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档案休闲”利用的质疑
刘东斌 吴雁平
摘? 要：以美国国家档案馆为例对“档案休闲”利用的现象和观点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国家档案馆是个个案，而个案不能代表全部，个性不能代表普遍性;档案的本质特性决定档案没有休闲的“基因”，档案的凭证价值亦决定档案没有休闲的“基因”。因而“档案休闲”利用的观点未必正确。
关键词：档案休闲;利用;
1 引言
“档案休闲”利用正式提出并集中研讨始于2000年第14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于此次大会关于档案休闲利用研讨及影响，有学者认为：“2000年14大对档案休闲利用服务展开集中研讨，这是国际档案界形成休闲利用观的起点。主报告之一《档案在休闲社会中的作用》将档案休闲利用提升到理论高度。它与《档案用户的教育》《档案和市场营销》《档案馆在社会中的形象：以新加坡为例》和《档案馆与公众交往的策略》四篇辅助报告配套，从不同方面阐述面对休闲社会的来临，档案作用发生了变化——从保存信息的‘珍宝演变成‘文化产品，档案利用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发展成休闲文化的组成部分。这表明文化休闲成为档案服务社会化的新方向。后来实践证明，借助14大推动，休闲利用在发达国家普遍展开，取得卓有成效的成绩。”[1]
对于“档案休闲”利用的研究国内也积极响应，一时间成为研究关注的热点。据从知网文献数据库中统计，以“档案”并含“休闲”为检索词，以“篇名”为检索项，检索到72篇。以“主题”为检索项，检索到220篇。以“档案休闲”为检索词，以“全文”为检索项，检索到429篇。具体年度分布及总体体量等情况如图1所示。
图1 相关论文的年度分布及总体体量情况
最近发表的一篇是2019年李勤的《中英档案休闲利用服务比较研究》[2]可见其热度不减。虽然，在国内对“档案休闲”利用的研究是热度不减硕果累累，但是，在实践界却是反应平平，既没有出现在档案统计年报之中，也未见有档案馆在利用统计分析中提及，基本上没有些许微澜。这不禁使人产生对“档案休闲”利用命题的怀疑。那么，“档案休闲”利用在发达国家是不是就真的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呢？这里就以美国国家档案馆为例进行分析，看看其究竟如何。
2 对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休闲”利用的分析
据学者介绍：“美国国家档案馆是全球馆藏数量最大的档案馆之一，十年前有国内学者感叹其丰富馆藏——‘纸质文件631534立方英尺，制图与建筑文件45000立方英尺，电影和声像片38000立方英尺，照片15000立方英尺，电子文件1400立方英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体育等各个领域，馆藏十分丰富，其载体形式也多种多样，包括纸质、图表、录像带、广告片、电影片、照片、幻灯片、电子文件等，其中仅图片就有800多万幅。档案馆统计利用率最高的档案中，二战时期照片档案总位居前列。以家谱、历史照片为代表的档案迎合了休闲需要，广受民众欢迎。”[3]仅仅一个“馆藏数量最大”，一个“档案馆统计利用率最高的档案中，二战时期照片档案总位居前列”，没有具体的统计利用数据，没有利用人数，没有档案利用数，没有利用档案数与馆藏档案数的比例，既不能说明档案利用率高，更不能说明档案迎合了休闲需要和广受民众欢迎。实际上，据现有的资料分析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利用情况，不是我国的档案馆档案利用率低，而是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利用率低。“就我国全国综合档案馆的整体上说档案利用率平均高出美国国家档案馆19.39倍。最高的竟是我国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县级档案馆，竟高出美国国家档案馆最高利用率的101.68倍。结论是我国档案馆的档案利用率不仅高于美国档案馆的档案利用率，而且是远远高于美国档案馆的档案利用率。”[4]我国档案馆的档案利用率一直很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档案休闲”的利用，而一个比我国档案馆的档案利用率还低的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的某一类的档案利用中的某些档案利用能有多卓有的“档案休闲”利用成效呢？
再据学者的介绍：“国外档案馆适应休闲需要，加大了宣传力度。最典型当数美国国家档案馆。华盛顿旅行指南将国家档案馆与白宫、国家博物馆等景点均收录其中，吸引国内外游客参观。”“好莱坞巨制电影《国家宝藏》也在档案馆实地取景。档案馆与媒体、娱乐、IT行业联手宣传，极大提高了影响力。目前每年有上百万人被吸引前来参观，这一数据多少能让人体会到‘大众休闲的意味。”[5]就“上百万人被吸引前来参观”来说，并不能让人体会到“大众休闲”档案的意味，因为“参观”并不等于“休闲”档案，这里就姑且将“参观”等同于“休閑”。上百万人前来参观什么呢？这里并未给出。让我们看看另一位学者的介绍：“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永久性陈列大厅——美国《独立宣言》《宪法》和《人权法案》等最珍贵的文件就长年陈列在这里，每年接待观众达上百万人次。”[6]从两者不同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后者的表述应该是事实，吸引上百万公众参观的是“美国《独立宣言》《宪法》和《人权法案》等最珍贵的文件”，而不是“档案馆适应休闲需要，加大了宣传力度”，也不是“档案馆与媒体、娱乐、IT行业联手宣传，极大提高了影响力”。
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最早并没有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而是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在档案馆奠基典礼上，伯特·胡佛总统以全国人民的名义，为档案馆大厦剪彩，并发表了演说。他宣布：‘在这里，我们将存放我国历史上最神圣的文献——《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原稿。”“然而，国会图书馆的人们反对这样做。就在一九三四年圣诞节前夕，J·富兰克林·詹姆森写信给康纳，要求他不要不同赫伯特·普特南商量，就自作主张地移交《宣言》和《宪法》。詹姆森强调说，那些文件放在国会图书馆不仅仅是因为行政命令，同时也出于国会法令的权威。此外，他还认为，每年都有多达一百万的旅游者、学校儿童和其他一些参观者到国会图书馆参观这些文件，而参观国家档案馆大厦的人数要比上述数字少得多。”[7]而最终决定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移交给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原因是，美国国会图书馆是座老式的石制建筑，两份文件放在那个建筑里面，既无防火设备，又无防轰炸设备。此外，在国会图书馆里也没有温度控制设施。当温度升高或降低时，羊皮纸的手稿就会急剧胀开或缩小。克米伯利认为花费一笔巨款来重修国会图书馆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更何况国家档案馆大厦的展览大厅，已经作好了保护和展览那两份文件的准备呢。在档案馆大厦里，不会有异常的温度变化。”“因为在敌人进攻或其它灾难到来的情况下，那两份文件放在档案馆要比放在图书馆安全得多。对公众来说，档案馆和图书馆一样，都是容易进去的。”[8]最后，在1952年《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正式移交给美国国家档案馆，并在展览大厅里展览。
从上述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收藏展览的经历来看，早在1934年，在2000年第14届国际档案大会提出档案休闲的前66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就已经被每年多达一百万人“休闲”了，早已“让人体会到‘大众休闲的意味”了。正验证了那位詹姆森的话：“参观国家档案馆大厦的人数要比上述数字少得多”。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展览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其参观人数在几十年后才达到一百万人。如果按照人口比例算，至今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展览的人仍没有超过原来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参观的人数占比。之所以按照人口比例算，有两层意思，一是单说参观者一百万，并不能说明谁的参观者是多是少，按人口比例计算是相对客观的;二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参观者应该与人口的增长成正比，也就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参观者也相应地增加，参观者与人口的增长率应该持平。而如果按照档案学者们的观点，随着档案宣传的不断加大力度、文化素质和档案意识的提高，参观者应该成倍地增长，最起码要超过人口的增长。所以按人口比例计算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出是否增长。这里只是做一下粗略的计算，所以上述的参观者“上百万人”、“达上百万”、“多达一百万”，都按一百万计算。据美国人口统计，1930年6月1日为1.228亿，[9]那么，当时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参观的人数约占美国总人口的0.81%;2000年为2.814亿。[10]
那么，在2000年第14届国际档案大会提出档案休闲时（上述有位学者介绍的美国国家档案馆接待观众达上百万人次的文章是1995年发表的，这里就姑且认为到2000年仍然是一百万），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的人数约占美国总人口的0.36%，比当时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参观的人数占比下降了55.55%，还不到当时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参观的人数占比的一半;2010年人口普查，美国人口为3.087亿，[11]那么，“让人体会到‘大众休闲的意味”的文章发表时间是2010年，当年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的人数约占美国总人口的0.32%，比2000年第14届国际档案大会提出档案休闲时占比又下降了11.11%，比当时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参观的人数占比下降了60.49%，只是当年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参观的人数占比的39.5%，也就是三分之一多点。
对于美国国家档案馆每年接待百万之众的参观者，国内的学者是不厌其烦地介绍和赞叹：如，“美国国家档案馆每年接待百万之众的参观者更是为我国许多档案工作者耳熟能详和津津乐道。”[12]“美国国家档案馆每年接待参观者达百万之众，不能不让我们佩服美国的档案工作者的确……‘有一套！”[13]而实际上，相信大家看了上述的分析后，会有另一番感慨。如果按人口比例增长而增长，2010年到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参观者应该到达250万人次。而如果按照档案学者们的观点，随着档案宣传力度的加大、档案意识的提高等，就按增长1倍，也应该达到500万人次！如果按照学者们“津津乐道”佩服的“的确……‘有一套”的话，至少要增长2倍以上，才可以发出此赞叹，那么，就是750万人次！可惜，原来美国国家档案馆并没有学者们想象的那么“有一套”，美国国家档案馆使出浑身解数，仍然拼不过几十年前的图书馆。而且，这每年接待百万之众的参观者是有原因的，也就是不管《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保存在什么地方，都能每年吸引上百万的参观者。虽然说，对公众来说，保存在档案馆和图书馆是一样的，但是，事实上，保存在图书馆更能吸引观众，这是不是需要档案人深思啊？
3? 对“档案休闲”利用的思考
通过上述案例，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一些学者宣扬、赞叹、佩服美国国家档案馆在档案利用方面做得如何如何，事实并非如此。其二，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是个个案。美国国家档案馆每年有上百万人参观是因为展览《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缘故，不管它们保存在什么地方，都能吸引参观者。设想一下，如果美国国家档案馆没有了它们，还会有那么多参观者吗？可以说这只是个不可复制的个案。而如果美国国家档案馆没有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这样的珍宝，还能吸引众多的参观者，并且能复制其经验的话，那倒应该值得佩服。其三，休闲是档案人的一厢情愿。
仅仅得出以上结论，似乎还是比较浅的，这里面是不是还有更深的问题？显然需要深思。
3.1 档案的本质特性决定档案没有休闲的“基因”。对于档案的本质是什么，档案界并没有较为一致的认识。但是，从我国的档案学研究发端的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档案是为“保存备查”的特征就不断地在档案定义研究中呈现。如，周连宽在《档案处理法》（1935年）一书中认为：“所谓档案。系指处理完毕而存贮备查之公文也。”[14]这里直接地点明了档案是“存贮备查”的。直到今天，陈兆祦、和宝荣、王英玮主编的《档案管理学基础（第三版）》（2005年）仍然认为：“档案是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保存备查的各种形式和载体的数据、信息和知识记录。”[15]直接点明档案“保存备查”的特征。那么，国外的档案定义呢？英国希拉里·詹金逊所著《档案管理手册》（1922年）中所定义档案是“某一行政管理或行政事务（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实施过程中所拟就或使用，作为该事务的组成部分，事后由该项事务的负责人或其合法继承者保管，以备不时查考的各种文件。”[16]“以备不时查考”就是“保存备查”。美国档案学家T·R·谢伦伯格在1975年再版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认为：“档案是经过鉴定，值得永久保存以供查考和研究之用，业已藏入或者选出准备藏入某一档案机构的任何公私机构的文件。”[17]“藏入”“供查考和研究之用”，也是“保存备查”。从以上对中外档案定义的历史简单梳理中可以看出，人们对档案的认识、对档案的定义，尽管随着对档案的深入认识，其定义不断有所变化，但是，其“保存备查”的功能却一直贯穿其中，从“存贮备查”到“保存备查”，从“以备不时查考”到“藏入”“供查考和研究之用”，可以看到“保存备查”的功能在档案定义中是一脉相承、一以貫之，这都说明档案是为“保存备查”而存在的。“保存备查”是什么，“保存备查”的实质是记事备忘，可以说记忆备忘是档案的本质，档案是记忆备忘的工具。而记忆备忘的工具说明档案是“备用品”，并不是常用品。
对于档案这种“备用品”来说，“备用”就是不是常用，用也是偶尔用。就如同汽车的备胎，你见过谁的汽车备胎经常用？更不会将汽车备胎经常拿出来欣赏地休闲用！档案的这种“保存备查”的“备用品”特征就决定了利用得越少越好，而且这种利用大都是被动地被利用。并且决定了档案根本就没有休闲的“基因”。显然，论休闲图书馆要比档案馆有优势，这是由于图书的性质所决定的，图书是什么？图书是传播经验、思想、知识的工具，这也就决定图书是利用的人越多越好，这也就是档案馆在休闲上拼不过图书馆的根本原因。
3.2 档案的凭证价值亦决定档案没有休闲的“基因”。对于档案价值来说，有着多种多样的形态，或者说其价值是多元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档案最主要和最核心的价值是凭证价值。因为，唯有档案的凭证价值是档案特有的价值，而且这种凭证价值是其他东西不可替代的。“档案的凭证价值是档案独有的且优于其它文献信息资源的一种价值形态，是档案的核心价值”，[18]档案正是以其具有凭证价值而立足于文献之林。
档案凭证价值最大的特点就是用少，即利用得越少越好。而档案凭证价值的这一特点是由档案记忆备忘的本质决定的。对档案凭证价值的利用都是由于档案记忆备忘工具——“保存备查”决定的，档案馆保存档案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备查”。档案馆保管的档案凭证价值作用的发挥，重心不是在“查（用）”上，而是重在“备”上。正如有的学者说的那样：“养档千日，用在一朝”[19]。显然，“养档千日，用在一朝”重心在“养档”上，也就是档案的“备”上。“养档千日，用在一朝”表明档案馆档案是不经常被利用的，也表明档案凭证价值的利用具有用少的特点。档案因具有凭证价值而“备”保存，但是，它们“保存备查”提供利用是有条件的。“只有在利用主体的权益受到影响，需要档案作为证据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时候，利用主体才会有利用档案的主观愿望，进而采取利用档案的实际行动，在平时利用者是没有必要拿出证据来‘利用的。同时，一旦问题解决，利用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有再次利用这份档案的需求，因为证据只要证明一次就够了，没必要反复证实，反复利用。”[20]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以凭证价值为主的档案是利用得越少越好，而且，其利用一般也就是一次足矣，没必要反复利用。
也许有人会说，虽然，没有必要反复拿出档案证据来“利用”证明什么，但是，可以拿出档案证据来“休闲利用”啊。问题是利用者有没有必要和动机反复拿出档案证据来“休闲利用”，比如，你有必要和动机反复到档案馆拿出你的婚姻档案证据来“休闲利用”吗？也许会有人说，可以“休闲利用”其他的档案证据啊。问题是你的婚姻档案证据愿意拿出来让别人“休闲利用”吗？也许会有人说，你举的是个极端例子。就目前我国综合档案馆的馆藏来说，有关民生的专业档案基本上占到了50%以上，而这些有关民生的专业档案基本上都属于需要保护隐私的档案，也就是不能被“休闲利用”的档案。也许有人会说，那还有另外的50%档案呢。其他的档案大都是各个单位的档案，其中有不少单位的协议、合同等，还有专业档案如财会档案等，也都是不能被“休闲利用”的档案。也许有人会说，那还有开放的档案以及公开的政府信息档案呢。这类档案且不说占档案馆的馆藏有多少，这里就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民政部门某年的一份《关于加强防汛救灾工作的通知》，有多少人会去“休闲利用”？又有多少人会去反复“休闲利用”？不能说一个没有，但是，不会很多。所以，档案的凭证价值的特点亦决定了档案没有休闲的“基因”。
3.3 个案不能代表全部，个性不能代表普遍性。我们不能说某份档案不会被“休闲利用”，也不能说没有某一个人就喜欢没事到档案馆去随意翻翻档案“休闲利用”。但是，可以说这两者都是个案。即某份档案被“休闲利用”，既不能得出所有的档案都可能被“休闲利用”，也不能得出档案具有“休闲利用”的价值和特点的结论。而对某一个人喜欢到档案馆去随意翻翻档案“休闲利用”，也不能得出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到档案馆“休闲利用”档案。个案是不能代表全部的，而个案得出的结论，只是个性而不是普遍性。对于“档案休闲”的个案来说，是不能得出普遍性的规律的。档案的存在是由全部档案的普遍性质决定的，而不是由个别档案的性质决定的。
4 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档案休闲”利用的观点未必正确。对于“档案休闲”利用的观点，不管是外国档案学者提出的，还是第14届国际档案大会对“档案休闲”利用研讨得出的结论，都值得怀疑。外国档案专家提出的观点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也不能认为是国际档案大会的主题或者得出的所谓共识就一定是正确的。因为，从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出，并没有取得多少实效，离所谓的档案休闲相距甚远。让人感觉所謂的档案休闲就是一个“噱头”，已经远离档案记忆备忘的本质。
再就是像档案利用工作实践性这么强的工作，应该立足我国的档案利用工作实践来总结利用规律，而不能人云亦云，国外“云”什么，我们“亦云”什么。更可怕的是，不是在全面理解国外档案利用工作的基础上介绍的情况，而是一知半解式地照搬照抄，或者片面地照搬照抄，甚至割裂历史“断章取义”式地推介。例如，一些研究者在顶礼膜拜式地推介“美国国家档案馆每年接待百万之众的参观者”时，就没有完整全面地介绍这“百万之众的参观者”的来龙去脉。
注：本文为2019年度河南省档案科技项目《新形势下综合档案馆档案利用研究》（项目编号：2019-R-04）的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1][3][5]黄霄羽.国外档案利用服务社会化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特点[J].档案学通讯，2010（06）：41-44.
[2]李勤.中英档案休闲利用服务比较研究[J].办公自动化，2019，24（11）：51-55+64.
[4]刘东斌，吴雁平.中美档案馆馆藏档案利用的三个共性——基于中美档案馆馆藏档案利用率的比较分析[J].档案管理，2019（06）：58-62.
[6]胡绍华.访美散记之五——访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管理署[J].档案管理，1995（03）：36-40.
[7]（美）米尔顿·O·贾斯特弗桑，田犁译.历史性的移交——记《独立宣言》和《宪法》转交到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经过[J].档案学通讯，1980（02）：64-68.
[8]（美）米尔顿·O·贾斯特弗桑，田犁译.历史性的移交——记《独立宣言》和《宪法》转交到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经过（续）[J].档案学通讯，1980（03）：73-78.
[9]宿景祥.美国经济统计手册[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2：7.
[10][11]董秀丽著.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73.
[12]姜之茂.外国档案展览的理论和实践[J].档案学通讯，2000（03）：38-44.
[13]赵屹，陈晓晖，朱久兰.美国的档案工作与信息服务社会化——兼谈对我国档案信息服务社会化的启示[J].档案学通讯，2001（02）：67-73.
[14]周连宽编著.公文处理法与档案处理法[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80.
[15]陈兆祦，和宝荣，王英玮.档案管理学基础（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0.
[16]宋涛主编.最新办公室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全书[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406.
[17]美国T·R·谢伦伯格，黄坤坊等译.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3：22.
[18]归吉官.对档案价值与档案客体价值的再认识[J].档案，2011（03）：9-12.
[19]丁永奎主编，国家档案局编.档案专业干部培训系列教材：档案学概述[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23.
[20]刘旭光，刘蔚.档案利用率质疑[J].档案学通讯，2011（03）：98-101.
（作者单位：刘东斌，濮阳市档案馆;吴雁平，开封市档案馆?? 来稿日期：2019-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