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经典·异质同构·传统赋新：追溯电影《刘三姐》的民间叙事路径

    梁家胜 董育红

    新时代语境下，学界在肯定风光音乐故事片《刘三姐》取得宝贵艺术成就和文化影响的同时，对影片诟病最多的当属其鲜明的“政治水印”和“时代指痕”。但笔者以为，当我们位于新时代的时空坐标去观照电影《刘三姐》时，“她”恰恰呈展了符合其时代语境和社会场域的民间立场，潜含着民间叙事的智慧与策略，并依循了民间叙事的路径。

    一、时代精典：显形官方话语演述的隐性民间叙事

    陈思和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文学创作里，国家意识形态对民间文化进行改造和利用的结果，仅仅在文本的外在形式（故事内容）上获得了胜利，但在“隐形结构”（艺术审美精神）中实际上服从了民间意识的摆布。[1]电影《刘三姐》基本遵循了民间叙事路径，成功地运用了大量的民间文学素材，保存并呈现了民间审美观念的精华，使整部影片的叙事仍然具有很强的民间性。除了选取“歌剧”这种表现形式作为叙事支撑，做到了“形似”，更难能可贵的是对民间立场的尊重与把持，真正做到了“神似”。这个来自民间的银幕经典取得成功后，又回流到民间并且反哺民间叙事，甚至成为民间叙事演述的样板。刘三姐叙事从民间传说到银幕演述，又由银幕演述到民间传说的转换路径，可以看作是民间叙事文本得以成功地再书写、再演述的时代典范。

    辩证视之，如果1961年版电影《刘三姐》没有呼应并契合时代主题的话，那她就不可能成为时代奇葩和艺术经典，反而成为脱离了时代语境与社会场域的真正的另类，也就无法达成将民间叙事进行大众化、通俗化的现代转换之效果，更不用说展现持久韵味与魅力了。民间文化和民間叙事未必是纯粹的“自由自在”，它往往暗合了意识形态，毕竟作品从属于时代精神与社会风俗。

    有论者指出，刘三姐传说的蕴含是多元与复杂的，“60年代歌舞剧和电影《刘三姐》使民间传说丰富的歧义与多义性，被约简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故事”[2]。笔者以为恰恰相反，电影叙事文本不是约简而是丰富了刘三姐传说作为民间叙事的多义性，因其正是众多关于刘三姐叙事文本之一种，一种顺循民间叙事路径的影像叙事。电影演述“增加了更多阶级对立的情节以及其他基于当时社会语境的文学创作因素，使得‘刘三姐的故事情节更加丰富，形象更加丰满，影响范围更加广泛，总体上也并不违背千百年来形成的关于刘三姐的历史记忆和文化逻辑”[3]。毋庸置疑，作为影像叙事文本的《刘三姐》对应那个时代是适宜的，也是成功的。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其难以被超越，最起码当时的时空语境无法复制，因而丧失了可比性，从而造就了经典的唯一性。电影自问世以来就一直遭受着由于批评标准与时代语境的错位所造成的偏见。

    二、异质同构：官方意志与民间叙事的协和“二重奏”

    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刘三姐》可以视作新民歌运动场域中的“诗性狂欢”，它实际上是政治征用、官方收编、民间认同，三方共谋的文化成果，是不合规律性但合目的性之时代诉求的现实呈现。在电影演述中，官方意志与民间叙事实现了协同统一，二者虽然是异质的，但是具有同构性;国家话语与民间话语相互借用、相互认同，和谐一体、共同演述着刘三姐叙事的协和“二重奏”。影片凭依并顺循有效的民间叙事路径，使其在契合并表征时代的同时，又确证并超越了时代。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有生活——民间生活

    唱山歌、对山歌本身就是壮乡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山歌又成为刘三姐叙事的手段和载体，成为我口表我心的“歌谣叙事”，进而凸显出劳动民众民间生活的日常性和参与性;同时，借助现代技术的电影文本能够实现唱山歌的再语境化，从而推动刘三姐叙事故事情节向前发展。电影演述的是民间传说，全程贯穿了诸如打渔、采茶、砍柴、洗衣、对歌等生活气息浓郁的场景，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包括财主与农家）都生活化了。因为有生活而且接近生活，富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所以电影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民间叙事文本的演述。另外，民间叙事中常见的英雄、爱情和伦理母题在影片中实现了完美糅合，模塑出“大英雄”与“小儿女”协同一体的另类英雄儿女形象。“大英雄”指主人公坚定、果敢、豪迈且大智大勇，“小儿女”指主人公纯真、美好、浪漫且自由自在，足可谓英雄气不短，儿女情意长，更符合民间的审美心理和标准。

    （二）有情怀——民间情怀

    山歌清新自然的品性柔化了政治话语的刚性色彩，乐观豁达的草根精神和民间情怀超越了时代的圈囿，普世性人文精神和通约性文化传统所形成的一种“张力”依托影片得以赋形并作用，对艺术情感与人文关怀进行了弥足珍贵的补充或修正。这种超越，使得电影演述在负载国家意识形态和革命意志的同时，又呈现了鲜活的具有传统文化底蕴的民族风情图像和自由自在的民间生活景观;导演苏里觉得黄婉秋不仅清纯漂亮，活泼可爱，而且表演起来无拘无束，落落大方，身上还有一点野气。这些非常符合他想象中的刘三姐形象。[4]彩调剧演员傅锦华担纲刘三姐的独唱配音，作曲家雷振邦在听了她的歌声后不禁夸赞：“刘三姐经常在山头田间唱歌，你的‘野味恰到好处！”[5]无论黄婉秋充满“野气”的表演，还是傅锦华带着“野味”的演唱，电影演述都呈现出潜隐在官方正统权威形构之中的民间“稗野”气质与情怀。

    （三）有美感——民间审美

    电影演述文本呈现给我们的美感，不光“美”，而且“妙”。影片除了呈展出已经定论的人美（形象美、心灵美）、歌美（民歌、山歌）、景美（桂林山水）这“三美”外，还有“三妙”——妙语连珠、妙情生花、妙趣横生。

    1.妙语。影片中的刘三姐是一个敢爱敢恨、敢做敢当的女英雄形象，这不仅表达了隐性的民间话语，而且符合显形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电影演述使用了大量的民间话语进行有效叙事，比如把国家话语中的阶级矛盾与斗争，巧妙地转化为生活态世俗化的日常人伦关系;大量生动活泼、日常化的民间劳作和生活场景;民间小戏和民俗曲艺中常见的演述模式等等，都是电影顺循民间叙事路径的确证。电影演述文本中，民间话语与国家话语、民众意愿与官方意志彼此并未相斥，阶级斗争的时代主题并未阻碍民间话语的审美表达，反而是国家话语与民间话语二位一体，两者实现了同构。

    2.妙情。电影演述文本顺承了民间叙事文本“自由自在”的审美取向并将其生活质性与民间属性有机糅合，就像壮族民众出于“倚歌择偶”之需求而形成的歌圩传统，是以出于自然而又归于自然的爱情为初衷的。影片在主人公对自由的生命与曼妙的爱情的不懈追求中，表达了深刻的人性理想与审美诉求。电影演述的刘三姐与阿牛的爱情顺循了民间的审美趣味，她对爱情的索寻先后经历了自发——自觉——自然的状态，体现了人间爱情的美妙。

    3.妙趣。对于民间文学（文艺）的生活质性，广西壮族民间有着“饭养身，歌养心”的生活体验与认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们都喜欢影片中那悠扬婉转、充满情趣的歌声。电影演述采取革命的浪漫主义手法，对负载政治使命和时代主题的宏大叙事进行审美化处理，通过意识形态的审美化和日常生活的诗意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在世俗的生活中“诗意的栖居”。就连对立的两个阶级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也没有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以“对歌”这种特殊方式加以解决，体现了民间的谐趣与情趣。

    三、传统赋新：从地方传说到宏大叙事

    电影文本是秉持民间立场的知识分子与土生土长的民间歌师联手创作出来的;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刘三姐文化运动，其实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将口头传统的民间叙事升格为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集体性书写运动。作为口头传统的刘三姐叙事大致经历了附魅——祛魅——附魅的嬗变轨辙。电影演述文本，应当视为在特定时代语境和社会场域中被重构的文本之一。经过电影的重构，刘三姐传说在内含和归旨上均生发了凸显的变化，重构后的刘三姐叙事已然成为表征广西壮族民族文化的经典文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个刘三姐是一个‘被发明的传统和‘被制造的经典”[6]，她完成了从作为小传统的地方传说到作为大传统的宏大叙事的升格，实现了特定时空语境中对文化传统的现代赋新。

    在从地方传说到宏大叙事的重构过程中，刘三姐传说被赋予了新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主题和浓重的官方意识形态色彩;小传统的以地方口头叙事传说的“民间的刘三姐”“民族的刘三姐””演变为大传统的以官宣电影形式演述的“国家的刘三姐”“全民的刘三姐”;通过政治话语对民间话语的征用，凭依官方叙事对民间叙事的改编，民间的刘三姐传说不由自主地参与到“民族—国家”相互认同的宏大叙事中来。籍此重构和演述，刘三姐形象完成了从民间歌仙到全民英雄的蜕变，由此，岭南地方民间小传统中的刘三姐叙事，通过电影叙事文本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中传播开来，成为一个时代的精典。显然，官方意志和政治话语对口头传统的征用和改编，给刘三姐叙事带来了明显的变化。尽管较之于民间叙事文本被反复的转述和改写，这次现代性的电影文本重构只是刘三姐传说一次非常特殊的异文演述，或者说是“国家—民族—民间”三位一体的故事演述者在时代语境中精心培育出的宏大叙事奇葩，然而，“也许在无意之间，一种固定的文本建立了……被拍摄下来了，不管它以后会以何种形式出现，这次的拍摄将会成为一种形式，而且这种形式又是可以改变的;这种形式将被作为‘原创的形式。”[7]

    余论：臧也时代，否也时代

    电影演述的《劉三姐》既是时代的成功典范，又无法抹除因时代局限而造成的水印，是为悖论，终成经典。在那个激进狂热的年代里，影片作为集体无意识的时代表征与精神狂欢，是国家/官方与地方/民间在特殊时期、特定场域和特别诉求背景下共同料理并享用的雅俗共赏的文艺盛宴。

    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研究指出，对于某个特定地方和时代的生活性质的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任何一个特定时期的戏剧成规都与相应时期的感觉结构有着根本关联。[8]唯有生活在特定时代和地域的人，方能真正享有彼时彼地的活的文化。岁月流金，燃情不再，脱离了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语境和社会场域，我们所能享有并体味的恐怕就只有那些欢快愉悦的劳动场景和那段真挚淳朴的爱情了，而这恰恰正是影片在新时代最宝贵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51.

    [2]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 M ].上海：三联书店，1999：172-173.

    [3]覃德清.历史记忆与“刘三姐”多重文化意象的建构[ J ].民俗研究，2017（5）：94.

    [4]岳音.三姐不只是个美丽传说——电影《刘三姐》拍摄始末[ J ].中国民族，2012（Z1）：141.

    [5]李宗文.银幕背后的刘三姐——傅锦华[ J ].源流，2006（2）：30.

    [6]周春.传统的发明与经典的制造：刘三姐传说的重建[ J ].戏剧之家（上半月），2012（5）：37.

    [7][ 美 ]阿尔伯特·贝茨·洛德著，尹虎彬译.故事的歌手[ M ].北京：中华书局，2004：180.

    [8][ 英 ]雷蒙德·威廉斯著，倪伟译.漫长的革命[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