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传记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魏雪 全展
摘 要： 40年来，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取得标志性的巨大进展，主要研究成就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现代传记理论体系的推进和传记诗学的构建;第二，传记文学史研究领域成绩斐然，取得大规模的丰收效益;第三，传记文学批评多层面、多方法展开，专题研究著作蔚为大观;第四，外国传记文学研究全方位推进，翻译与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传记文学研究成就显著，但也不应无视它还存在的局限与不足，有几个问题尤其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并加以改进完善。
关键词： 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回顾;问题反思;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8）09-0146-08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朱东润先生致力于传记文学的研究、著述和教学，为中国文学界做了一番披荆斩棘的工作。“十七年”时期亦有传记作家和批评家对传记文学真实性问题的关注与探讨。“文革”时期，传记创作与出版呈现萧条荒凉的景象，传记研究也偃旗息鼓进入停滞阶段。新时期以来，我国传记文学的创作和出版，逐渐进入繁荣与勃兴的新历史阶段，传记文学研究真正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春天。
一、40年来传记文学研究的标志性进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取得标志性的巨大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从理论批评的角度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与时俱进，正确信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改革开放以来文艺界迎来大解放，1978年秦牧率先喊出“我們十分需要传记文学” ?① ，呼唤社会主义时代的“文艺复兴”。20世纪80年代前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集束式地发表理论批评文章，就有关传记作品的理论原则问题、作品写作问题广泛讨论，深入对话，以进一步解放思想，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百花齐放”的写作原则，自觉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评说历史，臧否人物。
适当引进国外传记文学的理论，成为20世纪80年代前期明智而有效的选择。这一时期先后问世的《传记文学》《名人传记》《世界纪实文学》等刊物，在译介国外传记文学理论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② 20世纪90年代以降，对国外传记文学理论的译介成果不断有新创获。 ?③ 一方面理论界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观，另一方面又与时俱进，学习借鉴西方诸多新的科学文化成果，广泛吸取养分，使得我们的传记文学研究视野更加开阔，思想不断解放，成果不断深化创新。
第二，形成一支实力雄厚、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研究队伍，新人辈出。朱东润先生是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者，“现代传记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和文类，正是在朱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经世济国的热情和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并走向成熟的” ?④ 。传记文学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培养，逐步纳入高校的教学体系和实践日程。随着中国传记文学学会（1991）、全展，男，荆楚理工学院文学传播研究所教授，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荆门 448000）。
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1994）和国际传记文学学会（1999）的相继成立，使传记文学的创作与研究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传记文学界涌现出了朱东润、韩兆琦、陈兰村、杨正润、赵白生、俞樟华、全展等三代领军学者，以及一批思想新锐活跃、研究实力强劲的中生代、新生代理论批评家，他们共同构建了传记文学研究靓丽的风景线。
第三，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由微观趋向中观、宏观，研究方法、研究角度渐趋多元。改革开放40年来，传记文学研究领域得到全方位拓展，用现代意识、现代精神、现代人的科学眼光和价值尺度去审视传记文学，成为研究者的基本共识。学术界努力建构中西传记诗学，把握勾勒传记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探究辨析传记现象思潮，阐释批评传记作家作品。如传记理论方面，引进20世纪西方文学、史学、心理学、哲学和文化批评的新成果，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取得了有一定价值的成果;传记文学史方面填补了以往未曾研究或很少研究的一些空白，如香港、台湾的传记文学发展史;传记文学批评方面，既有具体的单向的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又有更多的转向传记现象、传记类型、传主类型等多维的中观研究、宏观研究。现代文化观念的多元系统被引入传记文学研究领域，尝试着追寻宏阔的大文化的审美观照。
第四，研究成果丰硕喜人，构成了洋洋大观、色彩纷呈的崭新风貌。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至今，共出版传记研究论著100余部，发表传记文学研究论文4000余篇，其成果远远超过改革开放前的30年。《荆楚理工学院学报》《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先后创办“传记文学研究”栏目，还有《现代传记研究》集刊的创办，加上专门发表文艺评论的报刊以及大学学报、社科院（联）系统的研究杂志等，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时期的专著与论文，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也普遍提高，无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研究的深度都超越了前人。
第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传记文学研究国际对话格局业已形成” ?⑤ 。这一时期，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香港艺术发展局、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等学术团体机构，深感文化全球化和多元化时代对话交流的重要性，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学术研讨活动，成功举办了40余次学术研讨会，立足于国际视野，鼓励中外对话交流，格局更为宽广，其中可以见出传记研究自身学术视野的拓展以及与不同学科的融会贯通之势。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创始人赵白生教授，多次组团在国外会议上发出中国的声音。海外传记研究名家名著与文学思潮的翻译引进与传播，极大地拓展并丰富了研究的空间，其借鉴意义不言自明。杨正润教授领衔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的立项和顺利实施，取得了丰硕成果。
二、40年来传记文学研究的主要成就
40年来传记文学研究的成就突出地表现在传记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传记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传记文学批评、外国传记文学研究四个方面。下面分而述之。
1.传记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40年来传记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主要表现在现代传记理论体系的推进和传记诗学理论的构建。
第一，现代传记理论体系的推进成果突出。传记理论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传记文学的基础理论、美学原则、写作原理等研究上。早在1993年，朱文华在《传记通论》中就明确提出了“建立‘传记学” ?⑥ 的主张，并将理论、历史、实践确定为“传记学”的三支基干。李祥年的《传记文学概论》，则将传记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存在的文学学科进行研究。全展的《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和《传记文学：观察与思考》，对传记文学理论作了多向度的关注与探索。两书涉及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历史性、艺术性、传记文学的批评原则、写作伦理与笔调、影视传记片的美学特征以及传记文学的文化意识等若干理论问题。传记文学写作艺术研究方面，除了何元智、朱兴榜的《中西传记文学研究》用一半篇幅谈“传记文学写作基础理论”外，还有王兆彤的《传记·回忆录写作导引》、郭久麟的《传记文学写作论》和《传记文学写作与鉴赏》、贾英华的《怎样写好人物传记》等。这些著作主要阐述传记、回忆录文体的基本知识，解析写作方法艺术，以其基础性、知识性与操作性见长。
传记理论的探索还多方面向纵深拓展。俞樟华的《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填补了有关古代传记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一大空白。作者狠下一番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功夫，进行系统整理，总结归纳了汉代、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明清的传记理论，较为完整地建构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理论体系。论著体例新颖，纵横结合，点面兼顾，达到了相当的理论深度。 ?⑦ 俞樟华等人所著的《古代传记真实论》，虽然談论的是传记这一最核心、最永恒的话题，但材料充实，论述系统全面，常有出新处。张新科的《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新意迭出，严谨、丰裕、精思与创新是其主要特点。著者在深入探讨中国古典传记的发展及其特征的基础上，立足现实，着重阐释了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生命价值、忧患意识、哲学意蕴、民族心理、道德生命的弘扬、消费接受及其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进而揭示古典传记求真求深求美的当代意义。
第二，中西传记诗学的理论建构成果引人瞩目。美国传记家艾德尔1977年提出的建立“传记诗学”的倡议，得到了中国学者的热烈响应。杨正润的《现代传记学》和赵白生的《传记文学理论》，中西融通，古今兼说，是目前传记诗学理论建构最重要的两部成果。赵著具有言简意远、直击鹄的、格调清逸的艺术风格，著者运用中西双向阐发和比较个案分析的方法，第一次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传记文学的事实理论、虚构现象、结构原理、阐释策略和经典诉求。这些命题的阐释富有理论创新性，其中“传记事实、自传事实和历史事实构成了传记文学里事实的三维性” ?⑧ 的论述，更是涉及传记文学本体论核心，具有拓荒意义。该书不但为树立传记家意识奠定了理论基石，而且为中西传记诗学的构建提供了厚实的学理资源。 ?⑨ 杨著别具慧眼，对传记进行全面考察，以传记和自传的标准形式为主要对象，又兼及其边缘和新兴形式以及交叉形式，在传记本体论、传记形态论和传记书写论三个维度展开论述。该书论域开阔，吸收了国内外传记研究，特别是20世纪以来西方传记理论以及相关领域的学术成果，科学总结了中国和西方传记史上经典作品的写作经验，建立了一个崭新而相对完整的传记理论体系。 ?⑩
在中西传记诗学理论建构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还有王成军和赵山奎。王成军先后出版《纪实与纪虚——中西叙事文学研究》和《中西传记诗学研究》（修订本为《传记诗学》），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建构中西传记诗学，发出富有建设意义的中国学术之声” ?（11） 。这些论著深入探讨了中西传记诗学的诸多理论问题，细致阐释中外传记经典作品，艺术剖析中外传记名家的美学特征，其研究颇具个性化与多样性，略感不足的是几本书之间多有重复之处。赵山奎的《传记视野与文学解读》视野宏阔，从“传记—文学解释学”双重角度，专门论述了传记诗学与西方传统等多个问题。
2.传记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
40年来传记文学史研究领域成绩斐然，取得大规模的丰收效益。文学史研究便于系统梳理源远流长、纷繁复杂的传记文学进程中的主导线索，以其客观、简赅、谨严、实证而获得传记文学自身发展演进规律的把握和对作家作品的评判。改革开放40年来，除了一些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传记发展史以较多篇幅的关注外，传记文学史更拥有通史、断代史、比较史、国别史、地方史等多种独立的撰写类型，其研究进展和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通史研究的铺开和深入。如韩兆琦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因其筚路蓝缕而影响巨大。该著以时代为序分为八章篇幅，追溯历史，探索艺术，清晰勾画出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陈兰村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及其修订本，有意将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由古代延伸到现当代，朝着“通史”方向深入掘进。该著富有历史意识，资料丰富，纵贯古今，描述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轮廓清晰明了，阐释其发展演变规律科学客观。此外，该著还特别注意历代关于传记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积累、钩沉、总结，在一定程度上又可视为一部小型的理论批评史略。郭久麟的《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以宏阔的眼光和思维，贯通中国近代、现代、当代100多年的历史，对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历程做了全方位、全景式的描述。当然，这部史著在完整性和选取作品方面也存在一些可以避免的不足。
第二，断代史研究不断有新发现。李祥年的《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论述了我国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创作的发展历史和艺术特点，同时对这一时期具有经典价值的传记作品做了颇有见地的评析，以丰富翔实的材料和严谨的论断，使人对于汉魏六朝传记文学的总体状况，包括它的发展趋势和盛衰荣枯，有一个鲜明完整的印象。张新科的《唐前史传文学研究》，力图把唐前史传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从传记文学史论角度综合研究，从总的倾向上探讨它的发展规律以及与其他文学样式的关系，以显现唐前史传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该著充分体现出历史的纵与横的交错，学术的广度与深度的结合。全展的《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以勾勒中国大陆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描绘当代传记文学的斑斓景观、追踪当代传记文学的流变走向、总结当代传记文学的经验得失而见长。其中，“尤以第一章‘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历程和第十二章‘当代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态势显得具有开阔的视野和理论的深度” ?（12） 。辜也平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史论》，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视野宏阔，学理性强，既有比较视野下的历史研究，又有历史视野下的个案研究，还有诗学视野下的理论研究。在这三重视野的交互参照中，我们可以对现代传记文学的历史发展有一个全面的把握。
第三，比较史与地方史的新开拓。杨正润的《传记文学史纲》，既是一部东西方多民族的宏观传记文学史，又是一部研究各国传记文学不同发展的比较文学史。著者有意打破国别界线，着力于现代理论形态和传记理论内容的融合、理性的规律探索和感悟的文学鉴赏的会合、传记史同作家作品论的结合，洞察各国传记文学之间相承与变异的内在图式，其研究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这部开山之作对以往文学史的陈旧模式的突破，体现出兼具时代动感与学术个性的独创性意义，在方法论方面能给人不少启迪。廖一的《当代吉林传记文学研究》，是地域传记文学研究的开拓之作。作者充分把握吉林传记文学多民族共同发展和融合互通特点，一方面对传记历史流变作宏观深致的考察，一方面对代表性作家作品作细致入微的剖析，富有文化研究的立体感，其智性诗意与恢宏气度令人难忘。
第四，填补港台传记文学史的写作空白。香港、台湾的传记文学，过去都较少研究，而这一时期出现了寒山碧的《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和郑尊仁的《台湾当代传记文学研究》两部力作。前者作为香港传记文学研究的新创获，具有三大特色：视野开阔，纵横交贯，资料翔实全面;直率犀利，评价具体，力求客观公允;论述精辟，见解独到，富有理论创新。后者体现了台湾传记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视界，其特点突出体现为强烈的问题意识、独特的研究视角、缜密的艺术构思、繁复的理论建树。
3.传记文学批评全方位展开
40年来，传记文学批评多层面多方法开展，专题研究著作蔚为大观。这时期文学批评人才辈出，形成传记研究前辈、中坚与新秀三结合的学术梯队。批评视角的拓展和批评方法的多元是其突出特点：从社会历史批评，到文化批评、美学批评、语言学派批评、精神分析学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都活跃于评论界;而政治视角、文化视角、艺术视角以及单向视角、双向视角、多元视角的批评也各行其道。传记文学的批评在内容与形式、深度与广度各个方面都显示了前所未有的蓬勃之势，其进展和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古代传记文学的专题研究。陈尚君整理的《八代传叙文学述论》与《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属遗著新刊，是已故著名学者朱东润先生20世纪40年代的著作。这两本著作“完成于他学术生涯的鼎盛时期，视野开阔，功力遥深，融贯中西，见解独到，历经六十余年，仍具新锐气象” ?（13） 。郭双成的《史记人物传记论稿》、李少雍的《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和韩兆琦的《〈史记〉与传记文学二十讲》，专门论述了司马迁《史记》及其传记专题的种种问题（其中有中西比较的视域），得出扎实而严谨的科学判断。陈兰村和张新科的《中国古典传记论稿》，既有对古代传记的理论概括和阐释，又有对历代重要的传记文学现象的分别论述，能使人对古典传记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俞樟华率领他的同事及研究生团队集体攻关，先后出版了《古代杂传研究》《清代传记研究》《古代假传和类传研究》《宋代传记研究》等，对大量文本和各体传记文学现象做了细致全面的探究。熊明的《杂传与小说：汉魏六朝杂传研究》及其修订本《汉魏六朝杂传研究》，在对唐前杂传作大量文献发掘整理工作的基础上，抽丝剥茧，悉心考辨，深入揭示了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品格、汉魏六朝研究的小说史意义，以及汉魏六朝杂传对后世传记文学发展的影响价值，填补了杂传研究的一大空白。此外，尹德翔的《东海西海之间——晚清使西日记中的文化观察、认证与选择》、史素昭的《唐代传记文学研究》、谢志勇的《逡巡于文与史之间：唐代传记文学述论》、田恩铭的《唐宋变革视域下的中唐文学家传记研究》等，都体现了我国学者研究古代传记文学的学术成绩和不同路径走向。
第二，现当代传记文学的专题研究。（1）20世纪传记文学的宏观概括与整体研究。陈兰村、叶志良主编的《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描述了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历史位置及其基本走向，在作家与创作的构成方面，尽可能多地体现出广泛性与代表性，以此更好地體现出传记文学发展的真实图景与历史规律，但对研究对象把握与认知的深度，还有努力的空间。李健的《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研究》和《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研究》，使人们对20世纪传记文学的认识更趋于真切、明晰。前者从不同维度准确地揭示了新时期传记文学的独特性，具有一定理论分量;后者“综合地考察传记文学如何从古代史传向现代文学转型的过程”，“偏重于理论形态的探讨，对于现代传记创作和理论都有比较丰富的阅读和研究”。 ?（14） 叶志良的《现代中国传记写作的历史与叙事》，纵向梳理了“五四”以来中国传记与传记类文学写作的发展脉络，横向概括了现代自传、他传、杂传、类自传和传记体小说的叙事方法特征，既以研究的学理品格见长，又以视角的求异或方法的见新而为人关注。
（2）自传与作家传记的研究。杨正润主编的《众生自画像——中国现代自传与国民性研究（1840—2000）》，颇具史家眼光和学术价值。著者另辟蹊径，以现代自传为对象，理性考察中国人所描绘的自我形象和表现出来的自我意识，从个别的叙述中透视国民性格的整体，发现与重铸民族灵魂。房福贤的《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研究十六讲》及其姊妹篇《老树新枝：近三十年来现代中国作家传记研究》（房福贤、房默、许真合著），综合观察、追踪新时期以来作家传记思潮的嬗变演进，探讨作家传记的诸多问题，有个案剖析，有现象阐释，有比较研究，以把握作家传记写作的新趋向，与作品独特而纷繁的思想意蕴形成相互勾连的审美观照。朱旭晨的《秋水斜阳芳菲度：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研究》、韩彬的《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研究》、赵焕亭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刘海霞的《前期创造社同人自传文本研究》、谢子元的《中国现代作家自传研究》，等等，都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整体质量较高，各具特色，而尤以朱著和赵著更具创意、更为出彩一些。
（3）作家评传及其他方面的研究。新时期以来，出现了现当代作家评传的写作热潮。这方面的成果之多、成就之大，我们另文论述。其他方面的研究，如吴凑春的《当代中国传记片创作现象批评》、王凌云的《新时期中国画家传记研究》，都开辟出一片研究的新天地。还有胡智云的《叶永烈及其纪实文学》、汪炜的《新世纪初的大众文化与传记文学》，均体现出青年学人良好的研究功底和学术潜力。
第三，集体和个人出版的论文集。个人的成果，如袁祺的《岩石与彩虹：杨正润传记论文选》、俞樟华的《传记文学谈薮》、全展的《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等;集体性的研究成果，如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编的《传记文学新近学术文论选》与《传记传统与传记现代化》，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编的《传记文学研究》，寒山碧主编的《香港传记文学发展特色及其影响》与《理论探讨与文本研究》，徐光荣、黄瑞主编的《传记文学的崛起与勃兴》，温奉桥主编的《理论与实践：〈王蒙自传〉研究》等，可见出中国传记文学研究界学者的勤奋努力。
第四，传记文学普及与经典传播。如乔象钟、徐公持、吕薇芬选编的《中国古典传记》，韩兆琦的《中国传记艺术》，陈兰村的《中国古代名人自传选》、萧关鸿的《中国百年传记经典》等，体现了普及与提高的学术眼光。
4.外国传记文学翻译与研究取得一定成果
40年来，外国传记论著的翻译引进与传播取得一定成绩，如法国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的《传记面面观》（韦大玮、李宗杰译）、英国学者艾伦·J.谢尔斯顿《传记》（李文辉、尚伟译）、日本学者川合康三的《中国的自传文学》（蔡毅译）、法国著名学者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杨国政译）以及梁庆标选编的《传记家的报复——新近西方传记研究译文集》等的出版，初具规模，可以他山攻错。此外，还发表了一定数量的翻译论文。
外国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除了前述赵白生的《传记文学理论》、杨正润的《现代传记学》、王成军的《传记诗学》外，还有赵山奎的《精神分析与西方现代传记》别开生面。该著从传记史、传记叙事、传记理论三个维度，探讨精神分析理论对西方传记文学的影响，“把文本分析同理论探讨结合在一起，以出色的思辨和综合能力，对纷繁复杂的西方现代传记史作出明晰、简洁的梳理，对传记同精神分析的关系择其要点进行剖析，作出客观而中肯的评价” ?（15） 。
外国传记史方面，唐岫敏等人所著的《英国传记发展史》和邹兰芳的《阿拉伯传记文学研究》均为填补空白的专史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唐著每章以英国传记史上的关键词开篇，多元解读，令人耳目一新。它揭示了各个时期传记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纵向探讨了英国传记发展的演变轨迹，横向比较了传记与其他文学样式之间的关系及其价值作用，给读者铺开一幅长而美妙的传记文学发展画卷。邹著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独特眼光，具有较独特的史论视角与史论力度，用严密的逻辑条理去进一步强化阿拉伯传记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外国传记文学批评体现出多姿多态多质的艺术景观。成绩最为突出的是自传研究，如袁雪生的《〈富兰克林自传〉与美国精神》、曹蕾的《自传忏悔：从奥古斯丁到卢梭》、梁庆标的《自我的现代觅求——卢梭〈忏悔录〉与中国现代自传（1919—1937）》、焦小婷的《非裔美国作家自传研究》、刘江的《自传叙事与身份隐喻——以富兰克林自传为例》等，大多吸收国外新颖、前沿的理论视角和学术话语，比之前人的研究多有所超越与突破。此外，还有李战子的《语言的人际元功能新探——自传话语的人际意义研究》（英文版）、许德金的《成长小说与自传：成长叙事研究》（英文版）、李战子等著《跨文化自传与英语教学》（英文版）等，扩展了自传更宽泛的研究范围。成绩突出的还有其他专题研究。刘曙雄、赵白生、魏丽明等人所著的《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研究》，具有学术拓荒意义，充分展现出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的人性光辉与艺术魅力。唐岫敏的《斯特拉齐与“新传记”——历史与文化的透视》，从历史与文化的双重视角透视“新传记”现象及其代表人物利顿·斯特拉齐的传记，其探索有着一种智性的发现。杨国政、赵白生主编的《欧美文学论丛第四辑·传记文学研究》，孙勇彬的《灵魂的挣扎——鲍斯威尔〈约翰生传〉中的人格叙说》，文丽华的《朝鲜时期烈女传研究》（朝鲜文），冯伟的《克里斯托弗·马洛的传记研究》，成为传记专题研究引人注目的新收获。更有杨正润主编的《外国传记鉴赏辞典》，120多万字，收录外国传记鉴赏文章109篇。该辞典每篇文章由作品提要、作品选录、赏析三部分组成，虽只是窥豹一斑，但可以满足读者从不同角度欣赏传记的审美需要。
三、40年来传记文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40年来的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在与时代、与人民心心相印的前行过程中成就斐然，谱写了20世纪以来中国传记文学研究的最美华章。但是，我们也不应无视它还存在的局限与不足，以下几个问题尤其值得认真反思。
1.传记文学理论体系化的工作尚未取得全方位的突破
如前所述，传记文学理论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取得了较大的实绩。《现代传记学》和《传记文学理论》作为理论研究的代表成果，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学者适应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创造“传记诗学”新学术的文化自信，一些研究者也着力探究传记文学理论的体系化。但从整体上来看，传记文学理论的体系化研究明显地落后于创作实践。一方面，传记文学理论体系化论著的数量着实不多;另一方面，就目前已有的成果来看，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升华。王成军是新时期崛起的较有代表性的传记文学理论批评家，他研究传记文学32年，发表了数十万字的理论批评文章，但其《中西传记诗学研究》《传记诗学》名曰“专著”，实为“论文集”，虽然探讨了中西传记诗学的诸多理论问题，提出了不少新鲜见解，但因碎片化、重复多而缺乏系统完整的理论建构。我们至今还没有一部从美学、文化学、文艺学等角度对传记文学进行分型研究的哲思化的专著，更缺乏像《儿童文学新论丛书》《新视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丛书》那样的系列化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丛书。“此外，日记、书信、年谱、忏悔录、回忆录、谈话录、人物肖像、人物剪影、人物随笔等依然少人问津。传记文学的家族谱系如此庞大，不全面研究这个谱系，我们的理论就难臻完善。” ?（16）
2.传记文学史书写形式较为单一，缺乏应有的深广度
一些传记文学史力图体现文学史研究学术范式的转型，努力寻找文学内部发展的规律，也尽可能将文学发展置身于时代精神中去考察，改变了已往以宏观叙事为特征的文学通史编写模式，然而整体质量并不十分理想。有的传记文学史书写，对文学内部规律的揭示与外部环境影响的论述似乎是两张皮，不能将二者水乳交融。就文学史撰写模式而言，许多史著大多未能摆脱已有思维定式，基本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概述、作家生平介绍、创作成果罗列、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地位影响等内容，对于重要作家设置专章，次重要作家写一节，无外乎主要作品+艺术分析的写作模式。有些传记文学史研究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学术眼光，未能从整体性原则去获取独到的史论视角与史论力度，不能把一些传记现象、传记思潮、传记作家作品有机贯穿起来，将其作为历史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因而难以系统地从传记文学发展角度进行综合研究，难以科学地研究其互补互渗又互相不能替代的关系，最终只能成為流水账式的个体事实的排列，或编年意义上的作家作品分析汇编。
传记文学史特别是中国现当代传记史“以论代史”的文学史写作方法，十分强化文学历史叙述的理论性。然而，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真正能够达到辜也平《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史论》那样高学术水平的专著屈指可数。40年来，文学思潮经历过新启蒙文学思潮、多元化文学思潮等历史演进，但传记文学史再现这一发展历程时，缺乏与整个时代发展协同并进的思潮史的建构。一些文学史只是满足于对作品进行平面的、静态的概括与归纳，而缺乏对作品进行规律性的、立体的、动态的理解与阐释。目前，我们缺少真正有学术思想统领的、有个人史识见地的传记文学史。此外，传记文学国别史的写作也是一大短板，目前传记史的研究只涉及极少数几个国家，这与世界传记文学蓬勃发展的状况极不相称。
3.富有理论价值的作家作品论凤毛麟角，泛泛而谈、无关痛痒的评论居高不下 ?40年来关于传记文学作家作品的评论难以计数，但像韩梅村《多棱透镜下的人生——张俊彪论》一类言之成理、富有理论创新意识，既充分肯定作家作品的成绩，又直陈作品存在瑕疵的传记作家专论却不多见，更多的是一些空泛乏味的跟风、吹捧之作，或者是“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 ?（17） ;或者只是进行简单的介绍和内容的复述，缺少一分为二的深入批评。还有些批评文字堪称“酷评”，作者的出发点不是与人为善、以理服人，而是居高临下，存在着较偏激的情绪，充满说教味或火药味，以博人眼球。相当一部分成果的研究视角与话语形式较为传统，局限于“一思想二艺术”的老套分析方法，缺少多视角的发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批评缺乏深邃独特的学理思路，缺乏学理化的价值判断，大多还停留在一种感性认识上，对作品作简单化的政治评判，很少有哲学的、人性的、文化的思辨性阐释。
4.外国传记文学论著的翻译引进严重滞后，工作力度亟待加强 ?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学术界在最近30年里非常重视对传记文学的研究，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我国的翻译引进工作严重滞后，仅翻译引进4部专著、1部译文合集以及一定数量的论文。像里翁·艾德尔的《文学传记》《叙述人生：传记家的艺术》与《记录人生：传记原理》，劳拉·马库斯的《自传/传记话语：理论，批评与实践》，奈杰尔·汉密尔顿的《传记简史》和《怎样写传记》，汉斯·任德斯和宾那·德·汉那的《传记理论探讨：历史、微观历史、传记》，托马斯·库塞的《美国自传——先知模式》《脆弱的传主——伦理与传记》与《回忆录概论》，保罗·约翰·埃金的《自传中的虚构：自我编造艺术之研究》，这些在西方具有较大学术影响的研究论著，目前我们尚未翻译引进。
四、对传记文学研究的思考
针对上述存在的不足与局限，我们认为，在新时代续写传记文学研究新篇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改进完善。
1.批判继承中外传记文学理论，全面研究传记文学的家族谱系
我们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展更广阔的思想艺术空间。一方面坚持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弘扬传统，超越传统;另一方面要大力翻译引进外国传记论著，充分借鉴国外传记文学理论，有所取舍，择善而从，为我所用。以传记文学文体“元理论”研究为例，就需要研究者密切追踪和挖掘当下传记文学的实践经验，不断总结归纳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创作规律，提炼传记文学的文体原理，从传记文学源流论、文体特征论、美学形态论、文化生态论、分类书写论等重要维度，构建一种自成系统又具开放逻辑体系与学科构架的传记理论。
传记文学的家族谱系颇为壮观，新时代的传记文学研究需要具有更加广博的理论视野，除了关注传统的纸质媒介样式，如传记、日记、书信、年谱、回忆录、忏悔录、谈话录等，还应关注新兴的电子媒介样式，如博客、微博、微信、电邮、电子传记以及影视传记等。理论研究者要从文化的角度深入研究传学理论，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两个维度发力，探索新理论，建立新美学，彰显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彰显中华传记文化的自信与自觉。
2.以现代性作为精神引领和价值标尺，重新观照传记文学的历史脉络
传记文学研究同人亟须开拓思维空间，改善智能结构，提高文化艺术综合素养。我们应该对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历程进行深入而思路清晰的历史梳理，将新的文学史理论引入编撰之中，以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文化价值立场架构起文学史描述的主线，贯穿起一部部发现并体察“人”的精神意向和人性深度的文学史，以求史料翔实、理论扎实、总结规律、思想思潮与艺术思潮交错并存地展开传记文学的历史版图。
为了达到上述理想境界，研究者要自觉摒弃商业大潮中的浮躁气，耐得住寂寞，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好史料的搜寻、整理、鉴别、使用等方面的工作，注重微观史料与宏观视野的结合，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的结合，历史反思与现实启示的结合，要有发现新史料、运用新方法、拓展新视野的雄心壮志。首先要做好专题研究，这有助于拓宽拓深研究的文学内涵和研究层面，激发相关研究的潜能;其次要探索和创新文学史的写作体例，寻找最能反映时代需求的撰著方式;最后是不回避一些相对艰难、生僻的领域，促进文学史研究的平衡发展。
3.加强传记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贴近文本作实证分析 ?研究者要强化文化担当意识，具体深入地进行文本细读，即对文本进行主动的、参与的、创造性的阅读，敏锐地发现一个个既在文本之外又与文本息息相关的事实，完整呈现作家的传记写作历程和作品的艺术价值，阐释作家的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要改变以往对单篇作品的个案研究大多带有即时书评色彩的现象，切中肯綮地分析作品，增加理论建树与深度剖析。要直面热点，理性述评，激浊扬清，褒优贬劣，发挥评论应有的积极作用。要保持批评的独立性和超越性，拒绝商业诱惑和“红包批评”“人情批评”，摒弃“灌水式”“板砖式”的娱乐化批评，既反对误人的“捧杀”，也反对伤人的“棒杀”。传记文学研究者，应当主动地与传记作家和受众展开平等对话，相互切磋，以批评家的敏锐，鞭辟入里的文本分析，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場，重塑全媒体时代兼具创新与和谐的文学批评格局。
新時代续写传记文学研究新篇章，我们责无旁贷。我们应继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学艺术的生产力，为学术创新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推进新时代传记文学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注释
①秦牧：《我们需要传记文学》，《上海文学》1978年第7期。
②③全展：《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3页。
④（14）陈思和：《传记文学的原则与基本精神》，《人民日报》2010年12月17日。
⑤⑩全展：《传记文学：观察与思考》，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3、112页。
⑥朱文华：《传记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页。
⑦⑨全展：《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2、214页。⑧（16）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0、2—3页。
（11）王成军：《中西传记诗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3页。
（12）樊星：《当代传记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序全展〈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参见全展：《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13）朱东润：《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内容提要。
（15）杨正润：《〈精神分析与西方现代传记〉序》，参见袁祺：《岩石与彩虹：杨正润传记论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72页。
（17）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5日。
Review and Reflection of Studies on Chinese Biographies ??i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ei Xue?? Quan Zhan
Abstract： Sine 40 years ago，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and its main research achievement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promotion of modern biographical theory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biographical poetics; second，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history research， and large-scale harvest benefits; third， the multi-level and multi-method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spectacular monographic research works; fourth， the all-round promotion of the study of foreign biographic literature and considerable achievements in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biographic literature， but the limitations and shortcomings should not be ignored. There are several problems that deserve our careful reflection and need to be modified.
Key words： Chinese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review of research; reflections on problems; reform and opening up
摘 要： 40年来，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取得标志性的巨大进展，主要研究成就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现代传记理论体系的推进和传记诗学的构建;第二，传记文学史研究领域成绩斐然，取得大规模的丰收效益;第三，传记文学批评多层面、多方法展开，专题研究著作蔚为大观;第四，外国传记文学研究全方位推进，翻译与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传记文学研究成就显著，但也不应无视它还存在的局限与不足，有几个问题尤其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并加以改进完善。
关键词： 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回顾;问题反思;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8）09-0146-08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朱东润先生致力于传记文学的研究、著述和教学，为中国文学界做了一番披荆斩棘的工作。“十七年”时期亦有传记作家和批评家对传记文学真实性问题的关注与探讨。“文革”时期，传记创作与出版呈现萧条荒凉的景象，传记研究也偃旗息鼓进入停滞阶段。新时期以来，我国传记文学的创作和出版，逐渐进入繁荣与勃兴的新历史阶段，传记文学研究真正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春天。
一、40年来传记文学研究的标志性进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取得标志性的巨大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从理论批评的角度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与时俱进，正确信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改革开放以来文艺界迎来大解放，1978年秦牧率先喊出“我們十分需要传记文学” ?① ，呼唤社会主义时代的“文艺复兴”。20世纪80年代前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集束式地发表理论批评文章，就有关传记作品的理论原则问题、作品写作问题广泛讨论，深入对话，以进一步解放思想，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百花齐放”的写作原则，自觉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评说历史，臧否人物。
适当引进国外传记文学的理论，成为20世纪80年代前期明智而有效的选择。这一时期先后问世的《传记文学》《名人传记》《世界纪实文学》等刊物，在译介国外传记文学理论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② 20世纪90年代以降，对国外传记文学理论的译介成果不断有新创获。 ?③ 一方面理论界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观，另一方面又与时俱进，学习借鉴西方诸多新的科学文化成果，广泛吸取养分，使得我们的传记文学研究视野更加开阔，思想不断解放，成果不断深化创新。
第二，形成一支实力雄厚、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研究队伍，新人辈出。朱东润先生是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者，“现代传记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和文类，正是在朱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经世济国的热情和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并走向成熟的” ?④ 。传记文学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培养，逐步纳入高校的教学体系和实践日程。随着中国传记文学学会（1991）、全展，男，荆楚理工学院文学传播研究所教授，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荆门 448000）。
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1994）和国际传记文学学会（1999）的相继成立，使传记文学的创作与研究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传记文学界涌现出了朱东润、韩兆琦、陈兰村、杨正润、赵白生、俞樟华、全展等三代领军学者，以及一批思想新锐活跃、研究实力强劲的中生代、新生代理论批评家，他们共同构建了传记文学研究靓丽的风景线。
第三，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由微观趋向中观、宏观，研究方法、研究角度渐趋多元。改革开放40年来，传记文学研究领域得到全方位拓展，用现代意识、现代精神、现代人的科学眼光和价值尺度去审视传记文学，成为研究者的基本共识。学术界努力建构中西传记诗学，把握勾勒传记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探究辨析传记现象思潮，阐释批评传记作家作品。如传记理论方面，引进20世纪西方文学、史学、心理学、哲学和文化批评的新成果，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取得了有一定价值的成果;传记文学史方面填补了以往未曾研究或很少研究的一些空白，如香港、台湾的传记文学发展史;传记文学批评方面，既有具体的单向的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又有更多的转向传记现象、传记类型、传主类型等多维的中观研究、宏观研究。现代文化观念的多元系统被引入传记文学研究领域，尝试着追寻宏阔的大文化的审美观照。
第四，研究成果丰硕喜人，构成了洋洋大观、色彩纷呈的崭新风貌。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至今，共出版传记研究论著100余部，发表传记文学研究论文4000余篇，其成果远远超过改革开放前的30年。《荆楚理工学院学报》《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先后创办“传记文学研究”栏目，还有《现代传记研究》集刊的创办，加上专门发表文艺评论的报刊以及大学学报、社科院（联）系统的研究杂志等，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时期的专著与论文，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也普遍提高，无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研究的深度都超越了前人。
第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传记文学研究国际对话格局业已形成” ?⑤ 。这一时期，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香港艺术发展局、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等学术团体机构，深感文化全球化和多元化时代对话交流的重要性，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学术研讨活动，成功举办了40余次学术研讨会，立足于国际视野，鼓励中外对话交流，格局更为宽广，其中可以见出传记研究自身学术视野的拓展以及与不同学科的融会贯通之势。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创始人赵白生教授，多次组团在国外会议上发出中国的声音。海外传记研究名家名著与文学思潮的翻译引进与传播，极大地拓展并丰富了研究的空间，其借鉴意义不言自明。杨正润教授领衔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的立项和顺利实施，取得了丰硕成果。
二、40年来传记文学研究的主要成就
40年来传记文学研究的成就突出地表现在传记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传记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传记文学批评、外国传记文学研究四个方面。下面分而述之。
1.传记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40年来传记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主要表现在现代传记理论体系的推进和传记诗学理论的构建。
第一，现代传记理论体系的推进成果突出。传记理论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传记文学的基础理论、美学原则、写作原理等研究上。早在1993年，朱文华在《传记通论》中就明确提出了“建立‘传记学” ?⑥ 的主张，并将理论、历史、实践确定为“传记学”的三支基干。李祥年的《传记文学概论》，则将传记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存在的文学学科进行研究。全展的《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和《传记文学：观察与思考》，对传记文学理论作了多向度的关注与探索。两书涉及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历史性、艺术性、传记文学的批评原则、写作伦理与笔调、影视传记片的美学特征以及传记文学的文化意识等若干理论问题。传记文学写作艺术研究方面，除了何元智、朱兴榜的《中西传记文学研究》用一半篇幅谈“传记文学写作基础理论”外，还有王兆彤的《传记·回忆录写作导引》、郭久麟的《传记文学写作论》和《传记文学写作与鉴赏》、贾英华的《怎样写好人物传记》等。这些著作主要阐述传记、回忆录文体的基本知识，解析写作方法艺术，以其基础性、知识性与操作性见长。
传记理论的探索还多方面向纵深拓展。俞樟华的《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填补了有关古代传记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一大空白。作者狠下一番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功夫，进行系统整理，总结归纳了汉代、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明清的传记理论，较为完整地建构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理论体系。论著体例新颖，纵横结合，点面兼顾，达到了相当的理论深度。 ?⑦ 俞樟华等人所著的《古代传记真实论》，虽然談论的是传记这一最核心、最永恒的话题，但材料充实，论述系统全面，常有出新处。张新科的《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新意迭出，严谨、丰裕、精思与创新是其主要特点。著者在深入探讨中国古典传记的发展及其特征的基础上，立足现实，着重阐释了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生命价值、忧患意识、哲学意蕴、民族心理、道德生命的弘扬、消费接受及其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进而揭示古典传记求真求深求美的当代意义。
第二，中西传记诗学的理论建构成果引人瞩目。美国传记家艾德尔1977年提出的建立“传记诗学”的倡议，得到了中国学者的热烈响应。杨正润的《现代传记学》和赵白生的《传记文学理论》，中西融通，古今兼说，是目前传记诗学理论建构最重要的两部成果。赵著具有言简意远、直击鹄的、格调清逸的艺术风格，著者运用中西双向阐发和比较个案分析的方法，第一次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传记文学的事实理论、虚构现象、结构原理、阐释策略和经典诉求。这些命题的阐释富有理论创新性，其中“传记事实、自传事实和历史事实构成了传记文学里事实的三维性” ?⑧ 的论述，更是涉及传记文学本体论核心，具有拓荒意义。该书不但为树立传记家意识奠定了理论基石，而且为中西传记诗学的构建提供了厚实的学理资源。 ?⑨ 杨著别具慧眼，对传记进行全面考察，以传记和自传的标准形式为主要对象，又兼及其边缘和新兴形式以及交叉形式，在传记本体论、传记形态论和传记书写论三个维度展开论述。该书论域开阔，吸收了国内外传记研究，特别是20世纪以来西方传记理论以及相关领域的学术成果，科学总结了中国和西方传记史上经典作品的写作经验，建立了一个崭新而相对完整的传记理论体系。 ?⑩
在中西传记诗学理论建构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还有王成军和赵山奎。王成军先后出版《纪实与纪虚——中西叙事文学研究》和《中西传记诗学研究》（修订本为《传记诗学》），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建构中西传记诗学，发出富有建设意义的中国学术之声” ?（11） 。这些论著深入探讨了中西传记诗学的诸多理论问题，细致阐释中外传记经典作品，艺术剖析中外传记名家的美学特征，其研究颇具个性化与多样性，略感不足的是几本书之间多有重复之处。赵山奎的《传记视野与文学解读》视野宏阔，从“传记—文学解释学”双重角度，专门论述了传记诗学与西方传统等多个问题。
2.传记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
40年来传记文学史研究领域成绩斐然，取得大规模的丰收效益。文学史研究便于系统梳理源远流长、纷繁复杂的传记文学进程中的主导线索，以其客观、简赅、谨严、实证而获得传记文学自身发展演进规律的把握和对作家作品的评判。改革开放40年来，除了一些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传记发展史以较多篇幅的关注外，传记文学史更拥有通史、断代史、比较史、国别史、地方史等多种独立的撰写类型，其研究进展和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通史研究的铺开和深入。如韩兆琦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因其筚路蓝缕而影响巨大。该著以时代为序分为八章篇幅，追溯历史，探索艺术，清晰勾画出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陈兰村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及其修订本，有意将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由古代延伸到现当代，朝着“通史”方向深入掘进。该著富有历史意识，资料丰富，纵贯古今，描述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轮廓清晰明了，阐释其发展演变规律科学客观。此外，该著还特别注意历代关于传记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积累、钩沉、总结，在一定程度上又可视为一部小型的理论批评史略。郭久麟的《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以宏阔的眼光和思维，贯通中国近代、现代、当代100多年的历史，对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历程做了全方位、全景式的描述。当然，这部史著在完整性和选取作品方面也存在一些可以避免的不足。
第二，断代史研究不断有新发现。李祥年的《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论述了我国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创作的发展历史和艺术特点，同时对这一时期具有经典价值的传记作品做了颇有见地的评析，以丰富翔实的材料和严谨的论断，使人对于汉魏六朝传记文学的总体状况，包括它的发展趋势和盛衰荣枯，有一个鲜明完整的印象。张新科的《唐前史传文学研究》，力图把唐前史传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从传记文学史论角度综合研究，从总的倾向上探讨它的发展规律以及与其他文学样式的关系，以显现唐前史传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该著充分体现出历史的纵与横的交错，学术的广度与深度的结合。全展的《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以勾勒中国大陆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描绘当代传记文学的斑斓景观、追踪当代传记文学的流变走向、总结当代传记文学的经验得失而见长。其中，“尤以第一章‘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历程和第十二章‘当代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态势显得具有开阔的视野和理论的深度” ?（12） 。辜也平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史论》，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视野宏阔，学理性强，既有比较视野下的历史研究，又有历史视野下的个案研究，还有诗学视野下的理论研究。在这三重视野的交互参照中，我们可以对现代传记文学的历史发展有一个全面的把握。
第三，比较史与地方史的新开拓。杨正润的《传记文学史纲》，既是一部东西方多民族的宏观传记文学史，又是一部研究各国传记文学不同发展的比较文学史。著者有意打破国别界线，着力于现代理论形态和传记理论内容的融合、理性的规律探索和感悟的文学鉴赏的会合、传记史同作家作品论的结合，洞察各国传记文学之间相承与变异的内在图式，其研究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这部开山之作对以往文学史的陈旧模式的突破，体现出兼具时代动感与学术个性的独创性意义，在方法论方面能给人不少启迪。廖一的《当代吉林传记文学研究》，是地域传记文学研究的开拓之作。作者充分把握吉林传记文学多民族共同发展和融合互通特点，一方面对传记历史流变作宏观深致的考察，一方面对代表性作家作品作细致入微的剖析，富有文化研究的立体感，其智性诗意与恢宏气度令人难忘。
第四，填补港台传记文学史的写作空白。香港、台湾的传记文学，过去都较少研究，而这一时期出现了寒山碧的《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和郑尊仁的《台湾当代传记文学研究》两部力作。前者作为香港传记文学研究的新创获，具有三大特色：视野开阔，纵横交贯，资料翔实全面;直率犀利，评价具体，力求客观公允;论述精辟，见解独到，富有理论创新。后者体现了台湾传记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视界，其特点突出体现为强烈的问题意识、独特的研究视角、缜密的艺术构思、繁复的理论建树。
3.传记文学批评全方位展开
40年来，传记文学批评多层面多方法开展，专题研究著作蔚为大观。这时期文学批评人才辈出，形成传记研究前辈、中坚与新秀三结合的学术梯队。批评视角的拓展和批评方法的多元是其突出特点：从社会历史批评，到文化批评、美学批评、语言学派批评、精神分析学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都活跃于评论界;而政治视角、文化视角、艺术视角以及单向视角、双向视角、多元视角的批评也各行其道。传记文学的批评在内容与形式、深度与广度各个方面都显示了前所未有的蓬勃之势，其进展和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古代传记文学的专题研究。陈尚君整理的《八代传叙文学述论》与《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属遗著新刊，是已故著名学者朱东润先生20世纪40年代的著作。这两本著作“完成于他学术生涯的鼎盛时期，视野开阔，功力遥深，融贯中西，见解独到，历经六十余年，仍具新锐气象” ?（13） 。郭双成的《史记人物传记论稿》、李少雍的《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和韩兆琦的《〈史记〉与传记文学二十讲》，专门论述了司马迁《史记》及其传记专题的种种问题（其中有中西比较的视域），得出扎实而严谨的科学判断。陈兰村和张新科的《中国古典传记论稿》，既有对古代传记的理论概括和阐释，又有对历代重要的传记文学现象的分别论述，能使人对古典传记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俞樟华率领他的同事及研究生团队集体攻关，先后出版了《古代杂传研究》《清代传记研究》《古代假传和类传研究》《宋代传记研究》等，对大量文本和各体传记文学现象做了细致全面的探究。熊明的《杂传与小说：汉魏六朝杂传研究》及其修订本《汉魏六朝杂传研究》，在对唐前杂传作大量文献发掘整理工作的基础上，抽丝剥茧，悉心考辨，深入揭示了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品格、汉魏六朝研究的小说史意义，以及汉魏六朝杂传对后世传记文学发展的影响价值，填补了杂传研究的一大空白。此外，尹德翔的《东海西海之间——晚清使西日记中的文化观察、认证与选择》、史素昭的《唐代传记文学研究》、谢志勇的《逡巡于文与史之间：唐代传记文学述论》、田恩铭的《唐宋变革视域下的中唐文学家传记研究》等，都体现了我国学者研究古代传记文学的学术成绩和不同路径走向。
第二，现当代传记文学的专题研究。（1）20世纪传记文学的宏观概括与整体研究。陈兰村、叶志良主编的《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描述了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历史位置及其基本走向，在作家与创作的构成方面，尽可能多地体现出广泛性与代表性，以此更好地體现出传记文学发展的真实图景与历史规律，但对研究对象把握与认知的深度，还有努力的空间。李健的《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研究》和《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研究》，使人们对20世纪传记文学的认识更趋于真切、明晰。前者从不同维度准确地揭示了新时期传记文学的独特性，具有一定理论分量;后者“综合地考察传记文学如何从古代史传向现代文学转型的过程”，“偏重于理论形态的探讨，对于现代传记创作和理论都有比较丰富的阅读和研究”。 ?（14） 叶志良的《现代中国传记写作的历史与叙事》，纵向梳理了“五四”以来中国传记与传记类文学写作的发展脉络，横向概括了现代自传、他传、杂传、类自传和传记体小说的叙事方法特征，既以研究的学理品格见长，又以视角的求异或方法的见新而为人关注。
（2）自传与作家传记的研究。杨正润主编的《众生自画像——中国现代自传与国民性研究（1840—2000）》，颇具史家眼光和学术价值。著者另辟蹊径，以现代自传为对象，理性考察中国人所描绘的自我形象和表现出来的自我意识，从个别的叙述中透视国民性格的整体，发现与重铸民族灵魂。房福贤的《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研究十六讲》及其姊妹篇《老树新枝：近三十年来现代中国作家传记研究》（房福贤、房默、许真合著），综合观察、追踪新时期以来作家传记思潮的嬗变演进，探讨作家传记的诸多问题，有个案剖析，有现象阐释，有比较研究，以把握作家传记写作的新趋向，与作品独特而纷繁的思想意蕴形成相互勾连的审美观照。朱旭晨的《秋水斜阳芳菲度：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研究》、韩彬的《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研究》、赵焕亭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刘海霞的《前期创造社同人自传文本研究》、谢子元的《中国现代作家自传研究》，等等，都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整体质量较高，各具特色，而尤以朱著和赵著更具创意、更为出彩一些。
（3）作家评传及其他方面的研究。新时期以来，出现了现当代作家评传的写作热潮。这方面的成果之多、成就之大，我们另文论述。其他方面的研究，如吴凑春的《当代中国传记片创作现象批评》、王凌云的《新时期中国画家传记研究》，都开辟出一片研究的新天地。还有胡智云的《叶永烈及其纪实文学》、汪炜的《新世纪初的大众文化与传记文学》，均体现出青年学人良好的研究功底和学术潜力。
第三，集体和个人出版的论文集。个人的成果，如袁祺的《岩石与彩虹：杨正润传记论文选》、俞樟华的《传记文学谈薮》、全展的《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等;集体性的研究成果，如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编的《传记文学新近学术文论选》与《传记传统与传记现代化》，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编的《传记文学研究》，寒山碧主编的《香港传记文学发展特色及其影响》与《理论探讨与文本研究》，徐光荣、黄瑞主编的《传记文学的崛起与勃兴》，温奉桥主编的《理论与实践：〈王蒙自传〉研究》等，可见出中国传记文学研究界学者的勤奋努力。
第四，传记文学普及与经典传播。如乔象钟、徐公持、吕薇芬选编的《中国古典传记》，韩兆琦的《中国传记艺术》，陈兰村的《中国古代名人自传选》、萧关鸿的《中国百年传记经典》等，体现了普及与提高的学术眼光。
4.外国传记文学翻译与研究取得一定成果
40年来，外国传记论著的翻译引进与传播取得一定成绩，如法国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的《传记面面观》（韦大玮、李宗杰译）、英国学者艾伦·J.谢尔斯顿《传记》（李文辉、尚伟译）、日本学者川合康三的《中国的自传文学》（蔡毅译）、法国著名学者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杨国政译）以及梁庆标选编的《传记家的报复——新近西方传记研究译文集》等的出版，初具规模，可以他山攻错。此外，还发表了一定数量的翻译论文。
外国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除了前述赵白生的《传记文学理论》、杨正润的《现代传记学》、王成军的《传记诗学》外，还有赵山奎的《精神分析与西方现代传记》别开生面。该著从传记史、传记叙事、传记理论三个维度，探讨精神分析理论对西方传记文学的影响，“把文本分析同理论探讨结合在一起，以出色的思辨和综合能力，对纷繁复杂的西方现代传记史作出明晰、简洁的梳理，对传记同精神分析的关系择其要点进行剖析，作出客观而中肯的评价” ?（15） 。
外国传记史方面，唐岫敏等人所著的《英国传记发展史》和邹兰芳的《阿拉伯传记文学研究》均为填补空白的专史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唐著每章以英国传记史上的关键词开篇，多元解读，令人耳目一新。它揭示了各个时期传记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纵向探讨了英国传记发展的演变轨迹，横向比较了传记与其他文学样式之间的关系及其价值作用，给读者铺开一幅长而美妙的传记文学发展画卷。邹著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独特眼光，具有较独特的史论视角与史论力度，用严密的逻辑条理去进一步强化阿拉伯传记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外国传记文学批评体现出多姿多态多质的艺术景观。成绩最为突出的是自传研究，如袁雪生的《〈富兰克林自传〉与美国精神》、曹蕾的《自传忏悔：从奥古斯丁到卢梭》、梁庆标的《自我的现代觅求——卢梭〈忏悔录〉与中国现代自传（1919—1937）》、焦小婷的《非裔美国作家自传研究》、刘江的《自传叙事与身份隐喻——以富兰克林自传为例》等，大多吸收国外新颖、前沿的理论视角和学术话语，比之前人的研究多有所超越与突破。此外，还有李战子的《语言的人际元功能新探——自传话语的人际意义研究》（英文版）、许德金的《成长小说与自传：成长叙事研究》（英文版）、李战子等著《跨文化自传与英语教学》（英文版）等，扩展了自传更宽泛的研究范围。成绩突出的还有其他专题研究。刘曙雄、赵白生、魏丽明等人所著的《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研究》，具有学术拓荒意义，充分展现出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的人性光辉与艺术魅力。唐岫敏的《斯特拉齐与“新传记”——历史与文化的透视》，从历史与文化的双重视角透视“新传记”现象及其代表人物利顿·斯特拉齐的传记，其探索有着一种智性的发现。杨国政、赵白生主编的《欧美文学论丛第四辑·传记文学研究》，孙勇彬的《灵魂的挣扎——鲍斯威尔〈约翰生传〉中的人格叙说》，文丽华的《朝鲜时期烈女传研究》（朝鲜文），冯伟的《克里斯托弗·马洛的传记研究》，成为传记专题研究引人注目的新收获。更有杨正润主编的《外国传记鉴赏辞典》，120多万字，收录外国传记鉴赏文章109篇。该辞典每篇文章由作品提要、作品选录、赏析三部分组成，虽只是窥豹一斑，但可以满足读者从不同角度欣赏传记的审美需要。
三、40年来传记文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40年来的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在与时代、与人民心心相印的前行过程中成就斐然，谱写了20世纪以来中国传记文学研究的最美华章。但是，我们也不应无视它还存在的局限与不足，以下几个问题尤其值得认真反思。
1.传记文学理论体系化的工作尚未取得全方位的突破
如前所述，传记文学理论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取得了较大的实绩。《现代传记学》和《传记文学理论》作为理论研究的代表成果，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学者适应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创造“传记诗学”新学术的文化自信，一些研究者也着力探究传记文学理论的体系化。但从整体上来看，传记文学理论的体系化研究明显地落后于创作实践。一方面，传记文学理论体系化论著的数量着实不多;另一方面，就目前已有的成果来看，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升华。王成军是新时期崛起的较有代表性的传记文学理论批评家，他研究传记文学32年，发表了数十万字的理论批评文章，但其《中西传记诗学研究》《传记诗学》名曰“专著”，实为“论文集”，虽然探讨了中西传记诗学的诸多理论问题，提出了不少新鲜见解，但因碎片化、重复多而缺乏系统完整的理论建构。我们至今还没有一部从美学、文化学、文艺学等角度对传记文学进行分型研究的哲思化的专著，更缺乏像《儿童文学新论丛书》《新视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丛书》那样的系列化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丛书。“此外，日记、书信、年谱、忏悔录、回忆录、谈话录、人物肖像、人物剪影、人物随笔等依然少人问津。传记文学的家族谱系如此庞大，不全面研究这个谱系，我们的理论就难臻完善。” ?（16）
2.传记文学史书写形式较为单一，缺乏应有的深广度
一些传记文学史力图体现文学史研究学术范式的转型，努力寻找文学内部发展的规律，也尽可能将文学发展置身于时代精神中去考察，改变了已往以宏观叙事为特征的文学通史编写模式，然而整体质量并不十分理想。有的传记文学史书写，对文学内部规律的揭示与外部环境影响的论述似乎是两张皮，不能将二者水乳交融。就文学史撰写模式而言，许多史著大多未能摆脱已有思维定式，基本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概述、作家生平介绍、创作成果罗列、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地位影响等内容，对于重要作家设置专章，次重要作家写一节，无外乎主要作品+艺术分析的写作模式。有些传记文学史研究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学术眼光，未能从整体性原则去获取独到的史论视角与史论力度，不能把一些传记现象、传记思潮、传记作家作品有机贯穿起来，将其作为历史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因而难以系统地从传记文学发展角度进行综合研究，难以科学地研究其互补互渗又互相不能替代的关系，最终只能成為流水账式的个体事实的排列，或编年意义上的作家作品分析汇编。
传记文学史特别是中国现当代传记史“以论代史”的文学史写作方法，十分强化文学历史叙述的理论性。然而，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真正能够达到辜也平《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史论》那样高学术水平的专著屈指可数。40年来，文学思潮经历过新启蒙文学思潮、多元化文学思潮等历史演进，但传记文学史再现这一发展历程时，缺乏与整个时代发展协同并进的思潮史的建构。一些文学史只是满足于对作品进行平面的、静态的概括与归纳，而缺乏对作品进行规律性的、立体的、动态的理解与阐释。目前，我们缺少真正有学术思想统领的、有个人史识见地的传记文学史。此外，传记文学国别史的写作也是一大短板，目前传记史的研究只涉及极少数几个国家，这与世界传记文学蓬勃发展的状况极不相称。
3.富有理论价值的作家作品论凤毛麟角，泛泛而谈、无关痛痒的评论居高不下 ?40年来关于传记文学作家作品的评论难以计数，但像韩梅村《多棱透镜下的人生——张俊彪论》一类言之成理、富有理论创新意识，既充分肯定作家作品的成绩，又直陈作品存在瑕疵的传记作家专论却不多见，更多的是一些空泛乏味的跟风、吹捧之作，或者是“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 ?（17） ;或者只是进行简单的介绍和内容的复述，缺少一分为二的深入批评。还有些批评文字堪称“酷评”，作者的出发点不是与人为善、以理服人，而是居高临下，存在着较偏激的情绪，充满说教味或火药味，以博人眼球。相当一部分成果的研究视角与话语形式较为传统，局限于“一思想二艺术”的老套分析方法，缺少多视角的发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批评缺乏深邃独特的学理思路，缺乏学理化的价值判断，大多还停留在一种感性认识上，对作品作简单化的政治评判，很少有哲学的、人性的、文化的思辨性阐释。
4.外国传记文学论著的翻译引进严重滞后，工作力度亟待加强 ?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学术界在最近30年里非常重视对传记文学的研究，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我国的翻译引进工作严重滞后，仅翻译引进4部专著、1部译文合集以及一定数量的论文。像里翁·艾德尔的《文学传记》《叙述人生：传记家的艺术》与《记录人生：传记原理》，劳拉·马库斯的《自传/传记话语：理论，批评与实践》，奈杰尔·汉密尔顿的《传记简史》和《怎样写传记》，汉斯·任德斯和宾那·德·汉那的《传记理论探讨：历史、微观历史、传记》，托马斯·库塞的《美国自传——先知模式》《脆弱的传主——伦理与传记》与《回忆录概论》，保罗·约翰·埃金的《自传中的虚构：自我编造艺术之研究》，这些在西方具有较大学术影响的研究论著，目前我们尚未翻译引进。
四、对传记文学研究的思考
针对上述存在的不足与局限，我们认为，在新时代续写传记文学研究新篇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改进完善。
1.批判继承中外传记文学理论，全面研究传记文学的家族谱系
我们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展更广阔的思想艺术空间。一方面坚持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弘扬传统，超越传统;另一方面要大力翻译引进外国传记论著，充分借鉴国外传记文学理论，有所取舍，择善而从，为我所用。以传记文学文体“元理论”研究为例，就需要研究者密切追踪和挖掘当下传记文学的实践经验，不断总结归纳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创作规律，提炼传记文学的文体原理，从传记文学源流论、文体特征论、美学形态论、文化生态论、分类书写论等重要维度，构建一种自成系统又具开放逻辑体系与学科构架的传记理论。
传记文学的家族谱系颇为壮观，新时代的传记文学研究需要具有更加广博的理论视野，除了关注传统的纸质媒介样式，如传记、日记、书信、年谱、回忆录、忏悔录、谈话录等，还应关注新兴的电子媒介样式，如博客、微博、微信、电邮、电子传记以及影视传记等。理论研究者要从文化的角度深入研究传学理论，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两个维度发力，探索新理论，建立新美学，彰显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彰显中华传记文化的自信与自觉。
2.以现代性作为精神引领和价值标尺，重新观照传记文学的历史脉络
传记文学研究同人亟须开拓思维空间，改善智能结构，提高文化艺术综合素养。我们应该对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历程进行深入而思路清晰的历史梳理，将新的文学史理论引入编撰之中，以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文化价值立场架构起文学史描述的主线，贯穿起一部部发现并体察“人”的精神意向和人性深度的文学史，以求史料翔实、理论扎实、总结规律、思想思潮与艺术思潮交错并存地展开传记文学的历史版图。
为了达到上述理想境界，研究者要自觉摒弃商业大潮中的浮躁气，耐得住寂寞，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好史料的搜寻、整理、鉴别、使用等方面的工作，注重微观史料与宏观视野的结合，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的结合，历史反思与现实启示的结合，要有发现新史料、运用新方法、拓展新视野的雄心壮志。首先要做好专题研究，这有助于拓宽拓深研究的文学内涵和研究层面，激发相关研究的潜能;其次要探索和创新文学史的写作体例，寻找最能反映时代需求的撰著方式;最后是不回避一些相对艰难、生僻的领域，促进文学史研究的平衡发展。
3.加强传记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贴近文本作实证分析 ?研究者要强化文化担当意识，具体深入地进行文本细读，即对文本进行主动的、参与的、创造性的阅读，敏锐地发现一个个既在文本之外又与文本息息相关的事实，完整呈现作家的传记写作历程和作品的艺术价值，阐释作家的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要改变以往对单篇作品的个案研究大多带有即时书评色彩的现象，切中肯綮地分析作品，增加理论建树与深度剖析。要直面热点，理性述评，激浊扬清，褒优贬劣，发挥评论应有的积极作用。要保持批评的独立性和超越性，拒绝商业诱惑和“红包批评”“人情批评”，摒弃“灌水式”“板砖式”的娱乐化批评，既反对误人的“捧杀”，也反对伤人的“棒杀”。传记文学研究者，应当主动地与传记作家和受众展开平等对话，相互切磋，以批评家的敏锐，鞭辟入里的文本分析，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場，重塑全媒体时代兼具创新与和谐的文学批评格局。
新時代续写传记文学研究新篇章，我们责无旁贷。我们应继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学艺术的生产力，为学术创新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推进新时代传记文学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注释
①秦牧：《我们需要传记文学》，《上海文学》1978年第7期。
②③全展：《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3页。
④（14）陈思和：《传记文学的原则与基本精神》，《人民日报》2010年12月17日。
⑤⑩全展：《传记文学：观察与思考》，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3、112页。
⑥朱文华：《传记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页。
⑦⑨全展：《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2、214页。⑧（16）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0、2—3页。
（11）王成军：《中西传记诗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3页。
（12）樊星：《当代传记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序全展〈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参见全展：《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13）朱东润：《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内容提要。
（15）杨正润：《〈精神分析与西方现代传记〉序》，参见袁祺：《岩石与彩虹：杨正润传记论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72页。
（17）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5日。
Review and Reflection of Studies on Chinese Biographies ??i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ei Xue?? Quan Zhan
Abstract： Sine 40 years ago，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and its main research achievement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promotion of modern biographical theory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biographical poetics; second，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history research， and large-scale harvest benefits; third， the multi-level and multi-method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spectacular monographic research works; fourth， the all-round promotion of the study of foreign biographic literature and considerable achievements in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biographic literature， but the limitations and shortcomings should not be ignored. There are several problems that deserve our careful reflection and need to be modified.
Key words： Chinese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review of research; reflections on problems; reform and opening 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