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身体的“奔跑”言说和文化意蕴

    孟海霞

    一、电影中的经典“奔跑”镜像

    奔跑是人类健康体魄的行为展示和锻炼方式,它标志着我们灵肉的统一以及人格上的独立自主。它的产生源于我们内心中想要奔跑的激情,听命于头脑中奔跑的意志,却受缚于身体的舒适条件。然而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中,由于理性中心主义的倾斜,导致人们对身体的态度从漠视到贬低、蔑视乃至压抑、厌弃。[1]奔跑产生的激情与欲望被理性压制掉了,似乎奔跑不过与走路、吃饭一样,属于人类最正常而又最基本的生命机能,奔跑的巨大意义也因此被慢慢地从文化史中剥离了出去。但难能可贵的是,人类奔跑的身影借助于影像直观的方式被少数导演和演员们记录演绎了出来,并被无数观影者视为经典,成为电影史上一道美丽独特的风景线。

    说到“奔跑”镜像,首先不能不提《阿甘正传》(1993),这部电影是一部当代美国社会历史寓言,同时也是一部迄今为止对奔跑赋予了最高评价的影片。一个身患残疾的弱智,竟能在奔跑中得以甩掉金属架的桎梏进入大学,并在战场上保全和挽救了自己与战友的性命,甚至还带动了一批迷失生活方向的人追随其后,给他们以一定的人生启迪。可以说,导演把“奔跑”的内在意蕴追加到了极致,阿甘超凡的奔跑能力不但让他摆脱了他人的歧视,赢得了自信,更为他以后的传奇人生提供了可能。之后,2006年的《当幸福来敲门》再次延续和拓深了奔跑的哲学意蕴。这部改编自真人真事的电影,讲述了推销员克里斯奔跑着去抢回自己丢失的医疗仪器,奔跑着去躲避因逃票而追赶的出租车司机,甚至在没有工资,不能确保一定能得到工作的情况下,他破釜沉舟,奔跑着去股票投资公司实习开拓业务,奔跑着去追公交挤地铁,经过了大半年的拼搏努力,终于成为了一名出色的股票交易员,实现了自己成为人生赢家的美梦。

    《火之战车》(1981)、《赢家》(1995)、《耐力》(1998)、《马拉松》(2005)等影片充分展现了各种运动竞技比赛中运动员们的勇于面对、坚持不懈、自强不息的精神意志。《火之战车》讲述了青年亚伯拉罕为了犹太人的名誉与利迪尔一起合作,共同赢取奥运会桂冠的故事,影片将两人如“火一般”的奔跑激情演绎得淋漓尽致,传达出了追求公平竞争、公正秩序的体育信念。《赢家》是霍建起导演的一部展现残疾人曲折情感生活题材的影片,主人公常平身残志坚,不仅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冠军,还赢得了真诚的爱情。《耐力》记录了埃塞俄比亚长跑运动员格布雷布拉西耶努力克服贫穷、伤病等生活困难,勇敢地向世界冠军发起一次次的冲锋。《马拉松》被誉为韩版《阿甘正传》,先天弱智并患有自闭症的楚元,在母亲的帮助引领下参加了马拉松比赛,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总之,体育题材的电影通过“奔跑”镜像表达了一种自强不息、坚持不懈的主题,奔跑让运动员们跨越了国别和种族的偏见、宗教信仰的差异以及人格歧视,成功地跑出了一段美丽的人生旅程。

    表现女性“奔跑”影像的电影也为数不少,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72)、《钢琴课》(1993)、《罗拉快跑》(1998)、《我的父亲母亲》(1999)等等,但其中“奔跑”镜像的拍摄时长和内涵意义大不相同,体现出了国别色彩和时代文化气息。《钢琴课》中的奔跑情节出现在艾达的身体欲望被贝恩斯的抚摸激发后,丈夫斯图尔特禁止她与贝恩斯见面,甚至为此用利斧砍断了艾达的一根手指,此时的艾达却执拗地掙扎着跑向贝恩斯的小屋,最终昏迷过去。虽然艾达奔跑的时间很短,但这宁流血勿屈从的影像却恰恰显示出艾达身上女性意识的觉醒。《罗拉快跑》中,罗拉为了拯救男友的性命,向父亲要10万马克,三次身着短背心在大街上无所顾忌地狂奔,她的狂奔甚至改变了时间的自然进程,也改变了被碰撞者的人生痕迹。如此富有震撼力的奔跑镜头与罗拉高分贝的呐喊声(面对父亲的敷衍,罗拉抗拒地喊出了“不”)一起,充分传达出了女性借由身体的激情和欲望来反抗父权压制的决心和力量,带有强烈的女性自我解放的色彩。而前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美丽的热尼亚为了掩护战友,一边唱歌,一边在山岭间奔跑的身影,是对战争罪恶的控诉、对生命活力的讴歌。《我的父亲母亲》中反复而刻意出现“我母亲”奔跑着送别父亲进城的情节,在优美而富于诗意的、浪漫的镜头下,呈现了一段与历史语境相错的令人难忘的纯爱。

    二、“奔跑”言说的审美文化意蕴

    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导演观念的充分演绎,还是镜头不经意的自然流露,这些直观的、鲜活的经典影像给予我们的那种震撼与刺激,已经远远超过了影片主题情节的深远影响。奔跑终于获得了在文化史中展示自我的机会,充分展现出其内在的丰富意蕴。

    首先,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奔跑激发起了人类求生存、求超越的意识。身体的先天或后天的缺陷必然会引起个体生理和心理需求的缺失,而残疾人对缺失的满足无疑要比正常人困难艰辛得多。愚人阿甘和楚元的奔跑虽然都是听命于别人的口令,但他们“跑得快、跑得专心、跑得潇洒”,不受名利的拖累,由逆境跑入了顺境。奔跑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它能让我们摆脱掉有形的物质枷锁和无形的精神禁锢,从而激发起人类求生存、求优越、求圆满的生命意识。

    其次,奔跑不是单纯的行走方式,它更是一种人生态度。它以异于平常行走的姿态被人关注,引人反思,也必然会被人类赋予以文化的、社会的、道德的、宗教的、体育的等多种寓意。《阿甘正传》中,阿甘“奔跑”的人生姿态和珍妮“飞翔”的人生姿态虽然都体现了人类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但阿甘的奔跑立足于广博厚实的土地,因而就如同希腊神话中的巨人阿泰一样拥有了无限的反馈力量,他跑出了奇迹;反观珍妮却越飞越远离家乡、远离纯真、远离真爱,愈加精神空虚、颓废厌世。阿甘在向珍妮示爱遭到拒绝后开始无目的地漫跑,结果被一大批迷失了生活方向的人群自愿地追随。阿甘不用言语仅用奔跑的方式就能启迪人生智慧的情节,充分体现出了影片反智、反理性、反语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倾向。是的,喋喋不休的劝导有时还不如缄默来得更有力和深入人心,更何况,奔跑可以让我们只专注于体味自身身体的沉重,而放弃对身外之物的执着!从运动员对速度和力量的追求镜头中,我们也看到了人类对自身潜能极限的挑战、与命运相抗争的精神与不服输的斗争意识。《火之战车》《赢家》《耐力》之所以感动我们,不正因为那些人生的迷茫困惑(如种族偏见、宗教信仰差异、人格歧视等)被拥有着风一般的速度、火一般激情的奔跑者甩到了身后,冲向了幸福的终点吗?

    再次,奔跑以身体的激情与理性枷锁的抗衡,丰富了人类对自我的认识。身体美学也将身体作为本体存在加以思考:“躯体是自我的栖居之地。”“躯体是一个快乐之源,也是一个桎梏;躯体是个人在世的证明,也是人类所有目标能否实现的终审。”[2]翻阅人类的文明史,无论是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印度佛学、老庄的道学思想,无不把理性精神无限夸大到与世界本质相同一的地位。“文明并不鼓励人们直接认识自己的躯体,不鼓励人们阅读自己的情欲,翻检各种微妙的躯体感觉;相反,文明仅仅肯定躯体的某些方面;躯体的另一些冲动因为无以名状而在日复一日的衰老之中被埋葬。”[3]但是在电影中,我们听到了身体欲望的召唤,借由身体丰富了对自我的认识。

    我们首先看到了身体中情欲的存在与萌发。肯定身体内在的情欲是我们认识自己的前提,现代电影越来越关注情欲的身体展现,关注理智与情感在身体行为上的纠葛。《钢的琴》中艾达被埋藏的情感经由贝恩斯性欲的抚摸后重生,并马上呈现出无法遏制、不顾一切、奔腾不已的勃发态势,社会规范在与生命本能的较量中被抛离。象征着社会世俗道德规范的斯图尔特不得不借助于猎枪这一暴力工具妄图维持男权孱弱的尊严。《我的父亲母亲》相较之下则温和的多,情欲的赤裸释放是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禁忌,“我母亲”的情欲追求被披上了一层唯美爱情的面纱,“于是迂回曲折的奔跑与游击战术成了母亲的首选方式,她始终在距离父亲的不远不近处来回奔跑,这是一种在社会规范制约下追求爱情的独特方式,它不同于古代淑女们的被动等待,也不同于现代超女们的毫无畏惧的狂追猛赶”[4]。源于身体本能的情欲需要和强大的生命力量被镜头呈现了出来。

    女性“奔跑”影像还带有追求女性解放的审美内涵。“奔跑一直是女性的禁忌——不仅因为它公开表达了女性不被容许的欲望,而且因为它生产和催发了女性更丰富、更强大、更恣肆的欲望。”[5]借助于爱情这一表层故事形式,我们从《钢琴课》《罗拉快跑》中看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与父权规训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电影荧屏上的女性形象尤其是女性的身体,在女权主义研究者看来是为父权制下的男性观众提供视觉愉悦的,是为满足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性幻想服务的。艾达身体的逐渐裸露,她从沉默到开口说话,她加入贝恩斯的身体游戏从被动到主动,以及她对钢琴这一表达工具由珍爱到放弃,无不体现了艾达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抗争。女性与男性一样拥有话语权,可以随心所欲的说话,女性同样拥有对男性身体的好奇和凝视心理,女性从此不必再借助于物化工具(钢琴、笔)来抒发心灵的呼声,《钢琴课》的身体叙事是带有女权主义特色的。而罗拉狂奔的姿态更像是高举着一面女性自我解放的旗帜。她坚毅的面庞显露出与时间竞争的决心,完全消解了性别角色的区分;她具有破坏力的尖叫、她冲撞他人改变命运的方向,显露出女性身体的巨大力量,消解了女性柔弱形象的历史歪曲;她在大街小巷的奔跑拓展出了一片现代女性自由而独立的空间,所以罗拉在银幕上的狂奔便帶有了自立自主的意味。它暗示了理性逻各斯主义(父权中心)在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上走向了歧路,罗拉狂奔的能力和速度才是人类看到希望曙光的唯一途径。罗拉最初指望从父亲那里获得10万马克的想法只能导致她或者男友的死亡,父亲这一理性逻各斯和家庭最高秩序的象征,在罗拉被迫自救之后出车祸死去,暗示了女性依靠男性的生命注定失败,只有自救才能创造奇迹。

    再次,身体天生就带有政治意识形态性质,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认为:“身体的价值就在于其颠覆性价值,它是意识形态最尖锐矛盾的策源地。”[6]身体的塑造、改写、毁灭故事反映一定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合理,比如中国女性旧时代的裹小脚、满清统治时男子留发辫等等无不体现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管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战争中的女人》之所以感染我们,不正是通过女性战场上奔走击敌的美丽身影和这美丽身体的被毁灭,来引发人们思考生命的脆弱,控诉战争的残酷吗?战争题材中通过身体的被毁灭,将仇恨的原始情绪鲜明地指向敌对阶级,身体成为了正义和和平的载体。奔跑正是在现代文化语境中被赋予了真善美以及追求幸福、反思生命的人文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