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人的身体
路云亭
摘要:身体研究是近代欧美学者继文艺复兴之后另辟出的研究人本问题的路径。中国古代的阉人现象属于典型的身体问题。阉人身体的极度残缺致使阉人心理始终处于高度扭曲和混乱状态,中国古代的阉人除却其民俗学的含意外,更多的则属于社会学,阉人具有社会权力的欲望,投身权贵的所谓得势阉人的心理病症表现在普遍具有报复大群体社会的冲动。明朝大太监以其和特务机构的联系,其人品浸染了酷吏人格。皇家选奴制客观上激励了阉人文化的产生,而阉人文化崇尚的奴隶信仰加重了中国男性思维的阴性成色。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所蕴含的游戏化、公正化、刚性化文化内涵,则为消解东方文明负面化根性形态提供了可能。包括阉人现象在内的中国古代的诸多负面文化现象皆为儒学思想所宽容,因此,引进奥林匹克文明体系并有效改良儒教文明则是中国国民的首要文化需求,还是国家体育政策制定的依据。
关键词:身体问题;阉人现象;阴性人格;奴隶信仰;奥林匹克精神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9)05-0031-05
Abstract:The bodyStudy originated from the Europe and the UnitedStates.The ancient Chinese Eunuch belong to the bodyStudy and itsShortness destroys theirSpirits and the royal eunuchSystemStimulates the eunuch market.The eunuchs beliefs of worship theSlaves damage the Chinese male peoples mind and the modern OlympicSpirit contains the reforming power abou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making of the ChineseSportsSystems.
Key words: body Problem; phenomenon of eunuch; negative personality;Slave beliefs; OlympicSpirit
关注身体问题是欧美学者研究人类自身意义时引发出来的反理性主义的学术潮流,以尼采、梅洛?庞蒂、福柯为代表。文艺复兴以后,人从神学体系中解放出来,人类的身体获得了世俗的独立性。尼采说:“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1]梅洛?庞蒂作为现象学的集大成者,构筑了一个身体与心灵一体化的哲学体系,他承认身体具有超越大脑控制的独立性价值。福柯则认为:“历史的变迁可以在身体上找到痕迹,它在身体上刻下烙印,身体即是对‘我思、‘意识的消解,又是对历史事件的铭写。历史和身体的环接正是谱系学家的致力之处。”[2]美国学者斯特拉桑指出:“所有的身体状态都存在着一种精神要素,而同样,所有的精神状态都存在着身体因素。”[3]欧美人研究身体问题,首先是恢复古希腊的裸体之上精神。尼采的身体至上主义则不仅构成了其反抗基督教禁锢人类身体的组成部分,还是尼采宣判身体的价值高于精神魅力独特思想的标志性内容。近年来身体研究也逐渐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国内学者围绕身体的多元意义展开了小规模的研究,并在欧美学界发现人的存在意义上的基石上逐渐形成了中国人研究身体问题的特色,苏宏斌《作为存在哲学的现象学》[4]王岳川《梅洛_庞蒂的现象学与社会理论研究》[5]、复光《“身体”辩证》[6] 、萧武《身体政治的乌托邦》[7] 、彭富春《身体与身体美学》[8]、张立波《身体在实践话语中的位置》[9]、张尧均《舍勒与梅洛_庞蒂心身关系论之比较》[10]、侯杰、姜海龙《身体史研究刍议》[11]、张之沧《论身体尺度》[12]都是近年来研究身体问题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在此风潮的影响下,中国的体育理论界也吸纳了其他学科有关身体研究的既有成果和方法,并对涉及大体育观念的身体问题开展了初步的探究,谢光前《古希腊体育与身体意识的觉醒》[13]、谢光前、陈海波《体育之兴衰与身体解放》[14]皆对身体问题展开过阐述。但是,如何构建中国体育学术界的身体研究风尚,建立具有当代奥林匹克观念的身体研究学术体系,仍值得探讨。
1 身体的极度残缺致使阉人心理始终处于高度扭曲的混乱状态
阉人研究显然属于中国人的身体问题。阉人的历来为史学界重视,但是国内学者更为关注阉人的政治学问题,而鲜有人涉及阉人身体的特殊意义论题。阉人现象源于远古,初盛于奴隶社会,其起因也略复杂,大体而言有三种,一是民间风俗,如中国的岭南一带,民众有轻视生命之习,阉割儿童之风至今仍遗留于泰国、缅甸等国,唐朝的高力士等阉人皆为这类风俗的产物。二是奴隶制时代解决战俘的方法。奴隶制时期,如何处置战争之后剩余的大量战俘,一直是战胜方的难题,而阉割战俘则解决了将敌对的武装力量转移到顺从的依附力量的问题。三,汉朝以后,皇家选奴制确立,阉人成了皇室内廷奴隶的唯一来源群体,这便在无形中激励了民间自宫现象的出现。自宫群体中劣名昭彰者,当推明朝的大太监王振。
汉朝以降,帝王为了维持宫廷内部的安全和稳定,选择阉人为服务人员,其目的是为了起到一举多得的效果。首先,阉人由于失去了性能力,更具有依赖性,属于优质的奴隶人选。其次,阉人无生殖力,不会秽乱春宫,这对皇宫中女性比例偏大的情况是一种特殊的补充和调整。再次,阉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在常态的社会群体里受到歧视,这便迫使他们唯有对皇室忠诚始有生存的可能。
阉人在阉割后的身体状况也呈异常之状。通常会出现雌激素急剧下降的后遗症,胡须脱落,声带变细,肌肉强度下降,性格也比正常男人温和。但是,直至清代,由于阉割手术都不甚规范,阉割后的阉人性别变化的个体差异较大,有阉割不彻底者甚至有举阳迹象,即残留的阴茎有勃起功能,因此,入值皇宫的阉人遇到宫女时常有程度不同的性欲冲动,引发了所谓秽乱春宫的事件,但是,即使是最为失败的阉割手术要求受术人失去睾丸,其生育能力全部丧失,所以,帝制时期的阉人充当的宦官和太监,虽然也和宫女有“对食”之举,却无一例私养后代者。
阉人担当内廷奴隶的制度在汉朝确立,唐朝进入高发期,而尤以明朝为最发达,清朝则相对衰落,整个清朝已无大规模的阉人干政现象。明朝之所以出现阉人大面积出现的事实,首要原因在于明成祖朱棣夺取建文帝的帝位时利用了宦官的力量。以后,宦官在朝野逐渐享有特权。明朝也便成了阉人进入内廷的高潮期,阉人干预政权已成无法更改的事实,并涌现出了诸如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这样所谓的明朝四大太监。明朝阉人以其震荡朝野的权势而常为后人谈论。唐朝和明朝中后期,阉人弄权形成了所谓的名人效应,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生活,并在局部主宰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人类社会有一种自然性,每个单独的个体在平凡状态下均无大善与大恶迹象,而手握重权的人则在无形中获得了几乎是无限度扩大自己意志的能量,因此,对于权力拥有者的自律性考察,一直是中国古代官员考核的重心。仍以明朝为例,对官员的考核重心在于德行。阉人以其在内廷的特殊身份则成功地逃避了德行考核的过滤,从而酿成祸害国家的现象。阉人之所以能够危害国家,在于他们的心理问题,即强行地将其潜在的自卑人格跃进到煊赫人格后,必然危害到国家权力结构本身,但是,阉人的心理变态根本上还来源于其生理的残缺。
得势阉人的普遍心理病症首先表现在于加倍报复健全人生活的社会,而其报复常态社会的方法先在于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取超量的尊严。阉人报复健全人的首要方法是获取儿孙满堂的感受。得势阉人对于臣僚的人格控制就显得格外迫切。臣僚为了获得或维护利益,只好顺应得势阉人的心理,于是,恶性竞争必然促使中国礼仪制度的变形。魏忠贤是明代四大太监最末尾的一位,却权势最重。王世贞《觚不觚》载:“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跪者十之有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有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有八。”当时六部首脑以及内阁宰辅的所有官员皆为魏忠贤的干儿义孙。魏忠贤之所以招募如此数量的“儿孙”,除却为了权势扩张的需求外,同样是出于对自己丧失生殖力的心理补偿的需求。魏忠贤的干儿义子中包括内阁首辅顾秉谦以及魏广征,并形成了所谓的“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规模。
阉人报复健全人方法的第二类则是执掌权力。阉人生理的变化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更,阉人的心理变态有超越正常人的地方。魏忠贤为了达到更大的张扬权威和尊严的目的,还暗示各地为其建立生祠。浙江巡抚潘汝桢于天启六年奏报皇帝,要求为魏忠贤建生祠,明帝以“宜从众请”为由允准。民间建魏忠贤祠堂数量之多,已难以数计。身为阉人的魏忠贤对尊严格外敏感,见不拜官员,轻则“下狱论死”,重则“坐以大辟论斩”, 各地官员为避祸,几乎人人称魏忠贤为“九千九百岁”。顾炎武《日知录?宦官》载:天顺八年,两京六科给事中王徽等上书英宗说:“内官侍奉陛下,朝夕在侧,文武大臣不知廉耻者,多与之交结,有馈以金珠宝玉,加之奴颜婢膝者,朝夕在陛下前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谒者,内官便以为不贤,朝夕在陛下前毁之……日加侵润,未免致疑。称美者骤愈显位,非毁者久屈下僚。”严嵩阿谀魏忠贤,竟执掌相权达二十一年。
阉人报复健全人的第三类方法则是虐待健全人。《明史?魏忠贤传》载,魏忠贤督东厂,“所缉访无论虚实辄糜灿。戚臣李承恩者,宁安大长公主子也,家藏公主赐器。忠贤诬以盗乘舆服御物,论死。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击节称叹。奴告之,毙怀贤,籍其家。武弁蒋应阳为(熊)廷弼讼冤,立诛死。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魏忠贤活剥人皮既有目的性,也有随意性。《明史?魏忠贤传》又载:“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三人不敢出声。骂未讫,蕃人(东厂特务)摄四人至忠贤所,即磔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皆魂丧不敢动。”此醉汉终受酷刑。割杀醉汉的刀先从颅门开始,剥至脊梁,皮成翼状,醉汉言口渴。剥皮至尾骨,醉汉气息微弱。直到剥至双股,醉汉气绝身亡。阉人的残刻心理,恰反映了其扭曲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影像。阉人们变态心理的恶性泛滥,使得本该常态化的权力秩序变得畸形化了。
隋唐以来,中国的权力集中在皇权、士权和江湖三者之间。其中士权的主体是获得功名的科举考试的优异者。中国古代历来明朝中后期的阉人处于强势地位,而由科举考试实现王朝权力动能更新和权力结构改良的制度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完成状元式文人强者和军事型武人强者向世俗强者类型化转移的群体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常态人,而是一群被自阉或他阉了性器官的中国男人。明朝阉人干政的事实恰说明了权力类型转移的新现象,扬示出权力的艳俗化时代的到来,而面对皇帝口口声声“奴婢”自称的阉人,显然恶化甚至毒害了后世中国的官场风气,权力学开始向奴婢学转移。所谓奴婢学,指的是男人朝着女性化的方向转移。其中不仅包括人们常见的心理的奴婢化倾向,还直接包括了身体的奴婢化。于是,变性生理与变态心理,强权哲学与归雌理念,构成了明朝权力场的新内涵。奴婢的权力化结局,构成了明朝权力结构的复杂性。给顺从者以顺从者的优渥,给逆反者以逆反者的荼毒,正是获取了权势阉人手中的两件法器。
2 奴隶信仰加重了中国男性思维的阴性成色
客观地讲,由阉人变成的太监群体是人类自我创造出的另外一群特别的生物群体。这些人的生理呈非自然的反常状貌,以其超越了男女自然两性的特征,其审美类型也难以寻找归依,女性的阴柔之美和男性的阳刚之美在他们身上皆难以找到对应的根据。从心理学上说,阉人属于一群被正常人高度边缘化、孤立化、放逐化的人型异类,理当引起正常民众的同情,但是,汉朝以后,阉人一直与皇家内廷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潜在的权威群体。环绕在皇家内廷内外的阉人都经历过生理方面的重大刺激,属于受到创伤记忆的群体,加之阉人群体多受过严格的奴隶训练,其行为与信仰已与常人不同,其心理也大多和他们的生理一样,为心理畸变者一类。
人类学的意义上说,阉人作为独特群体的社会特殊性十分明确,不管人们对待这种人是如何的称呼,在一向以儒教礼仪占据主流社会规则的中国,阉人群体的存在恰是对儒教伦理正义性的嘲弄,更是儒学内涵长期忽视人类身体重要性的必然变形性产物。西方学者曾经认为,在一种以男人为传统统治者的国度里,阉人现象的屡禁不绝,更可认为是中国人在某种陋政压迫下生发的怪像。阉人属于不完整的男人,依附于皇宫贵族的阉人,终生为奴,身份不变,经年累月地依附于帝王的权力,生存于常态世人的阴影之下,虽然说他们间或也可以参与、分享最高权力,但是,更多的阉人却是跌入到了权力失落的阴影当中。少部分阉人即使获得了权力,其权力的相对份额也很有限。权力自身的有限性与人类权力欲望的无限性在他们身上形成了反差。于是,阉人们只好在自己的生存体系里竭力地构筑他们迥异于大众价值观的另类价值观念。清末皇帝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曾回忆过这位末世皇帝和太监相处的细节。
我每逢发脾气,不高兴的时候,太监就要遭殃;如果我忽然高兴,想开心取乐的时候,太监也可能要倒霉。我在童年,有许多希奇古怪的嗜好,除了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牛打架之外,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早在我懂得利用敬事房打人之前,不少太监们已吃过我恶作剧的苦头。有一次,大约是我八九岁的时候,我对那些百依百顺的太监们异想天开,要试一试我们是否真的对“圣天子”听话。我挑出一个太监,指着地上一块脏东西对他说:“你给我吃下去!”他真的趴在地上吃下去了。有一次我玩救火用的唧筒,喷水取乐。正玩着,前面走过来一个年老的太监,我又想起了恶作剧的念头,把龙头冲着他喷去。这老太监蹲在那里不敢跑开,竟给冷水激死过去。后来经过一阵抢救,才把他救活过来。[16]
严格地说,得势的阉人和未曾得势的阉人都受到过肉体和心理的伤害和摧残,阉人的大脑并没有受损,损伤最重的仅是他们的性器官,而真正残损的还是其灵魂。内廷里的阉人是终身的奴隶,无人可改变其地位,常态情况下,也不可能有别样的社会力量能够变更其命运,更无任何人能够改换他们生活的处境。于是构成了这样的景观,一大群人中异类组成了一个奇特的部落群体,他们永远不再回归到常态人格,并时常扮演一种类似欧洲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鬼魅或幽灵的角色。但是,欧洲文学或艺术作品中的幽灵形象只具有满足大众幻想的价值,而无现实操作的可能,中国的阉人在替代经典幽灵的历史过程中,却付出的是肉体毁灭和灵魂变形的代价。在欧洲只有在剧场才可虚拟性一得见到的幽灵式人物,在中国则是真实的现实社会存在。
由于残刻心理作用,阉人执行诸如屠杀之类的任务往往与众不同,极端者不仅突破了野蛮的返祖现象,还强化了原始人类切割人体的野蛮习俗。唐玄宗时宦官杨思勖在泷州平定陈行范领导的少数民族暴动,活捉暴民六万余并命唐军将其全部活埋。阉人对待同为阉人的人也同样残毒。牛仙童也是宦官,因受贿,玄宗把他交给了杨思勖处理。杨思勖捆牛仙童于木架,施以皮鞭、棍棒。命刽子手以利斧砍去牛仙童手足、臂膀、大腿。杨思勖则以利刃切割牛仙童肌肉,剔且吃,吃且笑,笑且观,并以怪异神情欣赏牛仙童的身体和面部表情变化。肉将吃尽,杨思勖始持利刃斫下牛仙童的头颅。旁立之军官、士兵、刽子手皆战栗。《新唐书?宦官传》说:宦官之心是“小人之情,猥险无顾藉。”“其残气不刚,柔情易迁,亵则无上,怖则生怨,借之权则专,为祸则迫而近。”得势的阉人中极端者的心理险诈的严重程度,可见一斑。
绝大多数的阉人只是权力的附庸而非权力的主宰,仅为权力的波澜而非权力的核心。他们执行了权力,却又为权力埋葬。确立了变态人格后的阉人展示了东方人格的不够稳定也欠缺成熟的界面。
古代中国文化发育基本健康,但是,阉人文化的独立性和独特性,构成了它对人类肉体残缺的鼓励机制。就政治或权利文化的成熟度而言,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人的婴儿时代,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皆以一种赤子之心扬名于世,秦汉属于中国的少年时代,那么,唐朝则是中国的青春期。唐朝的文化是对春秋战国文化的继承,也是对春秋与战国文化的复活。在唐朝以前,中国人的人格和西方人大体一致,李白的纵横家气质在唐朝得到了再度施展的机会,唐朝虽说也有阉人,但阉人文化也仅限于内廷,中唐后的得势阉人有干扰民间生活的表现,如白居易即写新乐府反对宫市,但是,总体来说对民间生活影响不大。明朝是中国文化的成熟期,明朝人逐渐发展出了和别的王朝不同的价值观念,像李白那样纵横四海无为而无不为的人物,到了明朝,初显端倪便会败灭殆尽。中国人的行为学模式终于成熟于明朝,这与明王朝阉人文化的定型并深刻象征性地影响民众集体无意识的事实具有难以分割的联系。
中国重视伦理人格。国人的伦理人格有所谓的小人系列和君子系列,由此系列衍生出忠臣和奸臣系列。所谓小人即顺应性强和原则性差的人,君子则相反。从整体的人格系统上说,阉人的人格基础更接近小人系列,即追求为人处事的顺应性,而排斥高远的理想。其实,研究阉人人格及其价值也是研究中国奴隶文化和奴隶人格的开端,还是研究传统中国人身上固有奴性的肇始。得势的阉人人格实际上捍卫了奴隶人格的纯洁性,他们的生活神秘幽暗而又自我封闭,在如此的生存环境,阉人极易滋生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独特的生活信仰,而阉人也便成了国家之内别样的宗教或信仰群体。不可否认,鉴于人类的大群体社会对小群体社会的本能性和习惯性歧视心理的作用,常态的人对阉人大多带有很强烈的歧视性定向思维,这种歧视情结也一直在刺激阉人社会的反感与反叛情绪。以现代理性的视野观察阉人文化的变迁,可知,阉人们已经成了中国文化体系中十分坚挺的特殊鉴别符号。被伤残的男人又去伤害别样的男人,支流社会中的人去戕害主流社会中的同类,受到残害的幸存者复仇于同类其他的幸存者,这种循环构成了阉人集团生存圈子里的固定走势,却逐渐为现代社会的观念世界所扬弃。
仍以中国为例,当代中国的阉人群体已然消失,由阉人缔造出来的文化体系以及具有阉人特性的历史惯性与思维积淀却仍然有复活的可能,或者依然存活在隐性的社会层面。阉人文化的本质实为奴隶文化,或者说奴隶文化的核心则为阉人文化。鲁迅多年前讲的中国人的生活,总也离不开奴隶二字,前一代奴隶一定要完成对后一代奴隶的压迫,以宣泄当奴隶的压抑。奴隶思维依照这样的势头代代相续,形成了生生不灭的奴隶的循环模式。近代以来,中国废除奴隶制度,奴隶现象不复存在,但是,由于曾经出现过阉人这种极端奴隶主义的现象,国人的奴隶思维并未彻底消亡,奴隶原则以各种变形的方式依然存在,如此种种,都值得现代人反思。鲁迅所说的奴隶的循环,实为阉人文化在现实世界无限度延伸的别样的影像。只要有东方式权力的结构模式存在,东方社会中的奴隶意识就依然有生发的土壤,这是权力学本身的悲剧,更是东方社会权力结构的缺失与隐患。
3奥林匹克精神营造出拯救阴性心理的大众审判场
以奥林匹克精神为向导的竞技体育所崇尚的精神可谓包罗万象,其显性的暴力内涵则无法回避,而且,游戏化的暴力因素构成了奥林匹克精神的内在的和主体的价值。暴力依然是人类和其他生物所一再追求的素质或残留的本能。可以说,进化论的基本精神就在于扬示万物的求生力量。极端的进化论论者认为,进化不仅导致了人和动物的差异,还加重了人类各部族之间的差异,甚至说,进化的本意即在于直接追求人和人之间以及部族与部族之间的等级性差异。在进化论者的视野里,暴力是一种常态,并且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史前社会的一切进化过程,都是暴力活动的结果,古典时代的暴力更是以一种原始主义的形态展示了其特有的威力,也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诠释了暴力现象的合理性。人类阉割同类的风习同样是蒙昧时代过度崇尚暴力、迷信暴力、依赖暴力的特殊的文化遗留物,在中国,其源头可追溯至商朝极度野蛮的人殉和人牲制度,商朝的人殉和人牲制度宽容了人类宰割同类的行为,却未曾将这种刀斧交加至人体的行为进化成近代外科医学,反而成了人类残害同类的极致行为,而阉人现象便是这样一种衍生于人类却普泛于中国社会的极权暴力施威之后的副产品。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里唯一宽容阉人现象的国度。当代社会的身体思想和人权理念已深入人心,以奥林匹克体育精神为代表的健康原则已是举世皆知。于是,在这样的前提下重新探讨中国的阉人问题,具有其人类学和东方学的价值和意义。弗罗姆曾专门论述过他所理解的健全的社会,那个社会是脱离了非公正性思维的反恶性极端化的世界。文明的历史是一部讲解善意故事的历史,而野蛮的历史则擅长解释非善意的客观存在。美的世界仅是历史的片段或局部,恶的历史则将人类别样的面目呈现给世人。美与善的本质决定了美善世界产生的动能,恶与真的天平则判决了真与恶的存在价值。当然,人类源于动物,并永为动物,阉人社会的理想和现象所昭示出的极端性的价值观体现了人类无以消除的动物性状,而且,人类的动物性状催化了大群体社会对小群体社会的垄断性控制冲动,而小群体社会对大群体社会的报复则以质地很高的形态实现其更为血腥化的施行程序。
现代思想家注意到了文明演进过程中所伴生的乌托邦主义,却忽视了社会进化过程中的非理性力量。文明是一种盲动的力量,而文化则是一种理性的力量,现代文明朝着理性时代的道路迈进的同时,尚属混沌的文化元素必然要获得新的解释与关注。阉人文化符号在当代的复苏,则说明东方文明的演进方式绝非文化的阶梯式递进,而伴随有反复无常的态势。很难想象现代人还能接受古代的阉人制度,近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已告别为王朝巩固而牺牲掉男人性别的时代,但是,阉人文化内涵中的小群体报复大群体的社会学存在仍然具备部落学和宗教学的研究价值。
中国的阉人制度不仅是国家衰微的象征体,亦为民族陋习的集体记忆,由它播撒下的非善性的种子依然有触地反弹后再以另一种面目登台亮相的可能。绝大多数阉人的精神世界具有反主流、反社会、反人类的倾向,其残缺的身体内隐含着一种东方人难以割舍的阴性情结。随着近代进化论思想的重新植入中国,改造中国既有国民性的意义渐次为人认知,阉人的文明才有可能从学理的层面进入到现代社会负面化的剖析与审判领域。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是进化论思想的升华版本,当代中国如此执着地追求奥林匹克精神,恰反映了长期处于亚健康层面的东方古典文明所体现出来的要求平衡与优化内部机能的迫切需求。
近代以来,中国一度沦为西方列强的猎物,说明由阴性文明缔造出的文化根性与文明的惰性几乎丧失了凭借自身能量完成社会更新的能力。现代奥林匹克精神融合了古罗马的刚健为上的理想和古希腊理性主义的准则,恰为中国阴性的文明体系注入了革命性和改良性元素。阉人文明的彻底崩溃是现代社会的事实,但是,阉人文化的潜在力量仍在华夏文明的体系内以别样的形态存在,这恰是奥林匹克文明体系依旧需要灌注并内置于华夏文明体系内的缘由。儒学精神指导下的社会并非完美的社会,包括阉人现象在内的中国古代的四大负面发明皆为儒学思想所兼容,儒学的部分内涵包容或纵容了阉割现象。阉人现象属于典型的身体问题,而残留在阉人身体问题背后的文化现象则构成了强烈要求蚀灭此种亚健康文化根性的真正动力。
只要略加关注中国古代人的身体问题就会发现,女性的缠足问题和男性的阉人现象构成了中国人身体观念的对应性罪感结构。尤其是这群由所谓的男人转移到第三性的人类特殊部落,应当对其身体本身以及相关的身体文化的外延作出特别的阐述。女性缠足问题和女性阉割问题如若得不到彻底的文化清理,中国人真正的健康观念只能是空中楼阁,且远非多少枚奥运金牌可以屏蔽,因为文化的劣根性在适当的历史土壤下依然有复活甚至泛滥成灾的机遇。
阉人现象毕竟产生于儒学占统治地位的帝制时期,具有戕害民族健康活性机体的缺陷。阉人问题的存在固然为东方国家历史的独特演化轨迹所宽容。更为值得一提的是,长达两千年的阉人现象,竟然为以儒家思想家为主体的所有思想家所高度容忍,儒学所特意强调的等级制,则构成了宽容阉人现象的前提,而当今新儒学一味讴歌儒学复兴的理论,则有以偏盖全的倾向。阉人现象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构成了东方式奴隶思维的社会基础,中国的诸多潜规则理论则多源自既有的奴隶理论,这正是值得当今新儒学信奉者亟待反省的地方。新儒学虽说有补救中国文化失缺优雅与诚信文明的积极价值,但是,儒学的先天不足则是不辩的事实。儒学未曾拯救中国的历史教训只好为崇高的奥林匹克文明的引进提供了最佳的理由。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拿来主义传统经过了汉唐两度高潮之后,只能以输入奥林匹克精神为标志,进入文化均衡与健康发展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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