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主义：一种对“中国式发展”的新解释
摘 要：“新结构主义”是在学理层面进一步阐明“中国式发展”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一种新尝试。与欧美学者所奉行的“新制度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基于“中国式发展”而提出的“新结构主义”理论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基于本国国情独立探索出的本土概念和解释框架。“新结构主义”理论揭示了中国社会呈现的“伞式”和“蜂窝式”并存的二元结构，提出“中国式发展”可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即一条腿走由政府主导的“伞式”发展路子，另一条腿走由民间自发开拓的“蜂窝式”发展路子。实践证明，通过“伞式”和“蜂窝式”的二重奏方式，以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为主旋律，中国的社会经济成功奏响了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三部曲。
关键词：中国式发展；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伞式社会；蜂窝式社会；新结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1-0071-06
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①習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四个自信”为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研究任务。这是一项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学术价值的理论探索工程。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界对“中国式发展”道路或模式进行了不少颇具价值的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于“中国式发展”的概念提炼，一些学者倾向于从全人类的高度用“中国道路”的概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历时性分析和意义诠释；也有学者从社会政治秩序和社会正义的角度用“中国模式”的话语对国家现行制度进行渐进式的解读。但是，总的来看，学术界对这一宏大问题的探讨做得还不够，还需要进行更加系统的深入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为了讲好“中国式发展”的故事，我们不但需要坚定“四个自信”，而且需要构建既立足本国发展实际又能与国际学术理论平等对话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
一、分析框架：换一个角度解读“中国式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国，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运用的核心词汇是“社会”。那么，就需要思考：中国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点？中国为何可以采取不同于西方的国家制度？中国为何可以成功地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厘清这些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形成中国社会科学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质的突破，而且暗含着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发生了大规模的变迁。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巨变呢？对中国这场巨大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国内外很多学者一般都认为，主要有两只手影响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一只手是看得见的手——“政府”，另一支是看不见的手——“市场”。但是，李培林1992年就曾指出，在政府和市场之外，还存在着“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即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结构转型不仅推动着社会发展，而且从深层次上影响着资源配置的实际方式、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②由此看来，我们在分析“中国式发展”时，既要看到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作用，还需要深刻洞悉中国社会结构及其转型的特点，分析政府、市场、企业、社会、老百姓等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结构对资源配置的功能。
笔者认为，在中国的经济崛起过程中，从沿海到内陆的各个地区已经并持续发生着一系列巨大的结构性转变，具体表现为“三化”，即工业化（从以农业经济为主转变为以工业经济为主）、市场化（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城市化（从农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等，中华大地已经进入了一个经济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期。③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性巨变，总体上我们可以统称为“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换言之，中国正在形成新的经济社会结构。因此，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即从“新的经济社会结构”的视角描述和分析“中国式发展”。
二、新结构主义：解释“中国式发展”的本土理论
1.新结构主义的形成和主要论点
国内外社会科学界对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议题并不陌生，对该议题的研究也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针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崛起，西方社会科学界一直在调查、研究、关注和讨论，并形成了各种观点和理论。其中，有两种论点在国内外学术界比较有影响。第一种观点，可称之为“政府即厂商论”。持这一论点的西方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的发展态势，是因为很多地方政府就像公司一样主导和参与了各地的市场经济活动。据此，有的美国学者甚至称中国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④第二种观点，可称之为“权贵经济论”。持此论调的西方学者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中的为官掌权者及其裙带关系网管控着各种重大建设项目，掌握着巨额资金，并由此赚取大量财富。但是，普通百姓能够分享到的改革开放红利比较少，有的平民百姓甚至成了改革开放的受害者。⑤“政府即厂商论”和“权贵经济论”两种观点或理论基本上代表了欧美社会科学界最近几十年比较流行的“新制度主义”的主要论调。上述两种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圆其说，但是它们很难完全清楚地解释“中国式发展”的社会结构性基础、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因和运行机制。
基于“社会结构转型”的理论指导，在多年观察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发展过程和长期思考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问题的基础上，笔者产生了对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及其转型的新认识，并进一步提出了“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⑥这样一对新概念。“伞式社会”是对“政府即厂商论”的超越，“蜂窝式社会”是对“权贵经济论”的颠覆；“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不仅是彼此对立统一的一对新概念，而且共同建构了一种解释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及其资源配置方式的新学说。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与西方“新制度主义”不同的“新结构主义”理论，尝试在学理层面进一步阐明“中国式发展”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
笔者认为，“中国式发展”体现为以“三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为主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为“二元”结构：由官方的“伞式社会”和民间的“蜂窝式社会”共同构成，所以，“中国式发展”道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一条腿是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力量。它推动着以国有经济为主包括集体经济以及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笔者把这种发展模式称为“伞式”发展路子，因为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着宏观意义上的“管理”与“被管理”或者说直观层面上的“支持”与“被支持”的“伞式”关系，这种“伞式”政商关系影响着资源配置方式和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另一条腿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经济力量。人民群众不仅像蜜蜂采蜜一样自谋生路、自主创业，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而且像蜜蜂筑蜂巢那样形成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关系网”或“商业圈子”，圈子内大家互惠互利，抱团取暖，有钱大家一起挣，有难大家一起扛。筆者把这种发展模式称为“蜂窝式”发展路子。
概括而言，“中国式发展”以“伞式”和“蜂窝式”二重奏的方式奏响了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国家发展三部曲，其主旋律是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由“社会结构转型”“伞式社会”“蜂窝式社会”等概念共同构建的“新结构主义”理论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发展实践而提出的中国本土理论，能够脚踏实地地解释“中国式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内在动因和运行机制等丰富内涵和特质。
2.由政府主导的“伞式”发展路子
根据世界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其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因素作用较为明显，市场的作用相对较小。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市场化程度不够高，市场这只手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⑦一方面，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地位较高，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政府与企业之间有着密切的“伞式”关系传统，这种“伞式”的社会结构成为国家进行资源配置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结构性因素。
为了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误区，我们在研究“老字号”企业发展时，将“老字号”企业放在中国“伞式”社会结构的整体社会框架中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属地经济和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双重影响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与“老字号”企业之间形成了父爱式的“管理”与“被管理”或者说是“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并对“老字号”企业的资源配置和行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⑧在中国，各级政府与其下属的各级各类（中央级、省级、市级、县级等）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亦或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可以称之为一种看不见的“伞式”关系结构。在这样的“伞式”关系结构里，党和政府就像是这把伞的伞把，既是伞的核心，也是伞的支撑。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初期，这把看不见的“伞”把政府与企业、市场有机联系了起来。特别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党和政府既可为企业保驾护航，也可以为市场发展助一臂之力。⑨改革开放的发展实践证明，我们党和政府依托着坚实的经济基础（国有企业）和社会结构基础（“伞式”关系），能够自信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制度，即由政府主导的“伞式”发展路子。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中西方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⑩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苏联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丧失了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国有经济的经济基础。由于受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思潮的影响，苏联允许大中型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由此，苏联共产党逐渐失去了执政的经济基础。B11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B12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各级政府以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经济作为执政经济基础，这有效保证了在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各项路线方针和国家政策可以从中央到地方很好地执行下去，不会出现大的偏离。由政府主导的“伞式”发展路子，不仅可以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可能出现的市场无序竞争的混乱局面，而且可以避免苏联、东欧、中亚等国家和地区因执政的共产党失去对自身执政经济基础——国有经济的掌控能力而出现的国家解体和各种颜色革命。在中国，政府主导之下基于各级政府与各级国有企业之间的“伞式”关系而展开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由政府主导的“伞式”发展路子，形成了一股重要的社会结构性力量，不仅有力推动中国经济的腾飞，而且保证我国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都处于主导性地位。可见，西方学者所谓的“政府即厂商论”只说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些表面现象，并没有说清道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及其运行机制。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政府主导的“伞式”发展路子有其两面性：有利的一面，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尤其在市场失灵或市场化不够发达的条件下能够发挥有力的调控作用，比如可以集中有限的资源和资金办大事；不利的一面，即容易产生诸如政企不分、官商勾结、贪污腐败等弊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党和政府有关部门一直致力于进行政企分开、国有企业改革、惩治腐败、依法治国等领域的体制完善，并且已经取得明显成效。B13应当看到，我们的党和政府对于政府与企业、市场之间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指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997年，党的十五大继续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指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要求：使巿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对《决定》进行说明时指出：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B14这是中国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方向。2014年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修改为起决定性作用，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对市场作用是一个全新的定位，“决定性作用”和“基础性作用”这两个定位是前后衔接、继承发展的。B152016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时再次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就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B16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政商关系是始终绕不开的重要话题。钱与权的纠结，几乎是所有腐败案例的共同点。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亲”“清”两个字。B17“亲”“清”二字形象地道出了政企之间相处“亲密”而不失“分寸”的正常状态。
经过近40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经济已进入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以及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这对由政府主导的“伞式”发展路子提出了新的挑战。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B18科学认识中国社会结构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伞式”关系及其资源配置方式，就要既看到这种结构关系的现实合理性，又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能动作用，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市场经济既不是纯粹的自由放任型，更不会是完全的国家干预型，更多是在突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政府有效发挥作用基础上的一种混合型经济。只有政府和企业“各就各位”，成为优势互补的“黄金搭档”，才能协力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地发展。B19
3.由民间自发开拓的“蜂窝式”发展路子
西方学者所持的“权贵经济论”存在实证上的明显缺陷。“权贵经济论”只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极少数贪官污吏利用手中职权中饱私囊的丑恶现象，却没有看到中国还有很多像杨善洲、李林森、游从文、涂红刚等的廉政干部；只看到了社会经济发展中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的官商勾结和贪污腐败现象，却没有看到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积极参与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勤劳致富。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的混合型经济结构，其中包含民营、个体、股份、合资等多种经济成分。
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会，普通民众不仅像蜜蜂采蜜一样不知疲倦地辛勤劳作、自力更生，不断壮大中国的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而且像蜜蜂筑巢那样共同构建起一个个“蜂窝”，每一个“蜂窝”都有一个“蜂王”带领着或多或少的“工蜂”，每一个“蜂窝”都形成了一些影响市场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民间机制。中国个体私营经济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劳动力市场长期保持增长态势。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实有2.81亿人，相比1990年的2263万人增长了10倍多，个体私营经济已成为吸纳就业人口的重要“蓄水池”。B202016年，民营企业500强员工人数为888.17万人，同比增加7.40%，占全国就业人员比重为1.14%，户均超1.7万人。B21
在中国这样巨大的社会结构中，每一个老百姓既不是单独的个体，也不是生活在孤岛上的个人，他们往往以家庭（族）为基点编织互惠共赢网络，进行资源配置和经营管理，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经济运作网络即“蜂窝”，维系“蜂窝”的价值理念都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B22：就业者有基于血缘、姻亲、地緣关系的链式“蜂窝”和基于链式纵向关系的横向人际关系网络即网式“蜂窝”两种形态；经商者分别以家庭、价值链、本族裔为中心形成三种类型“蜂窝”B23即家庭式“蜂窝”、价值链式“蜂窝”、族裔式“蜂窝”。不少民营企业家从民间“蜂窝”中成长起来，其中一些又成为“蜂窝”里的“蜂王”带领着众人劳动致富。一些“老字号”企业的发展过程就比较明显地呈现出“蜂窝式”发展模式的特点。B24比如，从边疆民族聚居地区迁往人口异质性较高的城市，少数民族移民的经济文化类型出现了从“原生态型”到“市场型”的转变，比较典型的有青岛市朝鲜族移民的“依附—移植式”经济文化类型、呼和浩特市蒙古族移民的“创新—移植式”经济文化类型、昆明市会泽回族移民的“半自创半融入型”经济文化类型等，其中民族企业和民族企业家发挥了较大的作用。B25“蜂窝式社会”既是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是“中国式发展”所依托的广泛而强大的群众基础。基于“蜂窝式社会”的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结构中重要的一部分。全国工商联2014年2月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民营经济贡献的GDP总量超过60%；全国至少有19个省级行政区的贡献超过50%，其中广东省超过了80%。B262016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入围门槛达到120.52亿元。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达到193616.14亿元，户均387.23亿元，增幅达19.84%，纳税总额达到7995.75亿元，创历史新高，资产总额为233926.22亿元，户均467.85亿元，其中50家民营企业资产总额突破1000亿元。B27
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一书中，列举了许多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大型项目都失败了。最后，斯科特遗憾地指出：这些项目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忽视了人民的视角，而且这些项目都没有充分地给予下层人士表达自己意愿和知识的渠道。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贯穿于党的全部工作之中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在认真而深入地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工作要求。多年来，笔者通过在全国各地的调研发现：党和政府不但长期坚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老少边穷地区扶贫，还不断提升自身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坚持推进还富于民的各项民生工程，持续完善各项社会福利制度。笔者通过在西南地区的调研了解到：各级党政干部逐渐意识到，要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通过改变“单边行政”的旧方式，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逐渐落在了各级政府工作的实处；通过“与群众共商”，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传统，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越走越近，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不断得到激活和释放。B28在很大程度上，人民群众这“另一只看得见的手”，也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样，影响着资源配置，推动着经济社会发展。
如今，中央政府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与我国老百姓勤劳致富的“蜂窝式”社会结构特点，非常契合。推进“双创”不仅可以扩大社会就业，增加居民收入，而且能够为普通百姓开辟一条通过自身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创造财富，实现人生价值的新通道。这有助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广大普通老百姓像蜜蜂采蜜般在市场经济的大花海中辛勤劳作的事实，不仅有力支持了“蜂窝式社会”学说，也反驳了西方学者所持“权贵经济论”的不实之词。
三、“新结構主义”：对“中国式发展”的理论自信
近几年来，国际经济形势充满了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全球复苏之路崎岖艰辛。欧美发达经济体公私债务高位累积，风险加剧，劳动力市场的信心受到重挫，社会矛盾丛生。B29如何有效解决自身的社会经济结构性矛盾及其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摆在发达国家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和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B30资本主义体系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实力上升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机遇，也为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成果在全世界社会科学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这正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中新兴的学术增长点。
中国巨大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伟大实践，给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国化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养分。基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及其运行机制而提出的“新结构主义”学说鲜明提出了“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的新概念。与持有“政府即厂商论”和“权贵经济论”的欧美学者所奉行的“新制度主义”不同，以“社会结构转型”为理论指导的“新结构主义”是解释“中国式发展”的一种新理论，是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的中国话语，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中国式发展”的理论自信。
注释
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②参见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李培林：《再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李培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对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③参见张继焦：《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中国文化思想的历史性转向》，《思想战线》2017年第6期。
④此观点认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类似于一个工厂或公司内部的结构关系，即作为地方长官的各地政府主要负责人类似于一个公司中的董事长，而企业的管理者则类似于厂长或车间主任的角色。参见Walder， Andrew.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5， Vol.101， No.2， pp.268-269.
⑤参见邢少文：《中国正在走向权贵市场经济？——专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南风窗》2010年第18期；陈伯君：《“权贵经济”从何而来》，《人民论坛》2010年第27期。
⑥⑦⑨B11B13参见张继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从“差序格局”到“社会结构转型”》，《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⑧参见张继焦：《企业人类学视角：“老字号”的长寿秘诀与“伞式”发展模式》，《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⑩参见[美]大卫·科兹：《论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1期；吴恩远：《关于“苏联解体教训”一些流行观点的检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3期。
B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B14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99页。
B15B18参见《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强调 “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5月28日。
B16参见《习近平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lh/2016-03/05/c_1118243972.htm，2016年3月5日。
B17参见《习近平：新型政商关系就是“亲”、“清”二字》，《北京青年报》2016年3月5日。
B19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求是》2013年第22期。
B20《我国个体私营经济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网站，http：//www.saic.gov.cn/gts/gzdt/201602/t20160202_193388.html，2016年2月2日。
B21B27单保江：《读解2017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名单》，《经济日报》2017年8月24日。
B22B23B25参见张继焦：《“蜂窝式社会”——观察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另一个新概念》，《思想战线》2015年第3期。
B24参见张继焦、刘佳丽：《从企业人类学视角看老字号的“蜂窝式”发展模式——以张一元茶庄为例》，《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B26《2013年我国民营经济贡献GDP总量超过60%》，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403/01/t20140301_2396838.shtml，2014年3月1日。
B28参见李宇军、张继焦：《易地扶贫搬迁必须发挥受扶主体的能动性——基于贵州黔西南州的调查及思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B29参见张宇燕、姚枝仲：《2015—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光明日报》2016年1月20日。
B30参见《习近平定调2018中国经济，要干这些大事》，《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1日。
参考文献
[1]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道路”课题组.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文献回眸[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陈学明.中国道路为世界贡献了什么？[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
[3]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4][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翊 明
关键词：中国式发展；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伞式社会；蜂窝式社会；新结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1-0071-06
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①習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四个自信”为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研究任务。这是一项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学术价值的理论探索工程。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界对“中国式发展”道路或模式进行了不少颇具价值的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于“中国式发展”的概念提炼，一些学者倾向于从全人类的高度用“中国道路”的概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历时性分析和意义诠释；也有学者从社会政治秩序和社会正义的角度用“中国模式”的话语对国家现行制度进行渐进式的解读。但是，总的来看，学术界对这一宏大问题的探讨做得还不够，还需要进行更加系统的深入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为了讲好“中国式发展”的故事，我们不但需要坚定“四个自信”，而且需要构建既立足本国发展实际又能与国际学术理论平等对话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
一、分析框架：换一个角度解读“中国式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国，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运用的核心词汇是“社会”。那么，就需要思考：中国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点？中国为何可以采取不同于西方的国家制度？中国为何可以成功地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厘清这些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形成中国社会科学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质的突破，而且暗含着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发生了大规模的变迁。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巨变呢？对中国这场巨大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国内外很多学者一般都认为，主要有两只手影响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一只手是看得见的手——“政府”，另一支是看不见的手——“市场”。但是，李培林1992年就曾指出，在政府和市场之外，还存在着“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即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结构转型不仅推动着社会发展，而且从深层次上影响着资源配置的实际方式、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②由此看来，我们在分析“中国式发展”时，既要看到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作用，还需要深刻洞悉中国社会结构及其转型的特点，分析政府、市场、企业、社会、老百姓等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结构对资源配置的功能。
笔者认为，在中国的经济崛起过程中，从沿海到内陆的各个地区已经并持续发生着一系列巨大的结构性转变，具体表现为“三化”，即工业化（从以农业经济为主转变为以工业经济为主）、市场化（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城市化（从农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等，中华大地已经进入了一个经济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期。③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性巨变，总体上我们可以统称为“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换言之，中国正在形成新的经济社会结构。因此，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即从“新的经济社会结构”的视角描述和分析“中国式发展”。
二、新结构主义：解释“中国式发展”的本土理论
1.新结构主义的形成和主要论点
国内外社会科学界对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议题并不陌生，对该议题的研究也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针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崛起，西方社会科学界一直在调查、研究、关注和讨论，并形成了各种观点和理论。其中，有两种论点在国内外学术界比较有影响。第一种观点，可称之为“政府即厂商论”。持这一论点的西方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的发展态势，是因为很多地方政府就像公司一样主导和参与了各地的市场经济活动。据此，有的美国学者甚至称中国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④第二种观点，可称之为“权贵经济论”。持此论调的西方学者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中的为官掌权者及其裙带关系网管控着各种重大建设项目，掌握着巨额资金，并由此赚取大量财富。但是，普通百姓能够分享到的改革开放红利比较少，有的平民百姓甚至成了改革开放的受害者。⑤“政府即厂商论”和“权贵经济论”两种观点或理论基本上代表了欧美社会科学界最近几十年比较流行的“新制度主义”的主要论调。上述两种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圆其说，但是它们很难完全清楚地解释“中国式发展”的社会结构性基础、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因和运行机制。
基于“社会结构转型”的理论指导，在多年观察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发展过程和长期思考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问题的基础上，笔者产生了对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及其转型的新认识，并进一步提出了“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⑥这样一对新概念。“伞式社会”是对“政府即厂商论”的超越，“蜂窝式社会”是对“权贵经济论”的颠覆；“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不仅是彼此对立统一的一对新概念，而且共同建构了一种解释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及其资源配置方式的新学说。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与西方“新制度主义”不同的“新结构主义”理论，尝试在学理层面进一步阐明“中国式发展”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
笔者认为，“中国式发展”体现为以“三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为主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为“二元”结构：由官方的“伞式社会”和民间的“蜂窝式社会”共同构成，所以，“中国式发展”道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一条腿是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力量。它推动着以国有经济为主包括集体经济以及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笔者把这种发展模式称为“伞式”发展路子，因为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着宏观意义上的“管理”与“被管理”或者说直观层面上的“支持”与“被支持”的“伞式”关系，这种“伞式”政商关系影响着资源配置方式和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另一条腿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经济力量。人民群众不仅像蜜蜂采蜜一样自谋生路、自主创业，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而且像蜜蜂筑蜂巢那样形成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关系网”或“商业圈子”，圈子内大家互惠互利，抱团取暖，有钱大家一起挣，有难大家一起扛。筆者把这种发展模式称为“蜂窝式”发展路子。
概括而言，“中国式发展”以“伞式”和“蜂窝式”二重奏的方式奏响了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国家发展三部曲，其主旋律是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由“社会结构转型”“伞式社会”“蜂窝式社会”等概念共同构建的“新结构主义”理论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发展实践而提出的中国本土理论，能够脚踏实地地解释“中国式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内在动因和运行机制等丰富内涵和特质。
2.由政府主导的“伞式”发展路子
根据世界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其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因素作用较为明显，市场的作用相对较小。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市场化程度不够高，市场这只手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⑦一方面，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地位较高，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政府与企业之间有着密切的“伞式”关系传统，这种“伞式”的社会结构成为国家进行资源配置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结构性因素。
为了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误区，我们在研究“老字号”企业发展时，将“老字号”企业放在中国“伞式”社会结构的整体社会框架中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属地经济和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双重影响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与“老字号”企业之间形成了父爱式的“管理”与“被管理”或者说是“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并对“老字号”企业的资源配置和行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⑧在中国，各级政府与其下属的各级各类（中央级、省级、市级、县级等）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亦或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可以称之为一种看不见的“伞式”关系结构。在这样的“伞式”关系结构里，党和政府就像是这把伞的伞把，既是伞的核心，也是伞的支撑。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初期，这把看不见的“伞”把政府与企业、市场有机联系了起来。特别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党和政府既可为企业保驾护航，也可以为市场发展助一臂之力。⑨改革开放的发展实践证明，我们党和政府依托着坚实的经济基础（国有企业）和社会结构基础（“伞式”关系），能够自信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制度，即由政府主导的“伞式”发展路子。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中西方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⑩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苏联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丧失了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国有经济的经济基础。由于受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思潮的影响，苏联允许大中型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由此，苏联共产党逐渐失去了执政的经济基础。B11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B12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各级政府以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经济作为执政经济基础，这有效保证了在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各项路线方针和国家政策可以从中央到地方很好地执行下去，不会出现大的偏离。由政府主导的“伞式”发展路子，不仅可以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可能出现的市场无序竞争的混乱局面，而且可以避免苏联、东欧、中亚等国家和地区因执政的共产党失去对自身执政经济基础——国有经济的掌控能力而出现的国家解体和各种颜色革命。在中国，政府主导之下基于各级政府与各级国有企业之间的“伞式”关系而展开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由政府主导的“伞式”发展路子，形成了一股重要的社会结构性力量，不仅有力推动中国经济的腾飞，而且保证我国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都处于主导性地位。可见，西方学者所谓的“政府即厂商论”只说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些表面现象，并没有说清道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及其运行机制。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政府主导的“伞式”发展路子有其两面性：有利的一面，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尤其在市场失灵或市场化不够发达的条件下能够发挥有力的调控作用，比如可以集中有限的资源和资金办大事；不利的一面，即容易产生诸如政企不分、官商勾结、贪污腐败等弊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党和政府有关部门一直致力于进行政企分开、国有企业改革、惩治腐败、依法治国等领域的体制完善，并且已经取得明显成效。B13应当看到，我们的党和政府对于政府与企业、市场之间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指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997年，党的十五大继续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指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要求：使巿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对《决定》进行说明时指出：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B14这是中国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方向。2014年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修改为起决定性作用，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对市场作用是一个全新的定位，“决定性作用”和“基础性作用”这两个定位是前后衔接、继承发展的。B152016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时再次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就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B16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政商关系是始终绕不开的重要话题。钱与权的纠结，几乎是所有腐败案例的共同点。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亲”“清”两个字。B17“亲”“清”二字形象地道出了政企之间相处“亲密”而不失“分寸”的正常状态。
经过近40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经济已进入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以及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这对由政府主导的“伞式”发展路子提出了新的挑战。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B18科学认识中国社会结构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伞式”关系及其资源配置方式，就要既看到这种结构关系的现实合理性，又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能动作用，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市场经济既不是纯粹的自由放任型，更不会是完全的国家干预型，更多是在突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政府有效发挥作用基础上的一种混合型经济。只有政府和企业“各就各位”，成为优势互补的“黄金搭档”，才能协力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地发展。B19
3.由民间自发开拓的“蜂窝式”发展路子
西方学者所持的“权贵经济论”存在实证上的明显缺陷。“权贵经济论”只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极少数贪官污吏利用手中职权中饱私囊的丑恶现象，却没有看到中国还有很多像杨善洲、李林森、游从文、涂红刚等的廉政干部；只看到了社会经济发展中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的官商勾结和贪污腐败现象，却没有看到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积极参与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勤劳致富。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的混合型经济结构，其中包含民营、个体、股份、合资等多种经济成分。
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会，普通民众不仅像蜜蜂采蜜一样不知疲倦地辛勤劳作、自力更生，不断壮大中国的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而且像蜜蜂筑巢那样共同构建起一个个“蜂窝”，每一个“蜂窝”都有一个“蜂王”带领着或多或少的“工蜂”，每一个“蜂窝”都形成了一些影响市场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民间机制。中国个体私营经济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劳动力市场长期保持增长态势。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实有2.81亿人，相比1990年的2263万人增长了10倍多，个体私营经济已成为吸纳就业人口的重要“蓄水池”。B202016年，民营企业500强员工人数为888.17万人，同比增加7.40%，占全国就业人员比重为1.14%，户均超1.7万人。B21
在中国这样巨大的社会结构中，每一个老百姓既不是单独的个体，也不是生活在孤岛上的个人，他们往往以家庭（族）为基点编织互惠共赢网络，进行资源配置和经营管理，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经济运作网络即“蜂窝”，维系“蜂窝”的价值理念都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B22：就业者有基于血缘、姻亲、地緣关系的链式“蜂窝”和基于链式纵向关系的横向人际关系网络即网式“蜂窝”两种形态；经商者分别以家庭、价值链、本族裔为中心形成三种类型“蜂窝”B23即家庭式“蜂窝”、价值链式“蜂窝”、族裔式“蜂窝”。不少民营企业家从民间“蜂窝”中成长起来，其中一些又成为“蜂窝”里的“蜂王”带领着众人劳动致富。一些“老字号”企业的发展过程就比较明显地呈现出“蜂窝式”发展模式的特点。B24比如，从边疆民族聚居地区迁往人口异质性较高的城市，少数民族移民的经济文化类型出现了从“原生态型”到“市场型”的转变，比较典型的有青岛市朝鲜族移民的“依附—移植式”经济文化类型、呼和浩特市蒙古族移民的“创新—移植式”经济文化类型、昆明市会泽回族移民的“半自创半融入型”经济文化类型等，其中民族企业和民族企业家发挥了较大的作用。B25“蜂窝式社会”既是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是“中国式发展”所依托的广泛而强大的群众基础。基于“蜂窝式社会”的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结构中重要的一部分。全国工商联2014年2月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民营经济贡献的GDP总量超过60%；全国至少有19个省级行政区的贡献超过50%，其中广东省超过了80%。B262016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入围门槛达到120.52亿元。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达到193616.14亿元，户均387.23亿元，增幅达19.84%，纳税总额达到7995.75亿元，创历史新高，资产总额为233926.22亿元，户均467.85亿元，其中50家民营企业资产总额突破1000亿元。B27
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一书中，列举了许多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大型项目都失败了。最后，斯科特遗憾地指出：这些项目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忽视了人民的视角，而且这些项目都没有充分地给予下层人士表达自己意愿和知识的渠道。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贯穿于党的全部工作之中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在认真而深入地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工作要求。多年来，笔者通过在全国各地的调研发现：党和政府不但长期坚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老少边穷地区扶贫，还不断提升自身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坚持推进还富于民的各项民生工程，持续完善各项社会福利制度。笔者通过在西南地区的调研了解到：各级党政干部逐渐意识到，要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通过改变“单边行政”的旧方式，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逐渐落在了各级政府工作的实处；通过“与群众共商”，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传统，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越走越近，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不断得到激活和释放。B28在很大程度上，人民群众这“另一只看得见的手”，也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样，影响着资源配置，推动着经济社会发展。
如今，中央政府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与我国老百姓勤劳致富的“蜂窝式”社会结构特点，非常契合。推进“双创”不仅可以扩大社会就业，增加居民收入，而且能够为普通百姓开辟一条通过自身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创造财富，实现人生价值的新通道。这有助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广大普通老百姓像蜜蜂采蜜般在市场经济的大花海中辛勤劳作的事实，不仅有力支持了“蜂窝式社会”学说，也反驳了西方学者所持“权贵经济论”的不实之词。
三、“新结構主义”：对“中国式发展”的理论自信
近几年来，国际经济形势充满了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全球复苏之路崎岖艰辛。欧美发达经济体公私债务高位累积，风险加剧，劳动力市场的信心受到重挫，社会矛盾丛生。B29如何有效解决自身的社会经济结构性矛盾及其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摆在发达国家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和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B30资本主义体系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实力上升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机遇，也为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成果在全世界社会科学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这正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中新兴的学术增长点。
中国巨大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伟大实践，给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国化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养分。基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及其运行机制而提出的“新结构主义”学说鲜明提出了“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的新概念。与持有“政府即厂商论”和“权贵经济论”的欧美学者所奉行的“新制度主义”不同，以“社会结构转型”为理论指导的“新结构主义”是解释“中国式发展”的一种新理论，是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的中国话语，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中国式发展”的理论自信。
注释
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②参见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李培林：《再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李培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对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③参见张继焦：《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中国文化思想的历史性转向》，《思想战线》2017年第6期。
④此观点认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类似于一个工厂或公司内部的结构关系，即作为地方长官的各地政府主要负责人类似于一个公司中的董事长，而企业的管理者则类似于厂长或车间主任的角色。参见Walder， Andrew.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5， Vol.101， No.2， pp.268-269.
⑤参见邢少文：《中国正在走向权贵市场经济？——专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南风窗》2010年第18期；陈伯君：《“权贵经济”从何而来》，《人民论坛》2010年第27期。
⑥⑦⑨B11B13参见张继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从“差序格局”到“社会结构转型”》，《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⑧参见张继焦：《企业人类学视角：“老字号”的长寿秘诀与“伞式”发展模式》，《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⑩参见[美]大卫·科兹：《论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1期；吴恩远：《关于“苏联解体教训”一些流行观点的检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3期。
B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B14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99页。
B15B18参见《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强调 “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5月28日。
B16参见《习近平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lh/2016-03/05/c_1118243972.htm，2016年3月5日。
B17参见《习近平：新型政商关系就是“亲”、“清”二字》，《北京青年报》2016年3月5日。
B19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求是》2013年第22期。
B20《我国个体私营经济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网站，http：//www.saic.gov.cn/gts/gzdt/201602/t20160202_193388.html，2016年2月2日。
B21B27单保江：《读解2017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名单》，《经济日报》2017年8月24日。
B22B23B25参见张继焦：《“蜂窝式社会”——观察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另一个新概念》，《思想战线》2015年第3期。
B24参见张继焦、刘佳丽：《从企业人类学视角看老字号的“蜂窝式”发展模式——以张一元茶庄为例》，《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B26《2013年我国民营经济贡献GDP总量超过60%》，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403/01/t20140301_2396838.shtml，2014年3月1日。
B28参见李宇军、张继焦：《易地扶贫搬迁必须发挥受扶主体的能动性——基于贵州黔西南州的调查及思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B29参见张宇燕、姚枝仲：《2015—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光明日报》2016年1月20日。
B30参见《习近平定调2018中国经济，要干这些大事》，《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1日。
参考文献
[1]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道路”课题组.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文献回眸[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陈学明.中国道路为世界贡献了什么？[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
[3]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4][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翊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