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幻、诗性与逍遥
王允亮
摘要：《庄子》作为先秦艺术地理审美的集大成者，广泛吸收了以《山海经》为代表的古神话、滨海地带的海洋文明以及中原农业文明中的地理认知。以此三方面的地理知识为基础，用审美精神将其整合融会，塑造出了远离尘世的逍遥之境、物我合一的诗意之境、新人耳目的奇幻之境等具有不同美感的地理意境。这些意境成为《庄子》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在它的哲学表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先秦的政治地理、神话地理之外，构建了艺术地理审美的高峰。
关键词：《庄子》；地理；审美；艺术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8）03-0113-09
《庄子》一书作为中国艺术哲学的代表，通过纷至沓来的地理意象，构建了令人倘恍迷离的艺术胜境，这些意境不仅是《庄子》阐释自己观念的有效方式，也是先秦地理美学精神的重要体现。作为其美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庄子》一书中地理意境的塑造，近年来已经引起学者的注意，并有初步的研究。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庄子》书中地理认知的来源进行探讨，或认为它们是实际地理的某种变形，或认为它们来自庄子个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前者如贾学鸿《〈庄子〉书中山名的考索》，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后者如刘成纪《诗性地理与庄子的哲学发现》，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二类是从空间美学的角度对《庄子》的空间意象进行解读，注重从哲学意义上对其进行阐发演绎这类成果具代表性的有苏运蕾《与天地为友，得一世淡漠——论〈庄子〉的空间观》，载《管子学刊》2016年第4期，陈亮《论庄子散文的想象空间》，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另武田秀夫《〈荘子〉の‘游小考》一文，也涉及到《庄子》塑造的空间意象，但其主要为探求庄子之哲学思想，亦非专门就地理意境立论者，文载《东洋文化学科年报》第7卷。。这些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不足也显而易见：一是对《庄子》地理认知的来源仅注意到现实地理一点，缺乏全面的观照，忽视了庄子地理认知来源的多元性；二是对《庄子》地理意象仅注意其哲学意蕴的阐发，缺少对这些艺术胜境感性之美的关注；三是对《庄子》地理意境的价值尚缺针对性的评价，尤其是它在传统地理美学发展中的地位还无人注意。鉴于地理意象在庄学中的重要性，故本文拟就以上问题略申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庄子》地理认知的来源
庄子是战国中晚期时宋国人，作为没落贵族家庭成长起来的士人，他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拥有广博而深邃的知识[1]8-9。庄子生活的年代，社会上通行的地理认知主要有以《尚书·禹贡》为代表的大一统人文地理，以《山海经》为代表的古神话地理，以《管子》为代表的滨海齐地地理知识。庄子在为学过程中，既注重吸纳各种外来知识，也注重从耳目闻见的现实世界撷取资料，将这些材料融汇于一炉，形成自己独特的地理意境。《庄子》虽然并非全部庄子本人的手笔，但作为先秦道家庄子学派之文献汇总，此书烙有强烈的庄子印记《庄子》一书分为内、外、杂篇，其作者考察颇为不易，一般认为内篇七篇为庄子手笔，外、杂篇中既有庄子的作品，也有其后学的作品，但除《说剑》之外，其文章自成一体系，视为当时庄子学派之文献汇总固无不可，故本文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观之，不作强行辨析。详参颜世安《庄子评传》第一章第五节“著述问题”，另李大华《自然与自由——庄子哲学研究》第一章“《庄子》内外杂篇的问题及其研究方法”也可参考，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具体到《庄子》一书中的地理知识而言，大约可分为三类：一是古神话中流传下来的地理认知，二是东方滨海地域传来的地理知识，三是作者耳目闻见的中原地理风物。以下分而述之。
（一）古神话地理的影响
《庄子》一书以其变生天外的奇幻异境引人瞩目，这些境界倘恍迷离，多寓言和游戏意味，但剥离掉其隐喻的外衣，《庄子》所塑造的寓言境界往往并非无稽之谈，而是出自对旧有文化资源的整合改造。旧存的神话故事更是《庄子》经常利用的材料。《庄子》一书中的神怪之境与古神话关系密切。如《庄子·逍遥游》所标橥的神妙之境：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鳥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2]2-5
这一境界便和《山海经》有着密切的联系，《山海经·海外北经》：“北方禺彊，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逍遥游》中其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鹏，其原型实即《山海经》中的海神兼风神禺彊（禺京），因禺京字玄冥，人面鱼身，居北海，所以《逍遥游》中有“北冥有鱼”的说法；又因禺彊主不周之风，风、凤、鹏三字古义相通，所以又可化而为鹏，产生种种奇伟的变化[3]248-249。可以看出，《庄子·逍遥游》中的精彩段落，并非出自无中生有的想象，而是依古神话传说为依据的改造。
又《庄子·天地篇》云：“谆芒将东之大壑，适遇苑风于东海之滨。苑风曰：‘子将奚之？曰：‘将之大壑。”[2]447-448也和《山海经》有着很大的关系，《山海经·大荒东经》云：
有女和月母之国，有人名曰。北方曰，来之风曰，是处东极隅以止日月，使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3]358
丁山解读这段文字说：
《大荒东经》之古本当为“北方曰，风曰鵷”，《庄子》书中亦有坚证，其《天地篇》有曰：“谆芒将之大壑，适遇苑风于东海之滨。苑风曰，子将奚之？曰：将之大壑。”[4]
可见，《庄子》所谓的谆芒、苑风等人物，均出自《大荒东经》，本来是对极东世界的描绘性词语，《庄子》将其点染成一则生动的寓言。其实它是由卜辞中的“北方曰伏，风曰卩殳”转化而来的，是商人对于四方神和风神祭祀占卜的记录。从《庄子》的文字来看，主要是受了《山海经》的影响。
《庄子》一书中的很多人物和意境都有古神话的影响，如《大宗师》“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2]254，《至乐》“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2]617，《达生》“东北方之下者，倍阿鲑蠪跃之，西北方之下者，则泆阳处之。水有罔象，丘有莘，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2]654等处，其缥缈隐约的地理意象，均由承袭古神话而来。《庄子》接受了古神话中的地理认知，以寓言的方式将其转化改造，构建出了自己独特的地理意境。袁珂曾经总结神话发展的规律说：“神话是原始先民思想意识的总汇，它不仅有着属于文学艺术方面的审美的东西，还有着属于宗教崇拜的、哲学思辨的、历史和科学探讨的、地方志和民俗的……其他多方面的东西。后来神话发展了，属于审美的文学艺术方面的东西便成为神话的主流，而其他方面的东西便退居其次。”[5]《庄子》对于原始神话的改造，正是这种规律的体现。
（二）滨海地理观念的影响
庄子生当战国时期的宋国，宋国位处中原，是东西、南北文化交流的要冲，因而各类知识在这里碰撞交流，为其著述立说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背景。就地理知识来说，作为庄子学说体现的《庄子》一书，既接受了以昆仑为代表的具有西北特色的地域观念，也接受了由东方传来的滨海地区的地域观念。这一点在《庄子·山木》的一段文字中有着明显的体现：
市南子曰：“少君之费，寡君之欲，虽无粮而乃足。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2]677
这里面提及的“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体现出明显的海上航行意识。而这个观念只有在具有较为丰富的航海经验下才能产生，当来自燕、齐、吴、越等国滨海居民的生活经验[6]。
另有《庄子·秋水》篇中的一段文字，也体现出明显的滨海居民地理观念：
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2]565-566
此处对于大海之大的形象化描述，与同篇中另外一段描绘大海的文字若合符契：“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2]601这种真切的认识，只有在实际生活中与大海有过接触的人才能得出。
此外，《秋水》中的另外一句话也值得我们注意：
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2]566
这句话认为世界分为天地、四海、中国三个由上到下的层级，而每个下面的层级都是其上面层级的一部分。中国旧有的地理观念，是中国等同于海内、九州，偶尔也被称为天下。《庄子》中的地理观念和旧认识显然有别，体现出较新颖的地理意识。那么这种观念是从何而来的呢？它和战国时期新兴的大九州观念有很大的关系，此观念为齐国邹衍所提出，以中国之九州为小九州，是中九州的九分之一，是大九州的八十一分之一，中九州和大九州之外都有大海环绕邹说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童书业先生认为，邹衍的大九州之说《史记》仅载其大略，其完整的表述存于《淮南子·墬形训》。（参见童书业：《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页）。《庄子》一书中宏大的空间意识，与邹衍所秉持的理论实有契合之处，在中国于海内的地位这一点上尤为相同。就《庄子》一书的撰作年代来看，也和邹衍的生活年代大略相当。对于庄子后学而言，以战国晚期大九州理论的风靡程度来看，说他们受其影响并非无据。足知《庄子》中宏大的空间观念渊源有自，并非纯粹出于想象。
此外，《外物》“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索巨钩，錎没而下，骛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山海经·大荒东经》：“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张其两耳。” 郭璞云：“踆或作俊，皆古蹲字。”（参见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926页）《山海经》中的大人蹲乎波谷之山，《庄子》中的任公子蹲乎会稽之山，两者姿势相同。从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的做派来看，他无疑属于大人一类。同为大人，同蹲乎山上，很难说两者之间没有联系。足知此故事原型亦出自《山海经》。同时，作者又加入了滨海居民对大水大鱼的印象，予以艺术性的加工而成此寓言。（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41页），《逍遥游》“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为鲲”[2]17，《山木》“南越有邑，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2]674。这些地方对大水、大鱼的描摹，对海外世界的美好想象，虽经《庄子》之笔予以夸饰描摹，仍能看出滨海居民地理认知的底色。
（三）中原风物的影响
除了外来的地理知识之外，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日常接触的自然环境也会对其产生影响。庄子的生平不详，行踪也难以考辨，大略可以知道他是战国中期宋国人，一生行踪大约也在此区域附近，中原一带的自然风貌对他有着直接的影响。先秦时期的宋国是丘陵、高地、水泽、河流相交错的地带，多变的地理面貌孕育了丰富的自然物种，使其呈现出独特的物候样貌。这些独特的地理景观在《庄子》中频繁出现。从《庄子》一书看，其涉及的飞鸟计有22种，水中生物15种，陆上动物32种，虫类18种，植物73种，无生命物象23种[7]。另外，宋国所生育的物种虽多，然由于土地较为贫瘠，提供的养分不足，故多畸形、奇怪之物。
现实中畸形、奇怪之物的众多存在，反映到作品中，就体现为《庄子》一书中畸人、畸物的大量出现。《庄子·人间世》载：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见大木焉有异，结驷千乘，隐将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异材夫！”仰而视其细枝，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俯而视其大根，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椁；咶其叶，则口烂而为伤；嗅之，则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2]183-184
“商之丘”據司马彪注云：“今梁国睢阳县是也。”其地曾是宋国的都城。这个颇具特色的不材之木，被安排在商丘这样一个现实中的地名，让人猜测它或许是庄子所曾目睹的某种乔木的艺术夸张。同卷的匠石之齐所见栎社树，亦具有此不材之木的特点，两者显然出自同一原型。
不仅仅是宋国，当日中原附近一带的地理风物，在《庄子》一书中也时不时地被呈现出来：
孔子观于吕梁，县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并流而拯之。数百步而出，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2]658
《达生》虽列《庄子》外篇，却与庄子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王夫之说：“虽或不出庄子之手，要得庄子之真者所述也。”[8]据王说，此篇与庄子关系密切。张湛注曰：“吕梁，在今彭城郡。”[9]对于吕梁的地理位置虽有不同的说法，如司马彪注云：“河水有石绝处也。今西河离石西有此县绝，世谓之黄梁”[2]659，然结合孔子的活动区域来看，则当以张湛所注为是。因《庄子》一书虽以寓言为主，为取信于人计，亦不至过分偏离史实。而彭城（今江苏徐州）的吕梁，恰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活动范围之内，与庄子生活的蒙（今安徽亳州市蒙城县）亦相距不远。文中所描绘的吕梁之景，当得自作者对实际地理的直观感知。
作家的生存环境会给他的创作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庄子所生活的自然环境对其哲学理论的构建、文本内容的呈现诸方面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就《庄子》一书来说，出现于其中的中原一带地理景观，有《人间世》“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斩之；三围四围，求高名之丽者斩之；七围八围，贵人富商之家求樿榜者斩之”[2]185，《山木》“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2]669，“庄周游于雕陵之樊，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翼广七尺，目大运寸，感周之颡而集于栗林”[2]697等，这些有着现实印记的物候景观，成为《庄子》美学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曾大兴说：“当文学家写到物候的时候，多是为了表达对某种生命的体验或者思考；当文学家表达某种生命的体验或思考的时候，往往离不开某些特定的物候现象的触发。”[10]现实生活中的地理风物，对庄子的影响也较为典型。
二、《庄子》地理意境的塑造
庄子是战国时期新隐者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十足的悲观主义视角下，主张彻底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于复归自然的基础上寻找人生意义[1]35-37。受其哲学影响，《庄子》一书以反抗流俗为基调，提倡避世、游世的生存之道。以此为基点，《庄子》的地理认知虽然有着多元的接受渠道，但经其整合后，便成为传递《庄子》哲学的地理意境。这些地理意境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与道合符，远离人世的逍遥之境；二是玄同自然，与物冥契的诗意之境；三是别开生面，新人耳目的奇幻之境。
（一）远离人世的逍遥之境
《庄子》宣扬远离一切束缚的大自由、大解放，受此思想影响，书中特别注意对逍遥之境的刻画，如《逍遥游》卒章：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和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斧斤，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2]46
与此境类似的，还有《应帝王》中的“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垠之野”[2]301。这里的无何有之乡和广莫之野，是一个想象中的境界，它远离人世、自在逍遥，寄托着庄子对理想境界的向往。还有人人熟知的藐姑射之山：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山海经·海内北经》：“列姑射在海河州中。”“姑射国在海中，属列姑射，西南，山环之。”（参见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1页）袁珂认为：“藐姑射之山即姑射之山，亦即列姑射（山）也。《列子·黄帝篇》云‘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云云，正是其地也。”可知此意境乃出自《山海经》。（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22页）
此处的神人亦远离人世，不食人间烟火，他生活的环境与其人相应，体现出超凡脱俗的品格。这里的人和境虽然具体，却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作者用这些境界反衬出尘世的琐屑不足道，试图为心灵的栖息找到理想的地方。其他类似的句子尚有《齐物论》“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2]103，“旁日月，挟宇宙”[2]107，《天地》“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2]429，《在宥》“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2]396，《天运》“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2]524，《知北游》“游乎无何有之宫”[2]752，《徐无鬼》“游于六合之外”[2]833等处。
余英时曾经评价《庄子》一书内意象之境的特点：“我们绝不能将庄子的高层‘道领域误为自然界，因为它不在任何物理空间之内，也不能将之等同于某种宗教意义里的天堂生活，因为这种天堂有时只不过是此世的延长，仅仅略去了此世的痛苦和挫败而已。”[11]107此处所言恰可以用来评价《庄子》中的逍遥之境，其境界无不经过作者的改造，所谓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逍遥之虚、不贷之圃等处，完全是个人主观精神的折射，在自然界中是无法寻觅到的。它们是从耳目闻见的人世空间抽象升华而得来的理想意境，因而不存在于任何物理空间之内。但它们毕竟是以物理空间为基底而哲学化、抽象化了的空间，在作者的主观意念上，仍是以地理实在为框架构建出来的生存空间。这种灌注着作者人生哲学的意境，“是一种圆满具足，而又与宇宙相通感、相调和的状态，所以庄子便用‘不食五谷，吸风饮露来加以形容。在此状态中，精神是大解脱，大自由；所以便用‘乘云气，御飞龙，而逍遥乎四海之外来加以形容”[12]74。
（二）与物冥契的诗意之境
《庄子》的哲学往往以美学的形式体现出来，受此基调影响，其书中营造了不少令人神往的诗意之境。这类意境以濠上之辩最为典型，具体见《庄子·秋水》：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2]608-609
濠梁周围的自然风物令庄子感到愉悦，故而当他看到游鱼从容悠然的姿态时，不禁有自然流露的会心之乐，人和物之间产生了微妙的心灵相通。庄子和惠施这次关于移情体验的对话，既让读者陶醉于其哲理思辨之妙，也对当时环境之美心生向往。
其他如《渔父》篇：
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2]1026-1027
缁帷之林，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渔父据膝持颐而观之，是何其光风霁月的场面，整个场景洋溢着和谐朗畅的美感，体现出《庄子》对自然美高超的描摹能力。
相似的意境还有《知北游》“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2]766，《刻意》“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2]539，《山木》“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2]684-685等处。《庄子》的诗意之境，体现出物我同一的特色。人作为万物的灵长，这时候脱卸掉自己身上的社会属性，回归于自然本色，和自然冥合无间，复为万物的一部分；自然这时也和人产生微妙的联系，变得有情有意。
《庄子》中这种诗意场景的频繁营造，是其以美学为哲学的主观反映。徐复观的总结颇能让我们从哲学层面上对庄子的诗意地理意象本质进行更深入的认识：“凡在《庄子》一书中所提到的自然事物，都是人格化、有情化，以呈现出某种新的意味的事物。而顺着这种新的意味的自身，体味下去，都是深、远、玄，都是当下通向无限；用庄子的名词说，每一事物的自身都可以看出即是‘道。”[12]110《庄子》一书中山水地理、乔木飞走无不带有作者之主观气息，呈现出浪漫的诗性精神。而这一诗性精神的本质，则在于个人和自然的和谐，有限和无限的统一，体现出情感化的特征。与逍遥之境的超远难及相比，诗意之境较为活泼感性，它是《庄子》在抽象玄思之外，营造的更具现实意义的生存场景。这种场景具有道器兼具的特性，因其为道，所以具有抽象性与无限性，因其为器，所以具有形象性与短暂性。它以器为表，以道为里，器中有道，所以意象富含哲理，道兼器质，所以哲理富于诗性。它的哲理不是抽象的干枯的，而是富于感情性和形象性，洋溢着美学精神。
（三）新人耳目的奇幻之境
《庄子》提倡摆脱世俗常规的束缚，应复归于自由之道，故在有些地理意象的营造上，因强调对人常识的颠覆感而呈现出奇崛怪诞之美：
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数千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匠石不顾，遂行不辍。弟子厌观之，走及匠石，曰：“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视，行不辍，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为舟则沈，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2]177-179
在《庄子》一书中，似这样庞大而无用的意象曾多次出现，如《人间世》中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所见的大木，《山木》中枝叶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焉的大木。树作为一种地理景观，常人多注意其形状材质呈现的美感，《庄子》却强调其大且无用的特质，这当然和作者的哲学思想有关。作者用这些意象，阐发自己独到的哲学认知：“由怪物所代表的价值——自然——是一种为常规社会所害怕和避开的价值。以下说法是非常恰当的：在生物学意义上违反法则的怪物，象征着在社会意义上对社会规则的违背。如果一个人看清了被怪物所采纳的哲学立场，那么，他就会发现，自然是所有怪物一个共同的特征。”[13]畸人、畸物意象的频繁出现，是《庄子》有意将其作为对抗世俗观念、宣扬体道境界的一种手段。
畸物外，《庄子》也通过对神异境界的描写，来震撼人的耳目和颠覆人的常识，如《庄子·逍遥游》：
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2]17
其他类似场景有《庄子·外物》中，任公子钓鱼时“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的夸张描述，也充满生机和想象力。这些地理意境超出人感官所能承受的极限，体现出雄浑壮丽之美。
《庄子》中还有很多象征色彩很浓的寓言，其故事演绎于亦真亦幻的时空之中，透露出迷离倘恍之美，如《知北游》：
知北游于玄水之上，登隐弅之丘，而适遭无为谓焉。知谓无为谓曰：“予欲有问乎若：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三问而无为谓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问，反于白水之南，登狐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问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将语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问，反于帝宫，见黄帝而问焉。[2]731-733
在这段哲学化意味极浓的表述中，玄水、隐弅之丘、白水、狐阕等地方，作为故事展开的空间逐次出现，由于故事主角的明显象征化、哲理化，地理空间也变得隐约仿佛，无法用理智来准确把握。
类似的表述尚有《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为御，昌寓骖乘，张若、褶朋前马，昆阍、滑稽后车。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无所问途”[2]831，《天地》“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遗其玄珠”[2]422，《至樂》“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2]617诸处。《庄子》一书中的寓言多为神话故事的变形袁珂说：“有的（故事）看来好像寓言，实际上却是神话的改装，这种情况《庄子》一书中多有之。”（参见袁珂：《中国神话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73页），这些变形的神话故事又被赋予高度的哲理，其发生空间与现实地理之间更多了一层遮蔽。即使是现实中存在的地名，如具茨山、襄城之野等，也因与现实世界产生疏离而无法用理性思维去把握，从而呈现出倘恍迷离之美。
三、《庄子》地理意境的价值与意义
作为人类的生存世界，自然环境对文学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陆机《文赋》云：“佇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些均揭示了自然环境是作家创作的重要诱因。自然环境不仅刺激作家进行创作，它本身也是文学的表现对象，古人已经认识到自然环境的美感特质，如《文心雕龙·原道》云：“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地理作为文学的重要表现内容，深刻影响着文学的发展，以其为题材的作品可称为地理文学，这类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蔚为大观。
进入当代，随着文学地理学的兴起，学者看问题的视角更加现代，对地理文学的考察也更加深入曾大兴说：“文学的体裁、形式、语言、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等的地理分布及其组合与变迁，构成作品主题的地域性。”此语全面揭示出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参见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0页）。《庄子》中的地理意境，无疑属于地理文学的类别。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出发，以地理意境为着眼点来考察《庄子》，可以彰显其地理美学方面的价值与意义，对《庄子》进行更加多元化的阐释。《庄子》地理意境的价值与意义，可以通过两个维度来进行考察：一是它对《庄子》哲学体系的构建作用，《庄子》哲思是其地理意境被塑造出来的知识背景，作为文本的一部分，它服务于这个整体；二是它在传统地理认知中的地位，作为艺术地理审美的代表，它在巫术地理、政治地理、神话地理之后，构建了艺术地理的高峰，体现出承继与创新的双重意义。
（一）《庄子》地理意境与其哲学之关系
《庄子》的地理意象与其哲学构建有很大的关系，那些奇伟的艺术胜境是作者哲学精神的呈现，脱离作者的思想来谈论其地理意象是无法想象的。与其他学派多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相比，《庄子》表现出近乎绝对的个人主义，因体现出思想上的大自由和大解放而呈现出独特色彩。余英时曾经在轴心时代文化突破的大环境下，论述道家在先秦文化演进过程中的价值：“道家的突破之所以独特，乃是由于它不仅近乎彻底地与礼乐传统决裂，还因为它在中国语境下，在现实世界和超越世界之间做出了鲜明的分判。特别是庄子，更一直是中国原有的精神传统中关于彼世思想的主要资源。”[11]108
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伦理道德观念，是由上古巫术宗教的礼仪程式演化而来的，之后一直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而存在。作为对当时社会的反抗，庄子更强调个体的存在价值，强调人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这种超越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小天地，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大和谐。对此，李泽厚曾说：“他之所以讲‘道，讲‘天，讲‘无为、‘自然等等，如同他讲那么多‘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讲那么多的寓言故事一样，都是为了要突出地树立一种理想人格的标本。所以他讲的‘道并不是自然本体，而是人的本体，他把人作为本体提到宇宙高度来论说。也就是说，它提出的是人的本体存在与宇宙自然存在的统一性。”[14]
庄子的哲学精神是人的本体存在与宇宙自然存在的统一，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是各种不协调表征下本质的和谐统一，这些才是庄子要传达的“道”之精神。庄子通过对各种奇幻瑰丽境界的塑造，努力让我们相信纷繁复杂的表象世界之上，另有一个自由和具有哲学美感的天地，因此他的笔触始终充满诗意和浪漫，试图让我们领悟矛盾和悖论的意象后面那和谐统一的精神境界。《庄子》对地理意境的塑造，与这种独特的哲学视角有着密切关系。它的逍遥之境强调对人世的超脱，诗意之境强调物我的合一，奇幻之境强调对常识的突破。这些意境使抽象的哲理变得形象化、感性化，产生了意在言外的艺术魅力。如《庄子·田子方》里曾记载了列子与伯昏无人间的一段故事：
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贯，措杯水其肘上，发之，镝矢复沓，方矢复寓。当是时也，犹象人也。 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尝与汝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若能射乎？”于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进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尔于中也殆矣夫。”[2]726-727
“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这样危险的境界令人读之悚然神动，但在作者的笔下其实更具有辩证的作用。其形容环境之险恰是要传达“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的哲理，它是不射之射的基础，是以道为技的艺术表达。徐复观曾这样评价这段文字：“伯昏无人的话，是就整个人生的精神修养，以成就整个人生、人格的境界。在此境界之内，精神所涵的不仅是某一种特定的具体的艺术对象，而是涵融着整个世界，而将之艺术化。”[12]130由徐氏的分析可以看出，《庄子》主张艺术化地看待这个世界，地理意象作为《庄子》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既为它的哲理表达服务，又受其哲学影响而富于美学精神。
（二）《庄子》地理意境在先秦地理认知中的地位
从人文肇始到科技日新，人类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于外界的认识也发生着变化，文学中的地理景观也呈现出多重面目。通过这些不同的地理意象，可以了解人类地理认知的变迁历程。就传统中国来说，先秦时期是中国文明由萌芽至成型的重要阶段，奠定了以后两千年中国文化的根基。先秦地理认知也经历了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如将《庄子》地理意境放在这个维度考察，更容易发现其价值所在。
殷商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时期，殷人已经有五方观念以及内外之分。卜辞中对四方风神的祭祀表明，地理方位的界定对殷人来说不仅是一种空间的认知，而且具有图腾和崇拜的意味。殷人生活的空間，既是物质的现实世界，又是一个民神杂糅的场域。除了具有巫风意味的自然崇拜之外，殷人空间意识中还有着政治秩序的区分。卜辞中显示，他们的空间认知是以“商”为中心而逐次向外扩展到四方，有着非常明显的层次性：最内核为王畿，此外为提供经济供应和武装保卫的甸和卫，再外面则是畔服无常的各种以“方”命名的势力，内服和外服的区分非常明显。要而言之，殷人的空间秩序中有着浓厚的巫术和政治色彩，除了现实政治需要的必要区分外，自然崇拜思维掌控了其余的地理认知，其地理观念有着蒙昧时期的色彩。
周人在殷人五方意识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天下观念。除《尚书》与《诗经》之外，西周铜器《公盨》铭文中也出现了“天下”一词，说明西周时期已有天下意识。春秋战国以后，“天下”的政治伦理意义开始彰显，从《左传》《孟子》《韩非子》《荀子》中对于《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诗的解读来看，以君主为天下政治秩序顶点的观念渐渐确立。与此相应，政治空间上的九州、五服观念也开始出现，以《禹贡》为代表的地理文献将天下划为九州，并糅合五服制度，使其成为有着一元中心的政治空间，这一观念在《国语》《周礼》等典籍中均有体现，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这种政治空间的划分，虽有着明显的理想化色彩，但却透露出一统观念对地理空间的整合。与殷商地理观念中浓郁的巫术气氛相比，这个时期的地理认知有着鲜明的政治伦理色彩。
除了巫术与政治为主导的地理观念外，《山海经》在吸收古神话传说的基础上，构建了以昆仑为中心的空间体系，虽然也有方位和内外的区别，但是充斥着蛮荒和怪诞色彩。这一奇异荒怪的地理观念，为文学创作的浪漫想象提供了源泉，《庄子》寓言中世外天地的恍惚迷离，《离骚》《天问》《招魂》中昆仑、流沙的瑰奇多姿，都和它有着密切联系。至战国晚期，随着海上交通的发达，与西北神话天地相对，东方海上也出现了以蓬莱为代表的仙境。这些仙境想象，连同邹衍的大九州之说，由于燕、齐方士的渲染传播而风靡一时，对于后世观海、览海、游仙等题材的诗赋创作起了深远的影响。此为战国晚期流行的神话地理观念，它是民众浪漫想象力的结晶。
与上述巫术、政治、神话等为主导的地理认知相比，《庄子》地理意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体现出主体审美精神对地理的美学观照。当然，这种观照并不是自《庄子》才有，在《诗经》中已有诗意地理审美的萌芽，如“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等名句，无不透露出审美观照下诗意自然的灵动活泼。至春秋时期，这一趋势继续发展，如孔子和弟子谈话时，曾点所描绘出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归”这一诗意境界。这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贵族传统礼教的解体，个人心灵脱去种种桎梏之后，审美追求日益诗意化、灵动化。而《庄子》则彻底发扬了个人主义，更多关注到人的内心，以对个人自由的推崇为基点，描绘了以我观物的艺术境界。从艺术地理的建构上来说，它吸收了过往的所有积极因子，达到了时代文化的顶峰，成为先秦艺术地理审美的集大成者。
《庄子》除了继承旧有的地理认知，用自己的理解型塑出新境之外，其艺术胜境还深刻影响了后世。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山林对一般人来说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在庄子的笔下，它作为对尘世的超脱之所，体现出诗意的美感。这一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意识，中国文学史上的占据重要分量的山林文学，是在庄子这里发轫的。《庄子》中摆脱人世的逍遥之境，其中乘云气、旁日月的瑰丽想象和《离骚》一起影响了后世的神游赋、游仙诗创作，这些作品的思维模式、意象特征都能看到《庄子》的痕迹。《庄子》的奇幻寓言之境，北冥之鲲鹏、河伯与海若、蜗角之蛮触等，更成为中国文学中的经典，作为表达感情、抒发哲理的常用意象被频频称引。
综而言之，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地理知识至战国时已经有了丰富的蕴积，《庄子》作为庄子学派的集大成者，广泛吸收了古神话、滨海地带以及中原生活中的地理认知，在否定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下，通过以美学呈现哲学的方式，塑造出了逍遥之境、诗意之境、奇幻之境。逍遥之境体现出《庄子》对自由之道的崇尚，诗意之境体现出《庄子》与物冥契的追求，奇幻之境体现出《庄子》不落流俗的品格。这些地理意境虽各有特点，但它们以艺术地理的面目而存在，是《庄子》在集成旧有资源的基础上，构建出的有别于巫术地理、政治地理、神话地理的另一地理美学高峰。这些地理意境不仅体现了《庄子》的哲学理念，还因其优美的形象性、深刻的思辨性，作为地理美学中的经典场景，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
参考文献：
[1]颜世安.庄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6.
[3]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95.
[5]袁珂.中国神话史[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13-14.
[6]顾颉刚.《庄子》和《楚辞》中昆仑与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J].中华文史论丛，1979（2）：32-33.
[7]刘成纪.诗性地理与庄子的哲学发现[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2.
[8]王夫之.庄子解[M]//船山全书：第13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191-192.
[9]钱穆.庄子纂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95.
[10]曾大兴.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5.
[11]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M].北京：中华书局，2014.
[1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3]爱莲心.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内篇分析[M].周炽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59.
[14]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94.
Abstract：As the masterpiece of the pre-Qin art geographical spirit， Zhuang Tzu widely absorbed the geographical knowledge of ancient myth represented by Shanhaiching， coastal ocean civilization， and th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Plains. Based on the three aspects， integrated with aesthetics spirit， it has created such geographical artistic images as a realm of freedom from the earth， a poetic realm， a fantastic environment. These different geographical aesthetic images being the organic components， Zhuang Tzu not on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hilosophical expression， but also constructs the peak of art aesthetic geography except for the pre-Qin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mythological geography.
Keywords：Zhuang Tzu； geography； aesthetic； artistic
（编辑：李春英）
摘要：《庄子》作为先秦艺术地理审美的集大成者，广泛吸收了以《山海经》为代表的古神话、滨海地带的海洋文明以及中原农业文明中的地理认知。以此三方面的地理知识为基础，用审美精神将其整合融会，塑造出了远离尘世的逍遥之境、物我合一的诗意之境、新人耳目的奇幻之境等具有不同美感的地理意境。这些意境成为《庄子》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在它的哲学表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先秦的政治地理、神话地理之外，构建了艺术地理审美的高峰。
关键词：《庄子》；地理；审美；艺术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8）03-0113-09
《庄子》一书作为中国艺术哲学的代表，通过纷至沓来的地理意象，构建了令人倘恍迷离的艺术胜境，这些意境不仅是《庄子》阐释自己观念的有效方式，也是先秦地理美学精神的重要体现。作为其美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庄子》一书中地理意境的塑造，近年来已经引起学者的注意，并有初步的研究。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庄子》书中地理认知的来源进行探讨，或认为它们是实际地理的某种变形，或认为它们来自庄子个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前者如贾学鸿《〈庄子〉书中山名的考索》，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后者如刘成纪《诗性地理与庄子的哲学发现》，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二类是从空间美学的角度对《庄子》的空间意象进行解读，注重从哲学意义上对其进行阐发演绎这类成果具代表性的有苏运蕾《与天地为友，得一世淡漠——论〈庄子〉的空间观》，载《管子学刊》2016年第4期，陈亮《论庄子散文的想象空间》，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另武田秀夫《〈荘子〉の‘游小考》一文，也涉及到《庄子》塑造的空间意象，但其主要为探求庄子之哲学思想，亦非专门就地理意境立论者，文载《东洋文化学科年报》第7卷。。这些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不足也显而易见：一是对《庄子》地理认知的来源仅注意到现实地理一点，缺乏全面的观照，忽视了庄子地理认知来源的多元性；二是对《庄子》地理意象仅注意其哲学意蕴的阐发，缺少对这些艺术胜境感性之美的关注；三是对《庄子》地理意境的价值尚缺针对性的评价，尤其是它在传统地理美学发展中的地位还无人注意。鉴于地理意象在庄学中的重要性，故本文拟就以上问题略申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庄子》地理认知的来源
庄子是战国中晚期时宋国人，作为没落贵族家庭成长起来的士人，他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拥有广博而深邃的知识[1]8-9。庄子生活的年代，社会上通行的地理认知主要有以《尚书·禹贡》为代表的大一统人文地理，以《山海经》为代表的古神话地理，以《管子》为代表的滨海齐地地理知识。庄子在为学过程中，既注重吸纳各种外来知识，也注重从耳目闻见的现实世界撷取资料，将这些材料融汇于一炉，形成自己独特的地理意境。《庄子》虽然并非全部庄子本人的手笔，但作为先秦道家庄子学派之文献汇总，此书烙有强烈的庄子印记《庄子》一书分为内、外、杂篇，其作者考察颇为不易，一般认为内篇七篇为庄子手笔，外、杂篇中既有庄子的作品，也有其后学的作品，但除《说剑》之外，其文章自成一体系，视为当时庄子学派之文献汇总固无不可，故本文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观之，不作强行辨析。详参颜世安《庄子评传》第一章第五节“著述问题”，另李大华《自然与自由——庄子哲学研究》第一章“《庄子》内外杂篇的问题及其研究方法”也可参考，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具体到《庄子》一书中的地理知识而言，大约可分为三类：一是古神话中流传下来的地理认知，二是东方滨海地域传来的地理知识，三是作者耳目闻见的中原地理风物。以下分而述之。
（一）古神话地理的影响
《庄子》一书以其变生天外的奇幻异境引人瞩目，这些境界倘恍迷离，多寓言和游戏意味，但剥离掉其隐喻的外衣，《庄子》所塑造的寓言境界往往并非无稽之谈，而是出自对旧有文化资源的整合改造。旧存的神话故事更是《庄子》经常利用的材料。《庄子》一书中的神怪之境与古神话关系密切。如《庄子·逍遥游》所标橥的神妙之境：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鳥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2]2-5
这一境界便和《山海经》有着密切的联系，《山海经·海外北经》：“北方禺彊，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逍遥游》中其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鹏，其原型实即《山海经》中的海神兼风神禺彊（禺京），因禺京字玄冥，人面鱼身，居北海，所以《逍遥游》中有“北冥有鱼”的说法；又因禺彊主不周之风，风、凤、鹏三字古义相通，所以又可化而为鹏，产生种种奇伟的变化[3]248-249。可以看出，《庄子·逍遥游》中的精彩段落，并非出自无中生有的想象，而是依古神话传说为依据的改造。
又《庄子·天地篇》云：“谆芒将东之大壑，适遇苑风于东海之滨。苑风曰：‘子将奚之？曰：‘将之大壑。”[2]447-448也和《山海经》有着很大的关系，《山海经·大荒东经》云：
有女和月母之国，有人名曰。北方曰，来之风曰，是处东极隅以止日月，使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3]358
丁山解读这段文字说：
《大荒东经》之古本当为“北方曰，风曰鵷”，《庄子》书中亦有坚证，其《天地篇》有曰：“谆芒将之大壑，适遇苑风于东海之滨。苑风曰，子将奚之？曰：将之大壑。”[4]
可见，《庄子》所谓的谆芒、苑风等人物，均出自《大荒东经》，本来是对极东世界的描绘性词语，《庄子》将其点染成一则生动的寓言。其实它是由卜辞中的“北方曰伏，风曰卩殳”转化而来的，是商人对于四方神和风神祭祀占卜的记录。从《庄子》的文字来看，主要是受了《山海经》的影响。
《庄子》一书中的很多人物和意境都有古神话的影响，如《大宗师》“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2]254，《至乐》“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2]617，《达生》“东北方之下者，倍阿鲑蠪跃之，西北方之下者，则泆阳处之。水有罔象，丘有莘，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2]654等处，其缥缈隐约的地理意象，均由承袭古神话而来。《庄子》接受了古神话中的地理认知，以寓言的方式将其转化改造，构建出了自己独特的地理意境。袁珂曾经总结神话发展的规律说：“神话是原始先民思想意识的总汇，它不仅有着属于文学艺术方面的审美的东西，还有着属于宗教崇拜的、哲学思辨的、历史和科学探讨的、地方志和民俗的……其他多方面的东西。后来神话发展了，属于审美的文学艺术方面的东西便成为神话的主流，而其他方面的东西便退居其次。”[5]《庄子》对于原始神话的改造，正是这种规律的体现。
（二）滨海地理观念的影响
庄子生当战国时期的宋国，宋国位处中原，是东西、南北文化交流的要冲，因而各类知识在这里碰撞交流，为其著述立说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背景。就地理知识来说，作为庄子学说体现的《庄子》一书，既接受了以昆仑为代表的具有西北特色的地域观念，也接受了由东方传来的滨海地区的地域观念。这一点在《庄子·山木》的一段文字中有着明显的体现：
市南子曰：“少君之费，寡君之欲，虽无粮而乃足。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2]677
这里面提及的“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体现出明显的海上航行意识。而这个观念只有在具有较为丰富的航海经验下才能产生，当来自燕、齐、吴、越等国滨海居民的生活经验[6]。
另有《庄子·秋水》篇中的一段文字，也体现出明显的滨海居民地理观念：
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2]565-566
此处对于大海之大的形象化描述，与同篇中另外一段描绘大海的文字若合符契：“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2]601这种真切的认识，只有在实际生活中与大海有过接触的人才能得出。
此外，《秋水》中的另外一句话也值得我们注意：
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2]566
这句话认为世界分为天地、四海、中国三个由上到下的层级，而每个下面的层级都是其上面层级的一部分。中国旧有的地理观念，是中国等同于海内、九州，偶尔也被称为天下。《庄子》中的地理观念和旧认识显然有别，体现出较新颖的地理意识。那么这种观念是从何而来的呢？它和战国时期新兴的大九州观念有很大的关系，此观念为齐国邹衍所提出，以中国之九州为小九州，是中九州的九分之一，是大九州的八十一分之一，中九州和大九州之外都有大海环绕邹说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童书业先生认为，邹衍的大九州之说《史记》仅载其大略，其完整的表述存于《淮南子·墬形训》。（参见童书业：《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页）。《庄子》一书中宏大的空间意识，与邹衍所秉持的理论实有契合之处，在中国于海内的地位这一点上尤为相同。就《庄子》一书的撰作年代来看，也和邹衍的生活年代大略相当。对于庄子后学而言，以战国晚期大九州理论的风靡程度来看，说他们受其影响并非无据。足知《庄子》中宏大的空间观念渊源有自，并非纯粹出于想象。
此外，《外物》“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索巨钩，錎没而下，骛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山海经·大荒东经》：“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张其两耳。” 郭璞云：“踆或作俊，皆古蹲字。”（参见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926页）《山海经》中的大人蹲乎波谷之山，《庄子》中的任公子蹲乎会稽之山，两者姿势相同。从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的做派来看，他无疑属于大人一类。同为大人，同蹲乎山上，很难说两者之间没有联系。足知此故事原型亦出自《山海经》。同时，作者又加入了滨海居民对大水大鱼的印象，予以艺术性的加工而成此寓言。（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41页），《逍遥游》“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为鲲”[2]17，《山木》“南越有邑，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2]674。这些地方对大水、大鱼的描摹，对海外世界的美好想象，虽经《庄子》之笔予以夸饰描摹，仍能看出滨海居民地理认知的底色。
（三）中原风物的影响
除了外来的地理知识之外，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日常接触的自然环境也会对其产生影响。庄子的生平不详，行踪也难以考辨，大略可以知道他是战国中期宋国人，一生行踪大约也在此区域附近，中原一带的自然风貌对他有着直接的影响。先秦时期的宋国是丘陵、高地、水泽、河流相交错的地带，多变的地理面貌孕育了丰富的自然物种，使其呈现出独特的物候样貌。这些独特的地理景观在《庄子》中频繁出现。从《庄子》一书看，其涉及的飞鸟计有22种，水中生物15种，陆上动物32种，虫类18种，植物73种，无生命物象23种[7]。另外，宋国所生育的物种虽多，然由于土地较为贫瘠，提供的养分不足，故多畸形、奇怪之物。
现实中畸形、奇怪之物的众多存在，反映到作品中，就体现为《庄子》一书中畸人、畸物的大量出现。《庄子·人间世》载：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见大木焉有异，结驷千乘，隐将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异材夫！”仰而视其细枝，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俯而视其大根，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椁；咶其叶，则口烂而为伤；嗅之，则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2]183-184
“商之丘”據司马彪注云：“今梁国睢阳县是也。”其地曾是宋国的都城。这个颇具特色的不材之木，被安排在商丘这样一个现实中的地名，让人猜测它或许是庄子所曾目睹的某种乔木的艺术夸张。同卷的匠石之齐所见栎社树，亦具有此不材之木的特点，两者显然出自同一原型。
不仅仅是宋国，当日中原附近一带的地理风物，在《庄子》一书中也时不时地被呈现出来：
孔子观于吕梁，县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并流而拯之。数百步而出，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2]658
《达生》虽列《庄子》外篇，却与庄子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王夫之说：“虽或不出庄子之手，要得庄子之真者所述也。”[8]据王说，此篇与庄子关系密切。张湛注曰：“吕梁，在今彭城郡。”[9]对于吕梁的地理位置虽有不同的说法，如司马彪注云：“河水有石绝处也。今西河离石西有此县绝，世谓之黄梁”[2]659，然结合孔子的活动区域来看，则当以张湛所注为是。因《庄子》一书虽以寓言为主，为取信于人计，亦不至过分偏离史实。而彭城（今江苏徐州）的吕梁，恰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活动范围之内，与庄子生活的蒙（今安徽亳州市蒙城县）亦相距不远。文中所描绘的吕梁之景，当得自作者对实际地理的直观感知。
作家的生存环境会给他的创作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庄子所生活的自然环境对其哲学理论的构建、文本内容的呈现诸方面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就《庄子》一书来说，出现于其中的中原一带地理景观，有《人间世》“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斩之；三围四围，求高名之丽者斩之；七围八围，贵人富商之家求樿榜者斩之”[2]185，《山木》“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2]669，“庄周游于雕陵之樊，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翼广七尺，目大运寸，感周之颡而集于栗林”[2]697等，这些有着现实印记的物候景观，成为《庄子》美学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曾大兴说：“当文学家写到物候的时候，多是为了表达对某种生命的体验或者思考；当文学家表达某种生命的体验或思考的时候，往往离不开某些特定的物候现象的触发。”[10]现实生活中的地理风物，对庄子的影响也较为典型。
二、《庄子》地理意境的塑造
庄子是战国时期新隐者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十足的悲观主义视角下，主张彻底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于复归自然的基础上寻找人生意义[1]35-37。受其哲学影响，《庄子》一书以反抗流俗为基调，提倡避世、游世的生存之道。以此为基点，《庄子》的地理认知虽然有着多元的接受渠道，但经其整合后，便成为传递《庄子》哲学的地理意境。这些地理意境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与道合符，远离人世的逍遥之境；二是玄同自然，与物冥契的诗意之境；三是别开生面，新人耳目的奇幻之境。
（一）远离人世的逍遥之境
《庄子》宣扬远离一切束缚的大自由、大解放，受此思想影响，书中特别注意对逍遥之境的刻画，如《逍遥游》卒章：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和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斧斤，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2]46
与此境类似的，还有《应帝王》中的“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垠之野”[2]301。这里的无何有之乡和广莫之野，是一个想象中的境界，它远离人世、自在逍遥，寄托着庄子对理想境界的向往。还有人人熟知的藐姑射之山：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山海经·海内北经》：“列姑射在海河州中。”“姑射国在海中，属列姑射，西南，山环之。”（参见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1页）袁珂认为：“藐姑射之山即姑射之山，亦即列姑射（山）也。《列子·黄帝篇》云‘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云云，正是其地也。”可知此意境乃出自《山海经》。（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22页）
此处的神人亦远离人世，不食人间烟火，他生活的环境与其人相应，体现出超凡脱俗的品格。这里的人和境虽然具体，却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作者用这些境界反衬出尘世的琐屑不足道，试图为心灵的栖息找到理想的地方。其他类似的句子尚有《齐物论》“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2]103，“旁日月，挟宇宙”[2]107，《天地》“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2]429，《在宥》“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2]396，《天运》“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2]524，《知北游》“游乎无何有之宫”[2]752，《徐无鬼》“游于六合之外”[2]833等处。
余英时曾经评价《庄子》一书内意象之境的特点：“我们绝不能将庄子的高层‘道领域误为自然界，因为它不在任何物理空间之内，也不能将之等同于某种宗教意义里的天堂生活，因为这种天堂有时只不过是此世的延长，仅仅略去了此世的痛苦和挫败而已。”[11]107此处所言恰可以用来评价《庄子》中的逍遥之境，其境界无不经过作者的改造，所谓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逍遥之虚、不贷之圃等处，完全是个人主观精神的折射，在自然界中是无法寻觅到的。它们是从耳目闻见的人世空间抽象升华而得来的理想意境，因而不存在于任何物理空间之内。但它们毕竟是以物理空间为基底而哲学化、抽象化了的空间，在作者的主观意念上，仍是以地理实在为框架构建出来的生存空间。这种灌注着作者人生哲学的意境，“是一种圆满具足，而又与宇宙相通感、相调和的状态，所以庄子便用‘不食五谷，吸风饮露来加以形容。在此状态中，精神是大解脱，大自由；所以便用‘乘云气，御飞龙，而逍遥乎四海之外来加以形容”[12]74。
（二）与物冥契的诗意之境
《庄子》的哲学往往以美学的形式体现出来，受此基调影响，其书中营造了不少令人神往的诗意之境。这类意境以濠上之辩最为典型，具体见《庄子·秋水》：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2]608-609
濠梁周围的自然风物令庄子感到愉悦，故而当他看到游鱼从容悠然的姿态时，不禁有自然流露的会心之乐，人和物之间产生了微妙的心灵相通。庄子和惠施这次关于移情体验的对话，既让读者陶醉于其哲理思辨之妙，也对当时环境之美心生向往。
其他如《渔父》篇：
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2]1026-1027
缁帷之林，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渔父据膝持颐而观之，是何其光风霁月的场面，整个场景洋溢着和谐朗畅的美感，体现出《庄子》对自然美高超的描摹能力。
相似的意境还有《知北游》“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2]766，《刻意》“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2]539，《山木》“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2]684-685等处。《庄子》的诗意之境，体现出物我同一的特色。人作为万物的灵长，这时候脱卸掉自己身上的社会属性，回归于自然本色，和自然冥合无间，复为万物的一部分；自然这时也和人产生微妙的联系，变得有情有意。
《庄子》中这种诗意场景的频繁营造，是其以美学为哲学的主观反映。徐复观的总结颇能让我们从哲学层面上对庄子的诗意地理意象本质进行更深入的认识：“凡在《庄子》一书中所提到的自然事物，都是人格化、有情化，以呈现出某种新的意味的事物。而顺着这种新的意味的自身，体味下去，都是深、远、玄，都是当下通向无限；用庄子的名词说，每一事物的自身都可以看出即是‘道。”[12]110《庄子》一书中山水地理、乔木飞走无不带有作者之主观气息，呈现出浪漫的诗性精神。而这一诗性精神的本质，则在于个人和自然的和谐，有限和无限的统一，体现出情感化的特征。与逍遥之境的超远难及相比，诗意之境较为活泼感性，它是《庄子》在抽象玄思之外，营造的更具现实意义的生存场景。这种场景具有道器兼具的特性，因其为道，所以具有抽象性与无限性，因其为器，所以具有形象性与短暂性。它以器为表，以道为里，器中有道，所以意象富含哲理，道兼器质，所以哲理富于诗性。它的哲理不是抽象的干枯的，而是富于感情性和形象性，洋溢着美学精神。
（三）新人耳目的奇幻之境
《庄子》提倡摆脱世俗常规的束缚，应复归于自由之道，故在有些地理意象的营造上，因强调对人常识的颠覆感而呈现出奇崛怪诞之美：
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数千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匠石不顾，遂行不辍。弟子厌观之，走及匠石，曰：“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视，行不辍，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为舟则沈，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2]177-179
在《庄子》一书中，似这样庞大而无用的意象曾多次出现，如《人间世》中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所见的大木，《山木》中枝叶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焉的大木。树作为一种地理景观，常人多注意其形状材质呈现的美感，《庄子》却强调其大且无用的特质，这当然和作者的哲学思想有关。作者用这些意象，阐发自己独到的哲学认知：“由怪物所代表的价值——自然——是一种为常规社会所害怕和避开的价值。以下说法是非常恰当的：在生物学意义上违反法则的怪物，象征着在社会意义上对社会规则的违背。如果一个人看清了被怪物所采纳的哲学立场，那么，他就会发现，自然是所有怪物一个共同的特征。”[13]畸人、畸物意象的频繁出现，是《庄子》有意将其作为对抗世俗观念、宣扬体道境界的一种手段。
畸物外，《庄子》也通过对神异境界的描写，来震撼人的耳目和颠覆人的常识，如《庄子·逍遥游》：
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2]17
其他类似场景有《庄子·外物》中，任公子钓鱼时“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的夸张描述，也充满生机和想象力。这些地理意境超出人感官所能承受的极限，体现出雄浑壮丽之美。
《庄子》中还有很多象征色彩很浓的寓言，其故事演绎于亦真亦幻的时空之中，透露出迷离倘恍之美，如《知北游》：
知北游于玄水之上，登隐弅之丘，而适遭无为谓焉。知谓无为谓曰：“予欲有问乎若：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三问而无为谓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问，反于白水之南，登狐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问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将语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问，反于帝宫，见黄帝而问焉。[2]731-733
在这段哲学化意味极浓的表述中，玄水、隐弅之丘、白水、狐阕等地方，作为故事展开的空间逐次出现，由于故事主角的明显象征化、哲理化，地理空间也变得隐约仿佛，无法用理智来准确把握。
类似的表述尚有《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为御，昌寓骖乘，张若、褶朋前马，昆阍、滑稽后车。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无所问途”[2]831，《天地》“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遗其玄珠”[2]422，《至樂》“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2]617诸处。《庄子》一书中的寓言多为神话故事的变形袁珂说：“有的（故事）看来好像寓言，实际上却是神话的改装，这种情况《庄子》一书中多有之。”（参见袁珂：《中国神话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73页），这些变形的神话故事又被赋予高度的哲理，其发生空间与现实地理之间更多了一层遮蔽。即使是现实中存在的地名，如具茨山、襄城之野等，也因与现实世界产生疏离而无法用理性思维去把握，从而呈现出倘恍迷离之美。
三、《庄子》地理意境的价值与意义
作为人类的生存世界，自然环境对文学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陆机《文赋》云：“佇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些均揭示了自然环境是作家创作的重要诱因。自然环境不仅刺激作家进行创作，它本身也是文学的表现对象，古人已经认识到自然环境的美感特质，如《文心雕龙·原道》云：“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地理作为文学的重要表现内容，深刻影响着文学的发展，以其为题材的作品可称为地理文学，这类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蔚为大观。
进入当代，随着文学地理学的兴起，学者看问题的视角更加现代，对地理文学的考察也更加深入曾大兴说：“文学的体裁、形式、语言、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等的地理分布及其组合与变迁，构成作品主题的地域性。”此语全面揭示出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参见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0页）。《庄子》中的地理意境，无疑属于地理文学的类别。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出发，以地理意境为着眼点来考察《庄子》，可以彰显其地理美学方面的价值与意义，对《庄子》进行更加多元化的阐释。《庄子》地理意境的价值与意义，可以通过两个维度来进行考察：一是它对《庄子》哲学体系的构建作用，《庄子》哲思是其地理意境被塑造出来的知识背景，作为文本的一部分，它服务于这个整体；二是它在传统地理认知中的地位，作为艺术地理审美的代表，它在巫术地理、政治地理、神话地理之后，构建了艺术地理的高峰，体现出承继与创新的双重意义。
（一）《庄子》地理意境与其哲学之关系
《庄子》的地理意象与其哲学构建有很大的关系，那些奇伟的艺术胜境是作者哲学精神的呈现，脱离作者的思想来谈论其地理意象是无法想象的。与其他学派多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相比，《庄子》表现出近乎绝对的个人主义，因体现出思想上的大自由和大解放而呈现出独特色彩。余英时曾经在轴心时代文化突破的大环境下，论述道家在先秦文化演进过程中的价值：“道家的突破之所以独特，乃是由于它不仅近乎彻底地与礼乐传统决裂，还因为它在中国语境下，在现实世界和超越世界之间做出了鲜明的分判。特别是庄子，更一直是中国原有的精神传统中关于彼世思想的主要资源。”[11]108
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伦理道德观念，是由上古巫术宗教的礼仪程式演化而来的，之后一直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而存在。作为对当时社会的反抗，庄子更强调个体的存在价值，强调人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这种超越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小天地，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大和谐。对此，李泽厚曾说：“他之所以讲‘道，讲‘天，讲‘无为、‘自然等等，如同他讲那么多‘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讲那么多的寓言故事一样，都是为了要突出地树立一种理想人格的标本。所以他讲的‘道并不是自然本体，而是人的本体，他把人作为本体提到宇宙高度来论说。也就是说，它提出的是人的本体存在与宇宙自然存在的统一性。”[14]
庄子的哲学精神是人的本体存在与宇宙自然存在的统一，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是各种不协调表征下本质的和谐统一，这些才是庄子要传达的“道”之精神。庄子通过对各种奇幻瑰丽境界的塑造，努力让我们相信纷繁复杂的表象世界之上，另有一个自由和具有哲学美感的天地，因此他的笔触始终充满诗意和浪漫，试图让我们领悟矛盾和悖论的意象后面那和谐统一的精神境界。《庄子》对地理意境的塑造，与这种独特的哲学视角有着密切关系。它的逍遥之境强调对人世的超脱，诗意之境强调物我的合一，奇幻之境强调对常识的突破。这些意境使抽象的哲理变得形象化、感性化，产生了意在言外的艺术魅力。如《庄子·田子方》里曾记载了列子与伯昏无人间的一段故事：
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贯，措杯水其肘上，发之，镝矢复沓，方矢复寓。当是时也，犹象人也。 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尝与汝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若能射乎？”于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进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尔于中也殆矣夫。”[2]726-727
“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这样危险的境界令人读之悚然神动，但在作者的笔下其实更具有辩证的作用。其形容环境之险恰是要传达“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的哲理，它是不射之射的基础，是以道为技的艺术表达。徐复观曾这样评价这段文字：“伯昏无人的话，是就整个人生的精神修养，以成就整个人生、人格的境界。在此境界之内，精神所涵的不仅是某一种特定的具体的艺术对象，而是涵融着整个世界，而将之艺术化。”[12]130由徐氏的分析可以看出，《庄子》主张艺术化地看待这个世界，地理意象作为《庄子》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既为它的哲理表达服务，又受其哲学影响而富于美学精神。
（二）《庄子》地理意境在先秦地理认知中的地位
从人文肇始到科技日新，人类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于外界的认识也发生着变化，文学中的地理景观也呈现出多重面目。通过这些不同的地理意象，可以了解人类地理认知的变迁历程。就传统中国来说，先秦时期是中国文明由萌芽至成型的重要阶段，奠定了以后两千年中国文化的根基。先秦地理认知也经历了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如将《庄子》地理意境放在这个维度考察，更容易发现其价值所在。
殷商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时期，殷人已经有五方观念以及内外之分。卜辞中对四方风神的祭祀表明，地理方位的界定对殷人来说不仅是一种空间的认知，而且具有图腾和崇拜的意味。殷人生活的空間，既是物质的现实世界，又是一个民神杂糅的场域。除了具有巫风意味的自然崇拜之外，殷人空间意识中还有着政治秩序的区分。卜辞中显示，他们的空间认知是以“商”为中心而逐次向外扩展到四方，有着非常明显的层次性：最内核为王畿，此外为提供经济供应和武装保卫的甸和卫，再外面则是畔服无常的各种以“方”命名的势力，内服和外服的区分非常明显。要而言之，殷人的空间秩序中有着浓厚的巫术和政治色彩，除了现实政治需要的必要区分外，自然崇拜思维掌控了其余的地理认知，其地理观念有着蒙昧时期的色彩。
周人在殷人五方意识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天下观念。除《尚书》与《诗经》之外，西周铜器《公盨》铭文中也出现了“天下”一词，说明西周时期已有天下意识。春秋战国以后，“天下”的政治伦理意义开始彰显，从《左传》《孟子》《韩非子》《荀子》中对于《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诗的解读来看，以君主为天下政治秩序顶点的观念渐渐确立。与此相应，政治空间上的九州、五服观念也开始出现，以《禹贡》为代表的地理文献将天下划为九州，并糅合五服制度，使其成为有着一元中心的政治空间，这一观念在《国语》《周礼》等典籍中均有体现，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这种政治空间的划分，虽有着明显的理想化色彩，但却透露出一统观念对地理空间的整合。与殷商地理观念中浓郁的巫术气氛相比，这个时期的地理认知有着鲜明的政治伦理色彩。
除了巫术与政治为主导的地理观念外，《山海经》在吸收古神话传说的基础上，构建了以昆仑为中心的空间体系，虽然也有方位和内外的区别，但是充斥着蛮荒和怪诞色彩。这一奇异荒怪的地理观念，为文学创作的浪漫想象提供了源泉，《庄子》寓言中世外天地的恍惚迷离，《离骚》《天问》《招魂》中昆仑、流沙的瑰奇多姿，都和它有着密切联系。至战国晚期，随着海上交通的发达，与西北神话天地相对，东方海上也出现了以蓬莱为代表的仙境。这些仙境想象，连同邹衍的大九州之说，由于燕、齐方士的渲染传播而风靡一时，对于后世观海、览海、游仙等题材的诗赋创作起了深远的影响。此为战国晚期流行的神话地理观念，它是民众浪漫想象力的结晶。
与上述巫术、政治、神话等为主导的地理认知相比，《庄子》地理意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体现出主体审美精神对地理的美学观照。当然，这种观照并不是自《庄子》才有，在《诗经》中已有诗意地理审美的萌芽，如“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等名句，无不透露出审美观照下诗意自然的灵动活泼。至春秋时期，这一趋势继续发展，如孔子和弟子谈话时，曾点所描绘出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归”这一诗意境界。这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贵族传统礼教的解体，个人心灵脱去种种桎梏之后，审美追求日益诗意化、灵动化。而《庄子》则彻底发扬了个人主义，更多关注到人的内心，以对个人自由的推崇为基点，描绘了以我观物的艺术境界。从艺术地理的建构上来说，它吸收了过往的所有积极因子，达到了时代文化的顶峰，成为先秦艺术地理审美的集大成者。
《庄子》除了继承旧有的地理认知，用自己的理解型塑出新境之外，其艺术胜境还深刻影响了后世。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山林对一般人来说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在庄子的笔下，它作为对尘世的超脱之所，体现出诗意的美感。这一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意识，中国文学史上的占据重要分量的山林文学，是在庄子这里发轫的。《庄子》中摆脱人世的逍遥之境，其中乘云气、旁日月的瑰丽想象和《离骚》一起影响了后世的神游赋、游仙诗创作，这些作品的思维模式、意象特征都能看到《庄子》的痕迹。《庄子》的奇幻寓言之境，北冥之鲲鹏、河伯与海若、蜗角之蛮触等，更成为中国文学中的经典，作为表达感情、抒发哲理的常用意象被频频称引。
综而言之，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地理知识至战国时已经有了丰富的蕴积，《庄子》作为庄子学派的集大成者，广泛吸收了古神话、滨海地带以及中原生活中的地理认知，在否定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下，通过以美学呈现哲学的方式，塑造出了逍遥之境、诗意之境、奇幻之境。逍遥之境体现出《庄子》对自由之道的崇尚，诗意之境体现出《庄子》与物冥契的追求，奇幻之境体现出《庄子》不落流俗的品格。这些地理意境虽各有特点，但它们以艺术地理的面目而存在，是《庄子》在集成旧有资源的基础上，构建出的有别于巫术地理、政治地理、神话地理的另一地理美学高峰。这些地理意境不仅体现了《庄子》的哲学理念，还因其优美的形象性、深刻的思辨性，作为地理美学中的经典场景，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
参考文献：
[1]颜世安.庄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6.
[3]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95.
[5]袁珂.中国神话史[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13-14.
[6]顾颉刚.《庄子》和《楚辞》中昆仑与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J].中华文史论丛，1979（2）：32-33.
[7]刘成纪.诗性地理与庄子的哲学发现[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2.
[8]王夫之.庄子解[M]//船山全书：第13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191-192.
[9]钱穆.庄子纂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95.
[10]曾大兴.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5.
[11]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M].北京：中华书局，2014.
[1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3]爱莲心.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内篇分析[M].周炽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59.
[14]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94.
Abstract：As the masterpiece of the pre-Qin art geographical spirit， Zhuang Tzu widely absorbed the geographical knowledge of ancient myth represented by Shanhaiching， coastal ocean civilization， and th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Plains. Based on the three aspects， integrated with aesthetics spirit， it has created such geographical artistic images as a realm of freedom from the earth， a poetic realm， a fantastic environment. These different geographical aesthetic images being the organic components， Zhuang Tzu not on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hilosophical expression， but also constructs the peak of art aesthetic geography except for the pre-Qin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mythological geography.
Keywords：Zhuang Tzu； geography； aesthetic； artistic
（编辑：李春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