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立场?价值：“大国叙事”的“核心议程”探究

    盖琪

    近年来，在中国影视艺术场域，一种可以被称为“大国叙事”的新主题/范式逐渐兴起，并且越来越受到国内、国际的媒体关注和社会热议。“大国叙事”从电影、电视剧开始起步，然后逐渐延伸到综艺娱乐类节目，进而扩展成为当下中国影视传媒艺术的一项“核心议程”。从立足提振国族认同和提升国家形象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取得了十分耀眼的成绩，也呈现出了不容忽视的症候，因此值得深入考察。

    一、“大国叙事”是符合当下民族国家情感结构的“中国故事”

    201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在有关传媒方面发布了两项大的调整举措：其一是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即将原有的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三台合并为一，对内保留原呼号，对外统称“中国之声”;其二是挂牌国家电影局，即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电影管理职责划入中宣部，主要职责是管理电影行政事务，指导监管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工作，组织对电影内容进行审查，指导协调全国性重大电影活动，承担对外合作制片、输入输出影片的国际合作交流等。综合来看，这两项大的调整举措在很大程度上说明面对新的历史文化语境，国家进一步提高了提振国族认同、提升国家形象的媒介主动性，并将其放到了意识形态工作最为中心的位置。

    “大国叙事”与一般意义上的国族认同/国家形象建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时代的国族认同/国家形象建构一般来说旨在进行的是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形象的维护和塑造，更多地通过当代传媒来进行，既可以进行宏大的政治性叙事，也可以进行微观的生活性叙事——就传媒艺术而言，前者主要是集中于对大历史和大事件的艺术化讲述，后者主要是着眼于对常态生活世界的艺术化呈现，二者都可以构成对现代民族国家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表现和传播，只不过其策略显隐有别而已。由此可以看出，在一般意义上的国族认同/国家形象建构中，“国家”未必是一个凸显的行为主体，受众对“国家”的认识可以来自于对文本审美风格和文化取向的点滴感知与自觉提炼;但在足以被称为“大国叙事”的文本中，“国家”通常是积极在场的。所以，对于（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而言，“大国叙事”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国族认同/国家形象的传媒建构进入了一个定位更加明确、策略更加明晰的阶段。

    近年来，“大国叙事”代表性的影视作品主要出现在类型电影和综艺节目两大领域。其中，类型电影的代表性作品主要包括《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等，而综艺节目的代表性作品主要包括《国家宝藏》《经典咏流传》《朗读者》等。深入观之，“大国叙事”的流行，直观上是对“一带一路”等的响应，但实质上则更多地是对国民心理的迎合。从受众深层心理的角度来看，“大国叙事”包含了普通民众对综合国力迅速上升的现实体验以及更多的建立在这一体验基础上的对更大国际话语权的浪漫想象。经过最近十余年的发展，上述体验/想象已经逐渐在中国社会沉淀成为一种具有时代性的情感结构，而“大国叙事”正是符合这种情感结构需要的“中国故事”。

    辩证地看，有关“大国”的情感结构的形成，既有其积极价值，也有其潜在风险，因此特别需要在意识形态工作上加以主动引导。其积极价值在于，有关“大国”的集体体验和想象，是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逐渐形成政治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以来，终于具有了充沛的民族自信，具有了介入世界事务的主体意识，正可谓“民气可用”;而其潜在风险也恰恰在于，由于中国人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是在长时间抵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直到今天仍然包含着很强烈的“受辱—雪耻”的潜意识在内，在一定外因的刺激下仍然很容易酵化成为偏激的民族主义言论乃至事件——这对于健康的国族认同/国家形象的建构是极其有害的。

    如前所述，在当下的中国影视艺术场域中，“大国叙事”已经取得了若干耀眼的成绩，但与此同时也呈现出不容忽视的症候。综合来看，可以从如何处理好“两对关系”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以期夯实成绩，祛除症候，推动“大国叙事”在国族认同/国家形象建构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大国叙事”需要处理好“民族国家立场和世界主义立场”之间的关系

    “大国叙事”是一种有着鲜明民族国家立场的主题/范式。这一主题/范式天然地要求创作者在叙事过程中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去阐发主题、设置情节、塑造人物和选择修辞方式。但与此同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日益趋向多边化的（后）全球化时代，要在传播过程中真正建立起“大国思维”就要求创作者在更大程度上表现出世界主义的眼界和气度。

    如前所述，在“大国叙事”的文本中，现代民族国家通常是一个积极在场的行为/价值主体，所以“国家”在文本深层意义上通常表现出人格化、有机体化的修辞倾向。在适宜的尺度下，这种倾向有助于唤起国内受众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国族认同意识，也有助于在国际受众心目中树立起面貌清晰、意志坚定、兼具责任心与行动力的“大国形象”;但如果不加节制，就会滑向“民族国家至上”的偏执逻辑，并由此引发国际社会的反感甚至敌意。

    在这方面，可以对比来看的两个例子是2017和 2018年分别收获票房佳绩、引发鉴赏热潮的电影——《战狼2》和《红海行动》。在这两部片子中，叙事开始的动机都是执行与民族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军事任务，所以民族国家话语都是构成叙事进程的核心维度。表面来看，两者都设置了在执行国家任务、解救本国同胞的同时，也不忘拯救他国民众的主体情节;但关键的区别却在于，《战狼2》仍旧是一部典型的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叙事”，也就是说，其文本仍旧是从建构英雄形象的单一角度去呈现战争，这使得文本表现出过分鲜明的“敌我意识”和“竞技意识”等。这就使得文本没能从根本上超越“强者/弱者”“拯救者/被拯救者”“先进/落后”“现代/前现代”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仍旧受制于一种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这种逻辑在“高举五星红旗就能顺利过敌占区”和“中国护照封底印有祖国时刻为国民撑腰的字句”等符号化修辞上都表现得十分直白，而在與敌人竞技化的肉搏过程中直接延续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思维定势。因此，虽然《战狼2》的票房成绩是对主旋律电影发展的巨大贡献，但其叙事上的局限性也同样值得反思。在21世纪的今天，再以“雪耻型民族主义”作为核心话语对文化产品进行编码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因为它会扭曲国民对正常国际关系和国家责任的认知。

    相比之下，《红海行动》的文本就能够比较好地注意到民族国家立场与世界主义立场之间的平衡。尤其是在战争视角方面，《红海行动》选择了更具现代性反思意味的“创伤叙事”的视角，即在展现战斗的过程和战争的全景时，它更多地表达出一种对于生命折损、文明毁灭的悲悯——即使是对待“敌人”方面也是如此。所以在观看过程中，对于战争残酷的戒慎之心要远远超过对于手刃仇敌的喜悦之情，进而产生一种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敬畏感。应该说，这种创伤视角在传播上的意义在于：它绝不排斥天然的、朴素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但却又能够超越一国一族的利益得失，进而指向全人类的福祉。这种为当今时代语境所需要的共情思维，是一种可贵的世界主义立场，它能够最大范围地将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吸纳到平等、互惠、温和、有序的中华文明的论述框架中来。

    三、“大国叙事”需要处理好“民族文化价值与普世文明价值”之间的关系

    面对充满多义性的（后）全球化国际语境，中国应该在价值观上有所贡献，以期对（后）现代性的文明发展路径有所超越。这种价值观贡献应该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根底，并且兼容普世文明价值体系为基本共识。这也可看作是时代对于当前影视艺术“大国叙事”的现实吁求。

    在这方面，2017年以来的综艺节目表现得十分亮眼。如前所述，以《国家宝藏》《经典咏流传》《朗读者》《儿行千里》《信中国》等数档综艺节目为代表，一条可以被称为“新主流综艺”的创作路径逐渐成型，并获得了以新生代年轻人为主体的目标受众的广泛认可。而从“大国叙事”的角度来看，这些综艺节目文本的主要成绩在于：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个体认同与集体认同、民族文化价值与普世文明价值的和谐共生。它们通过艺术化的手段，试图向年轻人论证的都是应该如何在（后）全球化时代做一个中国人的问题。例如，在湖南卫视制作的《儿行千里》中，创作者有见地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核心的“家”/“家风”的概念与（后）全球化语境中日益频繁的“远行”经验联结起来，向人们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秩序与家庭精神在（后）全球化时代的有效性问题。换言之，在充满流动性、挑战性、多义性的（后）全球化时代，对于建立理性、平衡、健康的个体认同、国家认同和世界认同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天下”思维仍然具有其不可忽视的正面价值。[1]

    再如，在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国家宝藏》和《经典咏流传》两档节目中，宏大的舞美包装和精致的表演过程只是展示“大国气象”的表层符号，而真正使这两档综艺节目受到年轻人喜爱的是其在民族文化的框架下，对诸如“爱”“责任”“理想”“信念”等普世价值的溯源和论证。在《经典咏流传》中，创作者多次毫不违和地使用爵士、摇滚等源自西方的音乐元素演绎古典诗词，使多首古典诗词变身为走红互联网的流行歌曲，而其成功的关键在于所选择的诗词本身就蕴涵了与爵士和摇滚精神相通的基本价值。

    应该指出的是，在影视艺术创作和传播过程中，强调维护普世文明价值的重要性，绝不等于完全不加选择地认同西方现代性体系中的所有价值元素，而是强调要学会从中华文化的框架出发，重新对西方现代性的核心范畴加以审视和诠释。比如，从中华民族的生存经验和哲学体系出发，去解读平等、博爱、以人为本、天下大同等思想，并赋予其既属于中国人、也能被世界所喜爱的“中国故事”。历史地看，我国开始自觉进行国族认同/国家形象建构的时间还不算长，许多媒体从业者和艺术创作者对于国际通行的一些价值边界还不甚了解，比如在种族、性别、民族等基本话语的运用上，还会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发生一些常识性的失误。2018年央视春节晚会上的小品《同喜同乐》，同样选择了“大国叙事”的主题/范式，但却在种族话语的表达上遭到了来自国内、国际的许多质疑。就这个媒介事件来看，国际舆论不免有刻板印象之嫌，但由此反映出媒体工作者和创作者对于普世价值修辞的“钝感”，确实应该受到重视。

    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力迅速上升，逐渐在周边乃至全球引发了一些怀疑和不甚信任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影视艺术创作就更应该注意自身的价值取向，在“国族文化认同”和“共同善”之间找到充满智慧的平衡点。而那些以浮躁或傲慢的文本表达方式以及加大国际舆论对我国不良印象的做法，肯定得不偿失。在这方面，历史学者许纪霖提出的“新天下主义”的表述非常有参考价值。他指出，中国要做真正的大国，就必须对普世文明做出独特的贡献，而最为现实可行的路径就是回到中华文明曾經长期秉持的“天下思维”，以实现民族精神的世界转向。[2]

    参考文献：

    [1] [2]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M].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439-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