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拉·卡特国内研究综述
王文秀 郭海平
內容摘要：安吉拉·卡特是20世纪后半叶最具创造力，同时也是极富争议性的英国女作家。目前国内对卡特小说的了解程度不高，本文对卡特作品国内研究成果进行了总览，分析，并对其未来在国内的发展的大好前景给予了期许，希望研究者能更加直观了解其在国内研究发展的脉络与趋势，为卡特研究者提供参考，也希望能为卡特作品在国内传播提供帮助。
关键词：安吉拉·卡特 研究 综述
安吉拉·卡特（1940-1992）是20世纪后半叶最具创造力，同时也是极富争议性的英国女作家。英国评论家迈克尔·伍德曾将卡特比肩于纳博科夫、马尔克斯、贝克特等世界级作家，称其为“女作家中的萨尔曼·拉什迪、英国的伊塔罗·卡尔维诺”等。[1]1965她发表首部长篇小说《舞影》，1967年发表了《魔幻玩具铺》（获约翰·勒维林·里斯奖），1968年发表了《数种知觉》（获桑姆塞·毛姆奖），1970年发表《英雄与恶徒》，1971年发表《爱》，1972年发表《霍夫曼博士的地狱欲望机器》，1977年发表《新夏娃的激情》，1984年发表《马戏团之夜》，1991年发表《明智的孩子》。除了这九部长篇小说，她还发表了五部短篇小说集、两部非小说类作品以及大量的报刊文章、诗歌、剧本和儿童文学作品， 多部作品获得英国文学大奖。《卫报》的讣告褒扬说：“她反对狭隘。没有任何东西处于她的范围之外：她想切知世上发生的每一件事，了解世上的每一个人，她关注世间的每一角落，每一句话。她沉溺于多样性的狂欢，她为生活和语言的增光添彩都极为显要。”她去世后六年，美国圣马丁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现代小说家研究专著，其中包括卡特，这意味着她进入了二十世纪重要作家之列。2006年，由众多的女性读者自发推动，又在英国掀起了一股卡特作品回顾热潮。《时代》杂志更是称之为：“二战之后，英国最伟大的50位作家之一”。
卡特的作品尽管在国外赞赏有加，但在中国了解研究的人并不多，多限于英语研究的学者知晓。笔者从中国知网及万方数据库收集的资料显示，截止2018 年底，期刊、报纸发表的与安吉拉·卡特相关的论文、文章和硕博论文累计130多篇，其中硕博论文50篇左右。目前，国内尚无学者对安吉拉·卡特作品研究进行综述。鉴于此，本文拟对安吉拉·卡特作品研究进行综述，文章拟从以下三方面阐述中国学者对安吉拉·卡特作品的研究：一、国内对安吉拉·卡特作品的译介;二、国内安吉拉·卡特研究主要观点;三、国内安吉拉·卡特研究的特点及建议，以期为卡特研究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国内对安吉拉·卡特作品的译介
国外对安吉拉·卡特作品研究起步比较早，在八十年代就有专门对卡特作品的研究，不过直到卡特去世后，对她的研究才开始大放异彩。由于安吉拉·卡特作品在国内的译介较晚及其写作手法的独特性，国内研究相对滞后。1995年团结出版社收录了卡特的小说《血窟》在《世界当代中短篇》中。1996年，《小红斗篷》和《与狼为伴》被张中载翻译并刊登在《当代英国文学论文集》上。2009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明智的孩子》和《新夏娃的激情》（严韵译），是国内最早的卡特长篇小说;同年，《魔幻玩具铺》（张静译）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11年至2015年，南京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马戏团之夜》（杨雅婷译，2011），《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郑冉然译，2011），《爱》（柴妞译，2012），卡特短篇小说合辑《焚舟纪》（严韵译，2012）以及《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叶肖译，2015）。近两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安吉拉·卡特系列，包含了卡特最新最全的翻译作品。2016 年，严韵翻译的《明智的孩子》和《新夏娃的激情》，曹雷雨翻译的《影舞》在河南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2017年，河南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柴妞译的《爱》，杨雅婷译的《马戏团之夜》，张静所译《魔幻玩具铺》以及刘慧宁译的《英雄与恶徒》。
二.国内安吉拉·卡特研究及主要观点
国内早先对安吉拉·卡特的作品进行深入研究的是刘凯芳。1997年，在《外国文学评论》中刘凯芳发表了一篇名为《安吉拉·卡特作品论》的文章，探讨了在卡特的在文中所表现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社会地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及卡特隐含在文中为女性指的出路有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2]杨春芳是目前国内发表研究卡特文章最多的一人，她的研究视角多变，没有局限于一点。她在文章《女性意识的张扬与迷惘——解读安吉拉·卡特之》中分析《老虎新娘》一书揭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异化，挖掘出女性在男权社会被压迫被奴役的根源，歌颂了女主人公的主体意识，肯定了卡特对女性意识的张扬，同时指出了卡特女性意识的局限[3];在《女性多声部与多元混融手法生成的绝唱——论安吉拉·卡特的艺术特点》仿借巴赫金肯定陀思妥耶斯基小说“三大发现”的方式来表达卡特《马戏团之夜》的艺术特点[4];在《论的狂欢化色彩》中重点解读该文本狂欢色彩的显性外化及其隐性蕴涵，以探讨其美学意义上的狂欢化色彩。[5]
纵观国内已经出版的关于安吉拉·卡特研究的专著和文章，不难发现，学者们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为以下四个方面：
（1）女性主义研究：这是卡特作品研究中占比例最高的部分。根据笔者统统计，有一半以上的期刊文章，研究的主题是有关卡特作品中的女性主义部分，其中大多数作者在分析卡特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时都选择从文中的女性形象以及女性的成长入手。卡特的代表作《染血之室及其他故事》收录了10篇故事，以民间故事和经典童话为蓝本，进行改写。女性主义的观点认为，格林童话故事中渗透着父权文化的意识形态，其中公主的角色是父权文化操控下理想女性的化身。[6]卡特将处处渗透着父权社会意识形态，以男权为中心的童话改写成为以女性为视角，关注女性成长为中心的故事，使童话焕发出另类的活力。陈韵桥在她的文章《论安吉拉·卡特对经典童话的改写》中对比了多个传统童话中女性与卡特改写童话中的新女性，认为卡特的作品解构了男性的权威形象，颠覆女性一贯的弱势形象，呼吁女性反抗男性霸权，实行自我拯救，建构了独立自主、聪明果断、勇敢洒脱的新时代女性形象。[7]张丽君在她的文章《改写父权制神话——安吉拉·卡特中的女权主义思想》中提出，传统童话中的女性形象已被父权制观念根深蒂固的男性作家弄得面目全非，要么是无知天真的少女形象，要么是“妖妇”形象，亦或是圣母形象。然而卡特用现代意识和女性主义观念改写童话故事《蓝胡子》而创作出的《血室》一文中的女主颠覆了女性一贯“幼稚的天使”的形象。并通过对女主母亲的描写，表达了卡特对现实中母亲形象的理解，把男性作家笔下扭曲的母亲形象和女性形象解放，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女性还原，塑造出与经典童话不同的有血有肉有思想的新女性形象。[8]
（2）魔幻现实主义研究：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50年代成熟，在60—70年代盛行，卡特的文学创作也成型于这一时期。在她作品中，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到处可见，作品往往情节荒诞离奇，充满妖魔鬼怪，笼罩神秘色彩和阴森气氛。唐伟在文章《“幻境映真”——安吉拉·卡特小说虚实结合超现实主义写作手法评析》提出卡特的写作风格受其早期生活经历的影响，自身对“神话改写”特殊爱好，以及受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深刻影响。她虚实结合超现实主义写作手法融合了魔幻现实主义、哥特风格及后现代主义等写作风格，对中西学界及批评界有重要影响。[9]罗艳和徐建纲在他们的文章《在魔幻与现实中穿行——解读安吉拉·卡特之》中指出卡特作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她的作品《血窟》充分展现了魔幻现实主义的魅力，将读者引入了一个神秘虚幻的世界。她在故事中巧妙地运用荒诞、夸张、象征和预示等多种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自由地穿行于魔幻与现实之间。如莱阿尔所说：“魔幻现实主义的主要特点并不是去虚构一系列的人物或者虚幻的世界，而是要发现存在于人与人、人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神秘关系。”卡特所描写的一切魔幻的事物归根结底是为了表现现实，更独特新颖地展现她所想要描写的现实。魔幻与现实交织，大概就是卡特作品的魅力所在。[10]
（3）后现代主义研究：后现代主义研究也是卡特国内研究的一大重点。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库由中心化、主流化、统一化、普遍化、二元对立等等向边缘化、多元化、差异化转移，对他性、差异性、多样性予以更多的关注和重视。[11]它信奉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主义和教条主义， 并力图铲除社会文化中的话语暴政的价值观为卡特提供了写作的突破口。李慧明在《安吉拉·卡特后现代手法评析》中重点将卡特的作品《新夏娃的激情》作为后现代主义研究分析文本，提出小说以科幻小说形式创作，以新夏娃的诞生和逃亡为戏拟对象，娴熟地运用典故、戏拟、反讽等手法，通过对《圣经》、希腊神话及文学经典的题材、内容、形式的挪用和改造，以荒诞、戏噱的神话图景离析正统，展现对性别文化的批判和反讽，构成了《新夏娃的激情》重要的后现代主义解读范式。[12]郑爽同样在文章《安吉拉·卡特短篇小说的后现代叙事研究》中指出卡特的小说从童话故事、民间传说和亚文学品种中寻找素材，通过互文、戏仿和独特的女性书写，颠覆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小说集中呈现了后现代消解中心，关注他者的特点，体现了她在文本形式上的创新以及对女性权利和现实社会的严肃思考。[13]唐伟在文章《后现代语境下的人物主体性消解叙事策略——评安吉拉·卡特的小说》也提出在卡特的《爱》这部小说后现代性表征突出，综合运用了象征、反讽、戏仿和主体性消解等多种后现代写作手法和叙事策略，尤其是有意识地对人物的主体性进行了非确定性处理，从而导致人物主体性消解，表现出明显的后现代文学特征，体现了卡特独特的艺术风格。[14]
（4）性别理论与两性关系研究：安吉拉·卡特被外界称为女性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赞扬她打破了性别的刻板印象。她的小说以重构童话来解构父权书写，扭转被男性扭曲的女性形象。她对父权的解构并非通过单纯控诉完成，也并非如激进女性主义者那样极端，卡特的童话体现了两性关系的不同结局与多样的两性关系。邱小轻在《从“血室”叙事看安吉拉·卡特的性别意识》中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视角重新解读《血室》这本小说，通过叙事视角、叙述声音和叙事结构三方面分析女主如何不只是再现的客体，更是再现的主体;不是传统童话中被教化的对象，而是积极主动地去探求真实。小说的结尾挑战了传统童话故事的结尾，不再是主人公与心爱的伴侣两人从此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是女主与母亲、情人三人过着平静的生活。女主人公也没有说和调琴师结婚， 这充分体现了她对传统婚姻的挑战。[15]孙梦天在文章《安吉拉·卡特超童话故事中的性别解构》中分析了短篇故事集《血室》中卡特是如何解构性别规范的，并在此基础上，借鉴了拉康和巴特勒的理论，探讨卡特是怎樣揭示并解构了传统童话故事里暗含的性别规范。[16]来元和杨波的《论安吉拉·卡特狼人故事中的两性关系》以《小红帽》的改写故事《狼人》、《与狼为伴》为例，指出卡特的男性与女性角色指引我们重新思考传统的性别隐喻，认为我们必须走出霸权体系下男性与女性的二元框架， 探索每个性别各自发挥的作用。他们谈到，在卡特看来，两性关系绝非只有传统童话中“王子与公主结婚过着幸福快乐生活”的单一模式，卡特所书写的女子可以出轨、可以改嫁，也如同现实中的女性一样，面临各种两性相处的困境。[17]
国内对卡特的研究也有从其他方面入手，不过可查阅到的文章等都是零散几篇。如庞燕宁的《解构血缘伦理：“新式亲缘家庭”观解析》运用伦理分析《明智的孩子》一书，来建构新的伦理规范，为解决现代人的“孤独”困境提出一条新的现世途径。柴玉的硕士论文《狂欢的女性世界——女性狂欢视角下的》挖掘了小说的狂欢化特征，着重分析了小说中加冕和脱冕仪式对二元对立模式的颠覆与解构。[18]谭静的《中的坎普特质——从美学范畴体系的角度解读安吉拉·卡特的代表作》从美学范畴体系的角度解读《染血之室》，分析小说中折射出的“坎普”风格等等还有其他一些文章。
三.国内安吉拉·卡特研究及建议
安吉拉·卡特的文本在西方接受着最密集的学院关注和论文阐释，作品的文学价值也得到越来越高的评价。但在国内，卡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应得的评价，市场影响力也远不如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男巨人们。她小说写作风格混合魔幻写实，哥特以及女性主义，她的作品充满诡异气息，残酷意味十足，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多少有些“重口味”，这也是导致其国内读者和受众数量少的原因之一，再加上卡特作品的宣传也处于比较空白的阶段，因此她的作品没有引发足够广泛的反响也是意料之中。当然，笔者相信卡特的作品在国内也会有大展拳脚的一天，在卡特的小说中，魔幻现实主义和哥特式的文字横行，但其实在中国的小说创作传统和民间文化中，从上古神话到志怪小说，到神魔小说，也充满着各色的魔幻元素， 这也增加了国内读者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消化机能，也就大大增加了人们对卡特文学的接受的可能性。
国内研究者多从以女性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深入探究，当然也有从叙事、狂欢化理论等进行研究，但总体而言存在研究不够全面和深入的问题。国内对卡特研究都以长篇为主，相对来说，卡特短篇小说的研究较少，且大部分是对单部作品的研究，重复研究较多，研究视角重复、缺乏创新，好多论文观点基本相近;研究不够系统深入，研究对象选取不够全面，没有将她的整个创作看做一个整体做系统的分析，译作也只是她的长篇小说以及一部短篇小说合集，译介工作跟不上阅读和研究的需求，这使得绝大多数研究者无法更多的对卡特的书进行综合研究。
权威学学界者应该多刊发相关研究论文，鼓励更多学者从事卡特研究。研究者应努力突破创新，引入新的研究视角，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不仅在研究视角的拓展，还需在研究范围上再拓宽。国内学者应该更多进行翻译和推介工作，使更多的国内读者了解安吉拉·卡特，希望有更多人参与到对卡特作品的研究中来，让更多的国内读者理解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和作品魅力，让安吉拉·卡特的小说与其中的精神得到更好的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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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武汉轻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