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父子TCK》的“第三文化”与身份追寻吕靖
吕靖
2012年11月22日，加拿大籍华人导演胡纪华执导的电影《父子TCK》在加拿大多伦多首映。影片历时18个月于多伦多拍摄完成，因其对海外华人移民生存状态的刻画而受到关注。《父子TCK》主要讲述了自中国大陆移民到加拿大的赵氏一家三口在加国适应、融入的艰难情状和个人发展成长的心酸历程。父亲赵一弹，人到中年移民加拿大，旋即遭遇了长久的文化移植之痛;儿子赵海洋在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磨合成长，不断调适探寻自身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从“第三文化”（Third Culture）的视角切入，剖析赵氏父子于两种异质文化交错之间生存的困境以及身份感缺失带来的痛苦与迷茫，或可帮助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华人移民的海外生存和生活状况。
一、第三文化与第三文化个体
第三文化这一术语和概念最初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约翰·尤西姆（John Useem）和露丝·希尔·尤西姆（Ruth Hill Useem）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两位学者认为，某一特定文化中的移民群体在长期的文化碰撞融合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behavior patterns），它既不同于这些移民的母国文化（home culture），也不同于移入国文化或在地文化（host culture）。他们又将母国文化定义为第一文化（first culture），将在地文化定义为第二文化（second culture），而移民群体的共享行为模式则为第三文化[1]。
露丝·希尔·尤西姆随后又在第三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第三文化儿童（Third Culture Kid，TCK）这一术语——那些在第三文化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被称作第三文化儿童，其文化既不是全部来自于他们的父母，也不是全部来自于他们的成长之地，这跟那些在单一文化环境中出生成长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尤西姆所讲的第三文化儿童在当时主要包括那些长期陪同父母在海外供职的孩子，比如传教士等宗教团体工作人员、外交使团工作人员、海外企业或国际企业工作人员和海外驻地部队军人的孩子，也包括一些难民的孩子等。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另一位美国学者大卫·波洛克（David C. Pollock）依据全球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对第三文化儿童这一概念又进行了补充定义：
“第三文化儿童就是指那些在有异于父母的生长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孩子。第三文化兒童频繁与周围各种文化建立联系，但却并不完全拥有任何一种文化。虽然第三文化儿童会将各种文化元素融入自身的生活经历，但是他们的归属感却与其他有着相似成长背景的人相关联。”[2]
根据这一定义，海外移民的孩子也应该可以被囊括进第三文化孩子群体之中，特别是那些在成长关键期（从出生至18岁期间）随同父母远赴异国他乡的移民家庭孩子。但是，这种跨文化的经历并不仅仅只对成长期的孩子产生影响，成年人一样可以有深刻的第三文化经历和体验。“那些在母国较为传统的‘单一文化环境中长大成年后第一次来到海外的人”[3]就被称作“第三文化成人”（Third Culture Adult，TCA）。无论是第三文化儿童还是第三文化成人，对于每一个生活在两种文化交错之间的第三文化个体来说，“语言、文化和地理的变迁都实实在在地挑战着他们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4]。
二、文化移植的苦痛与无处安放的自我
电影《父子TCK》里的父亲赵一弹，于千禧年携妻子王红和儿子赵海洋从中国移民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影片一开头就是赵氏一家三口刚刚抵达加拿大的画面：他们坐在汽车里不停地看向车窗外陌生的城市和街景，脸上洋溢着的是期盼和欣喜。夫妻两个在国内有着体面的工作和幸福的生活，但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和未来，他们毅然放弃了这一切，选择技术移民来到加拿大，实际上也就是选择开始第三文化成人的生活。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尽快适应新的文化，找到新的工作和住所，了解当地社会方方面面的运作机制等[5]。
赵一弹在多伦多找寻工作的过程并不顺利。他在加拿大应聘工作时有一个严重的硬伤，那就是他的语言不过关。一次面试时，对方的招聘负责人看了他的履历非常满意，但由于他无法用英语交流只能非常惋惜地拒绝了他，那时的赵一弹脸上露出的只有深深的绝望。随后的多次应聘依然无果，屡屡受挫的赵一弹彻底没有了在国内时的意气风发和游刃有余，一下子就被打入了社会最底层。
为了维持生计、养家糊口，赵一弹开始做起了各种清洁打扫的体力活儿，扫地抹窗、刷洗马桶、洗车擦车什么都做。出国前后的巨大落差，融入加国社会的尝试和努力屡遭失败，都让他深刻地体会到了文化移植之痛。正如大卫·波洛克和露丝·凡·莱肯（Ruth Van Reken）所说，第三文化成人初次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无疑会经历文化休克，并且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适应”[6]。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延续着，工作和生活都毫无起色，赵一弹的调整适应宣告失败，他似乎也麻木起来，开始安于现状，将自己锁在了最卑微的阴影里。雪上加霜的是，妻子王红随后也离开了赵一弹。自我的沉沦和迷失使得他与妻子渐行渐远，夫妻间的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少，最终导致了婚姻的破裂。
没有语言交流能力就意味着赵一弹根本无法去接触和了解在地文化，也就很难融入主流社会和文化，其直接结果就是自我的边缘性和无处安放，以及由此带来的难以排解的无根感和不安定感（rootlessness and restlessness）。这应该是第三文化成人普遍会遭遇的挑战。家庭的破碎又使得他失去了丈夫这一身份，而这进一步加剧了他因文化移植所产生的自我去身份感。赵一弹此时唯一还能抓住的就是他的父亲身份，他竭尽自己所能来照顾唯一的儿子，但还是无法阻挡儿子误入歧途，锒铛入狱。至此，赵一弹彻底失去了寻找自我存在感和效能感的最后避难所。影片结尾处，他默默地为自己购买了人寿保险，准备用自己仅剩的残躯为儿子做最后一件事情。这一悲哀的举动既是他对无处安放的自我画上的一个句号，又是他竭力寻找自我存在和位置的最后奋力一搏。
三、中西文化的协商与自我身份的找寻
赵海洋跟随父母移民到加拿大时只有7岁。由于年龄尚小，初到多伦多时他似乎并未因为文化环境和生活状况的改变而受到很大的影响。刚安家的时候，他甚至会很开心地帮助父亲在社区周围“寻宝”——捡拾社区居民丢弃不用的家具和生活用品等。但是，第三文化儿童在两种文化之间成长的过程正是他们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此时他们尚未“完成建构个人身份感或文化认同感这一至关重要的发展任务”[7]，不可避免会同时受到在地文化与母国文化的强烈冲击和影响，并且需要不断地在两种文化之间协商平衡来寻求个人身份感。
第三文化儿童相比他们的父母而言也许会更容易适应新的环境，更快地学会当地的语言，熟悉当地的社会文化规则[8]。影片中，赵海洋可以讲非常流利的英文，有朋友甚至一度以为他是不会讲中文的。后来，朋友发现真相之后问他：“你会讲中文啊？那你为什么总讲英文？”他只是简单地回答说：“习惯了。”这种习惯正是他在新的在地文化环境里跨越最初的语言文化障碍，努力习得当地语言的结果。在此过程当中，他也开始建立起一个新的自我，或者说他的加拿大自我，从而跟他的中国自我一起最终形成他的一体两面。作为主体，他需要不断地在这两个自我之间撕扯协商以寻求平衡，努力克服第三文化儿童普遍存在的身份认同困扰——感觉自己与周围的人和地方有着如此深刻的联系，但同时又觉得与他们相脱节的矛盾心理[9]。在在地文化的强势环境下，赵海洋习惯讲英文可以说是不难理解的，这应该是他融入加国主流文化的努力和行动，又或可看作是他的文化认同策略。但是，这一切并非是来得那么容易和顺利。连根拔起、移植、适应和发展的过程是发生在灵魂深处的，是会让移民家庭的孩子时常感到痛苦和恐惧的[10]。
从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赵海洋其实是一个内心非常敏感细腻的孩子。父亲找工作的屡次失利、生活的拮据艰辛、父母的频繁争吵和家庭气氛的紧张他都一一看在眼里。影片里是用回忆性的拍摄手法来展现这些片段的，在稍顯灰暗、无声的画面里，小小年纪的赵海洋一副惊慌失措的神情。他亲眼目睹了母亲的离去，最终选择与父亲一起生活，因为他深知自己是父亲的唯一，如果他也离开，父亲就什么都没有了。之后，父亲的文化移植之痛和身份重建之难无疑也增加了他在寻求身份认同感上的难度，更是加重了他在两种文化交错的中间地带徘徊摸索时的焦虑和不安。同时，赵海洋周围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他建立群体身份认同似乎也并无多大裨益。电影里有这样一个片段：一次，他和朋友与另外一群华人移民孩子发生了摩擦，对方高声奚落嘲讽他道：“哦，你大陆来的呀，那你讲什么英语？装什么装？”波洛克和莱肯两位学者就曾指出，第三文化儿童在两个不同的文化和世界里长大，常常会没有归属感，觉得自己好像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因此他们也就迫切地需要建立起个人身份认同感和群体认同感，也就是要“回答‘我是谁？和‘我属于哪里？这些问题。传统上，答案会从家庭和社区里镜返出来，孩子也会从这些答案当中看到自己的形象。”[11]但是对赵海洋来说，他是很难从分裂破碎的家庭和生活的社区环境里找到恰当的答案的。
有研究表明，与本土孩子相比，第三文化儿童往往自尊心比较低[12]。一般来讲，越是缺乏自尊心的人，越是期望得到他人的认可，维护自己的尊严。与父亲相伴的日子里，赵海洋和父亲的相处并不融洽，父子二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也并不通畅。赵海洋爱他的父亲，心里也明白父亲一直都在拼尽全力关爱和照顾着自己。但是进入青春期的他，有许多欲求和愿望却是无法从父亲那里得到满足的，比如在人前的尊严和面子。赵一弹曾在一家洗车行里做工，一天，他在帮一个富二代华人移民洗车时，对方要求他趴在地上擦除车轮上的污渍。这一幕正好被赶来给父亲送饭的赵海洋看到。年轻气盛的他立时就气炸了，直接就冲上去跟对方大打出手。赵一弹为了保住这份工作，急忙上前拉住儿子并且狠狠地给了他一拳。赵海洋最终愤然离去。另一次是去美容院给父亲送修马桶的工具，刚好撞见在那里做美容的海藻，赵海洋一下子就觉得在自己喜欢的姑娘面前丢了脸面，用力把工具甩在父亲面前就落荒而逃了。他因而心生愤恨，挥着拳头发狠说他要向不公平的命运和社会开战，他要证明给父亲看他是有能力的。当父亲赵一弹将自己多年辛苦攒下的全部积蓄交给他，让他去读个书或是做点小买卖时，他却误入歧途，试图拿这些钱去“赚大的”，最终等待他的只是身陷囹圄。
结语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各个国家和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世界各地人口的流动性也越来越普遍，第三文化儿童的人数也因此开始不断地增长。华裔加拿大导演胡纪华执导的电影《父子TCK》正是关注到了海外华人移民作为第三文化成人或第三文化儿童的这一面。藉由影片中父亲赵一弹和儿子赵海洋的文化移植和个人身份建构经历，我们得以更好地了解到海外华人移民在母国文化和在地文化之间不断调整适应，努力重建个人身份的心路历程。电影公映以后，不少海外华人移民都认为影片拍摄得非常真实，对赵氏父子的文化移植经历也感同身受，这应该就是电影的成功之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