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界对“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比较研究
[摘要]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同时，东欧各国或多或少、或早或晚也开始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实践，苏东剧变后，西方社会主义理论家又将后者在理论上加以创新。两种理论和其指导的实践的称谓虽然类似，但其内涵在有相同之处的同时也有所不同。国内学界对“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比较研究关注度较大，形成了系列理论成果。本文旨在将国内学界各代表观点进行梳理总结。
[关键词]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19）05—0086—06
[作者简介]刘昱贤，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包含了在市场经济架构下的“公众”“合作”“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等概念的经济理论。不同于否定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美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市场社会主义”的特点被定义为在资源配置领域遵循市场规律，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坚持公有制。社会市場经济理论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的西欧，在20世纪中后期曾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进行过短暂的实践，苏东剧变后，该思潮又在欧美兴起。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相较于传统“市场社会主义”，在概念的界定上便表现出了新的特征和内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经济体制和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这一制度是建立在公有制（主要以国有企业为实现形式）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词最早是在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用来描述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而其实践发源于1978年中国实行的经济改革。
由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涵，所以国内学界将其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比较研究的时候，自然也有所区分。由此可见，本文所梳理的该比较研究，准确来说，是“传统市场社会主义”以及“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分别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比较研究。
一、“传统市场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同
（一）“传统市场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共同点
这里所讲的“传统市场社会主义”，指的是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兴起于西欧而成熟于东欧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市场机制引进可行性的理论，其雏形源于“德国经济学家谢夫勒、洛桑学派的帕雷托和巴罗内以及奥地利学派的维寒尔等人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源配置的可行性问题的论述。”[1]到了20世纪30年代，为了回应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瑟斯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配置可行性质疑的挑战，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 兰格提出了后来被人们称为“兰格模式”的理论，这个理论也是“传统市场社会主义”的奠基。此后该理论也在东欧国家进行了不同程度、各有特色的实践，并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王达品把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之处总结为，这一阶段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重在论证“在公有制条件下，在某种程度上利用市场配置资源可以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2]由此可见，传统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个相同之处，就在于都将“市场机制”和“所有体制”相分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认为市场可以与所有制相分离;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因而是中性的;社会主义可以而且能够搞市场经济;是市场而不是计划才是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主导形式。”[3]这也就是这一阶段的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所强调的市场经济中性论，其与邓小平多次将市场经济比作“手段”基本一致。张嘉昕、田佳琪同样认为“这两种理论从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出发，都冲破了有关市场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定性思维模式，开辟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全新研究课题。”[4]这也是大多数学者总结出的相同点。
张金才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市场经济”的认知都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发展阶段。“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从‘兰格模式‘市场机制中性论，到‘联姻论‘市场机制主导论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市场因素从无到有，居中持平，然后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5]。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也是“经历了‘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几个阶段”[6]。王海燕也持相同观点。[7]
余文烈认为，“中国经济模式与传统市场社会主义模式都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出发点，大胆探讨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引进市场机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努力实现按劳分配等等”[8]，这是两者之间最大的相似之处。
（二）“传统市场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点
张金才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外部结合论[9]，形象来说就是一种无机结合论，其不注重于市场经济运行相配套的所有制改革创新。而中国从一开始就注重对传统国家所有制进行改造，力图将其与市场经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而非传统市场社会主义所强调的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外部的结合。景维民、孙景宇也持同样观点，他们也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内部结合”[10]
在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路径的选择上，传统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践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有所不同的。陈健、郭冠清认为，传统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路径是先计划后市场，市场机制的引入建立在一个强大的、根深蒂固的指令经济的基础上。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遵循的是市场与计划的同步发展。如此的不同路径是源于东欧和中国在改革时面临的经济环境大不相同，东欧面临的是一个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完成工业化，并且已经建立了成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环境，而中国不论是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都不存在一个严肃意义上的“成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相当程度的工业化水平”。
在市场的形成方面，传统的市场社会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不同。陈健、郭冠清认为，中国改革在市场的形成方面，先是通过引入非国有部門包括乡镇企业，加速市场的形成，非国有部门的形成为国有部门改革提供了便利;而市场社会主义显然没有促进非国有部门的形成。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中国一直没有忽视计划经济的作用，而在东欧，尤其是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中，“出于对计划经济的反思，日益走上对计划进行全面摒弃的思路，包括抛弃计划的合理成分。”[11]
余文烈把两者的不同点总结为市场地位的不同，非公所有制的地位不同以及参与分配的要素不同。[12]
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同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是对传统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扬弃和反思的结果，观点多存在于英美的左翼学者的理论中。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前者将后者的“中性论”发展成为“主导论”，认为他们指在一个希望采取社会主义目标的复杂工业社会中，不仅要利用市场，并且要把市场机制作为经济资源配置的主导机制。不同于传统市场社会主义者对所有制改革问题的排斥，当代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探索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不同于传统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已经成为过去时，当代的市场社会主义市场可以说方兴未艾，仍在蓬勃发展，留给国内外理论界讨论和实践的空间仍然巨大。尤其是由于存在着现实的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中国的实践，该理论的内涵必然也将不断丰富。
（一）“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共同点
学者程恩富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包含发展大私有制经济在内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13]段维基本上也持相同观点[14]。可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都是有共同之处的。
与传统市场社会主义一样，当代的市场社会主义也继承了前者市场经济中性论的观点，并将其发展成为“市场经济主导论”。由此可见，当代的市场社会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也认为市场经济不存在制度属性。除此之外“二者都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允许和鼓励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二者都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与国家干预结合起来”[15]。
所有制问题上，邵彦敏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英国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都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16]，这也是两者的相同点之一。虽然当代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在所有制问题上的原则性逐渐模糊，但正如张嘉昕、田佳琪指出的，“仍然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他们旗帜鲜明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17]。余文烈详细论述到，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共同价值体现在“追求社会主义的双重价值目标，既讲效率又讲平等”“奋力追求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18]
（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点
张嘉昕、田佳琪认为，“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点在于：第一，前者从未付诸过实践，而后者已经有了强大且丰富的实践基础，更具有现实性;第二，前者的理论渊源多来自小生产者的社会主义思想，比如合作主义工团主义等，而后者的理论渊源是科学社会主义;第三，前者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而后者面对的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环境。由此产生的问题和其理论想要指导的实践也必然是不同的。[19]持基本相同观点的还有余文烈。
除了上文提到的，刘明明还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将公有制当作实现自身价值目标的一种手段，所以在对待公有制的态度上并不坚决;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将公有制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所以，在对待公有制的态度上毫不含糊。”[20]。邵彦敏也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市场社会主义者在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上“没有轻重主次之分”[21]。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杨清涛、杨波、段维等学者。
除此之外，对于非公经济，刘明明认为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将其作为权宜之计，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非公经济是长远之计。[22]而对于两者的本质观，余文烈也认为存在重大的差异，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将社会主义的本质只是看作一种‘平等主义”，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是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
段维还从“政治制度保障”“精神文明建设”几个方面来论述了两者的不同[24]。
三、国内学界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
（一）国内学界对“传统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
林金忠对传统的市场社会主义者的核心观点，即“市场中性论”或是说“市场工具论”提出了批判，他认为：“不论哪种版本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都未能涉及到（更谈不上解决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经济行为的动力和激励问题，经济活动中的权、责、利相协调问题，信息不完备问题，以及制度运行成本问题，等等”[25]。他指出，上述的这些不足之所以存在，正是传统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忽略了所有制的问题，“这些模式都把各自所主张的‘公有制当作外在于‘市场的既定前提预设下来，同时又回避了财产制度与市场机制有效运行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由米塞斯提出的要害问题”[26]。王达品也在所有制问题上对传统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做了批判，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如何结合的问题上，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上，即在市场机制与公有制结合的具体实现形式上，并没有找到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方案”[27]。除此之外，他还认为，传统市场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它没有摆脱计划—市场的二元模式，在计划与市场如何运用上，往往顾此失彼”[28]。
徐俊峰认为，传统的市场社会主义缺乏“再生性兼容”，他指出，“东欧市场社会主义实践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市场机制的再生性兼容缺失，即不顾本国实际盲目照搬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忽视了市场经济在本国社会主义的生存环境。”[29]
陈健、郭冠清认为传统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表明，“真正具有约束力的市场很难在原有的计划部门内发展起来，市场要发展，更应在新出现的经济部门中发挥作用”[30]。他们把传统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路径概括为先计划后市场，按照这个路径“计划与市场两方面的好处都可能得不到。”[31]
（二）国内学界对“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
王达品将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定义为一种改良的替代论，并且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构，“它虽为未来社会主义设计了种种美妙的蓝图，但始终没有对从资本主义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做出可行性的论述”[32]，就连众多的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本身，例如罗默，也承认没有一种方案对变革的过程给予特别的关注。王达品更消极地指出“现代市场社会主义社会改良性质的理论的虚构特征决定了它在现实中的无所作为，它对资本主义的‘改良只能是对资本主义的修修补补，而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3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刘明明，他也认为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脱离实践和群众，并且带有唯我独尊的傲慢。[34]
四、“市场社会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借鉴意义
我们在改革开放初努力寻找市场经济的可行性时，不管有没有借鉴市场社会主义相关理论，但后者在客观上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支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金瑶梅指出，“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对市场与计划各自职能研究的相关理论，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解答改革开放姓‘资还是姓‘社问题提供了启示”[35]，而最近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自然也可以从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库中汲取营养。
不仅如此，金瑶梅同时认为，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对于公平和效率关系的论述，“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决‘先富与‘后富的问题以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启示作用。”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充分利用市场、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实现平等这一价值目标，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很多论述可以为我们提供依据。刘根成也认为，当代的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两大理论创新：一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二是在此前提下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特别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对于新形势下和谐社会的建设，实现中国梦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36]刘明明专门以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对我国社会主义正义建设的启示为主题，系统论述了在实现社會公正这一急切的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的借鉴意义[37]。陈学明认为，当代市场社会主义为我们创建一种“促使中国的经济真正健康地运行下去”的“既能放大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又能限制其负面效应的理论”提供了启示。[38]
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讨，对于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其“启发中国在现阶段开拓一种新的视野来推动所有制的变革，进一步构建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金瑶梅积极地指出，在如何把握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度”这一问题上，“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已经在理论领域先行一步”[39]。
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无时无刻对于民主政治的强调，“有利于我们时刻意识到民主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市场经济可以避免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产生的政治不民主，从而促进政治民主，“在这一方面，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主张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激励更多民主制度的产生，由促进经济民主入手到构建政治民主，这些观点对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具有启示作用。”[40]
在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这一问题上，杨清涛、杨波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强调的社会主义企业权责分明、民主决策的管理思想，“基本上蕴涵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要求，对我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正确调节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关系，形成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具有极大启示。”[41]
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由于没有作为执政党要兼顾各方利益的现实桎梏，其可以在社会主义低潮阶段保持对资产阶级的猛烈抨击，并热情的讴歌社会主义的替代必然性，刘明明认为，这有利于“我们坚定‘两个必然的信心”。
由于市场社会主义对我国实践存在着诸多借鉴意义，张嘉昕、田佳琪建议，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构时，“必须承认市场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而不应斥责为异端”“必须正视前苏联、东欧改革失败的沉痛教训，而避免重蹈覆辙;必须研究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思潮，认真倾听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声音，在东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之间展开建设性交流和批评性对话，而不宜闭目塞聪。”[42]段维对市场社会主义持有更加积极和欢迎的态度，他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作市场社会主义的成功范型，他认为，“面对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暂时转入低潮的历史背景，我们有必要也应当有勇气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汇入世界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大潮之中”[43]。
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市场社会主义”的超越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充分吸取了传统市场社会主义在东欧实践失败的教训，“在借鉴西方市场经济模式时，要结合社会主义的特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市场机制的再生性兼容”。[44]
刘明明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超越了各自为战、相对凌乱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并拥有比后者更加开放的发展性;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也是对虚构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超越。他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公有制的坚持也视作对市场社会主义将“所有制”问题当作实现正义的工具这一观点的超越。
张嘉昕、田佳琪认为，相比于只停留在理论阶段的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来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面临的任务，要比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困难得多、复杂得多和艰巨得多。”他们认为，中国在改革所有制结构和由此决定的分配结构方面相比于传统的或当代的市场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进行了重大的突破，“并且在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革，取得了重大的进展”。[45]
从本文的梳理来看，国内学界在进行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比较研究中，取得的共识是明显大于产生的分歧的。但也不能说没有分歧，比如在市场工具论这一论点上，就存在着多数学者所持有的积极说和以林金忠为代表的消极说，后者认为将市场作为一个纯粹的工具以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是不恰当的，并直接指出这种谬误来自于市场社会主义对国内理论界的误导。[46]除此之外，关于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在市场社会主义者理论中的地位问题，国内学界的论述仍不是很清晰，比如，有的学者在论证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点时，先是用我国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不重视公有制为论据，紧接着又用我国对非公经济的态度是将其作为长远之计，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将其作为权宜之计为论据，既然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把非公经济作为权宜之计，那么什么又是他们的长远之计呢？是公有制吗？如果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的长远之计是公有制的话，又怎么能说他们不重视公有制呢？有的学者在这里陷入了矛盾论证，也是本文通过梳理发现的一个不足的地方。另一个不足之处在于，很多学者没有对“市场社会主义”做严格的区分便与我国的经济制度做比较，不利于不熟悉思想史的读者进行参考，甚至会给读者带来一定的疑惑。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还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也在发展和完善，所以国内学者应适度减少以中国的阶段政治现实来批判国外的学术观点，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我国学术话语在国际学界掷地有声。
参考文献：
[1][2][27][28][32][33]王达品.市场社会主义思潮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1999（2）：28-33.
[3][5][6]张金才.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J].社会主义研究，2002（1）：59-62.
[4][17][19][42][45]張嘉昕，田佳琪.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之比较[J].学术交流，2013（5）：108-112.
[7]王海燕.市场社会主义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比较[J].山东社会科学，2005（7）：148-150.
[8][12][18][23]余文烈.中国经济模式与中国模式及其基本特征[J].社会科学研究，2011（1）：26-30.
[9]张金才.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J].社会主义研究，2002（1）：59-62.
[10]景维民，孙景宇.奥地利学派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诘难——文献综述及基于中国实践的一个回应[J].当代经济研究，2008（2）：24-29.
[11][30][31]陈健，郭冠清.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模式的比较[J].经济纵横，2018（11）：26-33.
[13]程恩富.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J].学术研究，2017（2）：80-87.
[14][24][43]段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社会主义的成功范型[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5）：23-27.
[15][20][22][34]刘明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比较·借鉴·超越[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1）：138-142.
[16][21]邵彦敏.公有制观念的冲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英国工党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比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8）：42-47+159.
[25][26][46]林金忠.“市场工具论”批判[J].学术月刊，2002（6）：44-49.
[29][44]徐俊峰.国外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兼容模式实践及其启示[J].商业时代，2009（30）：6-7.
[35][39][40]金瑶梅.论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示[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3）：99-104.
[36]刘根成.市场社会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J].人民论坛，2015（2）：202-204.
[37]刘明明.实现我国社会公正的路径思考——基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启示[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1）：133-139.
[38]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今中国所提供的理论启示[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12）：85-93+111.
[41]杨清涛，杨波.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J].中州学刊，2004（2）：5-8.
责任编辑：彭银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