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枪手》：“卑贱意识”的萌生、发展与无处安身
李星辰
根据2014年亚洲SAT作弊案改编的泰国电影《天才枪手》，自2017年上映以来，既广受赞誉，亦遭遇质疑，质疑的焦点在于影片所涉考试作弊的道德问题——将作弊行动拍得如此令人热血沸腾，即使在结尾让主人公“迷途知返”，仍难免存为“作弊”辩护之嫌。
然而，之所以要用一部电影讲一个故事，正是因为它有着不能被约化为一个简单道德判断的复杂性。影片并非意在讨论考试是否道德的问题，而是试图通过对一个事件的深入挖掘进入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及其运行逻辑的认识，尤其着重于表现个体在面对社会法则时的处境、体验和行动，展现初入社会的少年自我意识的发展变化历程，而《天才枪手》对社会事件的成功改编亦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一、借鉴多种类型电影表现成长片主题
类型电影形成于电影市场化、商业化的过程中，为满足特定观众群体趣味，各自发展出整套成熟的叙事方式和表现手法。《天才枪手》对现实题材的加工，综合借鉴了多种类型电影的创作经验，使之由一则没有具体人物、故事和情境的社会新闻变成了一段意蕴丰富而扣人心弦的银幕故事，并获得票房上的成功。
在表现手法层面，《天才枪手》大量借鉴了动作片的镜头、剪辑、音效模式，将考场拍得犹如战场。动作片常常通过大量特写和近景来增大视觉上的动作幅度，《天才枪手》中，导演即以此种手法拍摄实际上动作幅度相当小的考试作弊场景——如对自动铅笔的笔尖弹出的瞬间进行特写，使画面效果仿似战士拔剑出鞘。动作片中常通过短镜头的快速组接来强化动作的节奏感，《天才枪手》中表现琳考场答题场景时，镜头就在翻动的试卷、紧锁的眉头、飞动的铅笔之间迅速切换，表现琳答题速度之快，形成更强烈的视觉冲击。此外，动作片中氛围的营造极其依赖音响效果，除了适当的配乐之外，放大的噪音也是动作片中别具标识性的音效。《天才枪手》中亦放大了考场中的种种声响，如传递暗藏机关的皮鞋发出的摩擦地面的声音，营造出了扣人心弦的惊险气氛，也合乎人在高度紧张时的知觉状态，以此表现人物的紧张心理。可见，影片对动作片表现手法的借用相当自如、恰切，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视听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
在整体叙事结构上，《天才枪手》则借鉴了剧情片、犯罪片的叙事方式。剧情片、犯罪片倚重情节，尤其善于设置悬念，因而对叙事结构做了较多探索。犯罪片既要表现犯罪过程，又要彰显司法公正。因此，犯罪案情重现和警察侦破、审讯双线推进的叙事结构在犯罪片中相对常见。《天才枪手》借鉴了这种结构，而又有所创格。影片以琳接受审问的场景开场，随后将各位当事人的受审发言与故事的推进相穿插，然而琳在辩白结束后奇异的微笑却暗示了这一审问场景的非常态——影片随后揭示出这场审问只是作弊策划者们的审问“演习”，而后则进入了“真枪实弹”的残酷段落。这种叙事结构的建立和打破，都给观众带来悬念和惊奇，使剧情更加引人入胜。
就《天才枪手》的主题内核和情节线索而言，它借鉴的则是青春成长片，着重表现人物的成长变化。作为一种电影类型，成长片一般着力于表现处于青春期个体在与社会最初的遭逢之中发生的冲突、对抗、妥协等等历程以及由此带来的痛苦和领悟，往往能够借少年之眼对既成的社会现实、社会观念予以重新的审视和思考。青春成长片在1990年以来的泰国电影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天才枪手》亦是出现在这一脉泰国电影传统之中。
《天才枪手》表现的是琳和同学班克等人在作弊大案前后的成长经历，其中也有一般青春成长片中常见的青春之爱、代际关系等内容，但其焦点则是青少年在遭遇本身就不完全合理的社会规则时自我意识的成长。这一主题在成长片中并不罕见，但这部影片的出色之处在于，它通过对不同人物成长过程中的几种境况与几次选择的呈现，深入到人物的精神世界，在女主角琳和男主角班克身上表现出黑格尔所谓否定性的、分裂的“卑贱意识”的萌生、发展和被挫折从而无处安身的历程，较为充分地挖掘出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综上，《天才枪手》在表现手法上对动作片的借鉴、在叙事结构上对犯罪片的创变以及在主题设定上与成长片的呼应，使之充分吸收了多种类型片的创作经验，对这一现实题材进行了既具视听效果、又富有思想深度的影视呈现。在接受借鉴既有的类型片创作经验的完成现实题材电影改编方面，《天才枪手》的综合性和开放性都可以给中国影坛以启示。
二 、以中性化叙事展现复杂意识发展历程
如前文所说，《天才枪手》展现的是个体在遭遇社会规则时的成长，尤其是自我意识的生成、变化历程。借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卑贱意识”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意识的本质，并换一种视角认识这种“作弊”行為。
“卑贱意识”及相对的“高贵意识”，是黑格尔在探讨个体与社会现实之间关系时提出的一对概念。后者指的是个体与社会现实之间一致的意识，它认为社会现实中权力和财富的存在状态皆与自身本质相符;“卑贱意识”即认为个体与社会现实之间不一致的意识，它将国家权力和财富视为对自身本质发生冲突的东西。[2][3]黑格尔认为，否定性、反抗性“卑贱意识”所导向的行为往往是为了谋取私利而采取隐秘甚至为人不齿的手段——譬如“作弊”，然而它仍显示出个体精神向着独立和“自为”的发展。因此，“黑格尔拒绝‘诚实的灵魂，因为它是由它与外部社会权力及那种权力之精神的‘高贵关系来界定、限制的”。[4]在打破了对“诚实”品质的绝对推崇之后，我们对于《天才枪手》中有悖“诚信”的作弊事件及其背后个体精神发展历程的理解，才可能更加贴近其本质。
纵观全片，《天才枪手》的女主角琳正是在认识社会——主要集中于学校场域的权力与规则的过程中，萌生、发展出了她的“卑贱意识”。
当她发现老师向缴纳“辅导费”的学生泄题，却又在考场上强调纪律时，她第一次主动“作弊”。因为她不再认同掌握着资源与权力的老师为谋利作伪饰的“规则”，“卑贱意识”由此萌生。
此后，琳的“卑贱意识”在对学校巧立名目敛财等真相的发现中继续发展。“富二代”同学小巴的存在，也让琳隐约意识到社会结构中固有的不平等。在发现社会、学校、考试本身就不诚实、不公正的真相之后，学校所强调的考试纪律和所谓“诚实”品格对她而言逐渐丧失了神圣性。她开始小规模地展开“营利性”作弊行为，甚至认为这也是一种“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反抗，但在被发现后，她付出了代价——失去申请留学奖学金的资格。
当琳最终决定冒险利用洲际时差帮助小巴等进行国际会考作弊时，她本想借此重新得到她认为自己被不公正地剥夺的东西，即挣得留学学费。此时，琳为说服家庭贫寒、同样错失了留学奖学金的班克加入他们的台词尤其值得重视，她说：“我和你现在都是失败者，不像格蕾丝和小巴，天生的赢家，我们必须付出更多，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琳对于自己在贫富悬殊的社会格局中所处“卑贱”地位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因为她不会将自己与处于上位的权力、财富的拥有者视为共同体，也就不认同这些人所制定的规则和宣扬的观念，决意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选择自己的道路。她对班克坦白对生活的认识：“就算你诚实，生活照样在欺骗你”——琳将自己的选择视为对于本身就充满欺骗的生活现实的反击，这说动了恪守诚信却屡遭不公的班克。可见，琳的“卑贱意识”至此发展得近乎已成体系，足以支撑她说服自己和班克毫不愧疚地参与国际会考作弊，以在不公平的现实中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
然而，这种生长于夹缝之中的“卑贱意识”很快就被摧毁了，严密的国际会考监考让她真切地感到恐惧，并最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目睹了小巴的卑劣、班克的堕落之后，她也无法继续为自己的选择辩护。因此，走出考场之后，琳选择了一条赎罪式的、免于恐惧的生活道路。
这种“卑贱意识”终于无处安身。首先，保存“卑贱意识”就意味着始终进行隐秘的对抗，意味着从诚实、统一的主体变为伪饰、分裂的主体，这本身就十分痛苦——影片中反复出现琳站在相对的两面镜子之间的场景，无数个向镜中延伸的镜像暗示着她分裂的自我;其次，琳的行动遭遇了来自外部权威和自我内心道德感的双重打击，使她无论在行动上还是意识上都难以为继;最后，琳的“卑贱意识”本身的不彻底性也决定了它的脆弱性，未能意识到金钱同样是异化自我的存在，因此在事态的失控发展中，她陷入了不能自洽的懊悔之中。
当我们以“卑贱意识”的生长变化为焦点，观察片中正处个体意识发展关键时期的主角们的观念和行动时，就可以超越简单的道德判断，从影片中发现复杂多面的社会现实作用于青少年精神世界的隐微动向，发现《天才枪手》显示出的深刻理解和表现现实生活的能力。从中既可以看到这种社会境况下作弊行为以及背后的“卑贱意识”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也看到了它是如何走向不可控的境地，最终无处安身。这部影片并非以寻求强烈的情感共鸣或进行价值倾向的引导为目的，而是以中性化的叙事态度呈现了更为复杂的社会内容，也打开了更丰富的可阐释空间，指向对问题背后复杂的社会运行逻辑的思考。目前，国产现实题材改编电影往往有较强的立场导向，这虽无可厚非，但往往会以过于强大的、一元的声音掩盖题材本身多向度解读的可能性。在这一层面，《天才枪手》亦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叙事经验。
三、架构人物关系结构透视纵深社会内涵
2014年真实发生的SAT亚洲考场作弊案，是一起由中国某考试培训中心组织的跨国作弊行动，泰国监考教师在揭发信件中描述的“跨洲时差作弊”细节成为影片中的关键情节，除此之外，事件原型中并不存在具体人物。影片在改编中将面目模糊的作案群体还原成身份鲜明的个体，又将主要人物编织进具体而又具象征性的人物关系结构之中，使影片既生动地讲述故事，又可以成为一种社会关系结构的“切片”。
《天才枪手》中的人物关系结构可以被归纳入“校方—学生—家长”的三角关系之中。其中，“学生”处于成长变化之中，是“变数”;而作为社会缩影的“校方”和“家长”，则构成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基本定型化的环境因素和参照系，是“常数”。影片展现的就是尚未定型的高中生在这个自有其规则的社会中左冲右突的选择与成长。虽然影片主要围绕学生与校方在考场上的猫鼠游戏展开，但事件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种种父子关系：小巴最初试图说服琳加入“枪手”组织，是为了达到父亲的成绩要求，以得到一辆新跑车;而琳之所以最终同意了他的提议，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为了在经济上支持自己的父亲。
事实上，影片中的父子关系不仅推动了事情的发展，而且使影片内涵更具纵深性。父亲们代表着接受社会的秩序并在秩序中找到定位的定型状态，向子辈展示了一种道路的选择，并以作为经济和精神上的权威的身份向子女施加影响;而子辈自我意识的形成，首先要面临或者对抗的就是父亲的强大影响。
富二代小巴面对的是一个掌握资源和权力的强大父亲，父亲对小巴的物质支持是以小巴对他的绝对服从为前提的。在这种境况下，小巴完全没有发展出个体的自我意志，他被驯化成为一个以屈从换取资源的人。小巴父亲在影片中不多的出场显示出他对小巴的绝对威慑力。如弗洛姆所说，“父爱是有条件的”[5]，从某种意义上说，父爱的规则与父权社会的规则同构，即只有当子女/个体服从父亲/社会的规则，满足后者的要求，后者才会向前者提供支持。小巴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获得父亲的财力支持。而当他无法达到父亲的要求时，他会向弱者施暴以取得协助，而决不会反抗父亲的要求，虽然他也曾于琳、班克一起短暂地成为考试秩序的破坏者，但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维持他乃至他的家庭在现存秩序中的财富地位。
不同于小巴对父亲的一味屈从，琳则在与父亲的离合之中曲折地生长出了自我意识。琳的父亲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的教师，在接受现实的复杂与不公的同时，努力保持个体的高尚。然而，琳并不完全认同父亲的逆来顺受。因此，她从与学校、与父亲相一致的价值观念中脱离出来，开始暗自展开“枪手”行动。与父亲的分裂是她自我意识形成的开始。然而，父亲高贵而统一的道德感对她的影响始终极为强大，在第二次作弊被发现后，校长的斥责未曾动摇她的立场，父亲脱下她买的衬衣却让她感到羞耻和惭愧。在经历了种种挫败之后，无处安身的“卑贱意识”终于转向了“高贵意识”，琳通过坦白自首重新获得诚实的品质，分裂的自我重新走向统一。
琳走向她的父亲，走向一种合乎道德、恪守真诚的精神上的高贵生活;小巴和与他结为同盟的女友格蕾丝也走向他的父亲，走向拥有权力、金钱、地位的“贵族”生活;然而，没有父亲的班克，最终没有走向任何一种已经成型了的状态，而试图继续在“缝隙”中生存。班克起初对于世界的认识更加单纯，拒绝作弊，举报“抄袭”，他认同既有规则，恪守诚实和公正。然而，当班克真切地体验到金钱和权力可以怎样随意地改变甚至摧毁他的人生之后，就从一个未加审辨地接受既有规则和道德准则的人，一变而为抛弃道德感并决意以非法手段攫取实利的人。他拒绝接受自己在这个差别巨大的世界上被分得的位置，不安于蜷縮于洗衣店的“卑贱”地位。然而，班克既是反抗者，又是屈从者，他屈从于对于金钱的追求——班克最隐秘的向往，正是成为他最仇恨的小巴和他的父亲那样的人。
《天才枪手》虽然仅截取了四位高中生成长中的一小段时间，仅讲述了一个核心事件，但通过将他们置于有着对位、镜像关系的父子关系结构之中，置于有着以小见大的象征意义的学校场域之中，其实已然涵盖了相当深厚的社会内容。影片揭示了不同境遇的青少年精神成长的几种典型状况，结构化、象征化的人物关系不仅能够更为充分地呈现出人物的现实状况，而且能向观众揭开人物过去和未来的可能，使影片的内涵更具耐人寻味的纵深性。
增添人物是影视改编中常见的策略。然而，在不少改编作品中，增添人物仅是为使情节再添波澜。如果能够围绕故事的核心和主要人物，建构起既具体生动、又意味深长的人物关系结构，则可以使影片中的人物更趋丰富、主题内涵更趋深刻——这也是我们可以从《天才枪手》之中借鉴的改编经验。
《天才枪手》作为一部成长片，也是一部“残酷青春物语”，它的残酷不是体现为血腥暴力，而是体现为对这个世界残酷真相的发现。影片以中性化的叙事态度展示了在此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暧昧性，通过有意味的人物关系结构涵盖了丰富的社会内涵。它将一起没有具体人物和背景情节的社会事件，改编成为一个生动、丰富而富有话题性的电影，虽然其中仍然有瑕疵（如结尾处班克选择的突转，虽然逻辑上可以理解，但剧情上铺垫不足），但已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有益经验。
参考文献：
[1]（泰）差漠恩录·坦南望农（Chamroenluk Thanawangnoi）.泰国电影百年（1900-2000）[M]//.张仲年，[泰]拉克桑·维瓦纽辛东主编. 泰国电影研究.张力平，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13.
[2]（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贺麟，王玖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60.
[3]高全喜.自我意识论——《精神现象学》主体思想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182.
[4]（美）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M].刘佳林，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43.
[5]（美）艾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6）：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