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香料的流动及香料植物的引进种植
刘祥学
摘 要：明代，香料沿著新开辟的商路，通过朝贡贸易与私人海上贸易的形式流向中国，被广泛应用于医药、烹饪、宗教祭祀等领域。一些香料植物被引种到国内，这也是香料作物本土化发展过程的重要一环。一些产自中国的香料，则通过丝绸之路商道，流向中亚、西亚等地。这一时期“一带一路”地区香料的双向流动表明，民众生活所需是海外香料持续流向内地的强大驱动力，这一过程本身就包含有中华经济对外开放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明代；香料；种植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2-0118-07
自古以来，以南中国海沿岸和印度洋沿岸为核心的地区，是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学术界对此研究起步很早，学者们围绕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路线变迁、贸易往来、民族文化、中外交往等重大学术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十分丰硕的学术成果。①香料是明代中外经贸往来的重要物资，贸易规模大，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此，一些学者亦有一些研究，如李金明的《明初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②，严小青、惠富平的《郑和下西洋与明代香料朝贡贸易》③，李日强的《胡椒贸易与明代日常生活》④以及黄瑞珍的《香料与明代社会生活》⑤等文，主要论述了明初中外香料的贸易情况以及明代香料的市场发展。在此，笔者拟以历史地理学为视角，探讨明代中国与东南亚、中亚、西亚等区域的香料流动以及香料作物的引进与种植问题。不当之处，敬请各位学者不吝指教。
一、明初海外香料的流入及类型
明初的海外贸易，主要以海上与东南亚诸国的朝贡贸易为主。香料就是其时东南亚国家向明朝贡的重要物品。主要品种有以下几种。
一是辛香类的香料。如现在较为常见的花椒、姜、茱药、扶锱藤、桂、胡椒、芥辣、辣椒等。这些辛香料不仅可用于食品调味，亦常用于疾病的防治。洪武年间，胡椒、丁香（Clove）、肉豆蔻（Nutmeg）主要来自暹罗斛⑥、三佛齐⑦、占城、览邦国⑧、阇婆国⑨等国。
二是香木类香料，如苏木、降香、木香、沉香、檀香、龙脑香、米脑香等。洪武年间进贡降香的，主要是东南亚的暹罗斛国、三佛齐、占城以及南亚的览邦国，檀香则以东南亚占城以及南亚的览邦国为主，进贡木香的则有三佛齐，龙脑香类主要来自勃泥国。
三是通过蒸馏技术从香类植物的花、果或树脂提取制作而成的香水。如洪武十六年（1383）十一月，须文达那国⑩王殊旦麻勒兀达盻遣使入贡“蔷薇水”B11即属此类。
明初流向中国的香料，来源主要以南洋地区为主，且主要通过东南亚诸国的海上朝贡形式向中国流动。但值得注意的是，洪武末年时似乎已成功开辟了一条从印度洋经缅甸到云南的陆上贸易线路。沿着这条陆上贸易线，檀香、西洋布等各种商品流向中国云南南部地区，史料有称“土官刀板冕遣其下招板阿亩旷等贡红白西洋布、吊卖璧衣、手巾、剪绒单及象牙、白檀香等”B12。刀氏土司即历史上位于泰明建立之初，与东南亚国家有一个相互接触，建立互信，最后确立朝贡关系的过程。香料的流入，也有一个由少及多的变化过程。或许由于朝贡贸易满足不了部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需求，明初一些国家不时找借口入贡。史称“暹罗斛国使臣沙里拔来朝，贡方物，自言”“舟次乌诸洋，遭风坏舟，漂至海南，达本处官司收获，漂余苏木、降香、兠罗绵等物来献”。接到地方省臣奏报后，明太祖认为其使臣有诡言骗贡之嫌，“命却之”。B14随着明朝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关系不断发展，东南亚地区通过朝贡流入明朝的香料，品种与数量均有明显增加。
二、明成祖继位后海外香料流入规模的扩大
明成祖时期各国香料向中国的流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具体表现在。
一是香料的海外贸易打破了原由官方垄断的朝贡贸易格局，民间贸易增多。明初，曾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禁止私人进行香料贸易。如洪武二十七年颁布的《禁番香》法令，称“不问官员军民之家，但系番货、番香等物，不许存留贩卖，其见有者，限三个月销尽。三个月外，敢有仍前存留贩卖者，处以重罪”B15。但在贩香获利的巨大诱惑下，一纸禁令根本无法挡住沿海居民的贩香贸易，海外香料通过非官方运销渠道持续流向中国。成化年间，“濒海大姓私造海舰，岁出诸番市易”B16；弘治年间，“私舶以禁驰而转多”B17。私人海上贩香，日益成为普遍现象，这从嘉靖元年（1522）市舶司太监牛荣与家人蒋义山、黄麟等私收买苏木、胡椒并乳香、白腊等货装至南京，又匿税被盘出送官一案可见一斑。史载明廷没收其私自收买的香料“苏木共三十九万九千五百八十九斤，胡椒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五斤，可值银三万余两”B18，数量相当之大。
二是海外香料来源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香料贸易线路不断向西延伸。郑和下西洋之前，与明朝建立朝贡关系的主要是周边亚洲国家，进贡香料的则主要以东南亚国家为主。郑和下西洋后，香料贸易随之向西延伸。郑和率领的船队，出使到哪里，香料贸易就延伸到哪里。随着郑和的远洋开拓，印度洋北部地区诸国所产香料遂通过朝贡、私人贸易流向中国。史载印度洋中的溜山洋国，“地产龙涎香”，“其酋长感慕圣恩，常贡方物”。B19柯枝国“地产胡椒甚广”，“其酋长感慕圣恩，常贡方物”。B20古里国“与柯枝国同，地产胡椒”，“有蔷薇露”，“酋长感慕圣恩，常遣使捧金叶表文，贡献方物”。B21“榜葛刺国王赛弗丁遣使乌都蛮等贡犀角、龙涎香等物”B22。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南岸诸国也有较为丰富的香料资源，郑和船队到达后，这些香料也流向中国。忽鲁谟斯“产有真珠、宝石、金珀、龙涎香、撒哈剌、梭腹绒毯”，“其酋长感慕恩赐，躬献方物”。B23祖法儿国，“土产乳香，其乳乃树脂也，其树似榆而叶尖长，彼人斫树取香而卖。中国宝舡到彼，开读赏赐毕，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纻丝、磁器等物”B24，又有史料称其地“地产祖剌法、金钱豹、驼蹄鸟、乳香、龙涎香”，“其酋长感慕恩赐，遣使奉贡方物”。B25进贡的方物中就包括当地所产的香料，所谓“王亦遣人斋乳香、驼鸡等物，表进中国”B26。东北非沿海地区的竹步国，产“龙涎香、乳香、金珀”，“酋长受赐感化，奉贡方物”。B27木骨都束国，“地产乳香、金钱豹、龙涎香”，“其酋长效礼，进贡方物”B28卜剌哇国，地产“没药、乳香、龙涎香、象牙、骆驼”，“其酋长感慕恩赐，进贡方物”。B29与此同时，明成祖又派陈诚出使中亚的帖木儿。陈诚出使西域的帖木儿国所经各地，也是香料的重要产地。其中哈烈盛产蔷薇水，“以浥酒酱，以洒衣服，香气经久不散，故凡合香品，得此最为奇妙也”B30。撒马儿罕“土宜五谷，民风土俗，与哈烈同”B31。从记载看，其时应有南亚、西亚国家的香料以及近邻哈烈所产蔷薇水运销至此；赛蓝，“地生香草，状类野蒿，结实甚香，可辟蠹虫，即名瓦失实是也”B32。因此，陈诚出使西域的结果，客观上也为产自西域的香料，打开了流向中国的通道。
三是流向中國的香料种类日益繁多，数量大增。明成祖时实行免税的优惠政策以吸引诸国前来开展朝贡贸易，如永乐元年，西洋刺泥国B33回回哈只、马哈没奇刺泥等来朝贡方物，因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征其税。明成祖称“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万矣”B34，坚决制止。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至明中叶后，海外诸国所产香料通过官方朝贡贸易与私人民间贸易的形式，流入中国，品种日益繁多。如，胡椒、豆蔻、肉豆蔻、白豆蔻、丁香（丁皮）、姜黄、苏木、木香、紫檀香、檀香、土檀香、片脑、米脑、糠脑、糖脑、龙脑、牛脑、朱脑、梅花脑、熟脑、脑油、脑柴、降香、土降香、降真香、沉香、速香、沈速香、黄速香、安息香、熟香、黄熟香、金银香、树香、黑线香、罗斛香、龙涎香、乳香、蔷薇露（蔷薇水）、抹身香、乌香、薰衣香、奇南香（伽蓝香）、烧辟香、柏香、麻藤香、没药、苏合油、荜茇、栀子花。B35
同时，海外诸国流向明朝的香料数量也不断增大。如胡椒，明洪武二十年时，暹罗一次贡给明朝即达“万斤”B36。随着国外进贡的胡椒数量越来越大，明廷国库积聚的胡椒数量越来越多。明英宗正统初年，一次即敕“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等于官库支胡椒、苏木共三百万斤”B37。至明武宗时，明廷开始对满剌加、暹罗、爪哇等国输往明廷的胡椒、苏木等香料，公开征税，刺激了广东沿海一带香料走私贸易发展，如广东布政司参议陈伯献称“岭南诸货出于满剌加、暹罗、爪哇诸夷，计其产不过胡椒、苏木、象牙、玳瑁之类，非若布帛、菽粟，民生一日不可缺者。近许官府抽分，公为贸易，遂使奸民数千驾造巨舶，私置兵器，纵横海上，勾引诸夷，为地方害，宜亟杜绝”B38。再如嘉靖年间，对龙涎香的需求很大，“福建抚臣进龙涎香拾陆万，广东抚臣进龙涎香十九万有奇”B39。这些龙涎香为中国所不产，应来自海外。
三、明末中外香料的双向流动
明末，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参与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香料贸易之中来。如佛郎机（即葡萄牙），即频频来到中国南方沿海活动，大量贩运香料至中国。广东文武官员的俸禄“多以番货代”B40，广东地方官中对葡萄牙人“不问何年，来即取货，致番舶不绝于海澨”B41。葡萄牙人不仅将南洋地区的香料贩运至中国，同时也将中国所产的一些香料，如麝香等，贩往至南亚及西方国家。对此，一些学者在文章中已作了论述。称：葡萄牙人了解到，将香料贩运到中国和运往葡萄牙一样利润丰厚，遂以澳门为基地，构建起其远东贸易网络。每年4—5月，葡萄牙大船载着佛兰芒钟、葡萄酒、印度棉布等从果阿出航，在科钦换得香料和宝石，至马六甲，卖掉棉布等，得到胡椒、丁香、肉豆蔻、苏木、檀香、沉香、樟脑等。然后到澳门，满载中国的丝绸、麝香等返航。B42由于中国对香料的需求量极大，盘踞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从事香料的贩运利润巨大。根据其时一些葡萄牙传教士记述，澳门的葡萄牙人在檀香木贸易中的利润呈不断增长之势。席尔瓦主教在1590年称：檀香木贸易的利润为100%；兰热尔主教（Rangel）在1630年则估计为150%—200%。B43至明末时，广州一带的海外香料贸易，仍十分兴盛。对此，时人屈大均称“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B44
中国通过明廷赏赐而对外传播的香料主要以麝香为主，如永乐元年九月，暹罗国王遣使来贡，明成祖“并赐王文绮帛四十匹，及铜钱、麝香诸物”B45；阿拉伯地区的吃力麻儿国，“得中国雄黄、麝香、磁器甚喜”B46。正德十一年（1516）八月，因今新疆西部的亦力母思地面头目速者林的请求，明廷赐给其“蟒衣、彩叚、彩线、金笺、麝香、象牙等物”B47；正德十三年正月，阿拉伯半岛的天方等国遣使来贡，明武宗“诏以蟒龙金织及麝香、金银器赐之”B48。由于西域诸国的生活习俗等原因，对中国内地所产的茶、大黄和麝香有较大的需求，如明臣桂萼言：“西番诸国非麝无以毉毒蛇，非大黄则人马大便不通，非茶则郁闷不解。”B49据此可以看出，原产于中国的麝香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传播至南洋以及中亚地区。一些学者在研究中，亦有所关注。B50
此外，通过传教士或商人贸易，传播到海外诸国的中国香料有以下几种。一是花叶丁香。据一些学者研究，早在1620年前后，我国原产的花叶丁香通过丝绸之路经波斯（伊朗）传入欧洲，最早栽培我国花叶丁香的有伊朗、土耳其、法国和英国。B51二是桂皮。主要当药用和香料使用，传到西方后叫法不同，或称之为“肉桂”“月桂”“香料肉桂”。据一些外国学者研究，至少在13世纪之前，中国桂皮就已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波斯地区。14世纪时，波斯医学使用中国桂皮作为缓和剂，是十分普遍的现象。B52三是姜黄与生姜。姜黄原产于我国南部山区，约在17世纪时，传到波斯地区。“自17世纪中叶以来，每年都有许多克什米尔人的骆驼队穿越西藏和鞑靼地区，在三个月期间前往中国内地（通过吉尔吉物或勃律道路）。他们从那里带来麝香、中国木、大黄和一种对眼睛特别有效的小草根Mamiron。经过大西藏时，他们又驮载当地产品：麝香、大块水晶和宝石。这一事实，在16世纪就由朵豁剌惕人米儿咱·海达儿指出，他把姜黄称为Mah-ou-par-vine”B53。Mamiron就是中国姜黄的当地称呼。产自中国的生姜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波斯的，最早传入的时间已不可考。在1433年时，在波斯境内的巴塞尔还存在一条专售生姜的小巷以及生姜货栈。B54说明生姜其时已成普通民众的常用品了。
四、明代香料植物的引进与种植
明代的香料引进与种植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类是明代前就已引进中国，明代时种植范围迅速扩大；另一类是自明代始从域外引进种植。据笔者搜罗史料，主要有以下几种香料植物。
其一，胡椒。从现有文献记载看，至少在张骞通西域后，胡椒即开始传至内地。其时南亚的天竺，在遣使进贡的物品中，即有胡椒。“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和帝时数遣使贡献”B55。从史料记载看，至少在明万历之前，胡椒主要还是通过海外贸易的方式进入中国。万历时期，才有种植记载，万历时人谢肇淛所撰《滇略》称木邦宣慰司“其地产胡椒”B56，木邦宣慰司即今与云南接壤的缅东北地区一带。另外，从一些与胡椒有关的地名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明代胡椒种植情况。顾炎武《肇域志·云南·永昌军民府》条载有“王弄山、铁锁甸、花角蛮、大甸、大笼刀蒙甸、胡椒坝、南关甸、彻里路等夷”B57。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也载“岭凡四十三盘，至巅有香树坡、小箐坡、白东坡、安笼箐坡、胡椒凹、象鼻岭”B58。其中的“胡椒坝夷”“胡椒凹”很有可能因胡椒种植而得名。类似的名称，在福建、海南也有。如福建清流县有“胡椒陂”B59，海南有胡椒布，史称“胡椒布，眼如胡椒”B60。经过多地引种，至迟在明万历年间，胡椒在我国的种植得到推广，故徐光启称“胡椒出摩伽陁国，呼为昧履支，今南番诸国及交趾、滇南、海南诸地皆有之”B61。
其二，辣椒。它在历史上有多个名称，如番椒、蕃椒、海椒、辣角。辣椒属茄科草本植物，原产地在中南美洲的热带地区。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无考。有学者认为辣椒在明末引进B62，但在元代史料中即有“番椒”的记载了，如元诗人侯克中的《杨招讨送乳香、胡椒答以木瓜煎戏赠》载：“薰陆番椒各有差。”B63明人陈继儒的《致富奇书》中，记载“番椒丛生，花似秃笔头，红如血，味辣，可充花椒用”B64。成书于崇祯十二年（1639）的《农政全书》也有番椒的记载，称“番椒亦名秦椒，白花，子如秃笔头，色红鲜可观，味甚辣，椒树最易繁衍，四月生，花五月结实，生青熟红”B65。据一些学者研究，古代秦椒实为关中花椒，因产于秦地而得名。只是由于胡椒引入中国后，因为气候原因只在南方地区种植，关中地区并不生产，故其时尚不与秦椒相混。由于辣椒传入关中地区后，也称秦椒，这为辨别何者为海外引进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只能根据史料记载的植物学特征加以判断，另一方面，明末以来各地所记载的秦椒均有可能为海外引进的辣椒。如明末清初时人陈大章记载“番椒亦名秦椒，白花，子如秃笔头，红鲜可观，味甚辣”B66；成书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的《花镜》载“番椒，一名海疯藤，俗名辣茄，本高一二尺，丛生，白花，秋深结子，俨如禿笔头倒垂，初绿后朱红悬挳可观，其味最辣，人多采用，研极细，冬月取以代胡椒，收子待来春再种”B67。由于明末的史料记载较少，在此笔者试图根据清初的史料梳理辣椒传入中国后的种植情况。陕西、北京无疑是辣椒传入后的重要种植地。这不仅从上述明末《农政全书》称“番椒亦名秦椒”B68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而且清初史料也有明确记载，称“番椒，俗呼番椒为秦椒，结角似牛角，生青熟红，子白，味极辣”B69。同样记载的还有雍正《畿辅通志》B70，因此明末时辣椒极有可能已在北京附近种植开来。贵州至清雍正年间时，各地民间已广泛喜食辣味。当地省志记载“海椒，俗名辣角，土苗用以代盐”B71。清初云南省志记载，除种植花椒外，还种植“秦椒”，史称“秦椒，俗名椒子”B72。由于此前史料常将本土所产花椒，称为秦椒。此时，将秦椒与花椒并载，这说明秦椒已为外来物种，故由此可推断明末清初之时辣椒已在云南地区种植开来。其余从康熙、雍正年间修有通志的广西、江西、河南、浙江、四川等省区，均未有辣椒种植的记载。从现有史料记载看，辣椒在中国大规模地扩张种植應是在清代乾隆之后。“辣椒处处有之，江西、湖南、黔、蜀种以为蔬”B73。因此，明末辣椒在中国的引种，最初只不过是零星的几个点，但极有可能代表了不同的引进方向。陕西的辣椒可能来源于陆上丝绸之路，云贵地区的辣椒可能来自印度，而畿辅地区的辣椒则有可能来自海上丝绸之路。
其三，番红花。又称藏红花、西红花，原产于地中海、小亚细亚和伊朗地区。最早传入中国，可能始自元代。元人忽思慧所撰《饮膳正要》中记为“咱（按：其他史书为‘洎）夫蓝”，称“味甘平无毒，主心忧郁积气闷不散，久食令人心喜。即是回回地面红花，未详是否”B74。明后期李时珍《本草纲目》将之列为一种草药，称“番红花出西番回回地面及天方国，即彼地红蓝花也。元时以入食馔用”B75。结合清代所修地方省志，如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十一《西域》、乾隆《雅州府志》卷十二《西藏·土产》均载有“藏红花”看，明代番红花的种植亦应在此。由于主要产自藏族地区，因而其后称为藏红花。对此，清人吴其濬言“红花，汉书作红蓝花”，“岀西藏者，为藏红花，即《本草纲目》番红花”。B76
其四，肉豆蔻。原产于东南亚的马鲁古群岛一带，既为香料，亦可入药，传入我国的时间较早。由于其果仁对于泻痢、腹痛、呕吐等具有疗效，故很早就作为药材使用，唐代的《外台秘要》开始有其入药的记载。虽然，一些史料有岭南进贡肉豆蔻的记载，如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称“领广南东路兵马钤辖兼本路经略安抚使，贡胡椒、石发、糖霜、肉豆蔻、丁香”B77。但肉豆蔻极有可能来自域外。至明代中叶时，肉豆蔻才在岭南地区得到引种。对此，史料记载广州府的“土产”，有“肉豆蔻、丁香、石斛”B78等。
其五，安息香。为安息香科植物或越南安息香的树脂，形色类胡桃瓤。其名最早自唐代开始出现，原产地为中亚古安息国、龟兹国等地，阿拉伯半岛以及伊朗高原地区。明代以前，中国使用的安息香，均需进口。但明代以后，安息香已在海南出现，史称“枫香、奇南香，产番舶及海南；槐香、藤香、观音、降真、鸡舌、流黄、安息、木香、沉香、檀香、乳香、脱落、黄熟、龙骨香、鸡虱、鸡骨、海漆，以上诸香出海南”B79。或许其时安息香已引种至我国的海南地区。
五、海外香料流入的驱动因素
考察明代香料流入的驱动因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是巨大的市场需求与国内低产量的矛盾。香料作为一种贸易商品，其进口数量的多寡主要还是由市场本身的需求决定的。宋元以来，香料进入平民的日常生活，市场需求极大，香料供不应求，这是国外香料源源流入的内在驱动力。如胡椒，明代时人们已将胡椒广泛用作烹饪、药料、着色等方面，因为胡椒可“杀一切鱼肉鳖蕈毒”B80，烹饪中的荦、素、汤、丸等菜肴制作均添加胡椒以为作料。由于中医认为胡椒具有“大温、无毒，主下气、温中、去痰，除藏腑中风冷”B81的功效，因而很早就将胡椒作为中药原材料使用。胡椒甚至还被用于火药的配制之中B82。此外，明人认为一些香料具有保健养生功能，因而还将一些香料当作食疗用材，开发出独具特色的食谱，如丁沈煎丸、丁香饼子、香茶饼。B83烹饪时普遍使用丁香、白檀香、木香、白豆蔻等香料做汤料，做成诸如寇相入朝汤B84、丁香汤、檀香汤、B85木香苦汤B86，等等。可以说，香料已完全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必需品，所谓“胡椒、苏木之属，民之所资也”B87。但另一方面，由于不少香料的种植需要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与土壤条件。比如胡椒，不论是大叶种还是小叶种，都比一般的热带植物要求严格，喜高温，忌霜。大叶种胡椒产量高，但易落果，寿命短。小叶种胡椒适应性强，但产量低。短暂的轻霜会使叶子枯焦，过强的光照也会使叶子枯焦，因而需要一定的阴蔽，而如果阴蔽过度又会使产量降低。B88因此，过多的劳动成本与不确定的收益，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胡椒种植者的意愿。所以明代中后期，胡椒虽在中国南部地区成功引种，但产量应该不会太高，相较于全国巨大的市场需求而言，根本满足不了大众的需求，因此需要从南洋等地进口才能解决。贩卖香料，利润丰厚，史称“苏木、胡椒、象牙等货，皆系贵物，客商获利颇大”B89，这是明代香料海外私人贸易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
第二，社会的崇奢风气使然。香料种类繁多，一些香料由于具有特殊用途，而被视为奇货，价格昂贵，属于名贵香料。明代名贵香料的流入，在很大程度上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后的社会风尚转变有关。明代中叶之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社会风气开始由简朴向崇奢方向转变，奢靡夸富、追求享受成为社会时尚。史料称嘉靖以来，“锱铢共竞，互相凌夺”，“芬华染矣靡汰臻矣”，B90香料的消费也受此影响，拥有、使用名贵香料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社会上形成了“尚香”“评香”的风气，如“以今之所尚香品评之妙，高香、生香、檀香、降真香、京线香，香之幽闲者也；兰香、速香、沈香，香之恬雅者也；越隣香、甜香、万春香、黑龙挂香，香之温润者也；黄香饼、芙蓉香、龙涎饼、内香饼，香之佳丽者也”B91。还形成了焚香、熏香、闻香之习，明代达官贵人家庭熏香、闻香成风，如倪云林，“出入未尝不闻妙香，虽在一叶舟中，亦然又闻”B92；又如张居正，甚爱抹香，“膏泽脂香，早暮递进，虽李固、何晏无以过之”B93；许少微“朱紫什袭，芳馥遥闻”B94；汝嘉太守“每过入室，则十步之外，香气逆鼻”B95。官僚阶层还收藏名贵香料，居为奇货，奸相严嵩被抄家时，藉没的香品中，计有“檀、沉、速、降各香，二百九十一根，共重五千五十八斤一十两，奇南香三块，沉香山四座”B96，奇南香属稀世香品，“真者价倍黄金，然绝不可得。倘佩少许，才一登座，满堂馥郁，佩者去后，香犹不散”B97。这样，官僚贵族阶层的贪婪、奢靡，也使香料，尤其是名贵香料的需求量大增，从而增强了香料流入的动力。
第三，皇室的特殊偏好。明世宗统治时期，崇尚方术，迷信使用龙涎香能延年益寿，因而不断下旨搜求购买与索贡。嘉靖三十年三月，“初帝命户部市龙涎香”B98。同年六月，“复谕户部市龙涎香”B99。一些官员由于采购龙涎香不力，而被削职发配，史称“王杲字景初”，“会有诏买龙涎香，久而未获，忌者因以中之，逮下诏狱，谪戍雷州，卒于贬所”B100；一些官僚则因采买龙涎香有功，而被升职。“八月，上以圣节建醮，急得龙涎香而宮灾，时有私收得者，户部尚书高燿密购以进，上大悦，命倍给其直，加燿太子少保”B101。正是皇室的偏好，影響了社会需求，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龙涎香的价值堪比黄金。
明代，香料作为当时世界性商品流动的一种媒介，无意间充当了联通中国和世界的角色。虽然从明朝社会总体上看，香料的流动以从西洋、中亚地区以及南洋各国流向中国为主，但其时香料的流动并不是单向的，产自中国的麝香等香料，也流向了西亚各国，甚至欧洲国家。郑和下西洋客观上推动了香料的贸易。在香料向中国流动的过程中，部分香料有一个由贵族奢侈品向平民日用品发展的过程，这是吸引香料流向中国强大的商业驱动力。其间，明朝海禁政策时严时弛，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中外香料的流动，但仍有部分香料，如胡椒、辣椒等在中国种植并推广开来。这说明，香料的流动及香料植物的引进，并不以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意志为转移，同时也说明了对外开放交往也是中国百姓生活的客观需要。
注释
①有关丝绸之路的学术专著，国外有布尔努瓦（L. Boulnois）著，耿升译：《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斯文·赫定（Sven Hedin）著，江红、李佩娟译：《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国内则有杨建新、卢苇编著：《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陈迎胜：《丝绸之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等。论文则多不胜数，难以一一罗列。
②载《南洋问题研究》1991年第2期。
③载《江海学刊》2008年第1期。
④载《云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⑤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⑥史籍又称为罗斛国，位于今泰国湾北部，湄公河下游一带，都城为罗斛（今泰国华富里）。永乐七年，其国内争，王子昭禄群膺获取统治权，自此中国史籍始将他建立的王朝称为暹罗，而不再沿用暹罗斛、罗斛之称。
⑦建国时间无考，位于马来半岛中南部，强盛时版图包括马六甲海峡南端的大巽他群岛，为11、12世纪时东南亚强国，13世纪中叶后转衰。
⑧具体位置史料记载不明。据《皇明象胥录》卷五载其国“外有小屿名奴沙牙”“望锡兰山不远”。锡兰山即今斯里兰卡，故览邦国很有可能为印度半岛南部的岛国，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据明崇祯刻本，第293—294页。
⑨阇婆国，东南亚古国名，其境主要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一带。
⑩东南亚古国，位于今日苏门答腊岛八昔（Parsei）河口。
B11B12B14B22《明太祖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2450、3532、1564、2274页。
B13罗日褧著，余思黎点校：《咸宾录》卷七，《南夷志》，中华书局，2000年，第189页。
B15顾炎武：《日知录之余》卷二，《禁番香》，《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98页上。
B16何乔新：《中顺大夫福建按察司副使辛公访墓表》，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九十，《福建一》，《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105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150页下。
B17俞汝楫：《礼部志稿》卷九十，《朝贡备考·夷贡令·议处畨船违碍》，《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33页下。
B18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八，《南蛮·暹罗》，中华书局，2000年，第283—284页。
B19B20B21B23B25B27B28B29费信：《星槎胜览》，中华书局，1991年，第15、16、17、23、22、21、21、20页。
B24马欢：《瀛涯胜览·祖法儿国》，中华书局，1985年，第69页。
B26巩珍著，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祖法儿国》，《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华书局，1982年，第35页。
B30B31B32陈诚著，周连宽校注：《西域番国志》，中华书局，2000年，第115—116、81—82、94页。
B33据陈尚胜研究，刺泥国当为奇刺泥国之漏，对音是Jilani，位于今伊朗西北部位于里海之滨的吉兰省。具体参见陈尚胜：《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海外交通政策》，载《文史哲》2007年第1期。
B34《明太宗实录》卷二十四，永乐元年冬十月甲戌，第0447—0448页；《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市舶》，第1980页。
B35根据何乔远《名山藏》卷一〇九，《王享记五》，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第6418—6425页；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上至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张燮：《东西洋考》卷一至卷五，中华书局，1985年；《明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有关记载整理。
B36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南蛮·暹罗》，第279页。另黄光昇：《昭代典则》卷十，《太祖高皇帝》（《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12册，第436页上）亦载洪武二十年秋七月“真腊国遣使贡象五十九只，香六万斤。暹逻国遣使贡楜椒一万斤，苏木十万斤”。
B37《明英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0289页。
B38B47B48《明武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2297、2764、3027页。
B39《明世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7637页。
B40B41张廷玉：《明史》卷三二五，《外国传六·佛郎机》，中华书局，1974年，第8432、8430页。
B42田汝英：《葡萄牙与16世纪的亚欧香料贸易》，《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B43黄启臣：《海上丝路与广州古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6年，第167页。
B44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食语》，中华书局，2006年，371—372页。
B45《明太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0426页。
B46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七，《吃力麻儿》，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据明崇祯刻本，第442页。
B49B89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97年，第1850页上、3325页下。
B50张铠：《晚明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4期。
B51臧淑英、刘更喜编著：《丁香》，中国林业出版社，1990年，第2页。
B52阿里·玛扎海里著，耿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年，第482、483、489页。
B53阿里·玛扎海里著，耿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年，第505、506页。
B54阿里·玛扎海里著，耿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年，第521页。
B55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1页。
B56谢肇淛：《滇略》卷九，《夷略》，《影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0页。
B57顾炎武：《肇域志·云南·永昌军民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418页。
B58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二三，《贵州四·安庄卫指挥使司》，《续修四库全书》第6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27页。
B59（弘治）《八闽通志》卷二十三，《食货·汀州府》，《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33册，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05页上。
B60（正德）《琼台志》卷九，《土产下·布帛属》，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209页。
B61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八，《种植·木部》，第546页下；李果编，李时珍参订的《食物本草》卷十六，《味部·調饪类》，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0年，第311页亦有相同记载。
B62薛党辰、陈忠明编著：《辣椒·辣椒菜·辣椒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页。
B63侯克中：《艮斋诗集》卷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01页下。
B64陈继儒辑：《致富奇书》卷二，《花部药部畜牧部附·番椒》，清乾隆刻本，第124页。
B65B68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八，《种植·木部》，《影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46页下。
B66陈大章：《诗传名物集览》卷十二，《椒聊之实》，《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04页上。
B67陈淏子辑：《花镜》卷五，《花草类考·番椒》，中华书局，1956年，第163页。
B69（雍正）《陕西通志》卷四十三，《物产一·蔬属》，《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45页下。
B70（雍正）《畿辅通志》卷五十六，《土产》，《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95页上。
B71（乾隆）《贵州通志》卷十五，《食货·物产·贵阳府》，《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02页下。
B72（雍正）鄂尔泰：《云南通志》卷二十七，《物产》。《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82页上、下。
B73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六，《蔬类·辣椒》，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39页上。
B74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三，《料物》，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第320页。
B75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五，《草之四·番红花》，《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7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7页下。
B76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十四，《湿草类·红花》，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363页上。
B77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三，《舆地考九·古南越·广州》，中华书局，1986年，第2540页下。
B78李贤：《明一统志》卷七十九，《广东布政司·广州府·土产》，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1211页上。
B79（嘉靖）戴璟：《广东通志稿》卷三十一，《土产·香属》，“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38册，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25页下。
B80李果编，李时珍参订：《食物本草》卷十六，《味部·调饪类》，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0年，第311页。
B81唐慎微：《证类本草》卷十四，《木部下品·胡椒》，《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4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10页上。
B82焦玉：《火龙神器阵法·火龙神器药二十八品上应天垣二十八宿·昂日鸡》，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131页。
B83B84B85B86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01页上、第203页下；204页下；第291页下、292页上；第284页上。
B87戴鱀：《戴中丞遗集》卷六，《议说传记·海防议》，《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74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77页下。
B88广东省农垦厅编：《胡椒》，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4页。
B90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九册，《风宁徽·徽州府·风俗·歙志风土论》，《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171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419页上。
B91高濂：《遵生八笺》卷一一，《饮馔服食笺上·酒发鱼法》，巴蜀书社，1988年，第598页。
B92陈颀：《闲中今古》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1122册，子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12頁下。
B93B94B9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二，《吏部·士大夫华整》，中华书局，1997年，第316页。
B96佚名：《天水冰山录·附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122页。
B97周嘉胄：《香乘》卷一，《沉水香》，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3页。
B98B99范守已：《皇明肃皇外史》卷三十一，《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52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195页下、196页下。
B100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九十五，《王杲传》，《续修四库全书》第535册，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93页上、下。
B101何乔远：《名山藏》卷二十八，《典谟记·世宗肃皇帝》，《续修四库全书》第426册，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46页上。
责任编辑：王 轲
摘 要：明代，香料沿著新开辟的商路，通过朝贡贸易与私人海上贸易的形式流向中国，被广泛应用于医药、烹饪、宗教祭祀等领域。一些香料植物被引种到国内，这也是香料作物本土化发展过程的重要一环。一些产自中国的香料，则通过丝绸之路商道，流向中亚、西亚等地。这一时期“一带一路”地区香料的双向流动表明，民众生活所需是海外香料持续流向内地的强大驱动力，这一过程本身就包含有中华经济对外开放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明代；香料；种植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2-0118-07
自古以来，以南中国海沿岸和印度洋沿岸为核心的地区，是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学术界对此研究起步很早，学者们围绕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路线变迁、贸易往来、民族文化、中外交往等重大学术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十分丰硕的学术成果。①香料是明代中外经贸往来的重要物资，贸易规模大，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此，一些学者亦有一些研究，如李金明的《明初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②，严小青、惠富平的《郑和下西洋与明代香料朝贡贸易》③，李日强的《胡椒贸易与明代日常生活》④以及黄瑞珍的《香料与明代社会生活》⑤等文，主要论述了明初中外香料的贸易情况以及明代香料的市场发展。在此，笔者拟以历史地理学为视角，探讨明代中国与东南亚、中亚、西亚等区域的香料流动以及香料作物的引进与种植问题。不当之处，敬请各位学者不吝指教。
一、明初海外香料的流入及类型
明初的海外贸易，主要以海上与东南亚诸国的朝贡贸易为主。香料就是其时东南亚国家向明朝贡的重要物品。主要品种有以下几种。
一是辛香类的香料。如现在较为常见的花椒、姜、茱药、扶锱藤、桂、胡椒、芥辣、辣椒等。这些辛香料不仅可用于食品调味，亦常用于疾病的防治。洪武年间，胡椒、丁香（Clove）、肉豆蔻（Nutmeg）主要来自暹罗斛⑥、三佛齐⑦、占城、览邦国⑧、阇婆国⑨等国。
二是香木类香料，如苏木、降香、木香、沉香、檀香、龙脑香、米脑香等。洪武年间进贡降香的，主要是东南亚的暹罗斛国、三佛齐、占城以及南亚的览邦国，檀香则以东南亚占城以及南亚的览邦国为主，进贡木香的则有三佛齐，龙脑香类主要来自勃泥国。
三是通过蒸馏技术从香类植物的花、果或树脂提取制作而成的香水。如洪武十六年（1383）十一月，须文达那国⑩王殊旦麻勒兀达盻遣使入贡“蔷薇水”B11即属此类。
明初流向中国的香料，来源主要以南洋地区为主，且主要通过东南亚诸国的海上朝贡形式向中国流动。但值得注意的是，洪武末年时似乎已成功开辟了一条从印度洋经缅甸到云南的陆上贸易线路。沿着这条陆上贸易线，檀香、西洋布等各种商品流向中国云南南部地区，史料有称“土官刀板冕遣其下招板阿亩旷等贡红白西洋布、吊卖璧衣、手巾、剪绒单及象牙、白檀香等”B12。刀氏土司即历史上位于泰明建立之初，与东南亚国家有一个相互接触，建立互信，最后确立朝贡关系的过程。香料的流入，也有一个由少及多的变化过程。或许由于朝贡贸易满足不了部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需求，明初一些国家不时找借口入贡。史称“暹罗斛国使臣沙里拔来朝，贡方物，自言”“舟次乌诸洋，遭风坏舟，漂至海南，达本处官司收获，漂余苏木、降香、兠罗绵等物来献”。接到地方省臣奏报后，明太祖认为其使臣有诡言骗贡之嫌，“命却之”。B14随着明朝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关系不断发展，东南亚地区通过朝贡流入明朝的香料，品种与数量均有明显增加。
二、明成祖继位后海外香料流入规模的扩大
明成祖时期各国香料向中国的流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具体表现在。
一是香料的海外贸易打破了原由官方垄断的朝贡贸易格局，民间贸易增多。明初，曾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禁止私人进行香料贸易。如洪武二十七年颁布的《禁番香》法令，称“不问官员军民之家，但系番货、番香等物，不许存留贩卖，其见有者，限三个月销尽。三个月外，敢有仍前存留贩卖者，处以重罪”B15。但在贩香获利的巨大诱惑下，一纸禁令根本无法挡住沿海居民的贩香贸易，海外香料通过非官方运销渠道持续流向中国。成化年间，“濒海大姓私造海舰，岁出诸番市易”B16；弘治年间，“私舶以禁驰而转多”B17。私人海上贩香，日益成为普遍现象，这从嘉靖元年（1522）市舶司太监牛荣与家人蒋义山、黄麟等私收买苏木、胡椒并乳香、白腊等货装至南京，又匿税被盘出送官一案可见一斑。史载明廷没收其私自收买的香料“苏木共三十九万九千五百八十九斤，胡椒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五斤，可值银三万余两”B18，数量相当之大。
二是海外香料来源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香料贸易线路不断向西延伸。郑和下西洋之前，与明朝建立朝贡关系的主要是周边亚洲国家，进贡香料的则主要以东南亚国家为主。郑和下西洋后，香料贸易随之向西延伸。郑和率领的船队，出使到哪里，香料贸易就延伸到哪里。随着郑和的远洋开拓，印度洋北部地区诸国所产香料遂通过朝贡、私人贸易流向中国。史载印度洋中的溜山洋国，“地产龙涎香”，“其酋长感慕圣恩，常贡方物”。B19柯枝国“地产胡椒甚广”，“其酋长感慕圣恩，常贡方物”。B20古里国“与柯枝国同，地产胡椒”，“有蔷薇露”，“酋长感慕圣恩，常遣使捧金叶表文，贡献方物”。B21“榜葛刺国王赛弗丁遣使乌都蛮等贡犀角、龙涎香等物”B22。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南岸诸国也有较为丰富的香料资源，郑和船队到达后，这些香料也流向中国。忽鲁谟斯“产有真珠、宝石、金珀、龙涎香、撒哈剌、梭腹绒毯”，“其酋长感慕恩赐，躬献方物”。B23祖法儿国，“土产乳香，其乳乃树脂也，其树似榆而叶尖长，彼人斫树取香而卖。中国宝舡到彼，开读赏赐毕，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纻丝、磁器等物”B24，又有史料称其地“地产祖剌法、金钱豹、驼蹄鸟、乳香、龙涎香”，“其酋长感慕恩赐，遣使奉贡方物”。B25进贡的方物中就包括当地所产的香料，所谓“王亦遣人斋乳香、驼鸡等物，表进中国”B26。东北非沿海地区的竹步国，产“龙涎香、乳香、金珀”，“酋长受赐感化，奉贡方物”。B27木骨都束国，“地产乳香、金钱豹、龙涎香”，“其酋长效礼，进贡方物”B28卜剌哇国，地产“没药、乳香、龙涎香、象牙、骆驼”，“其酋长感慕恩赐，进贡方物”。B29与此同时，明成祖又派陈诚出使中亚的帖木儿。陈诚出使西域的帖木儿国所经各地，也是香料的重要产地。其中哈烈盛产蔷薇水，“以浥酒酱，以洒衣服，香气经久不散，故凡合香品，得此最为奇妙也”B30。撒马儿罕“土宜五谷，民风土俗，与哈烈同”B31。从记载看，其时应有南亚、西亚国家的香料以及近邻哈烈所产蔷薇水运销至此；赛蓝，“地生香草，状类野蒿，结实甚香，可辟蠹虫，即名瓦失实是也”B32。因此，陈诚出使西域的结果，客观上也为产自西域的香料，打开了流向中国的通道。
三是流向中國的香料种类日益繁多，数量大增。明成祖时实行免税的优惠政策以吸引诸国前来开展朝贡贸易，如永乐元年，西洋刺泥国B33回回哈只、马哈没奇刺泥等来朝贡方物，因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征其税。明成祖称“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万矣”B34，坚决制止。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至明中叶后，海外诸国所产香料通过官方朝贡贸易与私人民间贸易的形式，流入中国，品种日益繁多。如，胡椒、豆蔻、肉豆蔻、白豆蔻、丁香（丁皮）、姜黄、苏木、木香、紫檀香、檀香、土檀香、片脑、米脑、糠脑、糖脑、龙脑、牛脑、朱脑、梅花脑、熟脑、脑油、脑柴、降香、土降香、降真香、沉香、速香、沈速香、黄速香、安息香、熟香、黄熟香、金银香、树香、黑线香、罗斛香、龙涎香、乳香、蔷薇露（蔷薇水）、抹身香、乌香、薰衣香、奇南香（伽蓝香）、烧辟香、柏香、麻藤香、没药、苏合油、荜茇、栀子花。B35
同时，海外诸国流向明朝的香料数量也不断增大。如胡椒，明洪武二十年时，暹罗一次贡给明朝即达“万斤”B36。随着国外进贡的胡椒数量越来越大，明廷国库积聚的胡椒数量越来越多。明英宗正统初年，一次即敕“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等于官库支胡椒、苏木共三百万斤”B37。至明武宗时，明廷开始对满剌加、暹罗、爪哇等国输往明廷的胡椒、苏木等香料，公开征税，刺激了广东沿海一带香料走私贸易发展，如广东布政司参议陈伯献称“岭南诸货出于满剌加、暹罗、爪哇诸夷，计其产不过胡椒、苏木、象牙、玳瑁之类，非若布帛、菽粟，民生一日不可缺者。近许官府抽分，公为贸易，遂使奸民数千驾造巨舶，私置兵器，纵横海上，勾引诸夷，为地方害，宜亟杜绝”B38。再如嘉靖年间，对龙涎香的需求很大，“福建抚臣进龙涎香拾陆万，广东抚臣进龙涎香十九万有奇”B39。这些龙涎香为中国所不产，应来自海外。
三、明末中外香料的双向流动
明末，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参与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香料贸易之中来。如佛郎机（即葡萄牙），即频频来到中国南方沿海活动，大量贩运香料至中国。广东文武官员的俸禄“多以番货代”B40，广东地方官中对葡萄牙人“不问何年，来即取货，致番舶不绝于海澨”B41。葡萄牙人不仅将南洋地区的香料贩运至中国，同时也将中国所产的一些香料，如麝香等，贩往至南亚及西方国家。对此，一些学者在文章中已作了论述。称：葡萄牙人了解到，将香料贩运到中国和运往葡萄牙一样利润丰厚，遂以澳门为基地，构建起其远东贸易网络。每年4—5月，葡萄牙大船载着佛兰芒钟、葡萄酒、印度棉布等从果阿出航，在科钦换得香料和宝石，至马六甲，卖掉棉布等，得到胡椒、丁香、肉豆蔻、苏木、檀香、沉香、樟脑等。然后到澳门，满载中国的丝绸、麝香等返航。B42由于中国对香料的需求量极大，盘踞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从事香料的贩运利润巨大。根据其时一些葡萄牙传教士记述，澳门的葡萄牙人在檀香木贸易中的利润呈不断增长之势。席尔瓦主教在1590年称：檀香木贸易的利润为100%；兰热尔主教（Rangel）在1630年则估计为150%—200%。B43至明末时，广州一带的海外香料贸易，仍十分兴盛。对此，时人屈大均称“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B44
中国通过明廷赏赐而对外传播的香料主要以麝香为主，如永乐元年九月，暹罗国王遣使来贡，明成祖“并赐王文绮帛四十匹，及铜钱、麝香诸物”B45；阿拉伯地区的吃力麻儿国，“得中国雄黄、麝香、磁器甚喜”B46。正德十一年（1516）八月，因今新疆西部的亦力母思地面头目速者林的请求，明廷赐给其“蟒衣、彩叚、彩线、金笺、麝香、象牙等物”B47；正德十三年正月，阿拉伯半岛的天方等国遣使来贡，明武宗“诏以蟒龙金织及麝香、金银器赐之”B48。由于西域诸国的生活习俗等原因，对中国内地所产的茶、大黄和麝香有较大的需求，如明臣桂萼言：“西番诸国非麝无以毉毒蛇，非大黄则人马大便不通，非茶则郁闷不解。”B49据此可以看出，原产于中国的麝香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传播至南洋以及中亚地区。一些学者在研究中，亦有所关注。B50
此外，通过传教士或商人贸易，传播到海外诸国的中国香料有以下几种。一是花叶丁香。据一些学者研究，早在1620年前后，我国原产的花叶丁香通过丝绸之路经波斯（伊朗）传入欧洲，最早栽培我国花叶丁香的有伊朗、土耳其、法国和英国。B51二是桂皮。主要当药用和香料使用，传到西方后叫法不同，或称之为“肉桂”“月桂”“香料肉桂”。据一些外国学者研究，至少在13世纪之前，中国桂皮就已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波斯地区。14世纪时，波斯医学使用中国桂皮作为缓和剂，是十分普遍的现象。B52三是姜黄与生姜。姜黄原产于我国南部山区，约在17世纪时，传到波斯地区。“自17世纪中叶以来，每年都有许多克什米尔人的骆驼队穿越西藏和鞑靼地区，在三个月期间前往中国内地（通过吉尔吉物或勃律道路）。他们从那里带来麝香、中国木、大黄和一种对眼睛特别有效的小草根Mamiron。经过大西藏时，他们又驮载当地产品：麝香、大块水晶和宝石。这一事实，在16世纪就由朵豁剌惕人米儿咱·海达儿指出，他把姜黄称为Mah-ou-par-vine”B53。Mamiron就是中国姜黄的当地称呼。产自中国的生姜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波斯的，最早传入的时间已不可考。在1433年时，在波斯境内的巴塞尔还存在一条专售生姜的小巷以及生姜货栈。B54说明生姜其时已成普通民众的常用品了。
四、明代香料植物的引进与种植
明代的香料引进与种植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类是明代前就已引进中国，明代时种植范围迅速扩大；另一类是自明代始从域外引进种植。据笔者搜罗史料，主要有以下几种香料植物。
其一，胡椒。从现有文献记载看，至少在张骞通西域后，胡椒即开始传至内地。其时南亚的天竺，在遣使进贡的物品中，即有胡椒。“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和帝时数遣使贡献”B55。从史料记载看，至少在明万历之前，胡椒主要还是通过海外贸易的方式进入中国。万历时期，才有种植记载，万历时人谢肇淛所撰《滇略》称木邦宣慰司“其地产胡椒”B56，木邦宣慰司即今与云南接壤的缅东北地区一带。另外，从一些与胡椒有关的地名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明代胡椒种植情况。顾炎武《肇域志·云南·永昌军民府》条载有“王弄山、铁锁甸、花角蛮、大甸、大笼刀蒙甸、胡椒坝、南关甸、彻里路等夷”B57。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也载“岭凡四十三盘，至巅有香树坡、小箐坡、白东坡、安笼箐坡、胡椒凹、象鼻岭”B58。其中的“胡椒坝夷”“胡椒凹”很有可能因胡椒种植而得名。类似的名称，在福建、海南也有。如福建清流县有“胡椒陂”B59，海南有胡椒布，史称“胡椒布，眼如胡椒”B60。经过多地引种，至迟在明万历年间，胡椒在我国的种植得到推广，故徐光启称“胡椒出摩伽陁国，呼为昧履支，今南番诸国及交趾、滇南、海南诸地皆有之”B61。
其二，辣椒。它在历史上有多个名称，如番椒、蕃椒、海椒、辣角。辣椒属茄科草本植物，原产地在中南美洲的热带地区。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无考。有学者认为辣椒在明末引进B62，但在元代史料中即有“番椒”的记载了，如元诗人侯克中的《杨招讨送乳香、胡椒答以木瓜煎戏赠》载：“薰陆番椒各有差。”B63明人陈继儒的《致富奇书》中，记载“番椒丛生，花似秃笔头，红如血，味辣，可充花椒用”B64。成书于崇祯十二年（1639）的《农政全书》也有番椒的记载，称“番椒亦名秦椒，白花，子如秃笔头，色红鲜可观，味甚辣，椒树最易繁衍，四月生，花五月结实，生青熟红”B65。据一些学者研究，古代秦椒实为关中花椒，因产于秦地而得名。只是由于胡椒引入中国后，因为气候原因只在南方地区种植，关中地区并不生产，故其时尚不与秦椒相混。由于辣椒传入关中地区后，也称秦椒，这为辨别何者为海外引进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只能根据史料记载的植物学特征加以判断，另一方面，明末以来各地所记载的秦椒均有可能为海外引进的辣椒。如明末清初时人陈大章记载“番椒亦名秦椒，白花，子如秃笔头，红鲜可观，味甚辣”B66；成书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的《花镜》载“番椒，一名海疯藤，俗名辣茄，本高一二尺，丛生，白花，秋深结子，俨如禿笔头倒垂，初绿后朱红悬挳可观，其味最辣，人多采用，研极细，冬月取以代胡椒，收子待来春再种”B67。由于明末的史料记载较少，在此笔者试图根据清初的史料梳理辣椒传入中国后的种植情况。陕西、北京无疑是辣椒传入后的重要种植地。这不仅从上述明末《农政全书》称“番椒亦名秦椒”B68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而且清初史料也有明确记载，称“番椒，俗呼番椒为秦椒，结角似牛角，生青熟红，子白，味极辣”B69。同样记载的还有雍正《畿辅通志》B70，因此明末时辣椒极有可能已在北京附近种植开来。贵州至清雍正年间时，各地民间已广泛喜食辣味。当地省志记载“海椒，俗名辣角，土苗用以代盐”B71。清初云南省志记载，除种植花椒外，还种植“秦椒”，史称“秦椒，俗名椒子”B72。由于此前史料常将本土所产花椒，称为秦椒。此时，将秦椒与花椒并载，这说明秦椒已为外来物种，故由此可推断明末清初之时辣椒已在云南地区种植开来。其余从康熙、雍正年间修有通志的广西、江西、河南、浙江、四川等省区，均未有辣椒种植的记载。从现有史料记载看，辣椒在中国大规模地扩张种植應是在清代乾隆之后。“辣椒处处有之，江西、湖南、黔、蜀种以为蔬”B73。因此，明末辣椒在中国的引种，最初只不过是零星的几个点，但极有可能代表了不同的引进方向。陕西的辣椒可能来源于陆上丝绸之路，云贵地区的辣椒可能来自印度，而畿辅地区的辣椒则有可能来自海上丝绸之路。
其三，番红花。又称藏红花、西红花，原产于地中海、小亚细亚和伊朗地区。最早传入中国，可能始自元代。元人忽思慧所撰《饮膳正要》中记为“咱（按：其他史书为‘洎）夫蓝”，称“味甘平无毒，主心忧郁积气闷不散，久食令人心喜。即是回回地面红花，未详是否”B74。明后期李时珍《本草纲目》将之列为一种草药，称“番红花出西番回回地面及天方国，即彼地红蓝花也。元时以入食馔用”B75。结合清代所修地方省志，如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十一《西域》、乾隆《雅州府志》卷十二《西藏·土产》均载有“藏红花”看，明代番红花的种植亦应在此。由于主要产自藏族地区，因而其后称为藏红花。对此，清人吴其濬言“红花，汉书作红蓝花”，“岀西藏者，为藏红花，即《本草纲目》番红花”。B76
其四，肉豆蔻。原产于东南亚的马鲁古群岛一带，既为香料，亦可入药，传入我国的时间较早。由于其果仁对于泻痢、腹痛、呕吐等具有疗效，故很早就作为药材使用，唐代的《外台秘要》开始有其入药的记载。虽然，一些史料有岭南进贡肉豆蔻的记载，如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称“领广南东路兵马钤辖兼本路经略安抚使，贡胡椒、石发、糖霜、肉豆蔻、丁香”B77。但肉豆蔻极有可能来自域外。至明代中叶时，肉豆蔻才在岭南地区得到引种。对此，史料记载广州府的“土产”，有“肉豆蔻、丁香、石斛”B78等。
其五，安息香。为安息香科植物或越南安息香的树脂，形色类胡桃瓤。其名最早自唐代开始出现，原产地为中亚古安息国、龟兹国等地，阿拉伯半岛以及伊朗高原地区。明代以前，中国使用的安息香，均需进口。但明代以后，安息香已在海南出现，史称“枫香、奇南香，产番舶及海南；槐香、藤香、观音、降真、鸡舌、流黄、安息、木香、沉香、檀香、乳香、脱落、黄熟、龙骨香、鸡虱、鸡骨、海漆，以上诸香出海南”B79。或许其时安息香已引种至我国的海南地区。
五、海外香料流入的驱动因素
考察明代香料流入的驱动因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是巨大的市场需求与国内低产量的矛盾。香料作为一种贸易商品，其进口数量的多寡主要还是由市场本身的需求决定的。宋元以来，香料进入平民的日常生活，市场需求极大，香料供不应求，这是国外香料源源流入的内在驱动力。如胡椒，明代时人们已将胡椒广泛用作烹饪、药料、着色等方面，因为胡椒可“杀一切鱼肉鳖蕈毒”B80，烹饪中的荦、素、汤、丸等菜肴制作均添加胡椒以为作料。由于中医认为胡椒具有“大温、无毒，主下气、温中、去痰，除藏腑中风冷”B81的功效，因而很早就将胡椒作为中药原材料使用。胡椒甚至还被用于火药的配制之中B82。此外，明人认为一些香料具有保健养生功能，因而还将一些香料当作食疗用材，开发出独具特色的食谱，如丁沈煎丸、丁香饼子、香茶饼。B83烹饪时普遍使用丁香、白檀香、木香、白豆蔻等香料做汤料，做成诸如寇相入朝汤B84、丁香汤、檀香汤、B85木香苦汤B86，等等。可以说，香料已完全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必需品，所谓“胡椒、苏木之属，民之所资也”B87。但另一方面，由于不少香料的种植需要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与土壤条件。比如胡椒，不论是大叶种还是小叶种，都比一般的热带植物要求严格，喜高温，忌霜。大叶种胡椒产量高，但易落果，寿命短。小叶种胡椒适应性强，但产量低。短暂的轻霜会使叶子枯焦，过强的光照也会使叶子枯焦，因而需要一定的阴蔽，而如果阴蔽过度又会使产量降低。B88因此，过多的劳动成本与不确定的收益，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胡椒种植者的意愿。所以明代中后期，胡椒虽在中国南部地区成功引种，但产量应该不会太高，相较于全国巨大的市场需求而言，根本满足不了大众的需求，因此需要从南洋等地进口才能解决。贩卖香料，利润丰厚，史称“苏木、胡椒、象牙等货，皆系贵物，客商获利颇大”B89，这是明代香料海外私人贸易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
第二，社会的崇奢风气使然。香料种类繁多，一些香料由于具有特殊用途，而被视为奇货，价格昂贵，属于名贵香料。明代名贵香料的流入，在很大程度上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后的社会风尚转变有关。明代中叶之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社会风气开始由简朴向崇奢方向转变，奢靡夸富、追求享受成为社会时尚。史料称嘉靖以来，“锱铢共竞，互相凌夺”，“芬华染矣靡汰臻矣”，B90香料的消费也受此影响，拥有、使用名贵香料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社会上形成了“尚香”“评香”的风气，如“以今之所尚香品评之妙，高香、生香、檀香、降真香、京线香，香之幽闲者也；兰香、速香、沈香，香之恬雅者也；越隣香、甜香、万春香、黑龙挂香，香之温润者也；黄香饼、芙蓉香、龙涎饼、内香饼，香之佳丽者也”B91。还形成了焚香、熏香、闻香之习，明代达官贵人家庭熏香、闻香成风，如倪云林，“出入未尝不闻妙香，虽在一叶舟中，亦然又闻”B92；又如张居正，甚爱抹香，“膏泽脂香，早暮递进，虽李固、何晏无以过之”B93；许少微“朱紫什袭，芳馥遥闻”B94；汝嘉太守“每过入室，则十步之外，香气逆鼻”B95。官僚阶层还收藏名贵香料，居为奇货，奸相严嵩被抄家时，藉没的香品中，计有“檀、沉、速、降各香，二百九十一根，共重五千五十八斤一十两，奇南香三块，沉香山四座”B96，奇南香属稀世香品，“真者价倍黄金，然绝不可得。倘佩少许，才一登座，满堂馥郁，佩者去后，香犹不散”B97。这样，官僚贵族阶层的贪婪、奢靡，也使香料，尤其是名贵香料的需求量大增，从而增强了香料流入的动力。
第三，皇室的特殊偏好。明世宗统治时期，崇尚方术，迷信使用龙涎香能延年益寿，因而不断下旨搜求购买与索贡。嘉靖三十年三月，“初帝命户部市龙涎香”B98。同年六月，“复谕户部市龙涎香”B99。一些官员由于采购龙涎香不力，而被削职发配，史称“王杲字景初”，“会有诏买龙涎香，久而未获，忌者因以中之，逮下诏狱，谪戍雷州，卒于贬所”B100；一些官僚则因采买龙涎香有功，而被升职。“八月，上以圣节建醮，急得龙涎香而宮灾，时有私收得者，户部尚书高燿密购以进，上大悦，命倍给其直，加燿太子少保”B101。正是皇室的偏好，影響了社会需求，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龙涎香的价值堪比黄金。
明代，香料作为当时世界性商品流动的一种媒介，无意间充当了联通中国和世界的角色。虽然从明朝社会总体上看，香料的流动以从西洋、中亚地区以及南洋各国流向中国为主，但其时香料的流动并不是单向的，产自中国的麝香等香料，也流向了西亚各国，甚至欧洲国家。郑和下西洋客观上推动了香料的贸易。在香料向中国流动的过程中，部分香料有一个由贵族奢侈品向平民日用品发展的过程，这是吸引香料流向中国强大的商业驱动力。其间，明朝海禁政策时严时弛，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中外香料的流动，但仍有部分香料，如胡椒、辣椒等在中国种植并推广开来。这说明，香料的流动及香料植物的引进，并不以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意志为转移，同时也说明了对外开放交往也是中国百姓生活的客观需要。
注释
①有关丝绸之路的学术专著，国外有布尔努瓦（L. Boulnois）著，耿升译：《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斯文·赫定（Sven Hedin）著，江红、李佩娟译：《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国内则有杨建新、卢苇编著：《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陈迎胜：《丝绸之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等。论文则多不胜数，难以一一罗列。
②载《南洋问题研究》1991年第2期。
③载《江海学刊》2008年第1期。
④载《云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⑤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⑥史籍又称为罗斛国，位于今泰国湾北部，湄公河下游一带，都城为罗斛（今泰国华富里）。永乐七年，其国内争，王子昭禄群膺获取统治权，自此中国史籍始将他建立的王朝称为暹罗，而不再沿用暹罗斛、罗斛之称。
⑦建国时间无考，位于马来半岛中南部，强盛时版图包括马六甲海峡南端的大巽他群岛，为11、12世纪时东南亚强国，13世纪中叶后转衰。
⑧具体位置史料记载不明。据《皇明象胥录》卷五载其国“外有小屿名奴沙牙”“望锡兰山不远”。锡兰山即今斯里兰卡，故览邦国很有可能为印度半岛南部的岛国，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据明崇祯刻本，第293—294页。
⑨阇婆国，东南亚古国名，其境主要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一带。
⑩东南亚古国，位于今日苏门答腊岛八昔（Parsei）河口。
B11B12B14B22《明太祖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2450、3532、1564、2274页。
B13罗日褧著，余思黎点校：《咸宾录》卷七，《南夷志》，中华书局，2000年，第189页。
B15顾炎武：《日知录之余》卷二，《禁番香》，《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98页上。
B16何乔新：《中顺大夫福建按察司副使辛公访墓表》，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九十，《福建一》，《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105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150页下。
B17俞汝楫：《礼部志稿》卷九十，《朝贡备考·夷贡令·议处畨船违碍》，《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33页下。
B18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八，《南蛮·暹罗》，中华书局，2000年，第283—284页。
B19B20B21B23B25B27B28B29费信：《星槎胜览》，中华书局，1991年，第15、16、17、23、22、21、21、20页。
B24马欢：《瀛涯胜览·祖法儿国》，中华书局，1985年，第69页。
B26巩珍著，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祖法儿国》，《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华书局，1982年，第35页。
B30B31B32陈诚著，周连宽校注：《西域番国志》，中华书局，2000年，第115—116、81—82、94页。
B33据陈尚胜研究，刺泥国当为奇刺泥国之漏，对音是Jilani，位于今伊朗西北部位于里海之滨的吉兰省。具体参见陈尚胜：《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海外交通政策》，载《文史哲》2007年第1期。
B34《明太宗实录》卷二十四，永乐元年冬十月甲戌，第0447—0448页；《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市舶》，第1980页。
B35根据何乔远《名山藏》卷一〇九，《王享记五》，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第6418—6425页；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上至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张燮：《东西洋考》卷一至卷五，中华书局，1985年；《明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有关记载整理。
B36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南蛮·暹罗》，第279页。另黄光昇：《昭代典则》卷十，《太祖高皇帝》（《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12册，第436页上）亦载洪武二十年秋七月“真腊国遣使贡象五十九只，香六万斤。暹逻国遣使贡楜椒一万斤，苏木十万斤”。
B37《明英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0289页。
B38B47B48《明武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2297、2764、3027页。
B39《明世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7637页。
B40B41张廷玉：《明史》卷三二五，《外国传六·佛郎机》，中华书局，1974年，第8432、8430页。
B42田汝英：《葡萄牙与16世纪的亚欧香料贸易》，《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B43黄启臣：《海上丝路与广州古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6年，第167页。
B44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食语》，中华书局，2006年，371—372页。
B45《明太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0426页。
B46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七，《吃力麻儿》，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据明崇祯刻本，第442页。
B49B89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97年，第1850页上、3325页下。
B50张铠：《晚明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4期。
B51臧淑英、刘更喜编著：《丁香》，中国林业出版社，1990年，第2页。
B52阿里·玛扎海里著，耿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年，第482、483、489页。
B53阿里·玛扎海里著，耿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年，第505、506页。
B54阿里·玛扎海里著，耿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年，第521页。
B55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1页。
B56谢肇淛：《滇略》卷九，《夷略》，《影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0页。
B57顾炎武：《肇域志·云南·永昌军民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418页。
B58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二三，《贵州四·安庄卫指挥使司》，《续修四库全书》第6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27页。
B59（弘治）《八闽通志》卷二十三，《食货·汀州府》，《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33册，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05页上。
B60（正德）《琼台志》卷九，《土产下·布帛属》，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209页。
B61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八，《种植·木部》，第546页下；李果编，李时珍参订的《食物本草》卷十六，《味部·調饪类》，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0年，第311页亦有相同记载。
B62薛党辰、陈忠明编著：《辣椒·辣椒菜·辣椒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页。
B63侯克中：《艮斋诗集》卷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01页下。
B64陈继儒辑：《致富奇书》卷二，《花部药部畜牧部附·番椒》，清乾隆刻本，第124页。
B65B68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八，《种植·木部》，《影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46页下。
B66陈大章：《诗传名物集览》卷十二，《椒聊之实》，《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04页上。
B67陈淏子辑：《花镜》卷五，《花草类考·番椒》，中华书局，1956年，第163页。
B69（雍正）《陕西通志》卷四十三，《物产一·蔬属》，《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45页下。
B70（雍正）《畿辅通志》卷五十六，《土产》，《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95页上。
B71（乾隆）《贵州通志》卷十五，《食货·物产·贵阳府》，《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02页下。
B72（雍正）鄂尔泰：《云南通志》卷二十七，《物产》。《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82页上、下。
B73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六，《蔬类·辣椒》，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39页上。
B74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三，《料物》，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第320页。
B75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五，《草之四·番红花》，《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7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7页下。
B76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十四，《湿草类·红花》，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363页上。
B77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三，《舆地考九·古南越·广州》，中华书局，1986年，第2540页下。
B78李贤：《明一统志》卷七十九，《广东布政司·广州府·土产》，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1211页上。
B79（嘉靖）戴璟：《广东通志稿》卷三十一，《土产·香属》，“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38册，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25页下。
B80李果编，李时珍参订：《食物本草》卷十六，《味部·调饪类》，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0年，第311页。
B81唐慎微：《证类本草》卷十四，《木部下品·胡椒》，《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4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10页上。
B82焦玉：《火龙神器阵法·火龙神器药二十八品上应天垣二十八宿·昂日鸡》，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131页。
B83B84B85B86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01页上、第203页下；204页下；第291页下、292页上；第284页上。
B87戴鱀：《戴中丞遗集》卷六，《议说传记·海防议》，《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74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77页下。
B88广东省农垦厅编：《胡椒》，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4页。
B90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九册，《风宁徽·徽州府·风俗·歙志风土论》，《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171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419页上。
B91高濂：《遵生八笺》卷一一，《饮馔服食笺上·酒发鱼法》，巴蜀书社，1988年，第598页。
B92陈颀：《闲中今古》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1122册，子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12頁下。
B93B94B9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二，《吏部·士大夫华整》，中华书局，1997年，第316页。
B96佚名：《天水冰山录·附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122页。
B97周嘉胄：《香乘》卷一，《沉水香》，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3页。
B98B99范守已：《皇明肃皇外史》卷三十一，《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52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195页下、196页下。
B100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九十五，《王杲传》，《续修四库全书》第535册，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93页上、下。
B101何乔远：《名山藏》卷二十八，《典谟记·世宗肃皇帝》，《续修四库全书》第426册，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46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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