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背景下《沉沦》与《芝加哥之死》的身份认同困境
王心缘
内容摘要：《沉沦》和《芝加哥之死》这两部小说都是站在留学生的角度来展现主人公身份认同困境的作品。二十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寄希望于用文化霸权的手段，通过掌握主流文化的方式试图渗透他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因而本文试图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来分析两部作品中造成主人公身份认同困境的主要原因，分别从新旧身体观的对立、本土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以及跨国别文化间的冲突矛盾语境下来探讨人物命运的走向。
关键词：《沉沦》 《芝加哥之死》 郁达夫 白先勇
一.引言
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沉沦》创作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白先勇所创作的《芝加哥之死》跨度约为四十年，但是其题材和人物情节的设计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值得研究探讨。首先，《沉沦》中的“他”是在留于异乡的空虚寂寞中，偶然发现身体的欲望，因为弱国子民的背景影响而在仕途和感情上屡屡受挫。在“性”的苦闷和“生”的压抑下，最终经受不住煎熬结束生命，并且呼唤民族国家的富强繁荣。与之相比较，《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也是在外留学郁郁不得，失去人生的方向，最后在一次性苦闷的爆发下，走向死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篇小说在思想内核方向的一致性，那就是面对生存、家国、欲望的迷茫，最后难以承受走向死亡。这类边缘者的命运带有一定的文化表征，他们并无所属，在理想和现实中郁闷颓废，迷失自我。
二.“新”与“旧”的身体观
作为留学海外的留学生来讲，无论是郁达夫笔下的青年人还是白先勇笔下吴汉魂，在面对差异较大的异国文化时，由于传统的道德礼法约束，使得他们长期在性的方面压抑自我，这是造成身份认同困境的最直接的原因。这两部作品中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以“性”作为某种象征符号来阐释主人公压抑的核心。中西文化的尖锐冲突表现“性”为核心的身体观。《沉沦》中的他和《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都是来自一个有着禁欲色彩的传统伦理文化的中国。《沉沦》中的“他”放学后与日本同学一起回旅馆，迎面走来两个穿红裙子的女学生，“他”的心里突然紧张起来，其他的男同学大大方方的与女同学打招呼，只有他卑怯的默不作声。回到旅馆后他只能懊恼的告诉自己：“你这卑怯者！”这种看似怪异的不敢同女同学讲话的举止，就是典型的受封建道德思想中的“男女授受不亲”思想的荼毒。
不仅仅是身体观保守，长期忍受着来自伦理道德的性压抑在蓦然开放的国外环境下产生奇妙的混合。小说中主人公的留学背景是相对来说思想较为自由的日本和美国。《芝加哥之死》中开放的酒吧女萝娜，《南迁》中放荡的房东女都表现了当时国外开放的性观念。然而传统观念和现实环境的强烈对立，使得主人公对自我缺乏认知和把握。《沉沦》中的他认为自己本是一个十分爱高尚洁净的人，“然而一到了这邪念发生的时候，他的智力也无用了，他的良心也麻痹了，他从小服膺的‘身体发肤不敢毁伤的圣训，也不能顾全了。”封建道德的“圣训”在这种情況下和整个客观环境发生矛盾，主人公内心忍受着种种煎熬，最后走向死亡。
有意味的是，《沉沦》中的他和《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都是在一次嫖妓后促成了自杀的决定。吴汉魂为往事回忆所迫逃离了地下室，但是却受到了这座繁华城市的另外一种压迫和轻视。“自己的两穴在跳动，眼前的人群变得面目模糊，溶蚀在玫瑰红的烟雾里。”他最终决定要和这个萝娜酒吧女共赴良宵，或许是处于无可奈何，或许是把它当做一次逃离苦海的机会，但是当萝娜脱掉假发褪去伪装，他才发现她“皮肤皱得像块浮在牛奶面上的乳翳”，“将那毬火红的头发，整个揪下来，里面压在头上的，却是一片稀疏亚麻色的真发”。萝娜的变化暗示吴汉魂在美国含辛茹苦攻读下的文学博士学位只是徒有虚假的光鲜亮丽。他兢兢业业、废寝忘食得到的文凭到底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由“性”的思索到人生意义的追寻，完成了从身体观到人生观的过渡。
表面上看，是生活压力和所谓的性文化隔膜使得主人公难以丧失生存的希望，但实际上进入文本的深层结构，会发现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知识分子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复杂而痛苦的。因此从时间跨度上说《芝加哥之死》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描摹是对《沉沦》的沿承。人与人之间“性”的态度和观念折射的是国族文化的差异。
三.本土与他者的二元对立
后殖民主义的中心范畴是“本土”与“他者”及其“关系”。众所周知，东方来说，东方是“本土”，西方是“他者”。他者作为一种客体、异己、国外、特殊性，现实外在与本土的身份和角色。
近代以来中国海外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承受弱国子民的怨恨和民族自卑感，无论是心理状态还是行为举止，都与背后的伦理中国有着不可磨灭的渊源。可以说本土与他者呈现二元对立的状态是使得主人公自我认同模糊的客观原因。《沉沦》以及《芝加哥之死》中主人公面对民族歧视和文化冲突，都是他者的组成元素。他者的目光和态度是获得自我认同的必要一环。“是在与关键人物对话中、从他者的视域下进行自我审视、自我建构的。自我认同不是单向建构的，而是在一中反馈式的关系结构中完成的。”《沉沦》中的“他”是病态和空虚的，甚至可以说带有被迫害妄想症的相关症状。“他”总是揣度日本人、日本社会对他的轻蔑。主要表现在他躲避与日本同学的交往，敏感多疑，消极压抑。例如，他与兄长产生误会决裂之后总想着能够复仇，他辍掉原本正在攻读医科专业，改选为文科专业，他固执的完成自己所谓的复仇。除却面对亲情的敏感多疑之外，对待普通人，他仍表现出自卑和敌意。侍女问他“你府上是什么地方。”仿佛一瞬间戳到了他的痛处，作为中国人他认为“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所以他只好“脸红着”并且“含含糊糊的回答一声”。他曾在内心呼喊：“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然而这份爱情从未来到。
《沉沦》中的“他”认为他者对自我是绝对否定的，处在一个主观排斥他者的语境下，主人公对他者选择疏远和敌对的态度。《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同样排斥他者。他在狭小的地下室努力的读书学习，然而当毕业以后走进城市时，才发现他者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陌生的。多年的芝加哥生活，并没有使他融入这个城市属于，吴汉魂在芝加哥彻底失去了自己的社会身份和自我身份。
如果说《沉沦》中的“他”感受的是外界的鄙视和敌意，那么《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则是被整个社会轻视和忽略。《沉沦》的主人公会主动的对本土和他者进行区别隔离。“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对你当然是没有同情的，因为你想得到他们的同情，所以你怨他们，这岂不是你自家的误会么？”他一次又一次的表达对祖国弱小的愤懑，极度的自卑感使得他对他者的态度产生曲折和过分解读。
《芝加哥之死》的吴汉魂并沒有陷入这种扭曲的病态。但是他常年在芝加哥埋头读书，甚至并没有努力尝试融入社会，而他来自中国的血统，又使得他走到哪里都带着一个模糊的身份。他曾经告诉萝娜他的名字是吴汉魂，但是萝娜还是决定叫他Tokyo，因为“你们东方人看起来都差不多。”“吴汉魂”本身就带着“无汉魂”的暗示意义，加深了本土与他者之间的矛盾关系。
四.跨文化焦虑
在文化全球性的过程中，中国处于摆脱自身贫困与落后的需要，西方文化便由原先的作为中国现代性进程的目标，转变为中国文化想去靠拢的“中心”。同时西方后殖民主义也在寻求对第三世界的文化控制，主要是通过文化输出来影响第三世界的人的态度、信念、世界观等等，使得第三世界人们在无意识的被输入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受到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因此说，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化的现代身份书写同样遭遇到了焦虑。这实际上是中国文化“他者”化的一种忧患意识。
小说中两位主人公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过程不仅缓慢而且是十分痛苦。当某一个独立的社会个体在与传统价值观念对立的文化场域中产生抗拒或者无所适从时，他往往会陷入一种身份认同危机。这是文化焦虑带来的认同分裂问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中，身份认同危机的产生似乎是理所当然。而想要达到自我认同，至少需要把最根本的价值标准融合且并存。这两部作品都体现了主人公在两种文化传统中寻找生存的艰难困苦，他们在外国文化和习俗的冲击下形成与传统文化之间的隔阂，把主人公的生存处境阻碍在夹缝之间。吴汉魂一直试图摆脱旧的文化身份，导致他死亡的原因便是焦虑和绝望。这种绝望和焦虑便直接地来自边缘人的两国文化间的冲突。因此，对本身的价值观和信仰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甚至是颠覆。
中西方文化的对撞造就了身份认同的模糊。文化身份的明晰与否决定了个体存在的社会价值。文化身份的重要意义无须赘述，但是当主人公在寻找文化身份过程中遭遇困难，一边急于寻找一边无法定位自己的社会位置，那么走向毁灭就变成了必然结果。所以说吴汉魂的死就源于文化焦虑。一方面作为中国人的他在外留学多年，困于地下室埋头苦学，已经失去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身份，但是这种失落感很跨又被强大的西方主流文化碾压，在两种文化交织中产生极度恐慌。这实际上是后殖民主义主流文化的影响结果。
这两部小说都带有作者自身处境的反映，投射了整个时代的留学生群体。查尔斯·泰勒认为自我认同的求取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在现代之前，人们并不谈论‘同一性和‘认同，并不是由于人们没有同一性，也不是由于同一性不依赖与认同，而是由于那时它们根本不成问题，不必如此小题大做。”但是在真正的现代化进程中，身份认同问题似乎无可避免。人在旧的传统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评价标准中无法找到属于自身的位置，同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也产生不适应，那么很容易就成为所谓的“零余者”。因此，通过对这两部作品中身份认同问题、文化焦虑问题的剖析探讨，对已经面临着文化消融和入侵的中国人或者说深处后殖民主义背景下的中国来说有一定的思考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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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论文为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KYCX18_2040《城乡对话中的乡土书写——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