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大学》中儒家思想的内涵
张美宏
【摘 要】《大学》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和集中体现，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在南宋被列入四书以后，影响更为巨大。本文从《大学》的思想结构出发，比较分析了各家之說，发现《大学》的基本思想“三纲领”与“八条目”并不是分开来谈的，二者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八条目”是对“三纲领”的补充和发挥，并不是高于“三纲领”而独立存在的，“三纲领”也并不是脱离“八条目”而存在的，而是以儒家思想为归宿。《大学》所体现的积极入世、注重个人修养、家庭道德与社会政治理想统一的儒家思想，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联系在一起，两种价值取向相互磨合、调整，构成了儒家精神内核，对中国教育、社会发展等发挥着巨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大学》;三纲领;八条目;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 ? ? ? ? ? ?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34-0220-02
《大学》一文仅有两千多字，相传为曾子所著，其思想之高深，生命力之长久，充分展示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大学》首章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居于指导思想地位的一直是俗称的“孔孟之道”，孔子和孟子作为儒家代表人物，其理论出发点及最终目标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大学》出自《礼记》，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著作，北宋以前并没有单行本。直到北宋理学家程颢《大学定本》一书的出现，《大学》才逐渐被人们发现，地位也不断上升。之后，南宋朱熹继承与综合了二程对《大学》的阐释撰写了《大学章句》，将《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成《四书》，并把其推到四书之首，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宋明以来，学者们热衷于对《大学》思想地位的研究，阐释“成圣之道”的见解、注释蔚为大观，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学》为学者们提供了自我阐释、正名的纲领性义理和依据。
首先来看《大学》之“三纲领”。《大学》的基本思想可概括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三个主要思想在学术上通常被称作“三纲领”。“明明德”主要是指“修身”，包括“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即相对应的“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领”与“八条目”密切联系，二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从《大学》全文来看，其所处的时代决定了明德有“明智行为”的意思，但是光强调这一点是不够的，宋明理学家朱熹、王阳明则理解为“性”、“心”。可见，“明明德”就是修身的意思。修身是内在的明德，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在的事业。儒家思想讲究内圣外王，通过道德修养而去建功立业，即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百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强调了修身的重要性。荀子虽然也讲修身，但他所谓的修身主要是通过实践外在的礼仪来完成，是“立外王而成就内圣”。《大学》以“正心”为修身的主要手段，而“正心”又包括“诚意”，“诚意”由内而外，“诚于中，形于外”，表现为内在的自觉活动。《大学》的“心”似乎具有道德心与认知心的双重内涵，后世只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传承《大学》思想的核心，其实是对《大学》的一种“取舍”。但《大学》确实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也进行了阐述，这已经是对儒学的一种发展。在内在的修身基础之上，外在建功立业、经世治国的经验和方法便顺理成章了。其他部分的主张都是对“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阐释，或者是为其提供理论支持。儒家思想认为，人高尚的品格，在于赋予人新的生命，在于达到完美的境界。也就是《大学》的开篇鸿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与“止于至善”实际是密不可分的，在“明明德”时便应以“止于至善”为最高境界，而只有确立了“止于至善”的努力方向，也才能真正的“明明德”，显然这是修身的最终结果。个人与群体便在“明明德”上真正得到统一。
其次，“三纲领”之后，便是与其对应的“八条目”，即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的主体部分应该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则是对修身的补充、说明。格物致知，关于“格”字，解释甚多，不胜枚举。郑玄在《礼记正义》中认为“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认为“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格物”就是追根溯源穷尽根本，探究事物发展的方法论。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认为，“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王阳明通过“苦思冥想”来思考世界万物，从心体悟世界的真相。虽然《大学》一文对“格物”一词缺乏明确交代，但从其在文中结构可以看出其真正含义。刘宗周极力赞成朱熹关于“格物”的理解，他认为将“格物”解释为“至”比较符合《大学》的本意，也就是要通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层层递进的方法论来发掘事物本质，探究本源，从而达到融会贯通。从《大学》的整体行文结构来看，“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是对“止于至善”“明明德”的实践。显然，“明明德”到“止于至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二者是密不可分的，“止于至善”为出发点和最终目标。
“格物”之后就是“致知”。《大学》的“致知”与“正名”统一起来理解更符合《大学》的真正含义。孔子的道德观念与人格理想是通过“正名”来实现的，而“正名”的目的是将人改造成为知礼仪，辨别善恶，治理纲常纪律，使天下能够有序化的人，能够纠正等级混乱、伦理失常，整合社会，沟通上下。对君主来说，就要做到博施济众、仁民爱物;对百姓来说，就要做到安分守己、敬畏上级;对士大夫来说，就要对上匡正君主、对下教化百姓。比如《八佾》第三云：“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家之堂？”《雍》是《诗经·周颂》中的一篇，是周天子完成祭祀宗庙仪式之后撤去祭品时演唱的诗篇。三家就是指鲁国大夫孟孙、叔孙、季孙，他们三家身为大夫，竟然用天子之礼祭祖，名不正，言不顺，违背周礼，不分尊卑。于是孔子便质问：《雍》怎么能用在三家之堂上歌之唱之呢？不如安分守己，本本分分，克己复礼。可见，孔子之“正名”在于力图纠正等级观念混乱的现象。从《大学》来看，“正名”对应的是修身、治国、平天下，主要是从孔子之礼出发的，礼则是《大学》“致知”的目标和对象，“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孔子把“正名”看作言顺、事成、礼乐兴、刑罚中、民措手足的条件和基础，与《大学》由格物而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孔子所说的“正名”主要是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的等级名分，主要是从宗法、人伦角度而言的，而《大学》所讲的“正名”是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角度而言，也就是从实践的现实角度来讲的，和孔子所说的“正名”有所区别，但是二者关于“正名”“格物”的说法在精神层面上又是一致的。
朱熹认为“极吾之知识”，王阳明认为“致吾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處于明末清初学风大变革特殊时期的刘宗周提倡实学，既有王阳明心学影响，又有朱子理学成分。他认为，读书之法并不是一味的空想，而是要下苦功读书的，这样才能学得圣人之道。而且他极力反对功利性的读书，认为通过读书取得功名利禄是不利于学习的，是违背读书真谛的。刘宗周不赞成王阳明关于“良知”的阐释，他认为，“良知”并不是王阳明所说的天天静坐思考就能得到“良知”，而是要通过后天的努力和勤奋去获取知识、掌握知识，这一点强调了从外界获取知识的重要性。《大学》之治国齐家平天下，则是从家庭道德上升到社会理想以及政治治理中，也集中反映了儒家的政治哲学观念。家庭仁义道德的培养与治理国家的人才培养联系在一起，“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这就与“三纲领”紧密联系起来了，可见儒家思想以道德观念的建构为主要内涵，其次才是对政治理想的构建。“三纲领”是伦理标准的前提条件，“格物”“致知”则是方法手段，最后达到“止于至善”的终极归宿。
综上所述，《大学》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在我国儒学史上的地位是突出的。《大学》的核心部分着重阐述了培养良好道德素质和提高个人修养，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具体的手段方法，最终达到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目的。《大学》的基本思想“三纲领”与“八条目”并不是分开来谈的，二者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八条目”是对“三纲领”的补充进而发挥，并不是高于“三纲领”而独立存在的，“三纲领”也并不是脱离“八条目”而存在的，二者有着密切联系，最终以儒家思想为归宿。《礼记》中《大学》的思想内涵对后代影响深远，尤其是对汉代儒家思想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对朱熹理学、王阳明心学、刘宗周实学思想都有重要的意义，宋代以后几乎很多学者和读书人皆直接或间接受到《大学》思想的影响。从《大学》思想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来看，《大学》集中了儒家思想的精髓，继承了孔子的仁政思想，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人们以自己的人格修养作为最高准则，要以“仁义”来约束个人行为，从而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目标。但是，孔子用“礼”之共性来严格规范个人的言行举止，对人的创造力发挥是极为不利的，所以，孔子政治思想有着明显的保守成分。但是他又以“人”作为核心重新建构“礼”，他提出“为政在人”，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人道思想，在孟子时期逐步发展为“民本”观念，可以说为中国古代民主进步思想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3-4.
[2]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