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性的理性内涵与隐患
关键词 现代性 社会学理论 古典社会学 理性 隐患
作者简介：周明睿，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4.230一、引言
“现代性”是社会学的核心理论领域。于社会学而言，一般学界认为，社会学的中心议题就是对于现代性的回应（张小山，2016）。谈及现代性，我们似乎更容易想到诸如吉登斯、哈贝马斯、福柯等现代社会学家对它的批判性论述。但其实，对现代性的关注和探讨自古典社会学家时代就已开始了。如吉登斯就提出，正是韦伯、马克思、涂尔干对现代性提出了富有新意和重要性的解读，即他们分别论述了现代性的三个主要制度性维度：理性化、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故而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现代社会理论的奠基人，是古典社会学三大家。总之，现代性始终是社会学的核心领域，自一开始就被古典社会学家密切关注且加以研究。
上世纪中叶后，随西方社会向后现代阶段的转型，现代性上升时期形成的实证主义、人本主义两社会学大传统面临着空前的危机，难以解释社会现实（丁惠平，2010）。现代性蕴含的隐患凸显之时，許多后现代学术思潮涌起，社会学家们纷纷对社会学的母体——现代性展开反思，以重建当代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在越来越多学者对现代性的内涵或诠释或批判之时，重新回到古典社会学家的研究，理清他们对于现代性论述的得失、考察他们对于现代性的态度与评价是十分必要且有意义的。二、现代性的核心特征：理性
从孔德创建社会学开始，古典社会学家关注的现代性的价值主题，或者是说基本特征是有共通性的。比如，他们尤为关注“秩序”“客观”“理性”“进步”等现代性的突出特征，并作出了许多经典的论述。在这其中，理性作为现代性的核心特征尤为被关注。
哈贝马斯认为在宗教社会里，创世说、原罪说等为现世提供合理性;而到了现代社会，上帝已经不再“造物”，人的理性转而设计一切，理性自然成为真理之源，为现代性提供安身立命之地（陈嘉明，2003：4-5）。从韦伯开始，理性就被普遍认为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连结。古典社会学家对于理性的关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认为人是理性的，即人对自己的行为和结果有预设和考量，如韦伯、齐美尔和马克思等都是如此。韦伯对于现代社会理性化趋势的思考主要体现在社会行动、组织权威和宗教伦理三个方面，齐美尔则主要关注人在货币经济和都市生活中的理性体现，而马克思则主要从劳动分工去反思人的理性;而另一类则认为人是非理性的，人无法通过理性思考解决问题，这种论述主要集中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是一个极端偏激的非理性主义者，他坚定地认为人是非理性的，现代社会中人希望通过理性来解决问题的做法极其荒谬。这种非理性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他的“无意识决定论”和“性本能论”中。在弗洛伊德那里，理性完全被人的性欲所挟持，无法反抗。佛洛依德否定了意识和理性在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但他触及到了被人的意识和理性部分掩盖起来的行为特点，深刻地揭示了人非理性的一面，从而也深刻了古典社会学家关于理性作为现代性特征的论述。
此外，在对于理性的态度上，古典社会学家也可以被划分为两类。韦伯和齐美尔对于理性的论述都带有悲观色彩，他们对现代性缺乏信心：如韦伯于科层制，虽然他认为其是历史的进步，因为科层制避免了传统权威下例如家长制、世袭制的各种弊端，使得组织的运作效率极大提高，但另一方面，韦伯也意识到这种管理模式会极大的压抑人的本性，使人的自由意志成为一纸空谈。这种理性发展到极致，甚至会摧毁人的本性。对于科层制模式的应对方法，韦伯是一种消极悲观的态度：人不可能逃离被这种理性的“铁盒”所囚禁的命运，这种异化和规训是无法从本质上被消除的。他认为工具理性及科层制的扩张会为人类建造一个无处不在又无法逃避的铁盒，人的本性会随之被摧毁;齐美尔则主要从货币和都市生活两方面入手，来论述理性对人和社会产生的不利影响。一方面，他认为货币地位上升，成为衡量一切的准则，导致社会文化、关系网络被量化、理性化，人变得精于算计，充满理性;另一方面，都市生活的发展结果是生活节奏加快、人与人的关系却冷漠疏离，都市人在处理问题时上理智之上、讲求实际（周建国，2003）。齐美尔提出，人类自己创造出的“客观文化”快速膨胀，远超出人们吸收其产品的“主观文化”的承受能力，最终会导致现代社会的文化悲剧。相比之下，马克思虽然也深刻地认识到现代社会有着诸多问题，但他对于未来还是满怀希望的。他认为理性奴役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理性本身是无罪的，理性的体现——机器本身是用来减轻劳动压力，但在资本主义下使用，反而增加了工人的劳动强度。马克思提出，在生产力足够发达，物质水平极度丰富的情况下，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矛盾就得以解决，人就能够得到自由和发展，他主张运用理性的科学方法来不断改进现代社会，从而实现社会的有序化和进步，就这个角度而言，他比韦伯要乐观的多。三、现代性蕴含的隐患
吉登斯曾经指出，古典社会学家极为重视现代性的机会方面。他们认为现代性所开辟的使人获益的可能，超过了它的负面效应。在这里，他强调的是古典社会学家较多忽略了现代性的阴暗面。这其实不是个例，过往的许多理论流派在论述现代性时都有这个问题，而在发展中国家则更为突出——因为他们目前面临的任务仍旧是尽快实现现代化，尚分不出心思来讨论还未实现“目标”的隐患。
而随着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迅速发生和完成，一系列古典社会学家未曾过多论述过的危机和隐患纷纷浮现：环境污染、贫富分化、伦理危机、种族屠杀、犯罪频发等一系列从未有过的问题纷纷出现。古典社会学家所畅想的美好的、前进的现代社会似乎并未实现;相反，人类社会物质越发展、科技越进步，人的全面发展反而越难以实现，精神需求越难得到满足。古典社会学时期确立的实证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范式解释力式微，甚至面临“生存危机”。
现代性的隐患或者说是危机，简单来说就是现代性自身内涵的主客二元对立。现代性最重要的两个内涵，一个是科学理性，一个是价值理性。“科学理性追求的是人对自然的政府和控制，崇尚科学精神和工具理性;而价值理性则关照人的自由和价值的实现，崇尚人文主义（丁惠平，2010）。”现代性在设想初期应该是将这两者彼此兼顾，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二者的推进速度却呈现了十分严重的失衡。科学理性，诸如各种科技和机器提高了人应用、改造自然的能力，改变了前现代社会中人受制于自然的处境。由此，人迷醉于科学理性，到了要顶礼膜拜的地步，从而忽略、抛弃了价值理性。上述不平衡的推进不断持续，最终导致了科学理性对价值理性的绑架，完全凌于其之上。现代性内涵中产生的这种失衡与主客两极对立，就是现代性自身内含的隐患。实际上，古典社会学家并非完全没有注意到这种隐患，如社会学的开山鼻祖孔德，在创立社会学之初，他就试图通过建立实证主义范式，通过移植自然科学的方法准则，把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实在化，来维护社会的秩序。孔德的“社会发展三阶段说”认为在实证主义阶段，社会要依靠工业和科学去形成秩序，这本质上就是依靠科学理性去实现社会秩序;但到了他的学术生涯后期，他却彻底摒弃了他的实证立场，转而投向另一套维持社会秩序的方案——人道教。人道教整合世界、维持秩序的方式是理想和信仰，靠的是一种价值理性。笔者认为，孔德的这种转变，也许是他发现单纯应用实证主义解释社会问题时会出现失语，这意味着孔德在崇奉了实证主义大半生后对其也出现了疑虑，开始重视价值理性的作用;另外，上文提到的韦伯和齐美尔等人也注意到了这种现代性蕴含的隐患。韦伯认为工具理性及科层制的扩张会摧毁人的本性;齐美尔也强调主客文化的不相协调最终会导致现代社会的文化悲剧。他们都注意到了现代性内涵中的主客对立现象，对科学理性的过度膨胀和作出了预测，并表示了深深的担忧。
关于“现代性”议题的讨论，在上个世纪70年代，随着社会学界将精力投入到去帕森斯话的热潮中而有过一段时间的停滞。但到了80年代，随着现代性蕴含隐患的不断凸显，有关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议题又重回主流。其原因主要是各种后现代性学术思潮的兴起，对现代性提出了挑战。许多社会学家直面社会学解释力的式微，对现代性展开批判反思，意图建立新的当代社会学理论范式，涌现了一大批诸如吉登斯、贝尔、福柯、哈贝马斯等理论大家，对现代性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方案。四、总结与反思
社会学是一门关于现代性的科学，“现代社会的出路是什么？”是社会学始终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自社会学创立，古典社会学家们就围绕这一主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种回应，分别是孔德创立、涂尔干发扬光大的实证主义、自韦伯开始的人文主义、以及以馬克思为代表的批判主义。这三种社会学传统实质上都是对如何建设社会的现代性议题的体现， 只是角度不同而已（刘少杰，2006）。其本质原则是一致的，都是对社会摆脱传统束缚、追求光明未来的不懈努力。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古典社会学家一开始就为社会学这一学科确立了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
随着现代性隐患的出现，对现代性的批判与重建活动也随之开展，关于后现代性问题的探讨也随着对这种批判逐渐火热起来。许多学者对于现代性，或提倡超越或提倡继承，围绕的问题始终还是在于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出路上。现代性的未来会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个人同意吉登斯的观点，现代性还有许多特征“仍在在黑箱中藏而不露”，我们要相信现代性的未竟性，去挖掘现代性目前尚未被开发的、符合目前时代的新的特征内涵，从而继续推动人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前进。
参考文献：
[1]张小山.现代性阐释确立社会学四大奠基者[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9-07（006）.
[2]丁惠平.现代性的分化与弥合——论古典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及当代反思[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8）：162-166.
[3]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
[4]周建国.人际交往、社会冲突、理性与社会发展——齐美尔社会发展理论述评[J].社会，2003（4）：8-11.
[5]刘少杰，王建民.现代社会的建构与反思——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来龙去脉[J].学习与探索，2006（3）：48-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