:人民出版,1980.

    [10] 王士雄.周副主席关怀民主人士——访杜重远的夫人侯御之[J].支部生活,1982,(15).

    [11] 徐建东.张学良与杜重远的爱国友谊[J]党史文汇,2000,(5).

    [12] 刘宝东.西安事变：时局转换的枢纽[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6).

    [13] 石湾.张学良与保命恩人宋美龄[J].世纪,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