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招生自主权运行中的现实思考

    王曦　陈铎　杨雅坤

    关键词 高校 招生自主权 高等教育资源 社会责任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2018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研究课题（试析高校招生自主权的监督与制约，编号：2018LZX ZZ003）。

    作者簡介：王曦，吉林大学招生办公室，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高等教育招生管理;陈铎，吉林大学教务处，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高等教育教学管理;杨雅坤，吉林大学招生办公室，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高等教育招生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4.306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即“高考”，是高等学校选拔新生的主要手段，也是我国公民获得高等教育资源的主要途径。1977年，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数据显示，当年共有570多万考生走入考场参加了考试，最终有近27万人被各类院校录取，虽然整体录取率只有4.74%，但是却足以激励成千上万的考生再次拿起书本，为了自己的求学之路而奋斗。毫不夸张地说，是高考制度的恢复，使我国人才培养工作再次步入了正轨，让知识被重新赋予了足够的尊严与价值，也正是高考制度的恢复，使千千万万的考生，摆脱了出身、家庭、地域等条件的束缚，获得了改变命运，实现梦想的机会。

    时至今日，高考早已经成为现代中国万众瞩目的“举国大考”，除了本身的人才选拔功能外，还被赋予了社会资源再分配，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在这种背景下，高校怎样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招生自主权，对招生管理工作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整和优化，对于完善现代中国的招生考试制度是一种有益的探讨。一、高考——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手段

    “教育”一词始见于《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千百年来，在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中，教育与成才密不可分。对于个人来说，受教育过程中获得的技能是日后独立谋生的必要准备;而对于社会来说，需要根据受教育的结果选拔人才。最终，每个人通过接受教育实现社会地位的变迁[1]。在当代，最早系统性提出教育与社会阶层的流动具有直接关系的是美国社会学家Peter.M.Blau。他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中，抽取了20-64岁的20000名美国人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上下几代研究对象的职业变化作为流动模型进行对比，得出了出身背景和受教育程度对个人未来职业成就的影响，并得出结论——孩子的社会地位是否能够最终突破自己的原生家庭，取决于受教育的程度[2]。

    教育为何能使人们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美国社会学家R.Collins提出了“教育功能理论”。他认为，职业技能需求是不断发展的，人只有通过受教育才能满足这种需求，教育乃是寻求职业的最重要途径[3]。正因如此，高考——这一获取优质高等资源的最主要途径便成了莘莘学子们自迈入学堂起的明确目标：十余载寒窗苦读皆是为了最终下场一搏;家长们不惜时间、精力、金钱成本穿梭于各种课后辅导班之间;教育管理部门针对中小学生课业过重颁布的“减负令”在家长和老师们的反对声中屡屡夭折;“学区房”炒出了令人瞠目的“天价”。遑论高考期间，多地政府部门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发出通告集中整治噪音和交通。本是教育系统的升学考试，在当今中国却演变成了全民聚焦的社会活动，其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二、高校——国家“公器”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经济以不可遏制的速度飞速发展。随着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不均等情况的日益加剧，诸如城乡二元隔离、贫富差异陡增、社会阶层流动停止等等，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也随之尖锐起来。譬如，在社会中下层民众中存在的“仇富”心理，就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矛盾外化的典型现象。在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文化生态影响下的中国社会，这种危险的因素如果得不到有效缓解，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社会张力，最终以社会冲突的形式释放出来。正如德国社会学家Max.Weber所言：当权利、财富和声望高度相关时，那些被排挤者就会选择冲突的方式[4]。所以，高考不管对于我国政府还是广大民众，其意义都不仅仅是一次考试。尤其对于处在社会中下层的大多数群体，接受高等教育是向上流动的唯一机会，而对于我国政府，给予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调节各阶层紧张关系的“平衡器”。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载体，被我国政府从法律上确认了一定程度的招生自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32条规定“高等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和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制定招生方案， 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怎样在招生自主权的运行中结合当下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倾听民众的声音，维护好、实现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应得利益，对于实现稳定社会的正向功能十分必要。三、路径——高校招生自主权运行中的现实思考

    在当今中国，民众对高等教育的诉求究竟是什么，要保障他们怎样的权利。如何针对诉求，做出相应的措施，是高校在招生自主权的运行中应该认真探讨的内容。

    （一）平等分享入学机会的权利——基于高等教育起点公平的诉求

    我国高校呈“金字塔”架构。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我国共有各类高校2761所，其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目前这些“双一流”高校正是处在“金字塔”塔尖上的高校，不仅受到各项政策、财政方面的倾斜，毕业生也备受用人单位青睐。

    随着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人数节节攀升，就业市场早已由昔日的“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很多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学历背景提出了严苛的要求。有调查显示，2010-2013年，国资委下属的113家央企中有85家在招聘条件中对毕业生的“教育血统”提出了要求，占企业总数的75.22%;而在“211工程”院校引进人才的过程中，这一比例达到了惊人的94.64%。正因为如此，当初的“985工程”“211工程”院校，现在的“双一流”高校才以不可遏制的势头受到考生和家长们的疯狂追捧。

    在当今的中国，接受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公民权利，在大学文凭不断贬值的情形下，学校层次成为招聘单位筛选人才的重要信号，因此，“考上好大学”是中低收入社会阶层群体改变其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倘若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更多地向低社会阶层、低收入群体开放，就可以提高他们占有社会资源的份额，使更多弱者摆脱出身的阶层而向上流动，从而缩小我国社会贫富差距，提高社会公平程度[5]。

    近年来，高校招生计划的分配一直是社会上备受热议的焦点问题，对于我国高校招生名额分配的实证研究也一直在进行。有学者在研究中引入了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通过測算发现，不同地域考生进入重点高校的机会差异明显，入学机会指数的基尼系数基本均超过4%。其中，由于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北京、上海考生进入重点高校占据绝对优势;由于政策帮扶原因，西部地区的考生也有显著优势，尤其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而河北、河南等中部省份和山东、广东等人口大省的考生则处于绝对的劣势。究其原因，造成这种劣势的“罪魁祸首”固然是高考大省考生众多导致的竞争激烈，但是由于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不均衡，重点高校在各省区之间招生计划分配的公平性的确有待商榷。从高校的角度来说，首先要根据不同省区的考生规模、经济发展因素、教育资源水平等因素，制定科学合理的分省计划测算模型，优化招生计划分配方案，避免由于招生计划分配不均导致的不同地域入学机会悬殊。其次，许多优质高校师资、教学资源有限，在为了保证培养质量，不能盲目扩招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办学的方法，或成立分校，或建设校区，利用当地的教育和环境资源，采用异地办学的方法，缓解高考大省的压力。

    （二）均等获得教育成功机会的权利——对于高等教育效果公平的诉求

    接受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就业，高等教育公平的落脚点是教育效果的公平，即教育成功机会均等。让每个学生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后都能成才，获得理想的职业，创造精彩的人生，其核心问题是促进大学生实现高水平的就业。由于高校的大规模扩招，国内大学毕业生呈直线式增长。一边是刷新纪录的毕业生人数，另一边是显著减少的就业岗位，严峻的就业形势让毕业生们心中充满阴霾。2020年2月19日，在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上，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宋鑫表示：2020年高校毕业生数量将再创历史新高，达到874万，“最难毕业季”再一次被刷新。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究其根本，除了毕业生人数长期居高不下外，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院校招生和就业的“错位”，即学科专业结构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各级院校不顾就业实际，一味地对于所谓“热门”专业的追捧。譬如，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7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法学专业的就业率已经连续三年垫底并多年作为高失业风险型专业被亮红灯。而放眼国内高校，几乎所有设有文科专业的高校都开设有法学专业。

    我国经济正处于快速增长的新常态阶段，第三产业成为产业结构的支柱，需要大量的应用型和技术型人才[6]。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我国三大产业就业人员的比例分别是28.3%、29.3%、42.4%，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劳动力最强的产业，尤其是金融、IT、科技、教育。而我们的高校，尤其是很多地方本科高校，“双一流”高校为标杆，执着于通过培养“研究型”人才来向其看齐，甚至认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是高职院校该做的事情。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还需要数以亿计的技术技能型、应用型和服务型人才;人类的发展也不仅仅需要科技进步，更需要有人能将科技进步的成果应用到生产、生活领域，推动经济社会的车轮向前转动。所以，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是他们的卖方市场，高校应从总体着眼，对自身清醒认识和合理定位，要以就业为导向，在保留好原有特色专业的基础上，调整招生专业结构，加大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力度，设置招生专业时要考虑到专业结构、培养方向能否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需求相一致，为培养多类型、多层次的高质量人才搭建平台，这样一来，不仅能大力促进毕业生就业，还能提升人力资源水平、为促进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而不是让毕业生成为社会的负担。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是李克强总理在2015 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到的内容，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对于高等教育在改善民生方面所表达的决心和寄予的厚望。高校作为国家“公器”，最重要的功能是服务社会，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为社会与广大民众谋求福祉，让勤者有其学，学者有其业，这不仅体现在思想文化的引领上，而更多地应该体现在工作实际中。

    参考文献：

    [1]郑若玲.高考的社会功能[J].现代大学教育，2007（3）：31-34.

    [2]P.M.Blau.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8.

    [3]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2-123.

    [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0.

    [5]张继平.高质量高等教育公平的主要特点及实现机制[J].高等教育研究，2016（2）：13-18.

    [6]岳昌君，周丽萍.经济新常态下的高校毕业生行业分布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6（6）：3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