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诗十七首》与出版“三化”方针
苏少伟
关键词：《周总理诗十七首》 “三化” 长沙会议 出版改革
《周总理诗十七首》这本书，从题意可知，它是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诗歌作品的选集。一般读者可能看不出这有什么特别之处，或许认为它不过是一本书而已。但实际上，它已经远超一本书这么简单，而是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可解读性。
一、《周总理诗十七首》与“三化”方针
《周总理诗十七首》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当时，为了这本书，出版方还费了一番周折。主要的一个考虑是：地方出版社能出版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吗？为了谨慎起见，他们将书稿送至赵朴初先生那里校订，并征求邓颖超同志同意后才出版了此书。这个过程做得很细致，考虑得也比较慎重。
关于一些领导人的图书经过重大选题报备后可以由地方出版社出版，放到现在，这件事可能让人感到不解。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情况，彼时的出版社在出版这类图书时还有顾虑，承担着一定的风险。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涉及了当时出版业的一些制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出版业执行的是一个通称为“三化”的方针。“三化”，即通俗化、大众化、地方化。这个方针的特点是什么呢？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的李致对此总结过：“按照从50年代延续下来的地方出版社只能执行‘三化的规定，出书强调八个字：字大、图多、本薄、价廉。内容一般是突出政治，围绕中心，配合运动，宣传典型。其结果，20多年，本版书出得不多，有保留价值的更少。”另外，“地方化”使得地方出版社执行的是“立足本省，面向地方”的方针。所以，“三化”虽然在特殊历史时期内起过积极作用，但缺点也很明显，主要的一点就是严重制约了地方出版社乃至全国出版行业的发展。
因此，回過头来审视《周总理诗十七首》这部书的出版。如果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由地方出版社出版，那就打破了“三化”的方针，其实也就是打破了出版行业的某些制度。可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动作”。故而，当时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顾虑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周总理诗十七首》这本书如果仅止于印刷一本书这个行为，那么它也不会显示出厚重的历史意义。从根本上说，出版、发行《周总理诗十七首》，这个行为本质上是一次实践。这种实践活动以及从中汲取的经验，是十分宝贵的。虽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当时还没有被提出，但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一些出版活动已经表明它在“实践”了。
更深远的是，它的这次实践，其重要性还要等到两年以后，即1979年12月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
二、长沙会议及其解决的问题
1979年12月，“文革”后首次出版工作会议在湖南长沙召开。经历长时间的困顿后，出版行业累积了诸多问题，亟须梳理、疏通。所以，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前国家出版局副局长许力以评价道：“长沙会议的确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很重要的会议。”
长沙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一个是解放思想的问题。这是因为十年“文革”使出版事业停顿不前，造成了出版行业某些人、某些出版工作者、某些出版社思想上的僵化、封闭。其中，一个要点是突破“三化”方针所形成的思想固化。其实，出版业的这个具体的思想解放，与社会上思想解放的大潮流是息息相关的，特别是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会议精神有深度联系。宋木文先生曾说：“如果不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么‘三化是难以被取代的;而清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人们关注的过去执行‘三化时某些积极因素才能更好地发扬出来。”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长沙会议也是为了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另一个是书荒的问题。在长达10年的特殊历史时期里，全国出版、印刷行业基本上停滞了，导致图书供应严重短缺，社会上几乎没有书可看。当时，为了缓解社会上的书荒问题，国家出版局曾经决定重点重印、发行一些书，如《红岩》《青春之歌》《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等。这次重印有两个特点：一是题材局限在红色经典中，品种少;二是印量少。这样完全解决不了社会上的书籍需求。因此，1978年春天，时任国家出版局局长的王匡同志决定重印一批书，并将这批重印书分为三类：“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外国古典文学。其中，前者有10种，中间的有9种，后者有16种。当时决定每种印40万—50万册，一共印了1500万册。总量上似乎不少，但其实不然，对当时的社会需求来说，此次重印如涓涓细流，远远满足不了市场需求。特别是这批书的发行定位是：首先供应大中城市。据此，印制完成后，这批书主要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成都、西安等城市发售。所以，广大地区的一些读者仍没办法购买到。虽然1978年下半年国家出版局又要求重印了100多种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使书荒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面对巨大的社会需求，这些书籍从根本上来说仍是于事无补。因此，书荒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解决。
讨论“三化”方针是长沙会议的重中之重，因为解决了“三化”的存废问题，便能解决思想解放和书荒的问题。
然而，要解决它并不容易。长沙会议上，一些思想上受“三化”方针影响比较重的同志认为，“三化”有其合理性，应予以保留。比如，会上就有人提出：“作为地方出版社今后不提‘三化，是否意味着可以不重视地方特点，不重视出版满足群众需要的通俗读物了。”
但大多数与会代表抓住了突破“三化”方针这个重点：“会议开始，一些同志觉得由于社会上急需图书，出书较乱，需要整顿。但大家认为当前最重要的还是要解放思想，调动积极性。不少同志提出要突破‘三化，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与会人员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从根本上看，“三化”方针确实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它已经不适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许力以说：“总的来看，这是历史的进程，是形势的驱使，时代的呼声，社会的要求。”这句话概括得非常到位，铿锵有力。
应该说，后一种观点其实才顺应了历史的走向。“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口号的提出，其实就是削弱、突破乃至推翻了“三化”方针。当时，积极提出这个口号的就有四川出版界。
三、四川出版人的“实践出真知”
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四川出版界能够这么开明、敏锐？归根到底，在于他们的实践，也就是在《周总理诗十七首》的出版过程中得到的一些经验。四川出版人发现，《周总理诗十七首》向全国发行后，他们从读者那里得到了热烈的回应。所以，他们相信，其实践是顺应历史发展方向的，坚定了他们对出版工作的信心。
在出版了《周总理诗十七首》后，他们继续进行了深入的实践。比如，当时，许多老作家获得了其创作地位、创作动力。因此，四川出版人就抓住机遇，打破限制，相继出版了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丁玲、周立波、严文井等著名学者和作家的新作。此外，在全国科学大会后，他们也出版了不少科技工作者的著作。这些书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除了这些书，在《周总理诗十七首》出版后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在彭总身边》的出版。这部书的书稿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约请丁隆炎同志编写的，具体由彭德怀同志的警卫景希珍口述材料整理而来，主要讲述了庐山会议前彭总的一些事迹。当时，“两个凡是”还没有被完全推翻，政治氛围还不明朗。对出版界来说，由地方出版社出版这样一本涉及中央领导人的书，其中的风险不言而喻。
应该说，《周总理诗十七首》给四川出版人开了一个好头，提了一个醒，让他们表现出敏感与胆识。经过多次实践，四川出版界得到了鲜活的、有根据的经验，走在了思想潮流的前头。所以，在长沙会议上，他们才能够将自己的实践经验，与参加会议的众多同志分享，并帮助解决了一些同志思想上的僵化等问题。这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长沙会议的成功举办。
而正如上文所言，长沙会议是我国出版史上有名的一次会议，不仅因为它是“文革”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出版会议，更因为它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展现了时代引领性、超越局限性的前瞻性眼光，激励了此后全国出版事业的前行。所以，我们可以说，四川出版界的实践与真知，主动将自身的经验、思考与国家宏观的出版事业相联系，推动了出版业的发展，其功绩不小。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从《周总理诗十七首》的出版开始，四川出版界就开启了一段解放思想、积极创造的历程;深入认识了出版规律、出版走向，表现出了担当的意识。回过头来看，《周总理诗十七首》这本书的出版意义就显得与众不同了。
四、启示
从《周总理诗十七首》这本书的出版及其后续的积极影响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发呢？最重要的便是顺应时代发展、创新担当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行业一直随着国家的发展、时代的变化而相应地调整自身。流动、变化，永远是出版行业的现实“命题”。如何答好这道题，不仅考验着出版工作者的业务能力，也考验着大家的思想解放。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业的历次重大变革中我们可以看到，只有顺应历史时代发展，勇于解放思想的出版人，才可能成功。这方面，《周总理诗十七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一从实践中得来的宝贵经验，需要我们继承下来。
特别是当前出版行业持续深入发展，人工智能、全媒体、5G技术等一众新现象皆考验着出版人的思想、能力。如何应对它们呢？从实践经验来看，可行的方法便是以变革、创新的态度，革新自己的方法、思想，适应出版行业的发展，推动出版业的变革。这样才能为出版业赢得一个可期的未来，也才能为出版人的明天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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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系福建教育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