贮贝器研究综述
摘 要：古滇国由于与中原地区距离遥远，又无文字，加之历史文献记载较少，所以一直以来鲜为人知。历史上的先秦时期是中原青铜文化的鼎盛期，而西汉时期则是滇青铜文化的鼎盛期。随着云南滇池地区大量青铜器的出土，为我们研究、了解滇文化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在这些青铜器中，最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独特艺术风格的就是贮贝器。它们存在和消亡的时间与历史上滇国存在的时间大体一致，这使其成为滇国存在的标志。因此，全面探讨并揭示贮贝器产生、发展、消亡过程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有助于增强我们对这段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的认识。学术界在方方面面对其进行过大量的讨论，并积累了大量的成果，本文主要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回顾。
关键词：贮贝器;滇国;青铜文化
DOI：10.12249/j.issn.1005-4669.2020.25.345
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初，在今天云南昆明滇池区域，存在着一个古王国——滇国，其存在的时间大约有500年左右，是西汉时期云南最重要的方国。由于与中原地区距离遥远，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又因传统史学家均以中原为正统，对边疆和民族地区的古代史记载很少，所以鲜为人知。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对于这个国家做了最早的记录，关于“滇”，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耕田，有邑聚。”①后来的许多史书，如《汉书·西南夷列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等关于滇的记载均照抄照搬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
滇国人在数百年间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并部分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创造出了一种独具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滇文化。滇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滇青铜文化，云南地区发现的青铜器不仅种类繁多，而且特色鲜明，充分反映了古代云南各民族在青铜冶炼、铸造方面所获得的成就。它们的文化遗存以石寨山文化为代表。属于石寨山文化的遗址和墓葬已有多处经大规模发掘，主要地点有晋宁石寨山、呈贡天子庙、安宁太极山、江月李家山、昆明羊甫头等。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青铜生活用具、农业生产工具、兵器、纺织缝纫工具、乐器、装饰品和工艺品等，数量也特别巨大，可以看出当时的铸铜业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考古资料显示，西南地区出土的滇文化青铜器已达1万多件，90多个品种，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其中最能够体现云南特色的就是贮贝器。贮贝器是云南古代民族滇人的一种器物，主要用于存放用作货币的海贝。目前滇青铜文化中出土的贮贝器均出土于大型墓葬中，只有滇王及贵族才能拥有贝和贮贝器，一般的平民没有贝和贮贝器②。
这些贮贝器器盖上的造型十分丰富多彩，有纷繁复杂的立体雕铸和平面刻绘，不仅生动的展示了古滇国人的生活状况，也反映了当时装饰技艺的最高境界，堪称滇国社会历史画卷的缩影。是我们研究、了解滇文化提供了最为直观的资料。因此，全面探讨并揭示贮贝器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有助于增强我们对这段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的认识，也有利于弘扬滇国的历史。目前关于贮贝器的发现与研究已经积累了一批成果，本文主要对贮贝器的形制研究、功用研究进行梳理和回顾。
1 形制研究
贮贝器的形制，首先制约于它的功能要求。所谓功能要求，应包括实用功能、审美功能、礼仪功能三个方面。实用功能最基本的是，应有一定容积的腹腔以满足贮贝的要求;其次是保证安全的器盖，以及便于开启、提取的小部件。
汪宁生先生认为，贮贝并不是贮贝器最初的功能。一种是由铜鼓演变而来贮贝的时候将铜鼓倒置，或将两个铜鼓上下结合，有时可能还会给铜鼓加上盖子。这些都表明贮贝器是由铜鼓特意改装的。另一种贮贝器是圆筩形，有三个或四个足，上覆盖，或有双虎为耳。最初被认为是专门的贮贝器，但后来发现此类器物也用于盛放化妆品及妇女相关用品，其形制与内地的奁基本相同。盛贝之器中还有一件是利用铜洗，加上盖子， 是为特例，不是普遍的习惯③。
李伟卿认为，贮贝器的性质是由其功能决定的，空腹腔是贮贝器的总起点，最早使用贮贝的容器，除了青铜器之外可能还有过木质或竹制的，所以他假设细腰形筒贮贝器的“祖形”是竹器，也就是竹筒的形状与铜鼓的纹饰相结合。至于铜鼓形贮贝器则体现了铜鼓的借用和改造，诱发出了仿造的“鼓形贮贝器”。他将贮贝器分为筒形和鼓形两类，因细腰筒形贮贝器出土数量最多，属于基本造型。基于“先实用后审美的原则”，最早的贮贝器通体呈竹筒形。另一类鼓形贮贝器的形成则经历了三个过程：直接以铜鼓作代用品;铜鼓的再生利用，铸造铜鼓形的贮贝器。至于异形贮贝器，如錐形、洗形等，只是用这类器物代替了贮贝器，这与借用铜鼓收藏货贝的性质相同，因此没有必要另分一类。贮贝器形制的总体演变规律是：在完善实用功能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其审美效果，而审美效果所凭依的内容和形式，又取决于礼教要求。最后，礼教要求和审美倾向，甚至取替某些部件的实用功能。
佟伟华将贮贝器形制的发展大致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期）的贮贝器器型简单，只出高体圆筒状和矮体圆筒状，多为套盖，盖与器身以子母口扣合，上下各有两个环形耳或扁耳，足为方形略扁。晚期（西汉中晚期）的贮贝器，圆筒形继续流行，但器形发生变化，出现了少量的四方体等形制的贮贝器，且多为平盖，虎耳，兽爪足。器盖上的雕塑造型日趋复杂。还出现了铜鼓形贮贝器，分为单体鼓形和叠鼓形两种，只少数盖顶无雕铸立像。
蒋志龙也贮贝器分为：桶形和鼓形两种，但是对这两种类形又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划分，如桶形贮贝器包括：无耳细腰桶形、虎耳细腰桶形，包括铜筒，鼓形贮贝器包括：铜鼓贮贝器（此处指利用铜鼓装盛海贝，不对铜鼓本身进行任何加工和改造，最多在铜鼓的底部加一底。在以往的《报告》或《简报》中，通常将其称为铜鼓鼓形、叠鼓形） ，此外还有非鼓、非桶的异形贮贝器。他还对这两类贮贝器的演变规律进行了总结：铜鼓，由陶釜——万家坝型——石寨山型;贮贝器：铜鼓——铜鼓贮贝器——鼓形贮贝器——叠鼓形贮贝器;桶形贮贝器：铜筒——无耳细腰桶形——虎耳细腰桶形;异形贮贝器。④
西汉早期贮贝的贮贝器数量增多，其功能逐渐向贮贝专门化发展。西汉中期，数量继续增加，此时形制有较大变化，部分铜鼓加盖成为专门的贮贝器，并有叠鼓形贮贝器，且盖上除简单的动物形象外，还有场面宏大、题材复杂的人物故事，贮贝功能的专门化已基本完成，且在墓中取代铜鼓成为最主要的礼器和身份象征。西汉晚期贮贝功能继续强化，并有专门生产的叠鼓形贮贝器。此后随着滇文化的衰亡作为墓主身份象征的贮贝器也随之消失。
2 功用研究
贮贝器的用途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演变的。《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中指出：“铜鼓是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最重视的一种重器，在盛大的祭典上把它陈列着，同时也作为乐器和藏财货之用。铜鼓在历史上曾用于祭祀、战争、集会以及贮藏财货，作陪葬品和娱乐等。主持祭祀和指挥战争的大权已被少数贵族所垄断，其从本质上说它不是一般的乐器，而是掌握在少数贵族手中的重器，是统治阶级权力的象征。这里所说的贮藏财货的功能，就是指最初由铜鼓演变而来的贮贝器。
货贝总是与贮贝器相伴而出现，因此有学者通过研究滇文化用贝年代及出土情况来研究贮贝器的功用。在云南地区的剑川敖凤山、呈贡天子庙、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都出土过环纹货贝，即椭圆形，背面中部隆起，有黄褐色的圈纹⑤。滇文化的海贝在战国早期中型墓中开始出现，此后战国中、晚期在大、中型墓中较为稳定出现，西汉早期一度减少，至西汉中期突然大量涌现，并迅速达到顶峰，随葬海贝的数量和墓葬数量也大大增多。此后快速回落，西汉晚期后段随着滇文化的逐渐衰落随葬海贝的墓葬数量大减，只有少数大型墓中有海贝随葬，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以后在滇文化走向衰落时也很快消失。而在战国时期，仅发现少量滇国的贮贝器，且多用铜鼓贮贝。这说明最初海贝并无专门容器盛装，贮贝器的最初用途也并不是专门用来贮贝的，而可能仅是一种代表地位和身份的礼器类容器。
王永胜认为贮贝器是专门用来盛装货贝的器物。其第一功能还是一种实用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需要，贮贝器器盖上作提钮之用的一些小型的简单饰物，规模逐渐扩大，装饰逐渐复杂，艺术性逐渐增强，大有喧“宾”夺“主”之势，实用功能逐渐削弱⑥。
樊海涛指出贮贝器和铜鼓应该被当作滇国存在的标识。与商周时期的铜鼎一样，西汉时期，滇国的贮贝器也具有了一定的“礼器”功能。一般的贮贝器可被滇王或滇国贵族所拥有，但叠鼓形贮贝器的主人只能是滇王，其象征意义类似于中原之“九鼎”⑦。滇青铜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这种叠鼓形贮贝器可作为判断滇国“滇王墓”的一种标志性器物，它对我们建立滇国的滇王世系以及晋宁石寨山古墓群的考古学文化谱系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学者尾山胜认为：贮贝器是重器，陪葬贮贝器象征着墓主的权威地位。贮贝器不仅是贮藏货贝的容器，而且也是象征权威的一种器皿，统治集团或某个统治者，要利用贮贝器盖上所表现的特定场面或器身上铸出的某些图像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同样的，李伟卿认为贮贝器的日益华美，与厚葬制度有很大的關系，但就其形式流变不常而言，说明在它的成长期并不是为了随葬而专门铸造的明器。贮贝器的兴盛、衰落和滇王的政治命运紧密联系。就其在墓中常与铜鼓并存来说，贮贝器明显具有“重器”的性质，特别是后期有场面铸像的作品，其歌功颂德、夸示富贵的政教作用更是确凿无疑，这也证明了贮贝器是滇王权力的象征。
汪宁生则认为，贮贝器上的一些装饰即使表现同一内容，也互不重复。这些是按器物主人意图而制造的，不是大批量生产的器物。因此，这些场面也就不能仅仅理解为一种装饰，而是有着纪念或记录某一事件的性质。滇国人没有正式的文字，不能表达复杂的意思，故只有通过组雕方式来表现。因此他认为这些贮贝器最主要的功能是“纪念碑”性质的。
3 结语
汉置益州虽然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深化了民族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并造成了连绵不断的战争，滇国也正是在这一系列的战争中走向消亡的。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终于因王平、田广明大破益州，斩首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而使滇国一撅不振，最终消失于历史的长河。
那些曾经存在过的古滇国贮贝器，可以算的上是百年滇国的一个缩影。因为贮贝器除了可以盛装货币、纪念某事以及体现权利和身份之外。在这些青铜器的器盖上，滇人用一种巧妙而又生动形象的方式记录了他们社会生活的各种场景——立体雕塑。这些雕塑内容涉及了狩猎、杀人、祭祀、战争、纺织、纳贡等人物活动场面，极为复杂而完整地表现了古代滇国的民族、农业、畜牧业、狩猎业、渔业、建筑业、冶金业、纺织业以及包括交通工具、生活习俗、音乐舞蹈在内的政治、经济、贸易、军事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是古代滇国社会生产生活的缩影，蕴含着无尽的先民智慧与历史积淀。想要了解古代滇国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贮贝器是非常关键的一类器物。因此非常有必要加强对这一文化瑰宝的认识、重视与研究。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②肖明华.论滇文化的青铜贮贝器.考古，2004（01）
③汪宁生.云南青铜器丛考.考古，1981（02）.
④蒋志龙.云南晋宁石寨山M71出土的叠鼓形贮贝器.文物，1999（09）.
⑤吴艾妮，叶荣波.滇文化用贝习俗分析.四川文物，2013（06）.
⑥王永胜.铜鼓·扣饰·贮贝器——滇国青铜文化艺术探源.寻根，2003（05）.
⑦樊海涛.“贡纳场面贮贝器”刍议.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01）.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2]肖明华：论滇文化的青铜贮贝器.考古，2004（01）.
[3]汪宁生：云南青铜器丛考.考古，1981（02）.
[4]蒋志龙：云南晋宁石寨山M71出土的叠鼓形贮贝器.文物，1999（09）.
[5]吴艾妮，叶荣波：滇文化用贝习俗分析.四川文物，2013（06）.
[6]樊海涛：“贡纳场面贮贝器”刍议.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01）.
[7]王永胜：铜鼓·扣饰·贮贝器——滇国青铜文化艺术探源.寻根，2003（05）.
[8]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文物出版社，1959年.
[9]刘利，刘虹：滇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的审美差异浅议——以鼎和贮贝器为例.艺苑，2010.
[10]李伟卿：贮贝器及其装饰艺术研究.云南民族学院学报，989（04）.
[11]佟伟华：云南石寨山文化贮贝器研究.文物，1999（09）.
[12]刘利：古滇国青铜贮贝器造型艺术探究.创意设计源，2017（06）.
[13]李昆声：云南艺术史.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
[14]蒋志龙：铜鼓·贮贝器·滇国.中华文化论坛，2002（04）.
[15]万斗云：中国南方民族铜鼓文化起源考辩.贵州民族研究，1990（03）.
[16]席克定，余宏模：试论中国南方铜鼓的社会功能.贵州民族研究，1980（02）.
[17]林声：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图象所反映的西汉滇池地区的奴隶社会.文物，1975（02）.
作者简介
支宇石（1992-），女，汉族，河北人，学生，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四川大学，研究方向：先秦考古学。
