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文工团”叙事的忏悔意识

    内容摘要:严歌苓在军区文工团的经历成为其文学创作取之不竭的财富。严歌苓文工团叙事围绕忏悔意识,總体呈现出对倾轧弱者劣迹的同情与忏悔、被虐者的反击与救赎和拒绝忏悔构成的反讽三个层面,不仅展现了严歌苓小说中同类题材不断颠覆前作的文学张力与精神向度,也是文学艺术家追求精神完善的创作实践。

    关键词:严歌苓 “文工团”叙事 忏悔意识

    一九七一年,十二岁的严歌苓参军入伍,进入成都军区文工团成为舞蹈演员,四年后,随队友来到川、藏、陕、甘交界的草地,深入成都军区“铁姑娘牧马班”体验生活,为创作歌舞剧积累素材,一九七九年作为记者两次赴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前线。文工团,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工作团,是“军队文化工作的专业机构,军队文化工作是军队政治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①,一般由专业歌舞团、话剧团、乐团等组成,以文艺演出的形式慰问军队鼓舞士气,启发教育群众。初入文工团时,严歌苓正值青春年少,这段青葱岁月给她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从长篇小说处女作《绿血》(1986年)到《一个女兵的悄悄话》(1987年)、《雌性的草地》(1989年)、短篇小说集《穗子物语》(2005年)、《补山玉居》(2012年),再到《芳华》(2017年),她以日益成熟的笔锋去构建其文工团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题材的小说,成为别具特色的“文工团”系列。笔者发现,这些同题异构的“文工团”小说虽故事各异,却隐现着一种“忏悔意识”,不但指向心灵世界的深邃,也彰显出作者艺术表现力的不断成熟。摩罗认为原罪意识和忏悔意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意识,人类为了生存,捕猎动物杀戮同类,也会反思质疑这些行为,同时在质疑中承担精神责任,产生极大的罪恶感,于是进一步发展为忏悔意识。②严歌苓的小说中暗含的正是这种朴素的忏悔意识。

    一.对倾轧弱者劣行的同情与忏悔

    严歌苓塑造了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如中原地区艰难求生的顽强寡妇王葡萄(《第九个寡妇》)、大洋彼岸具有海纳百川般地母情怀的中国妓女扶桑(《扶桑》)、风骨浩然情深意笃的知识分子陆焉识(《陆犯焉识》)、温婉柔情的日本女郎多鹤(《小姨多鹤》)等等,不断推陈出新,她却始终难以割舍文工团时期的战友,以他们为原型,创造了一系列相关小说。文工团不仅是严歌苓挥洒青春的场域,而且见证了她年少轻狂不知轻重的劣行。四十年的光阴无法掩盖严歌苓内心的悔恨,这源自于她在回忆中一次次地叩问自己的心灵,在人人都能成为背叛者,人人可能被出卖的特殊时期,自己是否也成为伤害他人的推手?

    《绿血》中畏缩不自信的黄小嫚令人印象深刻。她夜里偷偷吃自己私藏的零星半点零食,室友发现后将她当作猥琐恶心的“耗子”。男兵不愿意与有体味的她合作完成托举动作,女兵们也当她有传染病似的地躲着她。室友抱团冷嘲热讽黄小嫚胸小,后来对手工加厚的内衣又是一阵嘲笑,黄小嫚恐惧的眼神在乔怡面前暴露了内衣的主人。后来,黄小嫚被下放到野战医院,在前线救助伤兵立功,连续受到表彰后患上精神分裂症。偷吃零食、男兵不愿托举、加海绵的内衣、精神分裂症等,“这种不断被使用的故事元素和不断被重写和改写的情节为‘元情节。‘元情节体现的不是叙事能力的匮乏和文学性的缺失,反而是使作家的小说叙事不断具有再生成‘叙事能力以及文学性的体现”。③这些“元情节”在《穗子物语·耗子》和《芳华》中反复出现,基本可以断定《绿血》中的黄小嫚(耗子)、《穗子物语》中的黄小枚(耗子)、《芳华》中的何小曼乃是以同一个人为原型创作的,她们有着共同的绰号——“耗子”。叙述者“我”《绿血》中的乔怡与《穗子物语》、《芳华》中的萧穗子与“耗子”们原本少有交集,“我”一度对“耗子”被排挤的行为冷眼旁观,而“我”由于早恋被恋人出卖,险些被文工团开除,一度成为被集体批判的对象,集体带来的耻辱感使两人互生同情,“我”因此对“耗子”受到集体不公正的待遇感同身受。油然而生的同情感使“我”无法心安理得地当一个看客。

    “我”的故事与严歌苓的亲身经历类似,可视为作家自叙传式的代言者。从事件的亲历者“我”到“文工团”叙事的书写者严歌苓,经过岁月的沉淀,由感性的同情逐渐转化为理性的忏悔。当“耗子”的怪异行为被某个人揪住,其他人也蜂拥而至落井下石,众人借着集体的胆量对弱者造成难以愈合的伤害,这成为严歌苓追悔莫及的青涩记忆。严歌苓不断改写“耗子”的故事,实际上是在剖析自己,即使无人追责,内心的自责也无可回避,忏悔遂成为不断重写文工团叙事的冲动,通过反复修改“耗子”的结局,以求减轻自己的罪恶感。何小曼最终患上精神疾病与其幼年丧父、重组家庭的薄情、队友的轻蔑、残酷的战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文工团的队友们成了戕害“耗子”的共犯,在集体庇护下成为摧残无辜者的利刃。在《罪与文学》中,研究者认为:“忏悔者一方面坚持自我的原则,行为出于纯粹的个人利益或欲望,出于个人的爱好;另一方面良知又在内心把忏悔者从自我迷失中唤醒,使之产生反省和产生对更高心灵原则的领悟。”④众人作践“耗子”时,叙述者“我”甚至被倾轧的“耗子”自己也跟着众人一起笑,不然更加被孤立。在公开的歧视面前,谁也不想为了这个有诸多不可理解的卑琐习惯的女兵成为集体的弃儿。因为出于自保,曾经的“我”即使在做一件损人不利己的勾当,也很难与集体唱反调。当严歌苓回忆过去的荒唐岁月,经过内心的挣扎,直面良心的谴责,生发忏悔意识;作品中隐含的忏悔意识能够唤醒读者的良知,而作者自己也在忏悔中求得心灵的净化。

    二.被虐者的反击与救赎

    严歌苓“文工团”叙事视角多样化,不仅书写者从道德层面反思自身的过错,同时作品也刻画了被虐者长期受欺侮而反抗的故事,她们不堪受辱,压抑的怨恨化作伤害别人的利器,经过内心的觉醒与挣扎,最终在忏悔中实现自我救赎。

    《穗子物语·耗子》增添了“耗子”(黄小枚)心理阴晦的一面,她面对种种打压,表面上温和地接受,实则暗地挖掘罪证,静待时机反击。男声独唱演员池学春被女兵们举报性骚扰,“耗子”也捏造事实控诉他,不知她是内心渴望被主动触碰,还是将众人对她的恶意报复给池。“耗子”的性格的扭曲,加剧了众人的罪责——恶只会继续滋生恶,“耗子”的谎言和怨愤、的内心是队友们的嫌恶、侮辱和家庭的冷漠酿成的苦果。上文已论及《穗子物语·耗子》中的“耗子”(黄小枚)与《芳华》中的“耗子”(何小曼)乃是以同一原型创作的艺术形象,《芳华》则刻画了“耗子”的另一面。在《芳华》中的刘峰是文工团里难得善待“耗子”的好人,心灰意冷的“耗子”唯独对刘峰心存好感。“耗子”精心照料残疾的刘峰,陪伴他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耗子”曾经出于报复伤害过别人,可遭受精神重创的她以德报怨,最终以平静的心态去包容这个世界,停止在怨恨中迷失自己,这何尝不是一种自我救赎?

    《雌性的草地》取材于真实的“铁姑娘牧马班”,她们曾是军区领导点名表彰的典型,作者融入虚构与想象,表现了对集体荣誉观、虔诚的革命信仰、人性欲望與爱的讴歌与批判。这部小说中的小点儿是严歌苓文工团叙事中忏悔意识最为强烈的人物形象,她受到的伤害远远超过“耗子”,她既是被男性蹂躏的受害者,也是罪孽深重的恶之花,在情欲、求生本能下沉沦。

    小点儿早年逃离无爱的家庭,懵懂无知时遭遇性侵,逐渐沦为利用自身女性魅力谋求生存的无耻之徒。后来参与街头盗窃团伙,合谋杀害了背叛者,逃亡途中,小点儿得到陌生男子的救助,她答应与他回家,谁料那人竟是她的亲姑父。缠绵病榻的姑母在衰老与疾病中煎熬,这触动小点儿埋藏内心的良知,使她萌发了强烈的耻辱感,这源自害怕乱伦的罪行被揭露的恐惧,而不是对罪过的自觉反省,这耻辱感尚未过渡成真正的忏悔意识,她尚未拥有离开姑父的决心。难以熄灭的情欲和求生的本能,一次次将无依无靠的小点儿拉回姑父身边。后来她和姑父故意延迟送姑母就医,本想姑母离世,乱伦的罪行便能一笔勾销,可当姑母病逝,小点儿强烈意识到自身的残忍与罪恶。此时小点儿的忏悔意识才真正萌芽,她坚定地走向荒凉的草原,发现女子牧马班是理想的避难所。狡黠的小点儿很快赢得女子牧马班成员的信任,唯独女知青沈红霞对她心怀警惕。小点儿和沈红霞是硬币的两面,小点儿罪恶深重,劣迹斑斑,沈红霞严于律己,为集体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沈红霞精神信仰也影响了小点儿。沈红霞最初为了追求辉煌的荣誉加入女子牧马班,为集体奉献一切的精神渐渐成为她的信仰,即使为此牺牲年轻的双腿,也无怨无悔。小点儿对这位铁面无私的女知青既感到畏惧,又被她的精神信仰折服。小点儿第一个关注到沈红霞患上夜盲症,为她熬药,对众人敬而远之的沈红霞默默地给予关爱。

    小点儿开始喜欢上女子牧马班辛劳简单的生活,这时,她真正爱上一位军官,再也不愿与阴魂不散的姑父发生关联。忏悔意识“起源于心理上的冲突状态:本我和超我的对抗。人的灵魂中这两个部分的对话、冲突,彼此的说明、阐释和相互驳难,是忏悔的存在前提”⑤。精神信仰的间接渗透和纯洁的爱情萌芽的让小点日益发觉自己的不堪:对生命极其残忍与冷漠,寡廉鲜耻地背叛疼爱自己的姑母。秋季附近的草场意外自燃,小点儿和女子牧马班奋不顾身去救火,小点儿似乎有意葬身火海,在一片金色火苗和盛放的向日葵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遗世独立的牧马班成员已经宽恕了这个身世凄惨的女子,小点儿原本可以逃跑,可她选择直面自己的罪恶,干干净净地离开,以求自我救赎。

    《雌性的草地》中正与反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沈红霞虔诚地崇拜敬仰红军精神,可她对自己和其他成员的严苛甚至到某种残忍的极端,一旦原则凌驾于人性正常需求与欲望之上,那么个人的价值则荡然无存;小点儿的一生充斥着罪恶与欺骗,然而,短暂的一生中爆发出鲜活的热度,从忏悔中脱胎出纯净的灵魂,最终实现自我救赎,反倒成为这部小说中最美好最完整最真实的生命。

    三.拒绝忏悔构成的反讽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的敢于直面自己的过错,在忏悔中追求道德精神的完善,亦或者在忏悔中实现自我救赎;而有些人宁愿选择遗忘对他人带来的伤害,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在严歌苓“文工团”叙事中均有体现。《补玉山居》中的李欣和《芳华》中的林丁丁虽然身份迥异,但价值观与命运轨迹却惊人地相似,她们虚荣心强烈,不甘平庸,可惜先天条件有限,又不愿刻苦努力,寄希望于通过婚姻实现命运的突转,选择遗忘自己伤害过的人,内心淡漠拒绝忏悔,以此才能心安理得去享受令人艳羡的生活,但往往梦想破灭。

    在《芳华》中,文工团的老好人刘峰一直单恋林丁丁,多次隐晦地表达对林丁丁的好感。一九七七年的夏夜,自以为时机成熟的刘峰向林丁丁表白,谁料她被吓哭,在暧昧的氛围中,刘峰大胆地拥抱并触碰了她,她受惊后,一边喊着救命一边逃回宿舍。林丁丁原想隐瞒这件事,可她的呼喊声引发调查,迫于外界压力,林丁丁交代了事实。当时军队规章和社会风气对待两性关系十分严苛,再加上内部批斗和自我检讨的余温尚未退却,刘峰成为道德败坏的批判对象,因此被下放。后来,他在中越战场上失去一只手臂,退伍后,没有稳定的工作,勉强维持生活。林丁丁从未想过和刘峰交往,一方面是由于刘峰作为无可挑剔的模范标兵,很难让人产生爱情;另一方面,她一直希望嫁给家境显赫的军二代,刘峰不符合她的择偶标准。可林丁丁从未拒绝刘峰出于仰慕给她带来的实惠,因此刘峰误会林丁丁对自己也有好感,这恰是“触摸事件”的导火索。然而,林丁丁将最美好的年华都用来谋求婚姻的成功,即使婚姻受挫,也要伪装并炫耀自己的生活。这种虚荣浮躁的性格,使林丁丁根本无法沉下心来反思自己的过失,更谈不上忏悔。反讽不诉诸于赤裸裸地批判,往往在对比中呈现出来。当战友萧穗子和郝淑雯得知刘峰的遭际感到对刘峰亏欠,倾力相助;而林丁丁——这个仍被刘峰捧在心尖儿上珍藏的女人,不为所动,从未对刘峰流露出同情,对比之下,《芳华》中充满对林丁丁冷漠无情的反讽。

    如果说《芳华》中的“触碰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除了林丁丁的个人过失,还有深刻的历史根源,那么士兵董向前的悲剧则源自李欣不负责任的指证和权势的阴影。

    在《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中,严歌苓曾写过文工团到工程部队慰问演出时发生的“偷窥事件”,《补玉山居》中的“偷窥事件”可以说是那段往事属于“文工团”叙事的同题异构。在《补玉山居》中,一九八三年,连长温强率工程部队在戈壁修建路基,集体患病,医院派来医生护士,其中最出挑的便是李欣。尔后,李欣指认董向前偷窥她洗澡,直接造成董向前自杀,后来证实董向前成了猫头鹰的替死鬼。而事发时,碍于李欣未婚夫的家庭背景,连队上级给温强施压,草率定罪结案。这次偷窥事件始于一个误会,对权贵的畏惧,毫无根基的农村兵成为任人摆布的替罪羊。温强重情重义,坚持寄钱赡养逝者父母,而作为偷窥事件的女主角李欣,明知董向前枉死,却刻意淡忘这件事。

    严歌苓以冷静克制的笔调反讽滥用职权的特权阶级的罪恶,李欣一面享受着未婚夫显赫的家境带来的种种实惠,一面忍受着军人家庭的嫌恶和婚后的家暴,虚荣心毁掉了她正常的生活与爱情,即使伤痕累累,仍流连于富人的交际圈。温强无法赢得李欣的青睐,直到他几经沉浮成为生意场上的赢家,李欣才愿意委身于他,所谓爱情、英雄气概都被金钱权利至上的务实观念销蚀,温强十年如一日地将李欣视为心头朱砂痣,这般款款深情,愈发显得荒诞可笑。在爱情观上,李欣与温强的前妻小方形成鲜明的对照,前者不断索取,唯利是图,后者在丈夫春风得意时甘愿放手。李欣实际上缺乏爱的能力,不懂得给予,微弱的同情心被快乐至上的人生哲学掩盖。“事实上,忏悔不仅发端于良心的焦虑和不安,起源于对道德完善的向往,而且,还起源于爱的复活和同情心的觉醒。”⑥作者以李欣、林丁丁这类人的麻木冷漠,而拒绝忏悔,反讽现代人盲目追逐利益而忽视人的良知,以此呼吁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为精神道德的完善留下一席之地。

    严歌苓始终对文工团叙事怀有极大的热情,同样的文工团叙事,严歌苓也能通过不断地同题异构,日益成熟丰富,创造出别样的新作。早期作品旨在对军人精神的批判式的继承,作者既对流淌在血液中的军魂感到骄傲自豪,又表现了军队高度集体化而压抑个人价值的反思。随着时光的沉淀,严歌苓将笔触深入至灵魂深处,不仅向读者坦诚个人荒唐岁月真挚的忏悔与怀念,通过艺术实践实现精神净化;也从被虐者的角度诠释了不同层面的忏悔与自我救赎,即从历经精神创伤后的从容宽恕,到凤凰涅槃后灵魂的升华;同时,还虚构拒绝忏悔的反面人物,作者采用冷静克制的语言,对当下唯利是图不正之风进行反讽。严歌苓不断颠覆自我,试图以知识分子的良心唤醒读者的反思,以虔诚的忏悔意识,呼唤符合人性尺度的道德完善。

    注 释

    ①倪建勋.浴火重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工团的前世今生[J].坦克装、甲车辆,2018(04):62-67.

    ②摩罗.原罪意识与忏悔意识的起源及宗教学分析[J].中国文化,2007(02):51-60.

    ③刘艳著.严歌苓论[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5,第57页.

    ④⑤刘再复、林岗著.罪与文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7,第XIX页,第150页.

    ⑥李建军.忏悔伦理与精神复活——论忏悔叙事的几种模式[J].小说评论,2006(06):10-16.

    参考文献

    [1]严歌苓著.绿血[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2.

    [2]严歌苓著.一个女兵的悄悄话[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8.

    [3]严歌苓著.雌性的草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7.

    [4]严歌苓著.穗子物语[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

    [5]严歌苓著.补玉山居[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8.

    [6]严歌苓著.芳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4.

    (作者介绍:田亚琴,湖北大学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